翁有为 | 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
2022-10-17 15:00:48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各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广泛、充分的政治动员，使广大进步和爱国民众不断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治体系中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之，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问题，是研究中共坚持并争取抗战胜利历史的重要课题。
一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凝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涵育了优秀的民族心理，浇铸了高尚的民族品格，激发了奋发刚健的民族精魂。但由于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社会所造成的封闭、愚昧的历史劣病，更由于近代以来殖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对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摧残和窒息，一般的中国人表面上已显得麻木、散漫、愚昧甚至绝望，其实其优良的品质和巨大的潜能则被压藏在心底。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正是由于未能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的伟力而绝少去动员、唤醒他们，从而导致改革、革命与爱国运动一再失败。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极为重视政治动员工作，但动员的范围、规模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迅速采用军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到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各项建设工作中来。
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主要表现为及时宣传党和政府的抗日方针、政策与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成果、英勇事迹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就，揭露日伪的残暴兽行和统一战线内存在的妥协、分裂倾向，号召、动员人民参加和支持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对敌斗争和政治、经济等各项建设。上述动员的内容，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和任务。抗战初期，动员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工作，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待抗日根据地基本创建与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很大发展后，动员的主要内容为号召人民参加粉碎日伪扫荡以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参加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在国民党制造摩擦和经济封锁时期，政治动员的重要内容为动员抗日根据地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制造摩擦的顽军斗争和进行生产自救运动。抗战胜利前夕，政治动员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进行战略大反攻和争取抗战胜利后的光明前途。除持久、经常的政治性动员内容外，还有大量的以临时应急任务为内容的具体性政治动员，如某一次战斗的战前动员和后勤民工动员，某一次选举的选民动员等。无论经常性的政治动员还是具体性动员，都必须进行得及时、广泛而深入，必须使各种动员方式和动员渠道保持动员内容和重心一致，才能充分发挥政治动员的巨大作用。
政治动员的方式和渠道，大体有三种。
其一，以工作组和群众团体为主的组织型动员。在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后，一面以主力配合国民党友军进行正面战场的抗战，一面派出工作团分散到各地进行群众动员工作。在华北，“以八路军派出的工作团为基点，各地战地动员委员会不久就普遍建立起来。在每个县、区、村都掀起了动员的热潮”①。战地动员委员会原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协商于1937年11月创立的。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动会这一组织形式很快在晋西北、晋东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某些地区，则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动委会在在动员人民抗战和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开辟过程中，各地方党组织也派出工作团或训练班，到各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组织了各级工、农、青、妇、儿童团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农民救国会以贫苦农民为基础，同时调整与富农及开明地主的关系，执行并监督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以动员农民并争取地主的抗日。青年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为动员青年抗战和城市学生奔赴艰苦的抗日农村、抗日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几千年来受压迫、受歧视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妇救会干部除了少数城市女知识青年外，多是贫苦妇女出身，她们“最接近和了解妇女的困难、疾苦和要求，是妇女群众的代言人、办事人。区、县妇救会是承上启下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支柱”②。为了培养中国未来的新一代主人，在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组织，动员广大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锻炼。
在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的组织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抗日组织相互配合和联结，组成动员人民抗战和建设的系统网络，使人民时时、处处受到抗战的动员与教育。
其二，以报刊杂志为主的新闻媒体型动员。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政军机构所创办的各种报刊杂志，在及时发表党的方针、政策、主张和政府的法律、条规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这一时期报刊杂志的数量之多，发行之广，宣传之深，作用之大，影响之久，在中国近代以来是未曾有过的。
除了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外，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创造了街头板报这一方便宜行并为大众所欢迎的有效动员形式。这种形式，在广大的乡村得到很快推广和普及。新闻媒体的动员成为鼓舞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精神食粮。
其三，以戏剧、歌曲、诗画等为主的文学艺术型动员。戏剧是为人民所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各抗日根据地都充分利用这一传统艺术形式进行政治动员。部队政治部门或地方政府文化部门都组建了艺术水平较高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剧团，群众也自发地组建了一些规模较小的业余剧团。这些剧团除上演反映抗战内容的著名戏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和具有反抗精神的历史剧如《逼上梁山》等外，还自编自演一些带有强烈乡土气息并富有战斗精神的抗日戏剧。这些反映抗日生活的戏剧，把日寇的野蛮残暴、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耻辱和抗日将士的英勇抵抗，以艺术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于民众面前，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共鸣，产生了良好的动员效果。这些戏剧不仅在城镇、机关、部队演出，而且在乡村巡回演出，不仅集体演出，还分散演出。抗日戏剧就象火种，将抗日救亡的烈火传向四方。
歌曲是最富有鼓动威力的动员形式。抗日救亡歌曲代表了人们的抗日的心理和情感要求，因而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在抗日根据地，抗日歌咏运动长兴不衰。人们除了歌唱著名的《毕业歌》、《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我要当兵去》、《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外，还自己创作适合各根据地乡土特点的歌曲、新秧歌、快板书和其它为群众所欢迎的曲艺形式。尤其一些著名抗日歌曲，感情表达真切充沛，气势磅礴，感染力强，成为激励抗日军民英勇战斗和积极生活的武嚣。后来被定为新中国国歌的《抗日义勇军》歌曲，在当时民族危亡之际，呼号全国不甘作亡国奴的人们，把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李公朴到晋察冀边区考察后认为：“歌咏已经成为晋察冀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调已代替了过去人们消闲，或工作中口头所唱的一切腐词滥调。农村歌咏队普遍的在乡村里成立了”。③
诗是人们心态和感情最集中的流露。抗日根据地的诗人，以其简朴的语言表达其抗日的炽热激情、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他们时而歌颂英烈，时而鞭斥伪顽，时而揭露暴日，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颤，起到良好的动员效果。诗人突破了狭小的个人生活天地，投身到民族解放和根据地建设事业中，为抗战而呐喊，为民众而创作。具有群众性和战斗性的街头诗、朗诵诗和传单诗等诗歌形式应运而起。
民歌与民众血肉相联，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爱憎和追求，而且易听、易懂、易记，容易在民众中流传，更能发挥其独特的动员作用。
除上述几种主要动员形式外，集会也是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为完成特定的政治、军事或经济任务，举行集会或召开代表大会，发布对外宣言，向社会散发传单，由领导人或代表人物做形势报告或事迹报告，均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成人夜校、冬学、盲班，既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又进行抗日和民主思想的动员、启蒙。我们在讨论上述动员形式时，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但在实际政治动员时，几种动员方式往往是同时采用或交互采用的。正是由于有了上述广泛、充分、深入、普及的政治动员，才使广大人民最大限度地参加到新民主主义政治体系中来。
二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次革命运动中政治参与的经验和教训，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参与较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障下，政治参与的阶层进一步扩大了。抗战以前，政治参与的阶层主要限于工人、农民、土兵。抗战开始后，除了工人、农民和士兵外，还有知识分子、爱国的地主士绅、中产阶级、国民党爱国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少数民族和爱国的僧侣。这种政治参与的广泛性调动了抗日根据内的各种积极因素。在抗日根据地，除了工、农、妇、青四大救国组织外，所有爱国的组织、团体都合法存在并受到保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部门也皆有他们自己的抗日救国组织，譬如教师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自由职业者救国会，还有和尚喇嘛的救国会。一般士绅名流，抗日闺媛不愿加入救国会或其他群众团体的时候，他们就可加入抗敌后援会，完成他们抗日的神圣职责”④。这种政治参与阶层的广泛性和开放性，为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和国民党统治区压抑人民政治参与的做法相反，抗日根据地的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对人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行动给予热心的引导和精心的培育。除了卖国者、剥夺公民权期限未满者和精神病患者外，不分男女、老幼、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差别，都吸收他们参加政治工作或政治活动。妇女和民主人士的政治参与问题更受到重视。在各级党组织发布的文件和各抗日根据地政权颁布的施政纲领中，都有保障民权和“三三制”的规定。党和政府组织对政治参与的引导和培育，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参与得以蓬勃、健康、有序地发展起来。
其次，在抗日民主的基础上，政治参与表现为更为自主、自觉的爱国行为。主要表现为参军、参政、参加经济建设及其它各种活动。
参军是抗日根据地人民最重要最光荣的参与行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充分的政治动员，使人们抛弃了过去“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陋习偏见，认识到“有国才有家，打走日本鬼子才过安生日子”的道理，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热潮。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许多县都曾出现过整排、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子弟参军的动人场面⑤。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许多农民家庭兄弟、父子共同参加抗日军队。1944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掀起参军热潮，一个县就有2000名青壮年入伍。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浙东地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两三年内就有由800多人发展到1万多人⑥。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每次扩军运动中，都有大批农民子弟踊跃参军。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团是动员而来的，是靠了百分之百的宣传鼓动，靠了政治动员而组织成功的，这里不允许有拉兵、买兵、派兵等等不良现象”⑦。正是由于千百万农民子弟的踊跃参军、前赴后继，才使得敌后战场的抗战有充足的兵力和旺盛的士气。
参政是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普遍参与活动。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政治动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被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内或抗日民主政权的周围。一些具有强烈抗日民主意识和工作能力的人被吸收进各级党组织、政府机构或参议会内，有的参加了各级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或儿童团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觉悟程度差别等原因，成为“干部”的多数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过去被人认为三年造反都不能成功的秀才，只有忍受人家精神的剥削、被人认为不能担当大事的人们，在担当大事的人们逃之夭夭的时候却在民族解放的光荣历史上用他们的血汗写下伟大荣誉的第一页”⑧。另一方面，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广大妇女群众，在抗日战争的动员下，冲破封建思想和习惯的束缚，积极参加妇救会及妇救会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通过锻炼和培训，许多妇女成为村、乡、区甚至县级妇救会的领导人或工作人员，还有“大批妇女担任了村区代表、县议员、县副议长、边区参议员，担任了村长、区长、县长等职务⑨”。
参加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基本任务。抗日根据的坚持和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富足。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了以垦荒、种田、养猪、纺纱、织布等为内容的生产自救运动。从总司令到士兵，从边区政府主席(主任)到基层工作人员，从部队、机关到工人、农民，相互进行劳动竞赛，涌现出一批359旅式的劳动模范集体和吴满有、赵占魁式(10)的生产能手个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组织起来”(11)的指示，根据地农民分散的生产方式相当一部分变为“变工组”“扎工组”等互助合作生产组织，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明显提高，也使个体农民在经济生产中的参与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除上述参与形式外，其他如支前、拥军、锄奸、选举、集会、文化学习等各种活动，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在支前任务中，承担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医药和抬伤病员等急迫工作。在拥军、劳军等活动中，为部队做军鞋、军衣、棉被，为子弟兵烧火做饭，为子弟兵的家属解决各种困难，甚至捐献自己节省的衣食钱物。在锄奸防特工作中，更是全民参与，甚至连妇女、儿童都站岗放哨。在选举活动中，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参加选举，行使自己神圣的政治权力。在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乡、区、县普选中，有7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在1941年2月的选举中，参选率则增到80%(12)。晋察冀边区1940年大选时，参选乡民的比例在70%以上，中心地区的平山、灵寿等县达90%以上(13)。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战争情况、人民的教育文化程度等因素，根据地人民这种对选举的政治参与程度，简直是个奇迹。这种奇迹是通过充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幸福解放而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所创造的。
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参与以组织型参与为主而辅之以个人型参与。两种参与形式互相补充，给广大人民提供了自主选择参与的自由。在抗日根据地“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家庭里，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他们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工合作，为抗敌救亡而努力”(14)。这种政治参与的自主和自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过去从不出门的大闺女、新媳妇，和行动不便的病老残废者，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这是以人民群众为后盾的铜墙铁壁，这是培育新社会的摇篮。
三
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对于抗日根据地人民思想意识的觉醒，对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战的坚持并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促进了根据地人民“公民意识”的觉醒，培育、锻炼了根据地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使中国劳动人民从个人家庭生活的空间走向广阔的现代政治社会。我们知道，尽管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早就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参与意识，但广大劳动人民却被拒绝在政治社会的铁幕之外。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致力于让穷苦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伟大历史壮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乡民，第一次“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抗战”(15)，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16)。这种认识是从家族观念、家庭观念到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转变，认识到个人人生的义务和价值，从而主动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和政治参与的锻炼，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民族解放和阶级翻身的巨大社会变革中，也实现了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其次，通过全面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参与，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聂荣臻将军指出：“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17)他又指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18)他认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还为我们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场。”(19)“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使边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20)当然，通过政治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文化与各项建设，使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正是由于对人民的充分发动和人民的普遍参与，才使得子弟兵“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渔得水，如虎添翼”(21)，才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再次，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既是对历次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和发展，又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最根本的经验是，一要相信人民群众，二要依靠人民群众，三要为了人民群众，四要引导人民群众。只有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进行深入充分的政治动员，才能促进抗日根据地人民思想意识的觉醒;只有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才能以最大努力去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民主政治体系中来，才能打一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真正人民战争。只有为了人民群众，一言一行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才能使人民自觉地献身到伟大的抗日民主事业中来。只有引导人民群众，在动员和参与过程中使人民群众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保证动员起来的群众参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这四条紧密相联，缺一不可。如果不相信人民，认为人民的力量无足轻重，就不会去动员群众。如果不依靠人民只单纯地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就不会打一场胜利的人民战争。如果不为了人民，只为本阶级和本集团的利益，就会在抗战中患得患失，动摇妥协，或大发国难财甚至投敌卖国。如果不引导群众，不给动员起来的群众以正确的指导方向和方法，群众的政治参与就会变为爆炸性的失控力量，就会对革命与政治发展带来严重危害。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正是做到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引导人民群众的统一，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注释
①见伍宗华等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史长编》(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页。
②《烽火中国》，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③④⑦⑧(15)(16)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第155、135、28—29、14、141、150页。
⑤(17)(18)(19)(20)(2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408、414、416、412页。
⑥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
⑨刘澜涛：《〈烽火中国〉序》，见《烽火中国》，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
(10)吴满有，陕甘宁边区延安县农民，著名劳动英雄;赵占魁，陕甘宁边区延安农具厂工人，劳动模范。1942年春起，开展了向吴满有学习的吴满有运动;1942年秋起，又开展了向赵占魁学习运动。从而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页。
(12)(13)《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2页。
(14)黄薇：《回到抗战的祖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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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7 15: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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