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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济工作
2022-09-26 12:43:44  来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25卷第5期 作者王艺儒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是全民族抗战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民族的抗战需要动员全民的参加,儿童也是抗战力量的一份子,因此,难童救济教养工作受到了国民政府和全社会的重视。文章阐述了难童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及国民政府采取的措施,展示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斗争及精神。

  关键词:抗战;难童;救济

  作者简介:王艺儒(1984一),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吏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难民是指“由于战火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流离失所生活困难的人。难民的产生属于社会演化中的特殊现象。难童属于难民范畴,特指难民中年龄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包括婴幼儿。那是什么制造了难民呢?就近代中国来说,人祸远胜于天灾。在抗日战争时期,难童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日军炮火的长驱直入,给战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国民政府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陷,日军曾在攻占东北的过程中,屠杀了两万三千六百六十二名中国军民。在以后的侵华行动中,造成了更大的血腥暴行,同时造就了一大批失去父母亲人的孤儿,他们的身心受到摧残,无依无靠,在死亡线上挣扎,甚至“不是被敌人屠杀,就是被敌人取血吸液,用以注射敌军的伤兵”。当时有人曾撰文:“巡视战区,触目伤心的事太多了!而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便是下列三件事:一是被敌人杀死的儿童的残体;二是敌人残杀儿童的残酷;三是目睹饥寒交迫而辗转路旁的难童”。这批孤儿的人数之多,命运之悲惨,真是史无前列!

  第二,战争的失利造成难民的大量迁徙,为了生存,为了抗日,人们或扶老携幼,离乡背井,走上逃难之路;或抛妻别子,愤然奔赴战场,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失去了父母亲人的难童,可以说难童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8年4月到1944年12月,国统区救济的难民就达到了49014892人次。一些地区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三千五千,似在路边。三万五万,逃至车站。百八十万,方算逃难”。难民数目之大,规模空前。其中15岁以下的儿童约占难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难民的大量迁徙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首当影响到儿童,大量难民涌入后方,由于无规律性及数目的庞大,再加上政府对难民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收容所的数量远远不够,大量的儿童露宿街头,受尽饥寒交迫的痛苦,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第三,天灾频频造成孤儿在死亡线上挣扎。仅以河北省的五大河泛滥成灾为例,“水退后,留下了无家可归的以及父母无力养活的孩子约三、四百名”。山东的灾民多达二千万人,儿童被遗弃或死亡者不计其数。

  战火的蔓延以及难民的迁徙,使得难童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各界呼吁救济儿童,有识之士纷纷撰文,认为“儿童是国家的生命线,国家的强弱,视乎国民是否健全,想要有健全的国民,当然从训练儿童做起。所以难童的救济是万万绝对不能忽略的。”“我们若不救济他们,必将丧失了国家的元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在儿童方面加倍努力,尤其要培养抗战中磨炼、陶铸出来的难童,因此,难童保育成为抗战建国中之急务。”迫于形势,也迫于社会舆论,国民政府及时地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为救助难童做出了以下努力。

  第一,颁布法规

  1938年6月27日,赈济委员会公布了《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7月17日,又公布了《难童救济团体接领及遣送难童派员办法》。10月20日,由行政院批准的《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方案》作为政策性文件正式公布实施。以后又陆续出台了《赈济委员会难童救济教养团体知道改进方法》、《难童生产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灾难儿童教养或保育院所学校编制及课程分配》等一系列法规。在这些方案办法中规定,收容难童“以一岁半至十六岁为限,一岁半以 下者,如有特殊情况者,仍应设法救济”。“儿童教养期限,以收养的年龄能力大小分别酌定,至其能自谋生活或免费升学为止。”

  第二,调整赈济机构

  抗战以前,“政府为办理赈灾事宜,原有赈济委员会之设”负责对难民及难童的救济。但抗战爆发后,难民数量剧增“估计不下一万万数千万人,其由战区分循水路内移者,亦有二千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主管其事”。“嗣位集中事权”",国民政府再次调整了机构,于1938年2月24日,颁布《赈济委员会组织法》,宣布归并设立赈济委员会,“掌理全国赈济行政事务”。赈济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特设副委员长1人,委员7人至12人,简任并指定3人至5人为常务委员。4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了赈济委员会委员11人,指定杜月笙、陈访先等5人为常务委员,特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兼任委员长。24日,聘许世英为赈济委员会委员,代委员长。27 日,赈济委员会在汉口正式办公。

  第三,组织抢救工作

      赈济委员会成立不久,即“召集中华慈幼协会、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汉口市难民儿童教育委员会会商”研究对沦陷区域及战区难童的救济问题。沦陷区难童之救济,决定“由中华次由协会担任,并指定地点拨给救济费15万元,交由该会委托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当时,宋美龄曾致函赈济委员会,要求做好抢救工作。文日“抗战开始,我前方民众受其影响日众,难童待救者益亟。兹特派特员前往长江一带做抢救儿童工作,减少儿童之牺牲,藉保国家实力。”至1939年9月,中华慈幼协会在西安、乾州、许昌等处先后抢救难童1300余名。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难童1000余名。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抢救难童5000余名。此外,“各沦陷区与教会团体收容儿童计7360名”“各救济区各难民站运送儿童人数计96309名”“其他团体及各县收容教养儿童人数计16807名”。加上赈济委员会直辖各院所、各团体抢救空载受灾儿童等,总计共153620名。

  第四,建立儿童教养院

  根据《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由政府出面设立儿童教养院,并监督各省市政府分别设立,“监督各县孤儿所或育婴所,分别整理,改进为儿童所或儿童保育所……约同教育界热心分子及公正士绅参加”。“协助各难童救济团体设置教养院,或保育院”。由于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也由于社会各界各尽其能.竭力参与,至1940年5月“各地保育院教养院如雨后春笋的建立起来”。先后设立的儿童教养院所已有10处,待成立者也有10所,收容入园人数为5007名。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曾在汉15I设有临时教养院1所,以后又设立6所,收容入院人数为2736名。中华慈幼协会各院所为7253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各院所为 11839名。各省市县各机关及其他各团体收容人数为34139 名。各沦陷区域各教会团体收容7360名。到1941年底, “各公私立教养难童之机构,经予补助者,计达110单位,收容儿童已达62701人”。

  第五,设立难童学校

  对失学的难童,赈济委员会设立难童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难童在儿童教养院内生活和学习,身心健康均得到恢复,所受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为了使部分已毕业的难童,特别是成绩优异的难童能获得深造的机会,赈济委员会制定了补助贫苦优秀学生免费升学及选送监督办法。难童毕业后大都找到适当的出路,或升人中学或国立师范,或选送习艺,成为掌握一定技艺的劳动者。

  第六,支持社会救济团体

  在国民当局的重视下,各种难童救济团体相继出现, 1938年2月,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在武汉发起,“当时蒋夫人领导之保育会,亦同时在汉口成立”。该会遂于4月16 日正式成立。此外,各省市也组织了诸如育幼会的难童救济团体,以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救济委员会还给与了经常性的补助。据载,1939年1月至9月,计拨发各难童救济团体补助费1018992元,赈济委员会1943年度核定经常性补助儿童救济团体有119个单位,核定一次性补助儿童教育单位 72单位,共计191个单位。全年共支出经常性补助费 28940197元,核定一次性补助各团体修建设备图书儿童服装等款计6501430元,共计35441627元。

  抗战时期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开展,其意义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不分阶级、党派、信仰、地位、性别,投身到难童的救济工作,增强了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民众共赴国难的作用。大量的难童被运送到了安全地带,得到了生活救济和医疗救济,此举颇得人心,部分的解决了社会动荡问题,此外,将难童收容入院,使他们受到了各种教育,获取自立谋生的技能,为社会输送了后备力量,当一部分年长难童毕业后进入社会时,已不再是社会的累赘,而是生产者,减轻了社会负担,后方的秩序得到了稳定,部分抗战将士因子女得到妥善安置而增强了抗战斗志。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重视难童教育工作,为国家之后的发展培养了各类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当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工作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少难童没能得到收容和教养,大量的救济拨款被挪用等,但总的来说,国民政府为救济难童所提出的教养方针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是符合抗战时期的国情的,应予以适当肯定。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6 1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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