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河惨案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022-09-24 11:44:47  来源：《理论学刊》 2002年第3期，作者杨明清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太河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次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但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一事件的表述却颇多错乱。文章针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作了比较严谨的补正，并分析了这一惨案发生的具体背景及其对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国共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太河惨案；山东；国共关系

　　作者简介：杨明清，男，山东省招远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党史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

　　太河惨案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军事史、国共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教科书、专著、辞典等必然要涉及到的事件。但是，这些书和专著在事件的表述上却差异很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即将这一事件作为重要专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征集和研究，并以《山东党史资料》1986年第2期的形式出版了资料专集。由于种种因素，这一专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影响和关注，以至于在此后出版的大部分教科书、辞典、专著中沿袭了过去的错误。故在此，对太河惨案的若干问题再作一些说明和补正。

　　一、关于太河惨案发生的时间和被害的八路军的人数

　　这是各种书籍中出现差异最大、最多的两个问题。关于时间，主要有：

　　1939年3月说，如张麟主编的《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刘和平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编委会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大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

　　1939年3月29日说，如肖一平、翁仲二、杨圣清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人民出版杜1988年版);雷德昌编著《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1937.7.7一1945.9.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等。

　　1939年3月30日说，如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通鉴：抗日战争》(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t994年版)等。

　　1939年4月或4月30日说，如廖盖隆主编的《抗日战争写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功安、毛磊著《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王秀鑫、李荣著《中国20世纪全史第5卷：全民抗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景杉的《中国共产党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唐培吉、王关兴、邹荣庚编著《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邓先山、赵玉安编著《新编中国革命史》 (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刘庭华编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 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档案出版社 1988年版);贾兴权编著《血色年轮——中国抗战八年风云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等。

　　关于被害的八路军的人数，主要有100多人惨遭杀害;残杀团政治部主任鲍辉、营长吕乙亭以下 400余人;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捕杀八路军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等不同的表述。这些表述均见于上述各书。

　　以上只是列举了1987年之后出版的部分专业书籍，其他时间出版的专业书籍及没有列出的书籍中，大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仅从以上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关于太河惨案的表述是比较乱的。这其中尤以1939年4月或4月30日说和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的表述为多。

　　4月说法和表述主要依据或来自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版(1966年版)第2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的注释。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第一版的不确切的注释作了全面修改。修改后的注释为：“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摩擦。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到一九四。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七百余人。”…这一注释中，关于惨案发生的时间的表述与1939年4月17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太河惨案专版是一致的，关于被害人数的表述则吸收了《山东党史资料》1986年第2期太河惨案专刊的研究成果，因而这一注释是确切的。而在此后出版的大多数专业书籍仍然沿用过去的说法和表述显然是难以原谅的了。并且对照这一注释，以上各书，对这一事件的表述几乎没有一本是准确的，或时间有误，或被害人数有误，或两者都有误。

　　4月30日的说法，据所能查到的材料，主要是来自于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具体的根据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引用资料时的笔误。至于其他说法，凭笔者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很难确定其真正的资料来源和依据。

　　二、关于太河惨案发生的背景

　　从以往的研究看，对于太河惨案大多是放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限共、防共、溶共”方针的全国大背景下来叙述的。而这一事件作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的第一起公开的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发生在山东，除了全国的大背景，应该还有山东方面的具体背景。有的书中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如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通鉴：抗日战争》，提到1939年2月5 日在沂水鲁村召开的军政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涉及到1939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山东国民党军队中即流传着“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宁匪化，勿赤化”、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方面的情况等。这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太河惨案都是必要的，但尚欠全面。

　　综合来看，太河惨案发生的背景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积极推行反共方针。沈鸿烈自1938年2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从鲁西到鲁北即一路干扰和破坏国共合作。1939年初进入鲁南山区后，更是亦步亦趋地执行国民党中央积极反共的政策。先是抛出所谓“山东省政府之八大政策”，强调“统一军政军令” 和饷款给养，只字不提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堂而皇之地限制和排挤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继而于2月5日至7日，在鲁村召集了鲁南军政会议，系统提出“统一划分防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等种种规定。这次会议，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沈鸿烈在山东贯彻和推行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行动，向省内顽固派公开发出了反共限共的信号，对太河惨案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当时的中共山东党组织缺乏经验，在反顽斗争上表现不够坚决，部分领导者缺少必要的警惕性。沈鸿烈进入鲁南，山东党组织对沈鸿烈的限共防共政策已有察觉，也进行过斗争，但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仍对沈抱有幻想。1939年2月23日的《山东分局对苏鲁工作的决定》，一面讲“由于沈防共的错误政策，造成山东抗战的极大困难与危险”，一面强调“我们坚持原阵[陈]方针，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一方面使沈进步”。当时《大众日报》发表的关于鲁南会议和涉及沈鸿烈的报道以及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人的访谈，也多是洋溢之词。太河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的指示中亦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这种软弱的情形也表现在南下队伍的主要领导者身上。许多亲历者都回忆道，当南下队伍走到太河附近时，已经明显觉察到危险，但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仍然认为“现在搞统一战线，不会有事”，命令继续前行。在队伍陷入包围、遭到枪击的情况下，“我军领导人仍然对国民党顽固派抱着幻想，不令部队反击突围，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大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的这些话，没有阻止住敌人向我们开枪，却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干部、战士自卫还击行动，部队被顽固派军队冲得七零八落。”也有人写道：“太河惨案本来是一次可以避免的事件。这次行动的主要指挥者、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太深，太相信国民党，对国民党缺乏起码的警惕性。在得知对方是我军死对头王尚志后，仍然存在幻想，抱着侥幸心理，还要坚持钻到王尚志摆好的口袋里去挨打。”这些话反映出当时的领导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与正确认识的情形。

　　三是当时山东地方武装的复杂关系。山东地方武装大多是在山东沦陷后自发兴起的，各支队伍之间纠缠的关系非常复杂。此次南下护送的两个连所属的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即与驻守太河的王尚志部有着这样的关系。该团前身是临淄县学生志愿军训练团，成立之初，力量弱小，立足不稳，曾使用王尚志部番号，编为王部第3大队。不久，该部领导人因不满于王尚志所为，率部转编人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并解散了王尚志设在临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释之，驱逐出临淄县境。王部称此事为“临淄事变”。惨案发生后，王部为混淆视听，曾大肆散布太河事件是“讨逆”，解决“叛军”。此所为不过是为了抹煞其罪行而已。但这层关系也增加了某些偶然因素。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都写道，当得知驻太河的是王尚志的部队后，感到遇到了“死对头”。当时在王尚志部任少校政治指导员的刘继礼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王尚志在布置伏击时，特别提到“更不能放过”三支队第十团。

　　三、关于太河惨案的主要制造者

　　对于惨案的主要制造者，上述各书中的说法差异很大。有的说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苏鲁战区游击总司令沈鸿烈指使国民党复兴社头目、泰安专员、别动队司令秦启荣率部干的;有的说是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纵队干的;有的说是在沈鸿烈的授意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第3纵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4纵队司令王尚志干的;有的说是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第3纵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四梯队司令王尚志干的等。

　　上述各种说法涉及到沈鸿烈、秦启荣、王尚志三个人。应当说，这三个人与太河惨案都有关系，但表述多不确切，特别是三人的身份与职务。沈鸿烈当时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所谓“苏鲁战区游击总司令”纯属子虚乌有。秦启荣充其量只能说是国民党复兴社在山东的头目，抗战爆发后，曾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之命，在鲁北组织地方武装，先任鲁北游击司令，复改任冀鲁边区游击司令，1938年后，改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司令。沈鸿烈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于1938年6月问，将秦启荣部的主要活动地区划为第十二专区，以秦启荣为专员兼保安司令，1939年2月，又任命其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泰安专员”。至于说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第3纵队司令则是太河惨案以后的事情了。1940年1月，鲁苏战区整编地方游击部队，分化了秦启荣第5纵队，将秦直属各部编为战区第3纵队，原属王尚志部分离出去单独整编为第4纵队，秦、王之间不再有隶属关系。至1943年，秦部力量大为减弱，秦辞去军职。同年7月，鲁苏战区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南移安徽.秦启荣留省内，方才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鲁南办事处主任。王尚志在抗战爆发后，曾受秦启荣委派，至鲁北活动，后转昌邑、临淄一带组织武装，被秦启荣委为第2游击区司令。1939年初，王尚志奉命率所部移驻博山峨庄、太河镇一带，听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整理点编，制造了太河惨案。

　　从当时情形看，王尚志及其所部应当是惨案的最主要的制造者。事前，八路军南下队伍总指挥鲍辉曾将借道太河镇情况通知了王尚志。其警卫员在回忆中说：“为了顺利通过太河镇，鲍主任派了一个与王尚志有关系的便衣人员通知王尚志，说明我军明天借道通过太河镇，不要发生误会的意图，并将枪支人数如实相告。王尚志派人回话，同意借道，并‘欢迎贵军明天到太河镇吃饭’云云。”但背后里，王尚志却秘密召开会议，策划伏击这支八路军队伍。”就这样王尚志设计了这场假意借道、暗中设伏的阴谋。至于秦启荣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难以弄清。其时，秦尚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沂水县东里店，其司令部在莱芜一带。只有一个回忆材料提到，此次事件是有人“自秦启荣处带回秦给王尚志的黑指示而搞的”。王尚志在太河部署伏击时也讲是“接到秦司令的命令”。不管是否如此，王尚志部此时作为其所属部队，秦启荣都难以脱逃其中的干系。反共也是秦启荣的一贯作风。惨案发生后，他更是积极插手此事。当王尚志部遭到八路军的反击，东逃至临朐境内时，秦即急忙由东里店赶到王尚志部驻地，对王尚志的东逃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亲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袭击八路军悦庄一带驻地。其时，沈鸿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为团长的所谓“调查团”，一面令王部避驻于吴化文防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则对秦启荣“传令嘉奖，并记大功一次”;嘉奖王尚志部为“能战敢为”，发给奖金2万元”。可见他们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可得出结论：太河惨案是在国民党中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沈鸿烈山东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反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持下由王尚志部制造的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

　　四、关于太河惨案对山东抗战和国共关系的影响

　　在太河惨案中遭到伏击的担负护送任务的两个连，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较有战斗力的连队，而该团又是第三支队的主力团之一。惨案的亲历者马若在回忆中写道：“太河惨案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1939年的春天，丢掉了两个战斗力最强的武装连队，损失有多大，实在难以估量。”残酷的现实使人们震惊和愤怒，也教育了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开始进一步改善和调整斗争方针和策略。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中，批评了山东方面以往的软弱和不足，要求加强反顽斗争和政权建设，并指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的取得必胜)，如在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秦部，在军事上包围袭击解决之。”5月19日，在《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对付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但“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按照中央的指示，5月23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指示》，指出：我们要改正忽视根据地之错误，积极经营战略基地，并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扩大山东纵队与地方武装;巩固发展地方党;改正分局及各地对顽固分子的退让、防守与被动。随之，中共山东党组织全面调整了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采取了争取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孤立和打击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顽固派的方针策略。与此同时，徐向前、朱瑞受中央委派带领100多名干部于1939年6月来到鲁中山区，加强山东的领导力量。8月，组建起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10月，又将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统一的指挥机关。太河惨案事件可以说是中共领导山东抗战斗争策略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太河惨案后，山东国民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由以往的“公开联合.秘密限制”转变为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频繁进攻八路军，制造事端，摧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7月 16日，由徐向前、朱瑞等联名发出的《八路一纵山纵为沈鸿烈指使部属进攻八路军事给蒋介石的通电》即缕述其罪行：“自去岁‘扫荡’(指1939年6月日军对鲁中山区的“扫荡”——引者)以来，沈主席曾无数次命令鲁南各军进剿职部，曾无数次密令捕杀共产党员，曾密令各地封锁职军给养，曾嗾使督导团破坏民众团体，更曾密令对八路军及共产党‘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以致自去年6月至 11月中，职军被进攻达90余次，被杀共产党员及职部军人达1350余人，扣去人员达812人，缴去枪械达2057枝，对职部军人家属之烧房、罚款、污辱，掳掠资财更不胜计。自去年11月至本年现在止，职部所受损害更倍于往昔。”尽管如此，但由于中共山东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斗争坚决，山东抗日根据地仍然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

　　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关键能否真正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9-24 14: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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