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俊、张玮 | 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
2022-10-17 14:30:0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动员及其乡村改造引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不同于以往在内部压力作用下的“非正常”流动，而这种流动主要受革命政策使然;其中各阶层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客观上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
关键词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革命；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
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抗日的大本营，更是共产党构建革命政权的试验基地。对此，冯崇义曾在其研究中做过这样的论断：“晋绥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战时环境动员农民、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的试验场。”[1]但冯氏关注的是共产党在根据地的革命动员，并未论及革命政权的构建及共产党改造乡村过程中对社会控制的强化。其实，共产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进行战争动员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亦在较多地考虑其政权的生存和巩固、革命政权的建设等，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如何能走出根据地并向更广阔的地域扩展。此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不得不面对和急待考虑并解决的问题。然鉴于当时日本入侵的现实情势，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未像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那样推行土地革命而是实行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2]与“四大动员”[3]等政策，努力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建立乡村统一战线，进而将抗日与改造乡村社会“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在当时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生态中，共产党到底是如何改造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其首要在乡村社会改造一些什么并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王先明、岳谦厚等学者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梳理。[4]笔者以为他们的专题研究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做出了很大学术贡献，但就乡村社会阶层流动与共产党革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学术探究尚显薄弱，仍有很多思考与拓展的空间，故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拟从乡村的微观层面观察抗日与革命动员给乡村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乡村社会出现的明显分层与共产党革命存在何种关联?
事实上，共产党在乡村首先是改造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如果乡村土地集中程度不严重则改造乡村共同体。即根据土地占有量及其经营类型和生产工具多少将乡村民众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使相对分散和本无共同利益的民众形成具有一致利益诉求的不同阶层，同时使各阶层在党的政策引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分化乡村原有共同体，弱化主宰乡村的原有社会力量，建立新型乡村共同体，从而将乡村社会纳入中共革命体系并实现党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这种革命试验非常成功，其革命动员引起乡村剧烈变动，尤其是导致乡村社会阶层间的“非正常”流动与分化。这些现象在张闻天的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中都有所反映。
1942年，张闻天亲率延安农村调查团对共产党政权试验较成功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当然其调查目的主要是为了探究共产党对乡村的改造情况及乡村现状，以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完善抗日民主政权，但调查材料却反映出乡村社会受革命与战争影响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由旧有乡村共同体向新型革命共同体过渡。笔者在翻阅张闻天兴县调查材料时发现乡村主要受革命政策引导社会出现阶层间的“非正常”流动与分化，而且这种流动与分化在很长时间内对乡村社会演变影响深远。故本文拟利用张闻天兴县9村(即任家湾、黑峪口、唐家吉、桑蛾村、西坪村、高家村、赵家川口、柳叶村、高家沟)调查原始材料，探讨外部压力是如何改变乡村社会固有阶级结构的;乡村社会是如何流动与分化的;这种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与分化是否可以揭示共产党改造乡村社会的某些特质。
一、革命动员与战争引起乡村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
革命与战争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阶级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因。[5]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晋西北根据地积极推行一系列经济措施改造乡村社会，以实现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共产党的乡村建制道路。为此，其运用的主要手段有：一是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缩小阶级经济差距，调动中下层民众生产热情，建设以中、贫农为主体的经济关系和乡村政权;二是实施“四大动员”，动员民众财力，要求富裕阶层出资出力，增加根据地建设的财力和抗战资金。受两大举措影响，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出现明显阶级对立以及不同于昔日阶层间受内部压力作用下自然流动的“非正常”流动。这种阶层间“非正常”流动的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受革命政权鼓舞，买卖土地现象高涨。如抗战以来兴县黑峪口中农买地者7户，买进山地98垧[6]、平地2垧;其中2户直接受减租实惠加上勤俭积蓄买地，3户缘于负担轻和勤俭，1户因家底厚、负担轻且未受战争破坏，另1户是因劳动力多且又勤劳而买地。[7]任家湾7户中农买入山地和平地38.8垧、水地1垧，4户贫农买进山地13垧。[8]西坪村7户中农买进土地68垧;其中除中农刘芝堂、刘有堂1937年买地外其余均系1941年买进，他们买入的土地来自一个外村大地主，地主卖地是由于革命负担重和收不到租子，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不得已出卖土地。而有些中农卖地则不是因经济条件差而是受革命政策引导，阶级地位上升并对地主富农有了阶级情绪，乘机提高土地质量、扩大土地数量、增加劳作便利条件，放弃外村地，从本村地主富农阶层手中获得土地，实行土地调剂。[9]
革命政策在增加中、贫农土地之时却在削减地主富农土地。西坪村富农刘恩昌1940年“四大动员”承受负担最重，被县区工作团干部摊派公粮60小石、代购粮3.2小石、法币125元、军鞋两双。从当时换算制和当地农业产量看，1石约等于260斤、1小石约等于130斤，其中9村中以任家湾和黑峪口土地条件相对好些，任家湾每垧山地产量在0.2～0.8石之间，每垧平地产量在1～2石之间;黑峪口每垧山地平均产粮0.384石，中农产量略高于平均数，每垧0.47石，而贫农只有0.33石。[10]与此相比，土地条件相对较差的西坪村的产量低于任家湾和黑峪口村。由此可见，刘恩昌负担确实较重。随后刘氏不堪重压气绝身亡，留下3个儿子分家，阶级成分由富农降为中农。[11]黑峪口2户地主同样不堪接受重负而出卖土地，躲避负担，缩小目标以抵抗减租。[12]高家村1户经营地主抗战前本为富农，1940年“代租地”(老百姓叫做“政府发地”)运动后被逼出租一部分平地，经济地位降低，再加上男性劳动力参军和战争影响，生产情绪低落，遂出卖或出租大部分土地，由富农“定为”经营地主。[13]
第二，减租减息政策推行利于中、贫农经济发展。晋西北根据地由于土地贫瘠和生产力低下的经济环境，以及阎锡山政治在山西的长期惯性，根据地乡村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以“中农为主”的自耕农经济，不存在明显的地主经济。[14]然而，共产党于1940年在晋西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为在乡村获得政治的合法性认同，便积极改造传统乡村社会，从土地及其经营方式入手划分社会阶层，推行减租减息运动，使民众有了阶级身份认同，产生了阶级敌对意识并加入革命政权行列，进而展开对地主富农的斗争。减租斗争大会便是这种革命动员的结果，斗争大会一般采取打压、强迫等手段，逼迫地主承认剥削农民。《抗战日报》就曾对兴县减租减息运动有过详述，如农民自动集合，要求地主减租、退约、退粮。在四区某村减租大会上，农民200余人在“农民减租保地大会”红色旗帜下对十几个地主质问，先对地主高文德压迫剥削、不抽旧约、私改账目、夺地加租、克扣工资等具体现象揭发。每当高某顽抗时，农民则怒不可遏地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惩办高某。经过群众几番激烈斗争，高某最后承认错误并接受减租具体办法。而佃户马何映在减租成功后即从高文德手中退出租粮19石多、白洋30余元，兴奋得跳起来连声称赞民主政府及农会组织：“多少年我就是这件烂羊皮袄，好衣服给人家穿去了，现在有了民主政府，有了我们自己的组织，只要大家合起心来，一切都有办法。”在这种存在明显实惠利益的斗争中，农民确实产生了阶级敌对情绪，认为自己长期被压迫的遭遇和悲苦命运均由地主造成。又如六区某村群众减租大会上1000多农民参与，38个地主被请参加，其中临县地主刘某拿着大捆文约账薄赴会并当场交出旧约，其他地主亦向农民退租退钱抽约，而地主樊学迟、张国宝企图抗拒，被激烈斗争几场后终于承认剥削农民。于是樊某等5个地主从640债户中抽约723张，退租息1377.9石、白洋24800余元、白银120余两。[15]
此外，日本侵略亦是晋西北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间“非正常”流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战争使人们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特别是日军大规模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人力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40年冬季，侵华日军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仅兴县、临县、保德3县被日军杀害4390人，抢掠并杀害重要生产工具牛、驴、马5640余头，抢走及损坏粮食47640石，烧房74500余间;其中兴县黑峪口等20村被日军杀害143人，大多家庭被灭门绝户;赵家川口一村被杀22人。[16]集市镇与乡村为一体的黑峪口，因敌人破坏和不时扫荡商业贸易、手工业、养殖业逐渐走向衰落;其中养殖业损失较大，许多母猪被日军抢杀，造成养母猪成为一种危险产业，养猪户大大减少。就连收入相对丰厚的手工技术人才亦遭重创。如一家木匠铺在抗战前揽活较多，大多工程建筑都由其包干，而日军侵华战争发生后生意大不如前，原因是日军大肆烧杀使民众对房屋家具不像以前有建设心理，大多家庭因陋就简，将就着维持生活，窑洞门窗“烧三眼修一眼”并用砖随便砌一下而很少用木工，导致木匠生意日趋不兴，只能靠替革命政权揽活为生。[17]结果其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社会地位下降，从而由富农变为中农。
日军对乡村劳动力资源和市场流通的直接或间接破坏亦引起乡村社会阶层的“非正常”流动。1941年，高家村1户贫农在父亲死后紧接着遇到日军扫荡，其母亲和媳妇被烧死。面对缺乏劳力之困境，他不能再继续耕种土地，遂转变为雇工。又如战前该村3户商人中有2户保持原地位不变;1户在战前赶猪到太原做生意，后因大部分地区沦陷，道路不畅，市场萎缩，只好停止长距离生意，留于本地依靠做买卖生活，趁当时能租得土地亦由商人转变为贫农。[18]赵家川口6户中农下降为贫农的主因是遭到日军杀戮;其中1户4口人的家庭被杀得只剩一个老人，另1户被杀两个壮年兄弟，家中严重缺乏劳动力，无法进行正常农业生产，经济实力迅即减弱，于是被划入贫农阶层，还有1户是丈夫被杀，家中只剩妻儿，无法维持原有生活，其余3户是因遭到日军破坏不得不分家而下降为贫农。[19]
二、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的特征与趋向
前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间“非正常”流动原因做了探讨，发现外部压力是乡村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的主因，尤其是革命政权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它使乡村原有共同体走向分化并向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方向重新整合。张闻天经过分析乡村调查材料对此有所认识，他发现抗战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土地关系变化是随阶级结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阶级关系变化较明显，地主逐渐分化没落，人数减少，经济力量削弱;富农实力下降，家庭人数减少，经济规模缩小，但户数有所增加，阶层有所扩大;中农人数增加，阶层扩大，经济情况一般改善;贫农逐渐上升，阶层缩小，经济生活改善;雇农、工人地位转变，人数减少。[20]张的论断虽未对共产党乡村社会改造的目标予以直接揭示，但对乡村社会阶层流动的一般性特征做了概括，间接反映了共产党乡村革命政权“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场景，即削弱地主富农势力，强化中、贫农力量，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为更好地明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阶级结构变化的真实景象及其变动轨迹，兹将抗战前后兴县9村阶层分布状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抗战以来9村地主、雇农、工人、商人、贫民和其他阶层与战前相比户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地主总户数减少6户，雇农减少8户，工人减少3户，商人减少28户，贫民减少1户，其他阶层减少19户。富农、中农与贫农总户数呈上升趋势，富农较战前增加11户，除高家沟外其余村庄富农户数略有增长甚或阶级身份保持不变，而其中大部分下降地主和上升中农转变为新富农，使富农数量大幅增加。中农户数比重居各村之首，总户数较战前增加17户，虽有增长，但流动相对稳定，每村平均增长不及两户。贫农增长相对多些，较战前增加27户，每村平均增长3户。通过这一静态的观察发现战前晋西北根据地9村地主户数本来很少，仅占总户数的4.3%，战争发生后又减少6户，总户数随之减少8户，地主比例相应降至3.4%，而中、贫农户数相对较多且又一直在增加，致使中、贫农阶层户数比例居绝对优势，乡村社会结构呈现以中农为主、贫农大量增加、富农相对增多、地主和其他阶层减少的“中间大，两端小”的发展趋向。
具体言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的特征及趋向是：
第一，地主实力削弱并向富农转化，同时经营地主相对增加。如黑峪口战前19户地主中经营地主9户，抗战发生后16户地主中经营地主同样为9户，这说明有些地主在没落且转到农民阶层。[21]赵家川口2户地主中1户战前经营自己所有地的16.45%，1942年只经营10.39%;1户战前经营38.04%，1942年缩到23.58%。[22]兴县地主裴逢藻因负担过重由一富足经营地主转为一个支出缺口太大的破产地主，裴氏家庭1939年收支相抵，能余2.1石米，而到1945年家庭给养不足达19石米多。[23]另外，手工业与商业受战争影响亦逐步走向衰亡，本等同于地主经济实力的手工业者与商人纷纷转向农业生产。[24]
第二，富农大部分向下低落，但其阶层有所扩大。因富农经营商业作坊较多，受日军破坏，房屋、积蓄、粮食被烧毁劫掠，黑峪口两户富农就由此损伤经济元气而经济实力下滑。[25]赵家川口3户富农中有1户降为中农，这户富农抗战前没有多少财富，占有40垧质量好的土地，由于雇佣劳动力较多被革命政权定为富农，随之生产情绪低落，农业产量逐渐降低，“四大动员”时又被视为财主受到一些打击，户主受惊亡故。[26]柳叶村富农户数虽较战前增加1户，但经济力量削弱了，而恰巧当时又出现严重工作失误，某些下属干部将富农经济与地主混为一体，用对待地主办法对待富农，加重富农负担。如1户老富农肩负全村各种负担一半，又在打“顽固”和“四大动员”及春耕借粮借款中额外出了很多物品无力扩大再生产。另1户富农家中有个村干部，各种负担不很重，但因劳动力丧失、娶媳妇花钱、1939年以来各种负担加重等因素没有更多积蓄扩大生产。[27]黑峪口5户富农中2户因劳动力死亡、1户因“晋西事变”[28]及扩兵影响男丁离散，加之黄河将水地和平地大部或全部推掉，失掉最基本生产手段，结果利益受损，经济实力下降，阶级身份发生转变。[29]
第三，中农经济地位多向上发展，向下低落者少。中农在革命政权提倡、奖励与帮助生产发展政策下生产积极性提高，多从事劳动，经济条件得到很大改善。[30]柳叶村1户中农升为富农是由于负担轻、人口少，加之家中有一个半脱离生产的干部不得不雇人耕种，用剩余积蓄雇了一个长工，土地经营方式发生变化，阶级成分随之改变。另两户中农虽在1939、1940年负担过重，经济受到创伤，但到1941年和1942年时已在努力恢复中，有条件升为富农。[31]1942年，赵家川口中农忙着买地、典地、调地或买牛种植棉花，只要天一下雨就种棉，导致中农种棉户占全村种棉户绝对多数。[32]黑峪口20户中农中9户改变成分，其中2户上升为富农，1户从减租获益，减租3年少出租10石，使其买地有了本钱，加上劳力多又勤劳，抗战发生后趁机买了一批地，但男丁为避兵役参加政府工作，导致劳力缺乏，只好雇工经营，被划为富农。另1户本为陕西富农，因陕甘宁搞土地革命移到山西，随身携带一些财物，抗战以来没有承受多少负担，因此买地租地雇人经营上升为富农。[33]赵家川口35户中农有1户升为富农，其土地虽少却质量好，人口少且有一大群牲畜并放高利贷，抗战以来又扩大原有地面积，雇了长工，上升为富农。[34]
当然，有部分中农向下低落。如赵家川口有5户富裕中农拥有较多较好土地，与一般中农距离相差颇远，与富农接近，本可上升为富农，但因日军破坏只有1户升为富农。[35]柳叶村4户中农因1940、1941年劳动力得了伤寒病无法进一步发展生产而经济条件下降。[36]黑峪口5户中农降为贫农，其中4户是因黄河推地、劳力变弱(两户系衰老，1户吸大烟不务正业，1户是连年遭受人口死亡和疾病打击)。[37]面对境遇变化，只好由中农变为贫农。
第四，贫农大部分上升，小部分下降。上升原因得益于减租减息。贫农是租佃关系中的主角又是欠债最多的阶层，以往要将收获物很大部分以地租和利息形式缴纳地主，减租减息政策贯彻执行后租子交得少，以前必须交给地主的一部分在政策推行后可以留给自己，结果部分经济情况好转的贫农买了地，买回一向耕作而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黑峪口战前43户贫农除移走和破灭10户外保持原地位23户，另10户改变了成分;其中5户上升为中农，1户因发横财和减租得益买地上升，其余4户流向贫民等阶层。加上革命政权负担政策大大减少贫农包袱，使其可能留给自己的更多，以便将其作为改善生活或再生产的资本。柳叶村5户贫农得到减租减息好处与负担减轻，出现成分上升趋势，3户在1941年买入土地，2户租入牛扩大耕地面积，爬上中农阶层边沿。[38]黑峪口2户贫农因勤俭积蓄乘“晋西事变”后地价便宜买进土地而阶级身份上升。
贫农有下降户，但较少。如黑峪口1户贫农变为贫民完全因劳动力衰老，1户降为雇农是因父亲死后租不起地，1户变为水手工人是媳妇死后再娶用完积蓄且租地又无“垫支”，1户贫农在“晋西事变”后买地买役畜而条件得改善，但日军“扫荡”抢走劳动牲畜、毁坏工具和衣物而从中农或接近中农的边缘降下来。[39]
第五，雇农和工人社会地位大部上升或向上攀升。抗战时期工人、雇农、自由职业者与贫民在经济上受损大得利少，他们失业后向农业转移，成为贫农队伍的补充者。[40]柳叶村2户老雇农因社会不安定、雇主不多、实际工资降低，生活比过去更苦，除做短工外种几垧地，随之变为贫民。[41]黑峪口抗战前有工人9户，除移走1户外7户保持原身份，1户因战争破坏失业而由粉坊大师父转为贫农。到1942年，9户工人除原7户成分不变外，1户由贫农转为水手工人、1户由贫民转为纺织厂工人。[42]
第六，商人阶层向农业转移的趋向显著。黑峪口战前有小商人63户，战争发生后除移走和破灭16户外保持原地位者31户，改变成分者16户;其中1户中等商人因经商不稳将商业资本置买土地转为经营地主，3户转为富农(1户战时用晋钞赎地雇人经营转为富农，2户小商人勤俭且未受战争破坏和负担轻趁地价便宜买地、雇人经营由商人上升为富农)，4户转为中农(2户因男丁死亡和避兵役外出由“做粉”和“磨豆腐”的经营小商伴种地变为只种地或有时卖点饭的中农，1户因商业亏本、商店被日军火烧和原有耕地被水推而地位下降，1户因时局不稳由商转农)，8户降为贫民(3户因烟赌嗜好，3户因死亡劳动力和家人，1户因儿子全都参加工作不能顾家，1户因河上跑船做生意难以为生)，这8户中又有4户曾遭日军烧抢且财产损失很重，1户因意外事故死了50多只羊。[43]
第七，其他阶层逐渐趋于消亡并被整合到不同的阶层。黑峪口村表现尤明显，除6户移走外仅1户保持原成分，15户改变身份;其中1户本靠房租过活，后因日军烧掉20余间房子吃不到房租只好靠种地生活变为中农，1户小学教员因战事失业成为贫农，1户军警因吸大烟赌博转为贫农，1户公务员因不能养家转为小商人，1户国民党籍小学教员不愿为革命政权服务转为小商人，另10户变为贫民。[44]
三、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流动与社会整合
综合前文所述，受战争与革命影响，特别是在共产党革命动员和乡村改造作用下，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引起乡村社会剧变，社会分化明显。然而，根据地乡村的这种社会分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整合，只不过不同于以往乡村受内生性因素[45]主导发生的社会整合，此次乡村社会整合是外部强力作用的结果。当然，这种外部压力引起乡村社会裂变的同时夹杂着内部压力成分。自然因素与传统社会习俗依然是乡村社会分化的内在要素，脆弱的自然生态对乡村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如当时许多家庭因黄河水推地、受灾严重、财产大量损失、经济实力下降而致阶级成分变化;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里，家庭劳动力的自然缺乏或老化是阶级结构变动原因之一。此外，看重“面子”的乡村社会极易受到像丧葬婚糜等巨额开支影响，导致部分家庭经济贫困;个人“好吃懒动弹”一向为农耕社会所厌恶，但社会又很难消除这一陋习，它往往使某些家庭家道中落而阶级成分改变。可见，乡村这些固有的社会关系仍是社会分化的内在机制。
日本入侵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亦是乡村社会分化的致命要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虽是共产党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之一，但经不起日军大规模扫荡破坏。而共产党革命更是晋西北乡村社会阶层“非正常”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虽未在晋西北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但实行的减租减息和“四大动员”的负担面主要集中在地主富农身上，特别是地主因不堪重负而实力大降，不得已向富农、中农等阶层转变。结果许多地主富农发生心理变化，生产情绪低落，宁愿将土地抛荒甚或向佃农夺地亦不愿出租，如要出租往往租给自己亲戚或朋友以避免收不到租子，造成经济利益更大程度地受损。[46]
处于中间阶层的中、贫农是乡村社会结构的主体，亦是共产党革命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47]所以，他们是共产党乡村政权构建中积极联络的一方，其负担和村摊派都相对较少，他们的经济收入能够承受较轻的抗战负担甚或略有盈余。此外，中农亦是乡村最稳定的阶层，许多贫农和地主富农阶层都流向中农。贫农在革命中获益最大，承受负担最小，而且还得到革命政策大力扶持，其纷纷转变为新中农。由此发现，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改造目标是削弱地主富农大户势力并推动非农业向农业转变的社会整合，扩大中农与贫农阶层，使乡村社会真正成为一个中下层农民主导的社会。
然而，有一问题值得注意，据张闻天等人所言，乡村中地主富农阶层相对是农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他们掌握着农业生产的良好资源，而中农及以下阶层并不掌握多少农业生产工具，资源占有较少，他们虽受革命政策鼓舞，获得土地、减轻各种负担，但他们中许多农户经营农业生产的能力较差，即使有高质量土地与好的生产工具亦不会充分利用，更有甚者好吃懒做，根本不愿从事农业活动。这些不良现象导致当地农业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很难提高，尚需共产党做更多工作才能使其适应农业生产。但共产党还是要壮大中、贫农实力，而且在以“中农经济”为主的自耕农经济的乡村社会中仍要用革命政策削弱地主富农势力，扩大中、贫农阶层，这或许正是共产党乡村革命乃至改造乡村的一个基本方略或者是一种革命途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此就曾有所揭示，他认为“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继续的”。[48]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和革命政策使农民产生了政治意识，激发了革命热情，使其由封闭、保守、被动的政治形态向新的政治形态参与过渡，形成以其为主要角色的村落共同体。诚如江沛所言：革命政权的建立“主要依赖出身于农民的基层管理者，传统的乡、绅和神权趋于没落。作为一个阶层，农民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潜在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49]民众的这种政治热情正是共产党革命的潜在力量及保持区域政治活力的外在因素，而且它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演变。
如果单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分析，上述结论是对其浅层次的一个概括。如从更深层次探究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的“非正常”流动，笔者以为这种流动与社会整合是共产党在根据地的一个政治构想，即共产党努力在乡村上演底层革命，延续“锄强扶弱”的革命逻辑，分化乡村社会的村落宗族或家族力量，培养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爱国热情，使民众固有的个人或村落观念向国家观念生成和转变，同时又在划分阶级时调动民众的阶级敌对情绪，使民众的阶级身份认同发生变化，并使其体认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及其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实际距离，从而打破乡村原有社会和政治秩序，构建一种共产党领导的“强国家弱社会”的乡村秩序，实现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改造和建设，进而探寻出一条成功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西农村’跟踪调查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S072)之阶段性成果。
[1] 冯崇义：《农民、知识分子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2] 1941年4月1日《晋西北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修正公布，具体内容共8条。
[3] “四大动员”即动员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军。
[4] 如王先明的《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一文从共产党政权在晋绥边区对地权关系的调整、改革与乡村社会的变革做了研究，认为乡村社会阶级和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动影响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路向;渠桂萍、王先明的《试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从乡村权力主角重塑和基层组织再造的视角，分析了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结构的变动及其影响;岳谦厚的《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村选与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村选考析》(《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分别从乡村政治构建和乡村经济改造角度，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做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历史透视，探讨了共产党对晋西北乡村共同体的自我重构与政治构图。
[5] 岳谦厚、张玮：《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6] “垧”指一个大牛正常条件下从早晨到中午所耕地称为“一垧”，晋西北民众喜欢采用“垧”表示土地大小，“一垧”约等于3亩。
[7] 《黑峪口土地占有问题》，山西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A141-1-99。以下所引该馆档案资料只注卷宗号。
[8] 《任家湾底土地诸问题》，A141-1-117-1。
[9] 《西坪各阶级土地占有》，A141-1-93。
[10] 《任家湾底土地诸问题》，A141-1-117-1;《黑峪口地租问题》，A141-1-101-1。
[11] 《西坪阶级变化》，A141-1-92。
[12] 《黑峪口土地占有问题》，A141-1-99。
[13] 《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A22-1-18。
[14] 岳谦厚、张文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
[15] 《兴县减租运动的开展》，《抗战日报》1943年12月21日第2版。
[16] 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277页。
[17] 《黑峪口手工业和饭摊》，A141-1-100。
[18] 《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A22-1-18。
[19] 《赵家川口土地问题》，A141-1-131-1。
[20] 《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21]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22] 《赵家川口土地问题》，A141-1-131-1。
[23] 《兴县农村经济调查表》，A141-1-140-2。
[24] 抗战发生后黑峪口粉坊、豆腐坊、铁匠铺、木匠铺、银匠铺、磨面与饭摊等副业活动都相继衰落，大多农户转入土地生产。参见《黑峪口手工业和饭摊》，A141-1-100。
[25] 《黑峪口手工业和饭摊》，A141-1-100。
[26] 《赵家川口土地问题》，A141-1-131-1。
[27] 《柳叶村阶级关系》，A22-1-22-1。
[28] “晋西事变”指1939年12月阎锡山向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29]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30]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12页。
[31] 《柳叶村阶级关系》，A22-1-22-1。
[32] 《赵家川口土地问题》，A141-1-131-1。
[33]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34] 《赵家川口土地问题》，A141-1-131-1。
[35] 《赵家川口土地问题》，A141-1-131-1。
[36] 《柳叶村阶级关系》，A22-1-22-1。
[37]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38] 《柳叶村阶级关系》，A22-1-22-1。
[39]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40] 《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94页。
[41] 《柳叶村阶级关系》，A22-1-22-1。
[42]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43]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44] 《黑峪口阶级变化问题》，A141-1-102-1。
[45] 本文的“内生性因素”指的是乡村社会内部自然产生的变量，如生、老、病、死以及婚丧嫁娶等社会现象。
[46] 张玮、岳谦厚：《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乡村研究》2007年第5辑。
[47]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48]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49] 江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张文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副教授;张玮，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7 14: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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