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维木 | 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2022-10-15 14:21:4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研究视角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往的时段划分是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研究范式的划分方法。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研究的。固然这个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难免受到局限。这种局限首先就是表现在视角方面。

　　从大的方面看，抗日战争研究主要是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前一个问题，研究是没有局限的，而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在很长的时期内确实有局限。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确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战后不长的时间就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必然成为观察与描述的重点，中共成为了中国抗日的主体。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之下，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描述历史不全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抗日战争研究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研究主体，其他诸如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活动，国家外交，国统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状况等，均缺少普遍与深入的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作为共产党活动的背景情况加以研究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党派抗日战争史。而实际上，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生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推动这段历史演进的原因包含了多种因素，既牵扯到日本的政策，也牵扯到中国的内政，并且还牵扯到国际局势的变化。以中国共产党当时所处的地位，它的活动虽然对战争发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忽略了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其他因素，显然会模糊历史的全貌。其实，即使仅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如果忽视了战时的各种复杂背景，党史的描述也会有很多缺失。

　　第二是描述历史容易失真。

　　在以中共党史为研究主体的情况下，对抗日战争历史状况的考察容易出现党派的色彩，意识形态在研究中发生了支配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两岸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对立形同水火。而这种对立如果被掺杂到历史研究中去，难免产生偏见。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描述，长期以来，台湾的史著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游而不击”、“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与此对应，大陆的史书则仅描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作战几无叙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的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实际，容易使历史失真。

　　近三十年来，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有了很大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抗日战争史不等同于中共党史中的一个阶段史，而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断代史。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但如果仅从党史的角度来观察这段历史，那么这种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无法涵盖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全部内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之下，历史学界得以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而抗日战争，被称为中国民族复兴枢纽，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此背景之下，人们突破了抗日战争史就是中共党史的阶段史的限制，开始从更多的方面来研究和总结抗日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民族复兴的历史经验。

　　首先是关于抗日战争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

　　如果超越了党派的视角，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全体的对外反侵略战争，那么凡是参加到抗日阵营的民族成员便都成了研究的对象。这里所说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是指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什么影响。一般来说，过去的抗日战争研究，也很重视民族成员在战争时期的关系，如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地方实力派与国共的关系等。但是那时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体，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划分是以阶级的区分为标准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突出了民族成员之间矛盾的同时，却忽略了抗日战争的民族一致性。仅以国共关系研究为例，做如下分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展开、坚持和最后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末期，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的专著未见出版，但在这一时期的中共党著作和革命史著作中，几乎都述及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在这些著述中反映出来的学术观点主要是：1.中共历经了“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变化，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2.国民党停止“剿共”政策，外部原因是中共与人民的压力，内部原因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激化的亲英美派集团与亲日派集团之间的矛盾;3.国共两党一直存在着“抗日、团结、进步”与“妥协、分裂、倒退”之间的斗争;4.中共坚持了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力量的原则，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停止反共活动;5.抗日战争后期，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战后两党分裂。以上观点的理论依据和史料依据，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和公开了的中共党史史料。这些观点构成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基本框架，明显地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放在了首位，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一面。

　　198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联系到他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应该说他对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是持肯定态度的。随后，关于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出现热潮。几年时间，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发表了百篇以上，并连续出版了多部国共合作史著作。这些著述与以往的明显不同，主要是利用了更多的史料。如一直未曾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汇编》，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全国政协保管的史料，以及台湾保存的档案史料等。值得提及的是，近两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也成为人们利用的重要史料。利用这些史料，研究者基本弄清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代表性的研究有：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李坤《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1985年第8期);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罗健《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习五一《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李良志《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金冲及《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人心巨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增刊);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与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汤宇兵《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占善钦《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李良志《渡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毛磊、范小芳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田克勤《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王功安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6);黄修荣《国共关系史》3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这些著述难免还存在着不同的缺陷，但它们毕竟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指中国共产党倡导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地发动了中国人民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2)即使是在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也出现过纷争以至于武装冲突。这是因为，两党的理念与宗旨是完全不同的，代表的阶级与阶层也完全不同，这就导致了党派利益诉求的分歧。但是，因为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华民族举国一致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负影响的是全体民族成员的利益，任何党派利益显然必须首先服从民族整体的根本利益，失去了民族整体利益，党派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无论两党在战争中有着怎样的分歧与冲突，合作抗日却是贯穿始终的。因此，应该这样说，抗日战争并不是任何党派单独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涉及战时民族凝聚力的研究，还包括对于民主党派与人士、海外华侨、少数民族、民营企业家等的研究，三十年来在这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凸显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民族一致性。

　　其次是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二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过去已经有了很多，主要观点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是遭受日本侵略的结果。而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过去较少引起注意。近些年来，受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这种研究了。相关的研究有：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年第1期);荣维木《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虞和平《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丁贤勇《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薛毅《抗日战争与中国工业现代化》(《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范水涛《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张淑芳《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以及袁成毅、荣维木等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等等。这些研究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1.从政治层面来看

　　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2.从经济层面来看

　　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至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3.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废除旧约，另订新约，中国从此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研究主旨的变化

　　求真是历史研究的唯一主旨，秉公直书是自古以来史家所推崇的美德，但能真正做到这点却也不那么容易。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这就牵扯到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前面说的抗日战争研究视角的变化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了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关系，秉公直书就很难了。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历史研究有它独立的特性，虽然它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却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违反科学的现象。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被描述出来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这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反思抗日战争研究，过去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现象。这里所说的不同程度，是指失真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不顾史实而错误地描述历史;一是强调部分史实的同时有意忽略其他史实。无论是哪种失真，也无论它们表现程度的大小，都违反了历史研究的求真主旨。

　　仅以抗日战争军事研究为例。抗日战争存在着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关于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正如前述，由于两岸分裂形成的国共两党的严重对立，大陆方面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指挥的抗日正面战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对于战时中共曾经赞扬过的淞沪战役和武汉战役，也是批评的多而表扬的少。在突出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同时，对于正面战场诸如昆仑关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滇西缅北战役等带有战略意义的战役只字未提。而总体结论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初期被迫作战，相持阶段之后完全是消极抗日了。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长期坚持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努力斗争，中国的抗战无法坚持到最后胜利。但同样不能否认，没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长期坚持，中国抗战也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从近三十年的情况看，求真主旨的贯彻，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开始对国民党指挥的抗日正面战场予以了比较客观的描述和评价。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关于正面战场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三十年来关于正面战场的通论性著作有：郭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05年再版);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87);.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马振犊《血染的辉煌——抗日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另外，关于抗日战争通史的图书中，距今越近，其中对于正面战场的论述内容就越多。关于具体战役的个案研究有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璋)、《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田玄)，以及罗玉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学林出版社，2002)等。另外，近年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通论性著作和国民党人物研究著作中，对正面战场也有相当篇幅的叙述。除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正面战场的研究论文。

　　根据出版和发表的著述，正面战场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有无抗日的战略准备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致认识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一直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方针，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并无抗日的战略准备。而现在则有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坚持认为：“在抗战前的长时期内，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战几乎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1]—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即已着手抗日的准备工作，如划分国防区并制订和实施修筑国防工事计划，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军队实力、战略资源、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补给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寻求解决办法，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进行军事演习等[2]。黄道炫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中，也提出了明显有别于以往的观点。该文通过对“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抵抗与妥协的关系、“安内”的内涵、“安内”的方式以及“攘外”与“安内”之间重心的变化等问题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这一方针，“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党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无奈的抉择”。另外，杨天石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分析，提出这样的观点：“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该文还提出蒋介石“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涉及安内与攘外的关系。这是一家之言。

　　2.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

　　过去一般仅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其战略方针并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3]。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之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陈先初前引文)。另外，还有人在两种观点之间，对国共两党战略的异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4]。

　　3.关于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

　　与前述战略问题相关，近年来还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的形成时间有这样几种意见：(1)1938年底的南岳军事会议提出“正面阵地防御战转变为敌后游击战”[5];(2)1937年冬由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提出，蒋介石采取并通令实施[6];(3)国民党制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时就提出了“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其后方”[7];(4)1935年蒋百里即已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马振犊前引书)。持上述观点者一般都肯定国民党实施过游击战。还有人研究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实施问题，如罗玉明《第一次南岳会议述》(《怀化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引人注意的地方仅在于该文重新提起了南岳会议之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实施。该文认为：“从游击战来看，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约20万兵力，另外在第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虽然这些观点因缺少足够的论据而不完善，但启示人们的是，在敌后地区和敌后游击战的概念界定方面，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和讨论的空间。另外，也有人对中共游击战和国民党游击战进行过比较研究。如杨奎松的《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提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中共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战法上，二是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硬，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与配合，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不仅难以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中共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一是为了限制和破坏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这些部队后来有相当部分投敌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8]。

　　4.关于正面战场何时开始消极抗战

　　过去的观点一般都把1938年广州、武汉的失守和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为国民党由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间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是中国抗日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的阶段，日军的进攻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国民党也尚未消极抗战。在这期间，正面战场曾发生过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枣宜等较大规模的会战。另外，国民党还出动总兵力的半数发起过“冬季攻势”，两年时间伤亡官兵百余万，歼敌26万余。而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方面，开始消极抗战[9]。还有人认为，国民党五五全会虽然提出反共方针，但这与消极抗战之间并无必然联系[10]。现在又有人提出，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是始于广州、武汉的失守，也不是始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是始于1940年正面战场冬季攻势的失败[11]。

　　另外，关于正面战场战役的个案研究也有成果，几乎涵盖了正面战场的各个重要战役。如关于平津战役的有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和战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荣维木《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现地交涉”》(《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关于淞沪战役的有张振鹃《淞沪抗战：中国的主动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徐勇《日本侵华既定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关于武汉会战的有于国红《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关于中国远征军作战的有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豫湘桂战役的有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

　　上述研究，不能说已臻完美，但至少是以求实的主旨去做的。当然，对于敌后战场的研究仍然受到重视，但基本观点并未改变，故不做评论。除了军事研究以外，其他方面如战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也贯彻了求真的主旨，这里也不评述。

　　研究内容的拓展

　　研究视角与研究主旨的变化，也使研究内容拓展开来。受范式的影响，早些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使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当然，仅此两项，已经有许多课题可做了。而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政治与军事的研究，发表的著述在量上已经明显减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增长。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即使是以前就有的课题，写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全新的课题，如战争遗留问题，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成果。这里仅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加以评论。

　　1.战时经济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与中国抗战的进程及胜负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并未见以战时经济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版。而从70年代末开始，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逐渐受到重视，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资料、专著和论文。在这些著述中，反映出战时经济研究的范围正逐步拓宽，水平也正不断提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对国统区经济的研究。70年代末以前，一般研究是以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较少注意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因此，在总体评价上，对战时国统区经济持否定态度。而近三十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这些研究包括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资源开发、工业内迁、金融货币、田赋征实等问题。一般来说，这些研究虽然也批评国民政府的失误和官员的腐败，但对战时经济调整以利抗战的方面是加以肯定的。二是对根据地经济的研究。这个研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内容的拓展方面。除了中共土地政策、财政税收、工商贸易、大生产运动、货币金融等研究不断深入之外，根据地的工合运动、私营企业、家庭手工业、难民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均有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三是关于沦陷区经济的研究。这个课题除了仍然注意殖民地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外，内容也有许多拓展，如对于日本投资产业的种类、掠夺资源的方式、统制政策的研究，对中日合作产业的研究，对沦陷区鸦片种植的研究，对军票的研究等，都有一些新的成果。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开始对殖民地经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

　　2.战时外交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对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战时外交的研究比较薄弱。近三十年来，战时外交研究著述颇丰。主要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以双边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有：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被列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于1993-1996年先后出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等。专题性的著作有：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徐万民《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全面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另外，还有大量有关战时外交的学术论文发表。这些研究的以下方面观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苏关系。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在则有人提出，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关于《苏日中立条约》，过去一般强调条约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现在有人提出，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苏联为自身利益而牺牲中国的绥靖主义产物。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持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

　　二是中德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德国协助日本破坏中国的抗战。而现在不少人提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因为它担心日本陷入中国战场将失去对苏联的钳制作用，并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陶德曼调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一调停中，德国希望中日双方都做出妥协，达成停战，而并非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迫使中国投降。还有人提出，在抗战之初德国曾在中日间保持中立态度，并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外交政策完全倒向日本，但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仍在暗中进行。直到1941年德国宣布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才宣布与德国断交。

　　三是中英美关系。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引人注意。第一是关于远东慕尼黑与英美的绥靖政策。过去认为，英美等国在绥靖政策主导下，确实存在过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拟议之中的“太平洋会议”即是远东慕尼黑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英美在远东对日本做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在欧洲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而“太平洋会议”是由国民政府而不是由美英积极推动的，其目的是联合英美制日，因此不能把它说成是出卖中国的慕尼黑式的会议。第二是关于美国在抗战后期的扶蒋抑共政策。过去一般认为，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卷入中国内政，实行的是扶蒋反共政策。而现在有人通过对史迪威事件的研究提出，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并主张国民党实行改革和加强国共合作。关于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接受中共的5点建议，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多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武装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避免中国的内战。第三是关于中共战时对美政策问题。有人认为，战争后期，美国出于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排除了蒋介石的干扰，谋求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而中共对此予以了积极的回应，这主要表现在对史迪威的支持与配合美军登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还有人具体地考察了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的过程与结果。除上述问题外，关于中英之间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关于美英与西藏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研究。

　　3.战时文化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研究方面。近三十年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文化的研究内容丰富起来。择其主要介绍如下。

　　一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这个研究虽然是个老题目，却有了新的见解。有人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如有人以东方文化复兴为主题，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的关系，结论认为：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精神与以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互相联系而共同形成了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还有人提出，在共产党人内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认识也有明显歧见。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

　　二是关于战时思想流派的研究。以中国民族文化复兴为口号，战时出现过不同思想派别间的论争。而在以前的研究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以外的思想流派没有引起重视。只是在这些年来，对战时不同思想流派的研究才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关于战国策派，过去的研究只是笼统地认为它是一种反民主的法西斯理论，是为国民党的政治独裁提供理论依据，而近些年来，有人对战国策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主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战国策派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不可能是亲密无间的，他们反对传统文化，但目的是为扫除他们认为的存在于儒家道德中的假仁假义，提倡尚武风气，从而抗战到底。又如对陈立夫的唯生论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的研究，有人提出，唯生论本质上就是唯心论，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主张，而是以宣扬唯心主义世界观来在政治实践中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至于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有人指出它没有多少学理上的创造，不过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杂凑出来的，与唯生论一样，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另外，对于传统文化学派、东方文化学派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4.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战争遗留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严格说来，这个研究不单纯是历史研究，其中也包含了现实中日关系的研究。如果仅以历史研究为视角，一切在中日战争中产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都属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范畴。这些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有历史的延续性。从类别上看，研究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1945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其中确认日本发动战争“违反了国际法规，犯下了残虐的刑事犯罪”。1951年，日本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之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这表明，关于战争的性质所属问题当初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即开始涌动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暗潮。如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否定、对东京审判的置疑、解放亚洲论的出现等。这些观点不仅存在于著述中，更为严重的是还出现在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教科书里面。因此，关于战争性质的评判，重新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相关的著述开始多了起来。专著有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而相关论文，据统计2000—2009年共发表141篇之多。这些研究不仅驳斥了否定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错误史观，也分析了这种错误史观形成的各种原因。

　　第二是对战争责任的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按照国际法规，对于加害国的责任应该进行清算，东京审判的目的就是完成这种清算。清算的内容，一是对战犯予以惩治，二是对受害国家及其人民予以赔偿。前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后一个问题，因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不了了之。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人权运动的影响下，战争清算重新被国际社会关注。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都在不同程度上掀起了战争受害者个人要求赔偿的运动。受到影响，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中国民间战争受害索赔诉讼有数十起之多。本来，战争责任清算属于政治问题，但由于战争受害涉及了对于历史的认识，因此它也是历史学者关注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有“慰安妇”受害问题、强制劳工受害问题、细菌战受害问题、化学武器受害与遗害问题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1999)和《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解学诗、松村髙夫《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等等。另外也有大量相关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从类别上看仍然是日本侵华罪行研究，但比过去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关于日军性暴力研究，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实施，完全是一种新的研究。又如细菌战、化学战问题，新的研究展示了很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抗日战争研究出现的上述变化，无疑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这里择其主要说明两点。

　　第一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我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二是在了解史实的前提下找出历史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了基本史实和基本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形成正确的史观。视角的扩大，史料的发掘，方法的更新，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年来，有关史实辨证的成果特别丰富，实证性研究大大进步了。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研究停滞在史实的陈述上，而不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我以前说我不太赞成“一切历史都是史料学”的观点，而倾向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就是从史学的功能这个方面来强调的。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显然是违反科学的方法，不应采取。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极端相反的倾向呢?这是个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我认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有些著述确实存在重史而略论的倾向。实证性研究是为了弄清基本的史实，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基本规律，两者有先后的差别，但同样都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也使我联想到，我们评说日本史学界有“碎化历史"和"历史无构造”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中国是否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呢?

　　第二是民族情感与历史研究科学性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任何历史研究，无论研究者如何标榜研究的客观公正，都不能完全扫除研究中主观情感的痕迹。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研究者受民族情感影响不仅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不能予以苛求。但是，如果这种情感妨碍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那就是不应该了。而在目前的抗日战争研究中，确实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受民族情感支配而违背历史科学的现象。比如，出于民族自尊的立场，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时，研究者普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对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无疑的，过去和现在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我们可以引为自豪。但是有些研究，在证明中国贡献的同时，夸大甚至曲解了历史，就背离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了。如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国际上主流的观点是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为标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但近年中国的一些研究，为了强调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证认为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这种论证，明显的是单纯以中国为视角，而忽略了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国际因素，因此得出的结论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又如关于中国在战时的损失与牺牲，同样是强调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有些研究者无限夸大中国的损失与牺牲，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说明中国的贡献，因此在许多计量问题上出现了不实的现象。与此相关，关于战绩统计，一些研究也有明显的夸大[12]。

　　除以上两点外，在抗日战争研究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但我相信，三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已经表明，抗日战争研究正在不断地进步，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会在将来的进步中得到解决。

　　注释

　　[1] 陈小功：《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

　　[2] 马振犊前引书;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3] 陈先初：《关于国民党初期抗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求索》1994年第4期。

　　[4] 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5] 戚厚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6] 韩信夫：《试论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刘赤：《评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7] 唐国利：《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8] 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

　　[9] 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

　　[10] 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

　　[11] 张设华：《国民党消极抗战起于何时》，《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2] 参见袁成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和江沛《笔谈“抗日战争研究与沦陷区研究”》，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

　　来源：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

　　作者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5 14: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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