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江苏基督教界的抗日活动
2022-09-26 11:57:36  来源：《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作者 高俊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民族危急关头，全国各界人士以不同的 方式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江苏基督教界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日作出了 贡献：开展抗日宣传，激励教众放弃“和平主义”，奋起抗争；联系国际友人，争取国际援助；利用特殊的身 份背景救助难民、救治抗日伤员；抵制日式基督教的入侵。在抗日活动中，江苏基督教界虽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广大教徒面对强暴的侵略者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最终和各界民众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春天。

      关键词：抗日；江苏；基督教

      作者简介：高俊(1972一)，男，江苏高邮人。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助教，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所占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行严密控制。江苏基督教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也遭到很大破坏，但教会中的许多人能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抵抗日军的暴行。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以各种形式支持抗日，反抗日本侵略者：或宣传号召，或设难民收容所，或组织救护医疗队，或直接参与营救抗日士兵的活动。不管他们是外国籍的还是中国籍的，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开展抗日宣传，激励抗战

　　为激发广大教徒的抗日热情，江苏基督教界的领袖和知名人物纷纷发表时事谈话，支持抗日。 中国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对南京教徒说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丧失了与 其他民族共存共荣的诚意，往往迷信武力，强凌弱，众暴寡，为目的不择手段，于天主教博爱人类 共济的福音大相径庭。”针对当时在基督教徒中有 一定市场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于斌向教徒们指出仅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不够的，还要有实际的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教徒们应奋起抗战。“必须本着公教(即天主教)的超性精神牺牲主义，把爱国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行。”战争开始后，于斌就高呼：“势急矣!势迫矣!”号召南京教区的教友将学校及宿舍的一部分让出来， 作收容伤残军人和难民之用。并要求教徒紧急购 买药物、纱布和绷带，还要求有知识的教徒向民众演说，宣传防空防毒的战时常识。他在1937年底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曾担任过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主席团主席、全国慰劳 戡乱将士总会副团长，亲赴独山前线慰问作战官兵。他向社会各界演讲“世界大战与思想”一题， 号召大家投入到反法西斯行列。基督教办的一些刊物也开展抗日宣传，当时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及南京基督教的刊物上都发表 《告全国基督教书》等文章，号召基督教徒以各种 方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基督教界的抗日宣传极大地激励了江苏基督教徒的抗日情绪，使他们不再局限于基督教所宣扬的狭隘的“和平主义”， 一些教徒直接走上抗日前线，同时也增强了普通民众的抗战信心。

　　二、抗议日军兽行，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

　　抗日战争初期，许多留在江苏的外国传教士也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目睹了日寇 的残暴行径，向本国发回了许多反映日本侵略暴 行的报道，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了国际上的同 情与支持。特别是一些留守在南京的传教士，如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米尔士(Wilson Plumer Mills)等，均向本国大使馆报告日军的兽行，以期引起本国政府的重视及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批留守在南京的传教士以信函、日记、电影胶片的形式记录了大量南 京大屠杀的罪证，这些材料成为后世人们控诉日军残暴兽行的铁证。有的传教士在战后成为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证人，为法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不仅如此，当时一些传教士不停地写信给日本方面，强烈抗议他们的行为。贝德士给日本使馆写了8封信，列举了他亲眼目睹的发生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日军种种罪行，期望军队恢复纪律；史迈士(Lewis S．C．Smythe)从1937年 12月14到1938年2月19日，给日本使馆写了69封信以抗议日军暴行。传教士对日军兽行的抗议，使日军非常恼怒，时有殴打、威胁外籍传教士的事件发生，但这并没有阻止住他们抗议的呼声。

       除了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向外披露日军兽行，江苏基督教界的人士亦有走出国门游说世界 各国抗议日军暴行的。南京主教于斌1937年前 往欧美多国访问。据1938年5月12日汉口《大公报》记载，他所到之处，“口讲笔述，激动欧美人士，主持正义，保障公理的义愤，一致赞助我国英 勇之抗战。”因其有“受人重视之地位，其言论在欧美人士中，特别具有一种强大之感动力，因此所经之地，亲华的空气，随浓厚。”在对外宣传的同时， 他还展开募捐活动。1939年2月19日(旧历元旦)，在于斌主持下举行“救护车百辆运动大会”， 由于主教的演讲，参加游行者逾万余人，游行后， 在四小时内即募得两万余元美金。江苏基督教界的活动，增强了国际间对中国抗战实情的了解， 为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

      三、救助难民

      江苏基督教界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为保护难民做了很大的贡献。日军占领南京前夕，一些 外籍传教士和外国侨民在南京西北部开辟一片 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收容难民，并且建立了名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该组织14 名成员中有5名成员来自教会机构，或是教会医 院、学校的人员。1938年，该委员会又补充了一 批新委员，绝大部分也是教会人员。该组织中教会人员和其他成员一道，尽最大努力保护难民生 命，为难民提供食物、物资以及提供医疗救助。他们在阻止日军暴行时，也会受到生命威胁。传教士威尔逊医生(William F．wilson)在驱赶一个 日本兵出安全区时，差点被枪杀。除了教会 人员的艰辛努力外，教会机构场所在安置难民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在南京陷落时，一些教会机构 和教会学校都临时充当起难民收容所，许多教会建了难民收容所。在这些难民收容所里，收容的难民前后有两万人，约占安全区内难民收容人数 的1／3。这里的难民，虽然不能完全逃避日军 的兽行，但相对而言，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军的暴行，保障了南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解决了难民生活上的困难。当日寇在南京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时候，使这里的大批难民，特别是许多妇女和儿童得以幸免于难。

　　抗战初期除了在南京的教会组织为民众提供 一些避难所以外，江苏其他地方的教会组织也做 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南京沦陷后，江苏省 政府迁设淮阴，日机随至。淮阴长老会办的仁慈 医院为保护群众躲避13机轰炸，在屋顶涂上USA 标志，并挂上“红十字”的旗子，每当防空警报拉 响，医院的大门洞开，尽量容纳四周的难民入内避难。1938～1941年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连年干旱，苏北地区常闹灾荒，人民生活困苦。美国传教士从上海运来大米、面粉、衣服等，分配到各地教堂发放。1938年日军侵占南通，美籍传教士利用学校、医院残部及城内教堂和人员组织基督红十字会，得到上海教会国际红十字会的粮食、医药等支援，对在抗日中的南通人 民进行人道主义的救助活动。总之，江苏基督 教界在抗日期间救助了无数的难民，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和日本侵略者作着艰难的抗争，在一定程 度上给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难民以生活的希望。

      四、救治伤员、支持抗日

      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如在淮阴的仁慈医院， 由于医护条件优越，在抗战初期承担了救治大量伤员的重任。据1938年医护统计表明，抢救抗日伤员创空前记录，日达六百余人。江苏地方上一些教会组织亦为救治伤员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句容的中华三育研究社的师生立即成立医疗救护队，进行救护训练，准备上抢救伤病员，参加抗战。丹阳县的天主堂主动开放，迎接34所后方医院人住，教会有20余青年男女参加护理约两个多月。

      除了救治伤员外，在抗战中，江苏一些地方的教会机构及教徒利用特殊身份作掩护支持抗日。1939年3月1日，淮阴被日军占领，由于局势的突变，尚有不少未及撤离的伤员及政府人员迅速隐匿身分，佯装病号住进医院，在医护人员的竭力掩护下，未遭日寇加害。苏北的高邮是抗日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拉锯的地方，高邮天主堂神父和修女李忠等人，经常积极掩护抗日游击队出没。 江苏各地都有天主教教会自觉组织信徒，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还有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受伤游击队员。1944年8月的一天，隐蔽在江苏海门县城北一带的新四军游击队与日伪军遭遇，展开了战斗，指导员茅锡堂中弹负伤，无法医治，万分焦急。当时，教会私立锡类中 学(现海门县中学)校长袁斯神父和广济医院(教会办的)院长蔡国梁医生以及自己的堂妹袁宝兰等教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伪警戒线，把游击队 指导员护送到广济医院进行手术。在袁神父和蔡 院长的掩护和治疗下，茅锡堂很快康复出院，重返抗日前线。更有一些教徒直接走上抗日前线， 如在徐州铜山地区，由于日本牧师的统治，教会员受压迫，有些教会人员便直接参加抗日，如区主任马瑞祥、区长张印潭(原石庄教会执事)等人。

      五、抵制日式基督教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宗教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他们在“东洋人掌着东洋人的宗教”号召下，在上海成立了“华中 基督教同盟”，作为在华东地区扩张其日式基督教的基地。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更是全面驱逐英美教士。为把中国基督教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日占领区，日本以支持中国教会脱离英美羁 绊、实现自立为幌子，封闭了所有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医院、学校和企业机构，并把英美侨民及传教士集中监管起来，乘机扩展为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日本式基督教。 对于这种披着基督教外衣的侵略活动，江苏基督教界人士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江苏昆山陷落后，日本先后派来牧师传道，企图开展当地教务并为日军服务。当时的特务牧师富田凭日寇势力，占用昆山一处地方设立礼拜堂，四出拉拢，但教徒憎恨日寇暴行，几无一人前去做礼拜，徒然空设而已，使得日方的计划受到挫折。江苏基督教人士除了对日本人所办的基督教采取消极、不响应的抵制方法外，还采用教会自立的方法与之抗衡。1939年，日寇侵占泗阳，全县教会工作几乎停顿。有若干教民代表发起在来安集北边贾庄 召开全县教会代表会议，邻县淮阴、沭阳也有代表 参加，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基督教淮泗沭自立会”， 实行教会自立。1941年，日本人为控制该地区的 教会，从徐州派牧师前来淮阴，把泗阳划为“清淮分会”，企图使教会为日本人服务，但农村教会仍坚持由“自立会”来负责，与“清淮分会”分庭抗礼， 拒绝为日本人所用。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抗战期间，日本方面企图通过发展日式基督教为侵略服务的希望并未实现，其宗教侵略政策和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一样，最终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正如1950年周恩来总理说过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问，江苏的基督教界为抗战做了很多事情。在抗战前期，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存在，在一些为抗日服务的工作上，尚有些便利条件可用。正如一份基督教会后来的报告所称：“当中日战事初启数年中，教会事业，得西工合力支持，困难不多。尽管如此，江苏的基督教机 构很多毁于战火，基督徒受迫害，如1937年宿迁沦陷后，日寇以“暗中组织‘信行救国十人团’”的 罪名，逮捕程鹏云牧师及林增仪、康迎宜两位长老，历时七十天方始获释口川。太平洋战争以后， 情况变得更糟了，江苏的教会教堂几乎全被日军占领，正常的礼拜活动遭到破坏，许多教堂被日军摧毁，传教士被关、被杀。常仁在《江苏近代史上 的基督教》一文里写到，江阴教会的23幢房屋被日军烧毁20幢，徐州王恒心牧师被捕入狱，栖山教堂的西教士被枪杀。但江苏的许多基督教并没有被日寇的淫威所吓倒，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以各种形式与日寇抗争，充分表现了与敌斗争的顽强意志。江苏基督教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成为全民抗日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6 1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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