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梓 | 1937—1941年中国政府对意外交的开展与终结
2022-09-16 14:29:3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蔡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自七七事变爆发到中国对意宣战，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从角色定位、目标和策略三个层面调整对意外交。中国政府先视意大利为潜在友国，继而视为中立国。在意大利承认伪满后，中国政府经过约半年的考量，从1938年6月起将其定位为敌国。中国政府先以修复邦交为目标，后于1937年10月将目标变为促其中立，1939年起又将目标改为维持邦交现状，直至1941年7月宣布与之断交。意大利在中日之间日益偏向后者乃至与之结盟，注定了其只能是中国的敌国。相较于对其他列强的外交，中国政府始终未重视对意外交。但是，面对执意弃华联日的意大利，中国政府不仅长期将其保留在外交视野之内，还先后因顾忌英、德的对意立场而未同步调整对意外交。总之，中国政府把对意外交置于战时外交视野的边缘，并依据大国阵营分化组合过程中意大利与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变化，来具体开展相应的外交活动。
关键词
中意外交；蒋介石；墨索里尼；埃塞俄比亚；抗战
抗战期间，中国的对意外交一直都处于中国政府外交视野的边缘，直至1941年7月两国断交。或许正是因为意大利对中日战争的走向和结局未能产生实质影响，相较于对战时中美、中苏、中英、中日、中德外交的研究，学界对战时中意外交的研究颇为薄弱。目力所及，以往研究分别从中、意双方的角度，大致勾勒出全面抗战时期两国邦交的变化轨迹。随着研究的推进，关于中意战时外交的讨论正在由表入里。
其实，这一时期的对意外交是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走向与意大利同其他列强的多边关系——尤其是同日、英、德的关系之演变密切关联。鉴于此，本文尝试跳出单纯的双边关系研究之窠臼，多层面地剖析从七七事变至中国对意宣战期间，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局势的变化中思考与开展对意外交，并揭示其中的多边影响因素。
一、争取意大利的努力及其顿挫
20世纪30年代初，中意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积极合作，两国关系渐入佳境，被学者称为“田园式关系”(Idyllic Relations)。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中国支持国联对其制裁，使两国“田园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全面抗战爆发后，寻求列强支援成为中国政府外交的当务之急。因为当时意大利尚未明显弃华联日，所以中国政府起初把意大利定位为潜在友国，努力争取其援助。
1937年7月15日，时任中国政府名誉高等顾问的意大利特使史丹法尼(Alberto De. Stefani，又译“斯坦法尼”)致函蒋介石，表示愿为蒋“与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间作各项非正式之通信”，希望能为中国政府获得“有利于中国之和平机会，有所裨益”。这正中蒋的下怀，他当时正急于探知意大利对中国抗战之态度。17日，蒋携夫人宋美龄与史丹法尼会谈。他询问史丹法尼，墨索里尼对“这次中日事变的态度”如何，并告以“中国不得不奋起抵抗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把墨索里尼先生看作是最诚挚的朋友，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最后的决定。如果墨索里尼能够帮助保持远东的和平与中国人民的平安，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史丹法尼答道，墨索里尼“对华态度是非常好的”。宋美龄也强调：“我们希望得到他(墨索里尼——引者注)的全力声援与支持。”她还特意澄清：“有人说中国政府是从苏联取得帮助来抵抗日本，这不是事实。这或许是日本散布的谣言。”当时，意德两国和苏联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敌对，而且正在西班牙内战中进行代理人战争。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意大利驻苏大使、德国驻苏代办均向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黻示意，“如果中国寻求苏联的合作来对抗日本，那他们就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可见，与苏联的对抗已影响到意大利的远东政策。因此，中国政府尽管正与苏联谈判以寻求其援华，却不得不谨慎地自我澄清。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感到意大利“态度不良益露”。7月27日，蒋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赉(Cora Giuliano)询问其政府对中日战事的看法及训令。柯赉称，意大利政府“准备从事任何足以获得和平解决之调解工作”，且“对于贵国及日本均有极深之友谊，实不愿两国之间发生何项冲突”，而他也愿意“请示敝国政府促其根据意日两国之友谊，劝告日本设法求得对此事之和平解决”。他还建议中国政府“邀请九国公约缔约各国，根据公约规定提出讨论”。其实，在全面抗战之初，意大利尽管重视“意日友谊”甚于“意中友谊”，却也乐于在不引发日本强烈不满的情况下维持对华合作。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Cialeazzo Ciano)“密告中日开战，意守中立，在华意籍顾问仍留效力”。
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苏联的援助。这一联苏抗日的政策触怒了意大利。齐亚诺通知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将转向同情日本。1937年夏季之后，意大利逐步撤回在华的海空军顾问团。在外交上，意大利更加偏袒日本。蒋介石直言：“外交除意国袒倭与美国态度不定外，余皆可与我以同情。”即便如此，8月30日，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战时外交方略明确要求：对意外交应“以近年特殊之友谊关系为辞，请其至少维持友谊之中立。我方须竭力去除对中苏接近之怀疑”。显然，中国政府仍愿优先将意大利视为潜在友邦，竭力促其援华，但同时也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即一旦无法争取为友，则在角色定位上将意大利视为中立国，并促其严守善意中立。
9月初，中国政府“决定将日军侵华再提国联，并要求适用第十、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各条”，但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坦言此事困难，因为意大利身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如与日方勾结，反对制裁，则中国提案在行政院不能得全体一致之赞成，便不能成立”。为了尽量争取意大利，以求减少国际政治博弈中的麻烦，中国政府委派力倡对德、意亲善的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为特使，赴德、意联络和游说。10月11日，蒋百里拜会齐亚诺，告以“中国决计抵抗，战争恐延长，但中义(即意大利，下同——引者注)合作仍应继续进行”，并向其解释中国“联俄断非容共”。齐亚诺称“义大利在远东利益虽少，仍愿尽力和平，对华友谊绝不变更”。可是，齐亚诺的客套话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感情牌和解释取得成效，相反，“意大利袒日之态度日益鲜明”。当时“各方消息都说明，至少意大利接受邀请(即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邀请——引者注)就是为了在日本缺席的情况下为之辩护”。于是，蒋介石只得把对意外交的目标从争取意大利降为“使意国不妨碍会议”，即抗日外交方略所设定的最低目标——使意大利维持友谊之中立。10月21日，蒋介石向蒋百里和驻意大使刘文岛明确表示，如果意大利“不能为我助，至少亦要坚守中立态度，否则不如不出席”九国公约会议。
除了动之以情，中国政府也试图诱之以利。10月19日，蒋介石指示刘文岛和蒋百里：“以海军技术材料与人才为约未始不可，但须注意避免政治关系，如能促经济方面照德国例以货易货，中国可消纳意国商品与武器价目共五千万至一万万元。”蒋介石以避免发生政治关系作为前提，既反映出其对意外交的实用主义和有限目的——从意方获取军火、国际场合与舆论上的支持，也表明其并未在战略上倚重意大利。而且，鉴于当时意大利既与英、法在地中海地区激烈竞逐，又同苏联敌视对抗，蒋介石自然也要避免因与意大利过于接近而引起英、法、苏的不满。
面对中国的经济诱惑，意大利并未回心转意，而是企图左右逢源。10月21日，意大利外交部向中方承诺，“决不为日张目”，且将“进一步助”中国。25日，墨索里尼告诉蒋百里，意大利将加入德日防共协定，同时表示该协定“全为反对苏俄”，不会影响意大利对华之同情与合作。可见，在处理与中、日的关系上，意大利既想联合日本以求在国际博弈中获取政治利益，又不愿轻易放弃有利可图的对华经贸合作。29日，无可奈何的蒋介石让蒋百里“照前电范围”，全权负责与意大利商订商务与价目，以换取“意国在九国会议中助我，至少亦要求其不助日本”。
意大利在11月6日签署防共协定后，仍表态“对于中日战事仍持中立态度”，中国政府遂派陈公博出访意大利，再次尝试挽救不断恶化的中意邦交。15日，齐亚诺明确告诉陈公博，意大利既不能再卖军火给中国，也不能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放弃投反对票，同时以个人名义表示意、德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翌日，齐亚诺问陈公博，中方需要什么条件才肯接受和平谈判?他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伪满，并对中国采购军火一事加以搪塞。陈公博则再次抨击意大利的伪中立。两次会谈均不欢而散。19日，墨索里尼对陈公博大致重复了齐亚诺的说辞，一是劝中国向意、德提出和平调停的请求，以便两国斡旋中日和谈;二是明确表示反对九国公约会议通过制裁日本之决议。只是对于中国采购军火物资和意大利不在舆论上批判中国这两件事，墨索里尼表示“此皆小事，可以办到”，这大概是陈公博此行可聊以慰藉之成果。中国政府也因此认清难以促使意大利改变弃华联日的立场，不能再以中立国视之。对此，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感无奈：“对意惟有尽可能的减少其袒日害我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政府深知，中意邦交出现裂痕始于中国不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并支持国联对意制裁，故如欲修复中意邦交以取得意大利的支援，必须在该问题上改弦易辙。但由于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日本亦在中国境内扶植伪满等傀儡政权，中国政府基于道义、情感和国家利益，实难承认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因此，在开展对意外交时，中国政府从不主动提及该问题，面对意方责难则应付了事。1937年10月25日，墨索里尼与蒋百里商谈两国合作等问题时，旧事重提，声称“在当时最能在国际联盟为制裁义国问题而辩护者，即为中国”，但“中国在国际联盟措置稍为失当”。蒋百里虚与委蛇，称“贵首领对中国所表之热烈同情，至为可感。余深信，苟委员长所领导之干部一日不灭，则中国必能日臻于贵首领所期望于中国者……中国当时所处之国际环境至为困难，故当时虽对义极表同情，但亦无法有以两全。此点我首领蒋委员长亦深为遗憾，深愿不久将来当有以补救，藉以促进两国更友好之关系”。史丹法尼曾建议蒋百里双方共同起草一份关于中意外交基本原则的文件，主张中国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绝对统治权，换取意大利对中国的支援。但此时中国政府不愿在该问题上让步，故这一建议遂不了了之。
11月29日，意大利“宣布承认伪满，并在伪京设使”，在中、日之间公开偏向后者，引发中国强烈愤慨，出现对意断交之呼声。中国政府召回驻意大使，以示严正抗议。无疑，当中国为图存而与日本殊死搏杀之际，意日关系每进一步发展，中意邦交必进一步恶化。只是中国政府在思考如何调整对意外交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
二、英国因素与对意外交之转变
中国政府在开展对意外交时，一直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意大利同其他列强的多边互动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修复中意邦交的努力失败之前，中国政府更多的是考虑意大利的外交动向对英、法、德等国的对华政策乃至整个远东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清楚意识到：一者，意大利作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九国公约成员，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二者，意大利及其殖民地控扼地中海和红海之要冲，因而对英、法具有潜在的战略威慑，其动向会影响两国的远东政策;三者，意、德早在1936年10月就结成“柏林—罗马轴心”，意大利的有关决策亦可能会影响德国的远东政策。而当中国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对意外交的出路时，其主要顾虑则是列强的对意立场、政策及其可能给中国抗战造成的影响。在1939年之前，对英外交处在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中心。因此，中国政府对英国的动向尤为关注。
当时中方得到的情报显示，意大利与英国为敌的迹象日益明显。1938年1月9日，蒋百里告诉驻法大使顾维钧其出使意大利时史丹法尼曾“告诉他，意大利为了牵制英国，可能会从陆上进攻埃及，并对直布罗陀进行空袭”。而且，此时“欧洲盛传，意、日两方当时除订有防共协定暨意国承认伪满等条件外，并订有反英秘密协定”。然而，由于受德、日两国日趋严重的威胁，英国权衡利弊后，试图绥靖意大利。意大利所拥有的地缘战略优势，是它参与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1937年底，时任英国内阁秘书的汉基(Maufice Hankey)强调，英国“在东西方都有危险”，而意大利对这“两个可能的战场之间的最短交通线有遏制作用”。因此，友好的英意关系对“帝国的存在和联合王国保持第一流国家的地位均极为重要”。丘吉尔认为，当时“英国政府为了能阻止德国下一步的侵略计划……希望同意大利在地中海方面达成谅解……英法两国也可以将力量集中起来”。在此情况下，英意间的对抗态势，与英国的对意绥靖活动交织在一起，使中国政府在调整对意外交时举棋不定。
而最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和棘手的是，英国“表示将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下同——引者注)，并将于五月间国联行政院开会时，提请国联允许各国，对于本问题，得自由行动”。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此已有察觉。1938年2月26日，王世杰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力促外交部注意“英国终或承认意国吞并阿比西尼亚”，认为“我国对于此事应早定应付方案”。3月7日，在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的座谈会上，王世杰又强调“英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问题”是当前三大外交问题之一，“关系我国至为重大。英首相张伯伦前已表示，如英意谈判到有结果，英即承认意并阿，其所用之方式或置国联盟约与议案于不顾，单独承认。或向国联提议，予以承认。如采取后之方式……不仅影响伪满，而且影响华北华中之伪组织……我国应及早确定对策，订立方案，使外交官本此积极活动，免受意外打击”。英国的主动介入，一方面迫使中国政府直面原先极力回避的意埃问题，另一方面也令中国政府在处理该问题时投鼠忌器，因为这不仅直接涉及中意关系，而且关乎中英关系。
3月20日，王世杰提醒蒋介石，“我国对意阿问题之立场，不可轻率变更”。而意大利的蛮横态度亦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政府选择对策的空间。3月，蒋百里向意大利政府提交备忘录，表示“中国政府有承认义阿帝国之意，并附几种希望”。意大利政府不但不正式答复，反而借机指责“中国人专说空话，毫无诚意，非特不谋改善中义关系，而且一再使义失望”。意方显然高估了自身的筹码，想要中方无条件承认其兼并埃塞尔比亚。中国政府也因此失去了与意方讨价还价的余地。
4月16日，英国与意大利签订《英意协定》，两国的利益矛盾暂时得到协调，这令中国政府在处理意埃问题时不得不更加顾忌英国因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出五种对策：一是“非万不得已不放弃我‘不承认’之正统政策”;二是通过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尔比亚以换取英、意“保证不承认中国已成未成之一切伪组织”，且禁止本国“人民投效日军”和“供给日寇军火”;三是“最低限度应‘弃权’，并设法使英德义谅解我之立场”;四是以英、意答应“对于我国抗战绝对有利或利大害小”的条件，作为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尔比亚之前提;五是“绝对不承认”。郭泰祺认为，国联的“不承认原则”与中国东三省、“现时各被占区域均有重大关系”，而且“英方对我处境似能充分谅解”，故“我方立场似万不宜轻易松动”。尽管在意埃问题上，英国并非当事国，中方高层和外交官们却将英国因素作为制定对策的立足点——中国坚持“不承认”政策或弃权，须以英国的谅解为前提;中国承认既成事实，须以英国支持中国抗日作为条件。而且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预设中，能造成第一种对策所提及的“万不得已”之困境者，显然是英国而非意大利。
立法院院长孙科赞同郭泰祺的主张，并提出更全面的理由。他指出：首先，中国为了将来能收复失地，“不能承认他人之侵吞他国”。英国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是为了缓和欧洲和地中海局势，而“对远东尚无直接关系”。所以，英国“极为谅解”中国不放弃“不承认政策”。其次，“不承认武力造成事实为美国近来一贯国策”，因此，中国坚持原先政策有利于美国保持对华好感，甚至可能获得美国援助。再次，为了避免苏联因怀疑中国“必将对敌妥协”而改变援华政策，中国不能改变立场。最后，意大利虽与日本订有防共协定，但目的在于获得在“地中海红海与英帝国分庭抗礼”的地位。现在《英意协定》已签署，“我纵一时不承认义并阿，义对我亦不致有所妨害”。他总结道：“我即附和承认，义对我亦不能有所援助。盖我对欧美各国关系中，实以义大利为最无足重轻，不宜此时因小失大。”对意外交在中国战时外交中的边缘地位跃然纸上。在中国政府的普遍认知中，既不认为意大利是必不可少的奥援，也不忌惮意大利。
4月20日，“国防最高会议开常会……讨论意国兼并阿比西尼亚问题”，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倾向于承认”;王世杰“力主在国联集会时，至少我国应采取抗议与弃权之方式”;王宠惠主张“如苏联投反对票，则吾亦投反对票;以有一反对票，则承认案在国联行政院即不能通过;苏联如决定投反对票，则我国之反对，初与该案之命运无关，意大利或英国当不因是而生重大恶感”。27日，“国防最高会议开常务会议，决定我国对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问题之态度，由外交部训令我国驻英、法代表。训令内容大致为：对于英国提议撤销国联案，将采弃权(即不投票)之方式表示抗议，并声明保留;一面并先与英、法接洽，务求国联于通过英案之时不致妨及满洲问题之国联决议案”。而英国为了打消中方的顾虑，表示“阿案与东北案完全不同，不致有何影响”。为慎重起见，蒋介石在情感上也适度安抚意大利。他电令蒋百里向墨索里尼阐明：“过去之事，中国为自身在国际上立场及国内情势所拘牵，有不能面面兼顾者，此则对方当能相喻以心。就两国过去邦交言，实应恢复至积极合作之程度。”中国政府选择“弃权”固然是为了避免招致英国不满而采取的变通之举，但也表明其不愿在对意外交上做出过多让步。进而言之，一旦对英意关系走向的预判发生改变，中国政府很可能会相应调整对意外交。
在《英意协定》签订后，意大利政府刻意在英、德之间维持着等距离外交，企图藉此“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去面对他的轴心国伙伴”。蒋介石通过考察欧洲列强在“德捷五月危机”中的博弈，觉察到意大利在英、德之间站队的倾向性。5月5日，蒋研判“德意二首领之会见结果或意促德攻捷，使大战爆发”。此推测虽显极端，但关于意大利倾向于站在德国一边的判断，则大致正确。的确，墨索里尼“欣然支持德国的领土要求”，并虚张声势地宣称他将和希特勒共进退。齐亚诺公然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人为的国家，最好使它消灭”，意大利其他外交官也重复齐亚诺的说辞。同月28日，来自德国的情报称，“德捷紧张，英武力调解……意声明严守中立，但舆论同情德”。29日，来自罗马的消息也称，意大利“官报袒德，望捷接受境内日耳曼民族要求”。不过，此时意大利尚未下定决心与德国共进退。因此，齐亚诺向德国驻意大使表示“不能武力相助”。中国政府所得到的情报尽管不足以支撑蒋介石关于“大战爆发”的推测，但一定程度上可以令其相信，一旦需要在英、德之间选边，意大利很可能选择联德反英。这一判断推动了中国政府对意外交的转变。
6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德、意现已决定联日，在势已无可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相较于1937年8月制定的外交方略，这次改订者是放弃德、意。自此，中国政府在角色定位上明确把意大利视为敌国。须指出的是，促成中国政府决心与意大利分道扬镳的直接原因，并非意大利“现已决定联日”且无可挽回，而在于其关于大国阵营分化组合趋势的战略研判——英意妥协难以长期维持，意大利最终很可能会走到英法阵营的对立面。毕竟早在1937年底，中国政府就确信意大利将弃华联日。
之后，在不主动树敌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对意外交渐趋强硬。面对意大利主动提出调停中日战争的要求，1938年7月，蒋介石一改暧昧态度而“拒绝意国大使单独调停”，对“欲来为倭寇说项转圜”的意大利大使“置之不理”。8月26日，蒋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更是怒斥意大利调停中日战争之传闻乃“完全无稽”。他特地引用香港《大公报》的社评称，“纵然退几步说，假若战事真可调停，而调停人亦轮不到义大利”。此番言论公开道出意大利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中的边缘地位。
9月，中国政府内部普遍臆断以英、法、苏为一方，以德国为另一方，很可能因苏台德问题而爆发战争，并认为应相机加入英法苏阵营，以求联合他们战胜日本。在此情况下，由于意大利被视为德、日之盟友，英、法、苏之敌人，对意外交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中更加边缘化。9月20日，王世杰、王宠惠、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外交部次长徐谟、行政院政务次长蒋廷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钱端升、外交部参事张忠绂等“讨论欧战如爆发，我国所应采之态度。在座者惟蒋廷黻倾向与德、意妥协”。然而，随后国际局势一再突变，改善中意邦交之议在中国政府内部仍不时回响。
三、国际局势突变与对意外交之调适
正当中国筹划如何加入英法苏阵营之际，在意大利斡旋下，德英法意四国于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召开慕尼黑会议，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剑拔弩张的欧洲局势随之得以缓和。由于成功充当调停人，意大利在中国政府战时外交中的地位一时有所抬升，趋于强硬的对意外交因此发生动摇。
10月4日，王宠惠在行政院例会上称：“民主阵线根本不存在。自慕尼黑四强会议后……吾人亟应谋适时之策。对德义之仇视于我有害无益。”内政部部长蒋作宾谓：“中义关系亟应改善。”蒋廷黻强调：“四强此后将为欧局之中心……四强合作之发展，吾人应设法使其有利于我”，认为“应借英法以联德义，借英法德义以谋较好之讲和条件”。6日，汪精卫与陈公博、蒋廷黻、钱端升等人讨论外交问题时指出，“自捷克问题解决后，国内议论显分两派，一派主此后专联俄而附联美，一派主四强协商”。汪倾向于后者，主张“应避免对德对义敌视之言论”。8日，王宠惠建议蒋介石“调整中德中义关系”，认为应在舆论上避免批判德、意，并让驻德、意使节加大宣传力度使两国明白中方的亲善立场。在这些政要看来，意大利成了比肩英、法、德的欧洲强国，故均要求积极改善中意邦交。
不过，种种迹象与情报表明，争取意大利实乃与虎谋皮。王世杰判断：“意大利新任驻华大使，抵港后不来重庆，迳赴上海，逗留累月，凡此事实，或与日方扮演伪中央组织有关。”顾维钧报告称，他“经托德某旧党领袖密探”得知，“卢沟桥事起，义助日主张先占中国，后攻苏联……义允在外交经济军事上助日”，而且日本侵华“如引起对英之战”，德、意将“共同协助”。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对于那些怀有改善中意邦交之幻想的政要而言，这一情报一定程度上具有警醒之作用。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坚信德、意、日结盟对抗英、美、苏的趋势难以逆转，实无必要争取意大利。他提醒自己：“德、意、倭三国军事同盟之消息日确，此后国际形势必因此剧变，苏俄对我之政策与英、美，皆有进一步之可能。”1939年1月17日，蒋又断定“英、法舰队在地中海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演习，皆对德、意示威”。在此情况下，改善中意邦交之议只能是短暂的，且未能付诸实践。
最终，蒋介石决定维持之前对意大利的角色定位，即敌国。但鉴于列强的分化组合尚未定型，蒋将维持中意邦交现状作为对意外交之目标，并决定采取不主动使之为敌亦不接近的策略。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布：“德意是与我们敌人订立防共协定的国家……我们总要当他们攻守同盟看待。因之，我们可以确定对德意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视德意为敌人，但不必明显树敌。精神上要认为他是与我们敌对的国家，但亦不必遽与之绝交。至于想利用德意，拆散其阵线，则时间未到，而且并无此必要”，“意大利这一个国家，一年多以来，对我国种种造谣捣乱，卑劣已极，我们更不能与之接近”。蒋称“德国并不相信意国，而且很轻视他”，以此来表达对意大利不必信任和重视的态度。易言之，对意外交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中的边缘地位并无改观。
1939年1月6日，德国正式向意、日提出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的方案。在随后的磋商中，德、意同日本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在部分政要看来，意、日的分歧为中、意重新接近提供了机会。鉴于“近来日本有不愿加入德义军事同盟之非正式表示，政府中人遂又有主张我应与德、义重谋接近”，5月19日，王世杰向蒋介石“力陈不可与德、义两国重谋接近”。尽管德、意的确抛开日本，于5月22日先行结盟，但蒋介石并未改变日本终将加入德意军事同盟以对抗英、美、法、苏的战略预判。因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所确立的对意外交方针亦未受动摇。
德国在同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之后，于9月1日闪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5日，墨索里尼却宣布意大利为非交战国。临阵退缩的意大利成了英、法的拉拢对象。而中国政府得到的一连串情报也显示，意大利可能会故技重施，如一战时期那样背弃盟友而加入敌方阵营。因此，“一般论者早有意国重复卖友之推测”似乎已被验证，连一直坚信德意同盟牢不可破的王世杰也惊叹“今果然”。
由于国际局势剧变，列强之间的分化组合态势扑朔迷离，中国政府不得不稍做改善中意邦交之尝试。9月13日，意大利政府放出消息称，“在中国成立‘新中央’政权时，苟日本予以承认，则意大利立即拟予以承认之”。即便如此，9月21日，中国政府仍通过意大利驻重庆领事向迟迟不赴渝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重庆。23日，正在访苏的孙科向蒋介石、孔祥熙请示，他将于10月初访英、法，届时途经意大利并与齐亚诺会谈时“是否可提出下列各点：中义宜即恢复正常关系，义新任大使应来渝呈递国书，我亦可任命新大使来罗马……我所希望于义者如军需品之供应，我所能有利于彼者如原料之交换，或可成立商务信用协定……对远东大局，望其仍能中立，勿再袒倭抑华，奠两国永久友善关系”。中国政府采纳了孙科这一建议，让他去游说齐亚诺。
然而，意大利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善意不屑一顾。9月23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向日方表示，鉴于意大利政府“欲在远东与日本”，以及“与日本友好之中国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树立友好之关系”，决定对中国政府的赴渝邀请“全然置之不理”。25日，意大利驻沪领事代表其政府正式向日方承诺，中国“新中央政府成立时，当随时准备与日本同时承认之”，之后又前往“访问汪精卫”。王世杰指出：意大利“驻沪使领人员近日与敌伪勾结愈力”。10月初，孙科照原计划拜会齐亚诺，但“所谈无甚结果”。意大利的所作所为令中国政府只得维持既有的对意外交方针。
不但如此，鉴于意大利已公然宣称一旦日本在中国扶植伪中央政府，将随之一道予以承认，故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大国干预，力避这一最坏局面的出现。随着苏德缔约、欧战爆发，中国政府最终确立了外交上“首重美国”的战略方针。因此，中国政府尤为注重寻求美国政府之帮助。1940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提醒”驻美大使胡适：“兹闻美政府拟与义政府以美金二千万元之信用贷款……美方似可警告义方，此项贷款以不承认汪伪组织、不违背九国公约为条件。想义方需款孔亟，必可就范。”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夕，外交部急令胡适敦请美国政府“请义政府根据《九国公约》取消承认意”。中国政府也积极寻求英国的帮助。汪伪政府成立翌日，郭泰祺请英国外交大臣“劝义大利勿承认伪组织，以维九国公约”。英国外交大臣“答当考量，并以英方对义无何力量为惜”。其实，无论美、英作何劝说和警告，墨索里尼都会置若罔闻。因为他已决心领导意大利追随德国，以求分一杯羹。
1940年6月11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在随后约3个月里，法国过早败降，英国退守本土并在日本胁迫下暂时封锁滇缅路，德国势如破竹并伺机进攻英国，苏联继续充当德国的准盟友并在东欧大肆扩张，美国则尚不愿采取军事手段遏德制日。面对混沌的国际局势，中国政府内部就接下来所应采取的外交路线展开争论，蒋介石也密切关注着德、苏、英、美、日的相互关系之演变，以期做出正确的外交抉择。至于意大利，则不在蒋介石的必要考虑范围之内。7月6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提出：“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持现存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并打破敌之阴谋，以期有裨我抗战建国之前途。”本来，意大利联德参战，中国政府得以不必再顾虑英意关系。然而，德国在1940年夏季取得西线大捷，令中国政府不得不顾忌德意关系而重提对意“积极改善邦交”。易言之，此时对意外交得以留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的边缘，某种意义上有赖于德意同盟。
1940年9月28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中国的外交出路随之逐渐明晰。对此，蒋介石如释重负：“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从此如我能戒慎进行，则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矣。”只是在何时摊牌的问题上，蒋认为“必待俄国态度表明，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也，此中立自主，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中国政府决定，一旦德、意承认汪伪政府，“即与断绝国交，撤回使领”。1941年7月1日，德、意承认汪伪政府。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对德意绝交宣言》，正式终结对意外交。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遂于9日对日、德、意宣战。但这只是中国促成中、美、英、苏联合对日作战的策略，并未与德、意实质交战。质言之，对意宣战无非是再次确认意大利已被中国政府移出战时外交视野。
结语
在对意宣战以前，中国政府在角色定位、目标和策略三个层面上，不断调整战时的对意外交。在角色定位上，中国政府最初视意大利为潜在友国，在修复邦交的努力受挫后，转而视之为中立国。1937年底意大利承认伪满之后，经过约半年考察，中国政府于1938年6月将其定位为敌国，未再改变。中国政府原本以修复中意邦交为目标，后于1937年10月将目标变为使意大利保持中立，从1939年起又将目标改为维持中意邦交现状。在策略上，中国政府早期试图动之以情，并适度诱之以利。之后，虽然每遇国际局势变动，内部时有改善中意邦交之议，但总体上，中国政府维持着不主动树敌亦不接近之策略。中意邦交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决裂，究其根源，乃两国的外交存在战略性冲突——中国欲联英、美、苏以抗日，意大利则欲联德、日以制英、苏。意大利在中日之间选择倒向后者并与之结盟，决定了意大利只能是中国的敌国而非友邦。
其实，中国政府在开展对意外交时，其思路和视野并不局限于中意日三角关系的框架之内，而是将大国阵营分化组合过程中意大利与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变化，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因为意大利的本土及殖民地控扼着途经地中海、红海的欧亚海上交通要道，进而对英、法这两个在亚洲拥有重大利益的殖民帝国造成潜在战略威慑，所以在大国博弈中意大利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随着英、法和德国——中国抗战所倚重的国家——之间博弈的加剧，意大利成了它们竞相拉拢之对象。因此，尽管与对英、美、苏、德外交相比，中国政府将对意外交置于战时外交视野的边缘，始终没有予以重视，但面对执意弃华联日的意大利，中国政府却先后因顾忌英、德的对意立场，未能在角色定位、目标和策略上同步调整对意外交。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意外交的开展与终结，既生动地呈现了中国战时外交的多边互动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性。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6: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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