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淑娥 | 加藤周一《羊之歌》的时代价值
2022-10-13 16:44:5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加藤周一(1919—2008)是日本思想家、文明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著名反战人士。《羊之歌》是他的自传性随笔，中译本《羊之歌》是日文版《羊之歌》与《续羊之歌》两部作品的合集。前半部止于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主要描绘了加藤周一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求学经历、战争体验等。后半部止于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高涨的1960年，围绕作者的战争反省、赴法留学、欧洲巡游、旁观日本等内容展开。书的副标题是“我的回想”，但《羊之歌》的内涵远不止是一部散文集或回忆录，更是一部时代思想记录。
加藤周一的思想历程，可从其经历窥见一斑。加藤1919年生于东京，父亲是开业医生，母亲是天主教徒。他在1940年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同时旁听文学部课程。1943年大学毕业，进入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工作。1945年参加“原子弹爆炸影响日美共同调查团”，赴广岛进行调查。1947年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共同发表了《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开始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日文《羊之歌》全书共40篇，是以作者自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在《朝日周刊》的连载为基础写成的。1968年结集出版后，该书50年来一直畅销不衰，截至2018年已经重印60次，并在岩波书店创业百年之际进行的“读者选书”调查中位列三甲。本书的中文翻译也很出色，而且注释丰富严密。
《羊之歌》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录和深刻的社会观察，鲜明地体现了加藤由战争经历塑造的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加藤刚进入东京府立第一中学。在他从中学毕业升入高中的1936年，发生了著名的二二六事件。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时，他还是一名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1943年加藤大学毕业时，日本开始把青年学生送上战场。总体而言，加藤的学生生涯，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时间几乎是重叠的。从《二二六事件》《八月十五日》《广岛》《一九四六年》等充满象征意义的标题，到《美竹町的家》《青春》《回忆美好往事》《那是一个晴天》等文的字里行间，许多地方都显示出他对战争的独到思考。
首先，通过二二六事件，加藤看清了政治权力近乎荒谬的残酷。此前日本建立伪满洲国、退出国际联盟等事件并没有给加藤的生活带来大的影响。加藤和家人“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中聊着战争的话题，却不理解战争的意义”。事件发生之后，他发现自称“为了天皇”的将校最终被天皇斥为“国贼”，被陆军领导称赞的“奋进部队”被称为“叛军”。“在那里，诚意遭到背叛，理想主义受到利用，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昨日的忠诚立刻变成今日的谋反”。二二六事件的意义，对于加藤个人而言，就是坚定地远离政治;对于日本历史而言，就是走上了“一条通向荒凉未来的军部独裁之路”。
加藤就读第一高等学校时，正是政治权力介入文学、报纸杂志导入自我审查制度和大众品味变化的时代。这种充满压迫感的氛围，使得加藤厌恶军国主义。“在我看来，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宣传就是一种滑稽的时代错误，同时，对于大日本帝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目的，我从来都不持肯定意见”。因此，当1938年新感觉派旗手横光利一到一高演讲时，加藤和同学们对横光为军国主义张目之行经发动了猛烈攻击，指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加藤等的行为，与其说是针对横光，不如说是针对那个为美化侵略战争、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狂热时代。
因为日本的时代错误，中国、朝鲜、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无数人民在二战中失去生命。同时，日本青年学生也被迫出征，有些甚至丧命，其中就包括加藤的挚友中西哲吉。中西是加藤的高中同学，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审美情趣，是他最忠实的理解者和支持者。1945年中西在菲律宾战死，令加藤终生无法释怀。对于中西之死带来的影响，加藤在生前回忆道，最好的朋友在国外战死，自己却在祖国安全地活着，这种沉重的“负罪感”激起了内心那种近似于愤怒的反战情绪。
尽管加藤自认为“我是羊年生人，自我感觉性情温和如羊”，但是他对于战争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加藤认为探讨战争的性质，首先要探讨的是这个社会的整体以及它的历史与结构。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社会，“军靴践踏了所有的美好，权力愚弄了所有的理性，军国主义抹杀了所有的自由”。“战争会把所有人都变成恶魔，所以，我反对战争”。进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和中国的战争，从道义上讲，是罪恶;从国际法上讲，是侵略;从战略上讲，恐怕就是百分之百的空想”。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战争结束。军国主义下台后，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高涨，日本政府抛出“一亿人总忏悔”的宣传口号。“可是，没有人忏悔，也没有人觉得有忏悔的必要”，谁还顾得上“忏悔”呢?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地吃饱饭。这个口号表面上要求全体日本人反省战争，其实是在消解每一个人的战争责任。在讨论战争责任时，注重对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加以区分是加藤的特点。他将知识阶层的战争态度划分为积极支持、消极支持和批判反对三种类型，认为不能把那些在二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的知识阶层笼统地划归“一亿人”之列。因为，对于国家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老百姓或许无从“知晓”事实，但知识阶层是“知晓”的，例如日本的浪漫派和京都学派。
另外，在《关于新星堇派》一文中，他敏锐地指出知识阶层的矛盾性，抨击那些故意忘却和回避战争的文学青年，“在摆脱军国主义的同时间接利用军国主义政府及其镇压，在诅咒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依赖非劳动所得、佯装成自由的个人。在面对逼迫人民陷入战争和饥饿的宣传时，没有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显然是为了维护封建支配阶级”。他进一步批判那些在战时逃避现实，战后不加批判地转向和平主义的人们无学、无力、无节操，要求他们反省和直面过去。
在思考知识阶层的战争态度时，加藤还将视线投向了同时代的欧洲知识界。他发现“在日本，很多作家向军国主义权力献媚，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不断抛弃文学大花园使其一片荒芜。而同时期的法国，却有很多诗人，他们反抗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抨击‘法西斯主义’，为人类的自由和威严大声疾呼，为给文学注入新生命而努力奋斗”。在与欧美进行比较后，他发现日本落后的事实，即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为天皇制这种反民主主义体制的批判者，只是战后才出现的。
加藤战争批判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矛头直指近代天皇制。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宣传“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富士山理应“世人皆仰望”，帝国陆军理应“天下无双”，普通人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生活中，加藤邂逅了芥川龙之介。芥川对“军人犹如小儿”的描写，击垮了当时不管是在学校、家庭，还是社会上一直被神圣化的价值观，“它们在我眼前瞬间倒塌”，加藤开始不相信任何绝对的权威，包括《大日本帝国宪法》所确立的近代日本绝对天皇制。
就天皇和天皇制问题，加藤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天皇制，而非天皇个人”，“因为天皇制是战争的原因，如果不废除，可能再次成为战争的原因”。天皇制是近代日本“向世界发动愚蠢的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所以战后日本必须迅速废除天皇制。而且，加藤在《关于天皇制》一文中提出了天皇制批判的新视角，即“如果从外部来看天皇的问题，问题会变得更加简单一些。简而言之，天皇和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落后于时代”。究其原因，在于天皇权力的世袭制度与民主主义精神相矛盾。
加藤周一的战争批判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行动上。在加藤看来，“事实上，日本这个民族在追求什么，这一问题在战败后一直没有搞清楚。以为她希望和平，却又不顾宪法再次进行军备扩张，那些甚至不惜修改宪法来推行军备扩张的政党，在每次大选中都会占到多数”。基于对日本未来的关切，2004年6月10日，加藤周一同井上厦、梅原猛、大江健三郎、小田实、奥平康弘、泽地久枝、鹤见俊辅、三木睦子等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拥护《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的“九条会”，并在去世前一直坚持参与“九条会”的全国巡回演讲活动。他对于战争的批判，对政府和权力的抨击，对日本和平宪法的捍卫，对市民运动的投入，代表了当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倾向和身份自觉。
为了探求“不被历史和战争驱使的力量”，加藤的一生都在思考和写作，坚持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立场始终未曾改变，而且关注的范围延伸至整个世界。在针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发声时，他保持了一贯的清醒认识，曾经形象地将越南战争比喻成“鸦片战争的变种”。独立的思考能力、细致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海外阅历，使得加藤周一的思想更加敏锐、眼界更加开阔，也使其战争批判尤为透彻。而且，他对于战争和历史的思考，超越了一国的局限，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年日本出现两个与二战历史相关的新动向，值得深思。一是日本放送协会(NHK)首次向媒体部分公开了昭和天皇与宫内厅首任长官田岛道次的对话记录《拜谒记》，称昭和天皇有意在1952年5月3日庆祝《旧金山条约》生效及宪法实施五周年仪式的讲话中公开反省战争，但因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反对而放弃。对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诚如加藤在《关于天皇制》中所指出的一样，“二战刚刚结束时，国内外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在几乎听不到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皇没有责任，如果天皇有责任，也不意味着他已经承担了责任”。《拜谒记》的公布，实际上是日本利用传统保守主义思潮在全球扩散之机，为重塑昭和天皇形象而做出的一次试探。
二是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关系因为历史问题急剧恶化。首先，因为“强制劳工”问题，双方在经贸领域先后发动事实上的制裁和报复，并逐渐波及军事领域，迄今尚无缓解迹象。其次，是横亘在日韩之间的“慰安妇”问题，已经超越两国外交和历史范畴，影响到社会公共领域。在“2019爱知三年展”期间，一场主题为“表现的不自由展——之后”的展览，因陈列了象征慰安妇历史的“和平少女像”等作品，遭到包括名古屋市长在内的多方抗议和威胁，在展出3天后被迫闭展。针对这一结果，参展的多国艺术家们发表了抗议声明，一场国际艺术节演变成一起严重的政治干预事件。这两个事件的舆论场域虽然不同，实际上都是当代日本人历史认识发生作用的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0多年，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对战争历史的反省和警惕，以历史观照现实，从现实回望历史。因为“越接近过去，就会越清晰地看到藏于其中的现在，同时，于现在之中也能见到过去”。只有真正直面历史问题，才能做到以史为鉴，共同面向未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熊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3 16: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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