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嗦咪：近代日本对外战争的实像与虚像——评加藤阳子《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2022-09-14 16:39:28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黄嗦咪，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随着西方的冲击，近代东亚各国被卷入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从日本的角度而言，近代史是一部战争史，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史，其战争频率之高、波及范围之广、残害对象之众，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对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在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下，日美同盟关系强化，东亚区域局势趋向紧张;另一方面，日本政界整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的动向使新民族主义持续抬头。这些不稳定因素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埋下诸多隐患，两国间摩擦频发。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近代以来日本人如何看待战争、缘何走向战争，有助于我们洞悉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源。以史为鉴，警惕战争悲剧重演，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加藤阳子长期从事近代日本军事史及外交史研究，始终以“创造既不左倾，亦不右倾，既非强盗逻辑，亦非自虐史观的历史像”为己任。加藤的《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由朝日出版社于2009年7月出版，获得第九届“小林秀雄奖”。2019年9月，该书中译本问世。尽管距原著出版已有10年，但关于如何诠释那段战争的历史及如何面对战争带来的后果，日本社会存在的认知分歧一直影响政府的对外决策。而加藤专著通过揭示历史教训，呼吁世界各国警惕“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行为”。这样的历史认识在风云激荡的当今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内容概要
作者具有明晰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战争逻辑，即日本“是如何将一场场战争的理由正当化，从而获得民众支持的”，以及战争后果，即“战争究竟对国际关系、地区秩序、参战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两个主题展开论述。该书以时间为轴探讨了日本近代史上五次改变国运的战争，皆与中国有关。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中日之间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其结局直接引发东亚地区传统秩序的崩溃。在该书第一章，作者并未拘泥于“侵略—被侵略”这一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而是将甲午战争视为中日两国围绕东亚领导权的长期竞争在军事领域的集中表现，将“安全保障”视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核心问题。笔者从中梳理出导致战争最终爆发的四个深层因素：其一，中国近代化速度的加快。在近代化过程中，实力增强的清朝在应对周边危机时，逐渐改变消极被动的处理方针，开始对外展现军事实力，日本政界要员将之视为威胁。其二，朝鲜作为日本对外战略重心地位的凸显。面对来自俄国的潜在威胁，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提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为维护“利益线”将朝鲜纳入日本绝对控制之下的论调甚嚣尘上。其三，作为反政府的日本民权派在甲午战前的“失声”。这一方面源于民权派缺乏自由精神，另一方面亦是出于扩大本国市场、对抗藩阀政治的考虑，这导致底层民众被官方的煽动性说辞裹挟前进。
如果说甲午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战，那么日俄战争则是朝鲜问题的延续与升级。这正是该书第二章的核心论点。关于日俄战争的起因，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比较有力的解释是日俄两国围绕中国东北的利权争夺。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对所谓主流说法提出了挑战。笔者通过第二章对日俄开战动机的分析发现，“满洲问题”仅是日本使战争正当化、争取英美支持而寻找的借口，而“朝鲜问题”中“满韩交换论”的破产才是导致日本最终选择战争的深层原因。关于日俄双方的战前动向，学界的解释多强调日本是更倾向主动开战的一方，而作者对此进行了全新解读，对既往研究将英日缔结同盟视为日本备战动向的观点提出质疑。作者指出“慎重开战论”是战前日本的主流。此外，作者将日俄战争结束5年后的“日韩合并”视为其深远影响导致的结果，这种从全球史动态演进视角得出的结论值得关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秩序的崩坏与重建，本可置身事外的日本却选择主动卷入这场远离本土的大战。对于其原因，作者在第三章中的解释是关乎“战略利益”。日本对德国宣战的原因可归结为其对美国紧张感的上升，以及意图强化对中国的干涉：一方面，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加剧了美国对日本的戒备，引发美国对日本移民的排斥，这使日本开始将美国视为假想敌，而对德属南太平洋诸岛的觊觎正是出于对美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若能取代德国占据山东半岛，日本将具备从海陆两个方向染指中国的条件，较欧美列强无疑更容易介入中国事务。在此章中，作者着力论述了巴黎和会上欧美列强的外交角力，对比了会议期间英法美的强势与日本的被动。笔者从中发现，一战后新殖民地的获得事实上并未减弱日本的危机感，巴黎和会上美方就“山东问题”及日本在朝鲜的殖民问题对日本进行压制和批判，进一步激化了日本对美国的仇视，也助长了日本国内“人种论”的流布，为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第四章探讨九一八事变与侵华战争，这是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领域。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战略层面，日本军部基于对美苏作战的构想，逐渐将“满蒙”视为其生命线;在民众层面，军部利用条约及法律问题煽动国民敌视中国的情绪，使对华“强硬论”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政党层面，政府对日本共产党的打击，以及日共内部的局限性，导致反战势力未能发挥积极作用。作者指出，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日本国民已就“满蒙问题”达成“某种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理解”，即将九一八事变乃至其后的侵华战争视为“革命而非战争”。这种为侵略事实披上合理外衣的做法成为日本建构各类侵略理论的底层逻辑。同时，作者以两节篇幅详细探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政府决策逻辑与行动路线的差异，以及国联李顿调查团赴华调查的过程，从外交史的角度揭露了日本退出国联背后的深层原因。
太平洋战争是日美两国对抗关系不断升级的最终结果。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对美国的敌意随着日美摩擦的加剧逐步增强，日美终有一战的想法在日本人心中愈加强烈，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在第五章中，作者详细探讨日本政府虽明知两国差距却依然偷袭珍珠港的决策过程，且不吝笔墨总结了该时期“南进论”形成的原因：其一，为切断英美苏的援华路线，瓦解中国军队的抵抗;其二，为获得东南亚资源，创造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实现以战养战;其三，为掌握东南亚英法权益集中区的制空权，以牵制英法。此章还通过对多国档案文献的挖掘，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角度，细致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因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产生的博弈与分合，将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得淋漓尽致。作者提到，既是军人又是军事评论家的水野广德在战前曾指出，日本“大部分军工产品的原料都仰赖外国进口”，无法打赢持久战和经济战，所以“没有独自进行战争的资格”。此点值得关注，因为部分日本学者发出的理性声音被忽略和压制，也是日本最终步入军国主义之路的重要原因。
研究评述
从内容上看，该书立论鲜明、结构清晰，从国际博弈、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社会形态、民族心理等多维度层层揭开日本的战争逻辑，以生动的链条完整地呈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由兴起至败亡的全过程。通读全书，作者采用的以“事件路径”代替“事件史”的研究取向令人印象深刻。这使该书在围绕“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这一主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又将该主题引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稳定性的历史经验逻辑：“当一国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时，伤亡数字所带来的冲击将决定性地改变战后社会。”布罗代尔曾指出：“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该书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作者通过近代日本战争史，对所谓“长期生存的结构”加以透视，对读者理解历史惯性具有重要帮助。
在历史学研究中，新史料的应用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即使没有新史料的发现，通过对同一种史料进行发散性的思考，依然可以得出富有见地的结论。这一点在加藤阳子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该书考证的史料包括日本外交史料、陆海军文书、士兵回忆录、田野调查报告等。作者对战争中关键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的系统性解读，显示出清晰的问题意识和论证逻辑，也呈现出近代以来日本不断陷入战争循环背后原因的复杂性。在史料选择方面，作者做到了既“精”又“广”：一方面，选取众多材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作为例证，确保了论证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例证之间乃至各章节的关联，建立了坚实可靠的证据链，使论证过程环环相扣、扎实缜密。能否将史料转化为有效论据，进而建立与文本、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取决于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功力尤为深厚。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该书突破了仅聚焦“侵略方”与“被侵略方”的传统研究框架，并未采用孤立的民族国家史叙述，而是基于广阔的全球视野与互动视角展开宏大叙事，按时间顺序向读者呈现出一部近代日本对外战争的“同时代史”。笔者认为，作者的深层意图并不在于以单一国家立场为主线的历史书写，而在于剖析跨越国界的战争如何改变国际关系格局，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结构性转型。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相关研究多立足于政治史或思想史的单一学科，而作者则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使近代日本一次次走向战争的深层原因逐渐清晰，为本议题的综合性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加藤阳子在研究中闪耀的人性良知与学术理性。作为一名多年专注于日本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加藤的评论与日本右翼学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在作者对该书的命名中已现端倪。掩卷深思，作者为何会将此书命名为“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而非“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一字之差，精妙地展现出作者敢于正视和反思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事实上，“日本国民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始终是战后日本政界及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此，作者突破“将日本国民视为战争受害者”的预设逻辑，并未将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国家机器，而是隐含性地将日本国民视为在战争中推波助澜的盲从者和被动参与者。这是作者为克服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认识的盲点，唤起社会各层面对战争进行集体反思而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当前，日本国内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日渐抬头，不断表现出篡改历史的各种企图。在此逆流中，加藤阳子这类学者发出的清醒之声，对于将日本社会舆论拉回理性轨道，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本身不仅是对既往时代的记录，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财富，它指向过去，也联结未来。加藤阳子在叙述历史时亦是抱着这样的现实关怀。她认为：“那些更有可能在最后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就是能够在头脑中广泛地将大量过去的事件与其接近真实的解释相联系进行思考的人。”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该书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力作，其出版既是对残留于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观念的有力回击，也为加深对当下国际局势的认知提供了新的窗口。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6: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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