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 战时中国的抵抗与生存
2022-10-15 14:35:4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和整个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一样，30多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学术化的过程，只是较之近代史的其他领域，抗日战争史研究更为复杂和敏感，因而学术化过程来得更为艰难和缓慢。不能不承认，和人们的普遍期待相比，抗战史研究的现状无法让人十分满意，许多领域在完成一些基本事实的构建后，继续推进的动力不足，研究思路有待深入，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拓展。抗日战争的研究不应该成为评功摆好的舆论争夺场，而要本着历史的基本立场，进一步厘清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这场民族战争中中国的困局、能力、地位做出清晰的考察、界定乃至反思。抗战中中国的最终胜利是一场民族求存的伟业，关乎世界文明走向的选择，也是国际博弈下弱者绝地反击的范本。从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近代中国的每一步都和世界息息相关，抗战是近代以来中国面对世界迎接的最大一次挑战，中国在这场挑战中存活下来，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流变的一个翻转性总结，同时还暗合世界历史的拐点，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战争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生存的战争，战争是这一时段最紧要的关键词，也是抗战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中之重。但是，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代史界对正面战场做了集中的开拓性研究后，这十几年来，战争和战场的研究进展甚少，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正面战场的许多会战甚至都没有专题论文讨论，早年的一些研究由于具有较为强烈的为正面战场正名考量，也不免于夸大中国方面战斗效能之弊。对于抗战史界而言，进一步深化战争过程的研究，是一项必须认真面对的基础性任务。

　　战争研究首先要面对事实。战事的背景、谋划、组织、准备、进程、结局、影响，双方的伤亡数据、影响战争结果的因素、前方和后方的关系、指挥系统的运作，这些都是需要研究者予以厘清的。战争进程往往千变万化而又错综纠缠，许多细节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考验研究者的耐心、细心和洞幽烛微的鉴别力。尤其是抗战中，中方是弱的一方，许多战役客观言，呈现的事实或许会比较“难看”，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直面历史的诚实和勇气，而这本身也是研究者乃至研究者身后的整个民族有没有足够的自信和底蕴的体现。近年来，随着日方资料的不断公开，进一步利用中日两方资料，对具体的战争进程做更为细致的解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战争研究又不仅仅是面对事实。战争伴随着血腥，人类当然要尽可能避免战争，但不得不承认，战场的确是人类才华最直观、最具激情的角力场之一，战争的抉择、战略的制定、战争的指导、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提供天才肆意挥洒的空间。战争常常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战争过程中又充满着或然性，其间的拿捏和把握，既间不容发，又妙至毫巅。作为研究者，我们未必具有当事者的天分、格局和视野，但事后诸葛是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胜场，利用结局作为理解的思路而不是必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当年那些掌握历史命运的决策者的内心，穿透他们的灵魂，看到一些当局者自己也未必预料到的历史样貌。悬着这样的探求目标，或许比单纯的事实研究更能体味到历史的魅惑。

　　具体到抗战史的研究，关于中日两国战略的制定及战争互动中双方的不断修订、发展，研究就不是很充分，值得进一步挖掘。淞沪会战前后中国方面是否具有宏观的战争设计，研究者看法也不尽一致，大可进一步深入。中国持久战略如何提出、形成、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台面上大人物的片言只语，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少得令人叹息。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决策和落实机制到底怎样，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无法控制的扩大战争道路，朝鲜、中国台湾乃至东北的成功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刺激，中国战场又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经验和体会，日本在中国控制区如何建立、展开其统治，研究者在这些方面都还大有可以着墨的空间。

　　人

　　人是历史研究永恒的主题。战争状态下人的命运、选择、生存更是历史研究者应该牢牢把握的焦点。

　　过往的抗战史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事件、制度、过程吸引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视线。多数时候，人是作为上述研究的附着物而被提及，人作为历史主体被独立关注远远不够。

　　战争是非常态的，和常态下的人相对安定和易于生存不一样，战争状态下，人被抛离正常生活，尤其是遭受侵略的一方，民众失去稳定的环境，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生存异常艰辛。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可能激发出非凡的潜力，但也可能遭遇无妄之灾，被战火和苦难无情击倒。战争中的人，特别无助，也特别脆弱，我们既要注意到那些激昂奋发的抵抗者，更要注意到无数不知名的被战火湮没的人们，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些人在历史中常常无法发出声音，历史研究者理应为这些人留下一块栖息灵魂的角落。

　　对中国而言，抗战还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常态的战争状态下又慢慢呈现出常态，尽管这种常态的底子还是非常态。持久的战争，是对意志的巨大考验，生存资源紧缺的背景下，人们的选择更加困难，生活和生存常常成为压倒一切的选项。以沦陷区为例，大部分的民众不能说没有民族观念，中华文化的潜移默化也一直在塑造一个共同体，这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危机却能维系民族命脉于不坠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原因。但是面对日本统治的事实，尤其是汪政权这样一个花瓶的存在，民众除了选择不合作外，更多的只能做出生存的选择。在这种选择后面，可能存在许多难以言说的灰色境域，有敌意、无奈、自暴自弃，也可能有无动于衷、刻意逢迎、为虎作伥，甚或诸多因素的相互交缠，非当事者恐怕很难真正体会。从回到历史现场这一任务言，这些人的生存和内心世界，研究者不能漠视。

　　战争带来了灾难，但对不同的个体和群体造成的伤害并不完全一样，这些个体和群体如何在战争状态下生存，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具体刺激，战争状态下普通民众生活的变与不变，这些都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深入挖掘的课题。被日军侵略卷入战争状态的普通中国民众，背景不同、处境不同，生存状态也不尽相同，他们在战火下的疏离、冲突与融合，呈现得也还远远不够。

　　侵略者作为战争中主动且居于强势的一方，当其作为个体时也不失研究价值。战场上的日本兵和平时不会是一个样子，在国内和国外也不会一样，不同的日本兵面对同样的境遇反应也不尽相同。加害者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背景，他们的认知、抱负和现实究竟有着怎样的落差，他们如何成为战场机器?许多士兵既是加害者，又是治安维持者，还是家庭里的父亲、丈夫或儿子，这样的多重身份如何调适，其间有没有、有多少内心的涟漪?如果我们的研究更多回复到人本身，这些都是无法忽略的课题。

　　中共

　　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当年中国国民党是执政党，而中共则是拥有独立武装的反抗力量，在抗战的旗帜下，双方成立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在这场民族战争中，国共两党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对抗战史的书写各有自己的理路，台湾方面长期强调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法理领导，中共则强调敌后战场的意义和地位，应该说，双方都各有所本，而且并不必然相互排斥，作为后人，完全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一段历史。

　　由于正面战场的突出地位及影响，以及相对规范的作战形式，正面战场的作用较易于为人们所认知，加之几十年来，台湾史学界对正面战场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研究，档案开放程度、研究条件也较为充足，所以，正面战场的讲述相对充分。相较之下，大陆这些年关于中共敌后战场抗战的研究，虽然出现了很多论著，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但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还是不够，一些关于敌后战场的研究刻意在战争规模、毙伤人数等问题上和正面战场争短长，反倒冲淡了事实的价值。事实上，中共敌后战场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独特的战争形式，这是中共大胆的创造，套用普通的战场形式讲述敌后战场，既无法讲出这一个战场的独特性及其意义，而且常常画虎不成反类犬，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抗战期间，以游击战、根据地为主要战争形式的敌后战场，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生存，生存是理解中共敌后战场的锁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产党一样，中共是一个自我期许极高、进取心极强的政党，抗战时期中共却放下身段，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社会政策都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为目标。中共踏踏实实，不务虚名，坚持持久战方针，不断坚强自己的队伍，强化根据地，造就了一种韧性的生存。无论山地还是平原，中共都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通过党政军民的总体战，利用日军兵力不足及异民族作战的弱点，打破其完全占领的梦想，使之始终处于敌后军民的抵抗和威胁之下，而中共则在战略和政略结合指导下的持久坚持中不断壮大发展。

　　生存的要求看似不那么积极，却是当时中共乃至整个中国抵御侵略的现实道路。中共抗战中的成长是一个系统工程，持久是系统工程，抵抗也是系统工程，生存更是系统工程。游击战是为了生存，根据地也是为了生存，大而言之，整个的抵抗就是为了生存。中共就是要用我之生存，压缩敌之生存，生存需要通过抵抗获得，生存本身其实就在抵抗，生存和抵抗联为一体，此即所谓生存中的抵抗、抵抗中的生存。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中共的生存是在全国抗战的背景下实现的，某种程度上，还是在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这样的生存本身是正面和敌后联合抵抗的一部分。中共的敌后生存以陕甘宁边区为后方，陕甘宁边区又以全国的大后方为后方，正面战场的坚持抵抗和牵制，无疑是中共的敌后生存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敌后的生存又有力支持了正面的持久。

　　生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战争常常以毁灭对方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的生存更直接决定了战争的成败。中共从生存到壮大，尽管最后不一定能够独力和日军决一雌雄，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昭示其伟大的成功。

　　中国与世界

　　抗日战争，中国是获胜一方，当然，这个胜利是和世界反侵略阵营共同取得的，但是，这样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已经难能可贵，说是历史的一个翻转，并不为过。

　　和谈论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一样，单纯强调中国在反侵略阵营中贡献了多少武装力量，毙伤了多少敌人，并不一定能够切中问题的要害。客观而言，抗战时期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中国的战斗能力有限，期望中国在战场上对侵略者形成毁灭性的打击，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夸大中国在抗战中的战斗能力，不一定有太多意义，只会堕入宣传的老套，降低自己的说服力。

　　其实，在这场战争中，研究者更应该做出纵向比较，揭示抗战前后中国民族如何走出沉沦，而这种走出，又和世界的民族自立是同步的。

　　近代以来，中国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对于习惯了以天朝自居的国人而言，国权丧失和地位沦落都是痛苦的经历。不过，当我们对近代的丧权辱国耳熟能详时，其实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件事实，就是在殖民盛行的近代，除了少数西方列强称霸世界外，西方世界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被完全殖民化，尽管丧失了许多主权和领土，中国疆域仍然大致完整，主权未遭完全破坏，中国的生存能力相当顽强，这应该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的另一面。

　　20世纪初起，中国开始了逐渐走出低谷的历程，抗战在这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检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侵略战争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从战争参与各方看，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像德国、意大利，是老牌西方列强，日本则是新崛起的工业强国;反侵略战争的一方像英美法苏都是传统强国，即便如此，法国还是遭遇了灭顶之灾，而一些欧洲小国也多夹处两大阵营之间，或遭灭国，或失去行动的自由。中国既不是老牌工业强国，也不是新兴国家，却在抗战中顽强坚持，避免了灭国的悲剧，而且拖住了日本继续扩张的步伐，对世界反侵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几乎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在现代战争中能够做到的极致，在二战中也是罕有的特例，其牺牲之巨大可以想见，而意义也弥足珍贵。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抗战初起时尚未实现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在抗战中的胜利代表了弱势民族的抵抗，开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先声，而中国无论战时和战后，也都为世界尤其是东亚民族的自决和独立做出了贡献。作为二次大战中在屈辱中奋起，实现了民族独立并保持民族独立于不坠的国家，在绝境中抵抗而不是在绝境中屈服，可以说是中国为这场战争做的最大贡献之一，而这又正符合着当时世界的潮流与追求。二战结束，中国获得世界性的大国地位并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中国这样一种精神和奋斗的肯定与认同。尽管，要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力，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毕竟通过抗战绝处逢生，迈出了生存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信还会有更明晰的呈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5 1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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