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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2021-01-13 11:09:02   来源:近现代史论    点击:

  发展华中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一条战略方针。它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 对于中共为争取抗战胜利并为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而进行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布局, 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本文拟对这一方针从提出到实现的过程进行考察, 期望尽可能补充和完善学术界对这一方针的理解与认识。

  一、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战略构想

  抗战爆发后, 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按照蒋介石划定的作战区域, 首先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当时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 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山西境内展开, 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部队, 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建立抗日根据地, 通过坚持山西的抗战支持华北的抗战, 进而影响全国。但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 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战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认为, 在山西乃至华北, 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 进入到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在新的阶段, 应该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特别是坚持山西游击战争。 但对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使用和作战区域, 中共中央产生了新的考虑。

  当时, 中共中央估计山西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可能渡过黄河南撤, 山西全部沦为敌占区。 由于抗战开始不久, 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尚不丰富, 中共中央对于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敌后能否生存并得到发展尚无把握, 担心如果日军封锁黄河渡口, 八路军主力部队将 “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军的包围圈中”①, 处于危险境地, 对整个抗战和全国政治关系不利。出于这种担心, 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将山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撤过黄河, 向其他地区转移。

  如果将八路军主力部队撤过黄河, 那么转移至哪些地区比较合适? 对此中共中央有过多种考虑, 但总的方 向是转移 至西北和 华中。1937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 以日军将向兰州进攻为由, 要他们向蒋介石提出: “八路三个师主力以一师开甘凉两州, 此师须速即开动; 以一师开固原地区, 此师亦须准备开动; 以一师开豫西, 此师待敌攻郑州、潼关时开动。 三师在鲁、晋各留一团兵力配合游击队, 坚持华北游击战争。”① 在这个方案中, 八路军除在华北留下部分兵力外, 将以两个师转移至西北, 以一个师转移至华中的河南。

  后来, 在具体的兵力部署上, 中共中央的计划发生了部分变化, 改为将八路军两个师转移至华中, 其中以115师进军豫西、鄂西地区, 以129师进军安徽。1938年2月15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 提出准备以115师两个主力旅向东出动, 分三步进入安徽, 最后到达豫西、 鄂西②。2月17日, 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 提出: “准备以一二九师出安徽, 请周 ( 恩来) 、叶 ( 剑英) 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提议。”③ 2月21日, 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 进一步提出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计划: “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 一个位于鄂豫陕区, 一个位于陕甘区。”④ 可以看出, 在这个计划中, 八路军三个师中, 有两个师主要部署于华中。

  中共中央为何要考虑将八路军主力分别转移至西北和华中? 先说转移至西北, 这一方面是希望以八路军主力保卫中共战略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另一方面是中共中央估计日军第二期作战的进攻目标是西安、兰州、武汉、 南昌和广州等, 因而希望在日军进攻西安和兰州等西北战略要地时, 八路军能够发挥战略配合作用。

  而转移至华中, 则有着更多方面的考虑。

  一是希望八路军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 能够起到战略上的配合和支持作用, 进一步提高八路军的军事地位, 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 抗战爆发后, 随着华北沦陷, 河南、安徽、湖北成为保卫武汉的重要屏障, 河南尤其是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八路军进入这些地区, 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1938年2月15日, 毛泽东和滕代远提议以八路军115师进军豫西、鄂西, 其中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 “为保卫武汉而作战”⑤。毛泽东提议准备以129师出安徽, 也有这方面意图。

  二是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华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古语云: “得中原者得天下。”虽然中原与华中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中原是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在考虑八路军发展出路的时候, 在华中首先把眼光投向鄂豫皖地区。这一地区的河南就是古代意义上的中原。控制了鄂豫皖地区, 向南可以扼长江之咽喉, 向东、向北、向西可以控制或者随时威胁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重要铁路干线。此外, 抗战初期, 中共中央鉴于八路军的特长是山地游击战, 对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没有经验和把握, 因此在选择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域时, 注重依托大的山脉或者山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有桐柏山和大别山, 靠近山西、陕西等省或交界地区有太行山、伏牛山、嵩山等, 符合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理条件。由于这些原因, 八路军进入鄂豫皖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进可攻、 退可守, 对于坚持 长期抗战 具有重要 意义。1938年2月21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 提出如果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遭到日军进攻及万一不守, 我们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 包括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 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些战略支点中, 他对鄂豫皖地区特别重视。他说:“要使 ( 八路军) 三个师都有广大发展前途, 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 并影响全国, 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①

  三是准备在鄂豫皖边区建立中共未来的战略后方。太原失陷后, 山西战争形势紧张, 陕甘宁边区受到威胁。从1938年2月下旬起, 日军不断调集兵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虽然八路军留守部队利用黄河天险, 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军的进犯, 但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万一河防被日军突破, 陕甘宁边区不能坚持的情况下, 在何处建立战略后方的问题。当时, 拥有桐柏山和大别山两大山脉的鄂豫皖边区成为中共中央优先考虑的选择。1938年3月1日, 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致电毛泽东等, 认为在豫西、陕南、湖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大有希望, 并提出一个重要建议: “以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 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通南巴这一地域作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对此, 毛泽东回电说: “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 但准备转移时, 最好是在鄂 豫皖边, 望以大力 发展该区 工作。”② 此处所说的 “准备转移”, 应是指中共中央和中共战略后方的转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将战略后方转移至鄂豫皖边区, 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意图。

  四是认为蒋介石为了保卫武汉, 有可能允许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地区。1938年2月21日, 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 “在设想国民党能够独力最后保卫武汉的情况下, 蒋是不会让我们插足于鄂豫皖的。但如果不然, 蒋允许我们插足的可能就存在。”3月21日, 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又提出: “敌占郑州后, 河南、武汉形势当紧速起变化, 刘师去信阳以东, 林师去豫西配合作战, 保卫武汉, 当能得蒋之同意。”5月20日, 他又致电朱德、彭德怀等, 提出 “徐州失守后, 河南将迅入敌手, 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 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 并要求八路军预作准备, 届时129师和115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③ 所谓新的部署, 即派遣这两个师进入华中。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战略构想, 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已从各个方面认识到华中的重要性, 并准备把中共抗战重心置于华中。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战略方针, 与这种战略构想是一脉相承的, 是这种战略构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同时, 这种战略构想反映出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对于华中的关注点所在。当时, 中共中央主要计划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鄂豫皖地区, 而在鄂豫皖地区, 又特别重视河南, 除计划派遣115师进入河南外, 还曾计划将129师部署于 “信阳以东”。这说明,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华中发展的方向是指向鄂豫皖地区, 而在鄂豫皖地区, 则以河南为重点。这种发展方向和重点,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 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共中央在考虑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时候, 有没有同时考虑过派遣新四军主力进入华中呢? 答案是否定的。1937年10月,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 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4月, 新四军第1、2、3支队在安徽岩寺集结完毕, 然后第1、2支队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在新四军组建和出动初期, 对于新四军主力的任务, 中共中央的要求很明确, 就是在江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15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 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新四军 “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的行动原则, 同时进一步提出: “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 即以溧阳、 溧水地区为中心, 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 必能建立根据地, 扩大四军基地。”④ 5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更明确提出, 新四军应 “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 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 扩大新四军的影响”①。当时, 中共中央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派遣新四军主力进入华中发展。

  1938年5月4日, 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提出, 新四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 应该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 “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其中, “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不少论著中被作为毛泽东向新四军提出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一个主要依据。但其实, 这只是要求新四军派出一支较小的游击部队进入华中, 不是对新四军主力提出的要求。对此, 毛泽东在6月2日给项英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 “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 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 即长江以北, 到将来力能顾及时, 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② 所谓 “一小支队”显然不是指主力部队, 与毛泽东要求八路军以师建制为单位进入华中发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 要求新四军分兵一部进入江北, 与派遣新四军主力向华中发展是两个概念, 应将它们区别开来。

  徐州失守后不久, 1938年5月22日, 中共中央就长江以北的工作给长江局发出指示, 要求积极开展鄂豫皖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 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③。高敬亭支队即新四军第4支队。这能不能说明中共中央给新四军提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第4支队并非新四军的主力。而且, 由于这支部队存在某些问题, 中共中央对其并未寄予过大期望。之所以提出要以这支部队作为鄂豫皖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主要是在八路军主力没能得到蒋介石同意进入华中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是希望借助它的名义来发展华中的抗日武装力量。但这支部队的名义也不大, 对其他抗日武装的号召力不强。1939年4月12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华中工作问题的报告时, 就认为 “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名义不大”④。事实上, 在后来实现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过程中, 新四军第4支队所起的作用也比较有限。所以, 中共中央虽然一度提出以新四军第4支队作为鄂豫皖地区的主力, 但从总体上看,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并没有以新四军主力发展华中的计划或者打算。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战略构想, 由于蒋介石对于八路军的发展始终抱着一种防范态度, 禁止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 因而未能实现。八路军主力不能进入华中, 改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发展, 完成了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 建立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此过程中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但是, 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八路军在华北的发展, 而放弃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发展的计划。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表明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华中的重要性, 更加坚定了发展华中的信心和决心。

  与抗战初期相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 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日军战线的推进, 河南、安徽、江苏北部的大片国土迅速沦陷, 华中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同时, 抗日战争开始向相持阶段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 中共中央一方面需要继续给八路军寻找发展出路, 另一方面鉴于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得到迅速发展的经验, 希望在华中敌后也发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 能够重演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展的一幕。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 毛泽东强调在华中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日军占领武汉后, 将更加暴露出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缺点, 它的战略进攻将接近于达到顶点, “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 即大后方, 例如云、 贵、川等地, 使敌无法占领; 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 例如华北、华中、 华南等地, 使敌无法全占”。他说, 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 “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 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 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 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 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 如华中一带, 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 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① 从而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 并得到了全会批准。

  为从组织上保证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实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 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 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原局的职责是领导华中地区党的工作, 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刚从北方局书记岗位上卸任的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 对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并积累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他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 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发展华中的重视。关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 中共中央曾两次作出规定。1938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 规定 “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概归中原局指导”。1939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北方局和中原局, 规定两者的管辖范围 “以陇海铁路为分界线”, “陇海路南的部队和地方党, 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一概拨归中原局管理”。② 这样, 中原局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南北界限得到了清晰界定。由于中原局是中共中央为贯彻实施发展华中战略方针而建立的, 因此中原局的管辖范围实际上就是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中所指的华中的范围。

  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中所指的华中的范围, 与后来华中局所管辖的范围不完全相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 由于项英牺牲, 以其为书记的东南局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中共中央将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 并改称华中局。在此之后, 华中的地理范围扩大, 新四军建立的江南抗日根据地也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由于这一原因, 过去一部分学者把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中所指的华中, 等同于华中局所管辖的范围, 把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视为发展华中的一部分, 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 在研究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时, 有必要区分上述两个华中的概念。否则, 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说项英坚持新四军主力在江南发展, 消极对待向长江以北发展的方针是错误的。

  关于发展华中的方向和重点, 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在开始的时候, 仍然按照抗战初期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 以鄂、豫、皖三省为发展方向, 而以河南为重点。刘少奇在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曾说, 中原局成立后,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我们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 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③。

  1939年3月19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 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 “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 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 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 但应极力准备之”④。这封电报把鄂、豫、皖三省特别是河南称之为 “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 进一步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里, 发展华中的方向和重点与抗战初期是一致的。

  前已论及,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没有以新四军主力发展华中的构想, 那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是不是给新四军提出的? 现有的论著大都对此持肯定观点, 但这值得进一步商榷。

  首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并没有任何关于新四军发展华中的规定。现有论著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给新四军提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主要依据是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的电报, 其中说: “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 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但在已公布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文件中, 看不出任何地方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上述电报中的说法,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方针, 是给全党工作提出的, 中共领导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 都应该采取措施贯彻实施这一方针。1939年4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 “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① 这应该是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述精神的一个准确阐述。所谓 “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 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 应主要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 而不能理解为单独给新四军制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事实上, 中共中央确定新四军向北发展方针, 是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得到蒋介石批准成立以后。

  其次,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 新四军第1、2支队刚进入江南敌后不久, 尚未完全打开江南抗战的局面。对新四军主力部队而言, 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在江南敌后站稳脚跟, 而不是发展华中。1938年10月1日, 为庆祝新四军成立一周年, 中共中央在给叶挺、项英及新四军全体将士的贺电中, 提出希望新四军 “成为大江南岸的一支模范军队”②。此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 这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新四军主力的定位是在江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建立抗日根据地, 至少暂时没有让新四军主力往江北发展的考虑。

  再次,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及此后的一段时期, 中共中央都认为八路军的主要发展方向应该是华中, 没有放弃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计划。1938年10月4日, 当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 周恩来在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国共关系的一系列提议, 其中包括允许徐向前部去山东, 林彪部去华中③。1939年1月13日, 毛泽东与王稼祥就八路军今后发展方向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 提出: “我们意见, 八路军今后开展主要方向不应是东三省、察哈尔、热河、冀东, 因为大部队不能去, 也无法去上述地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④ 此外, 当时还有一些电报可以反映中共中央这方面的战略意图。

  因此可以认为,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并不是给新四军提出的任务。从名义上看, 这一方针是给中共全党及其领导的所有武装力量发出的号召, 但从实际上看, 仍是希望以八路军主力达到发展华中的目的。

  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建立与发展华中内涵的演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 刘少奇为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于1939年1月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建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机关。但是, 这时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停止后,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矛盾逐渐凸现。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巨大发展, 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疑虑和不安。 他们认为, 在敌后沦陷区, 国民党力量鞭长莫及, 中共抓住机会发展, “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 “大有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速之趋势”⑤。因此主张对中共和八路军必须加强戒备与防范, 严格限制八路军向华北以外的地区发展。基于这种考虑, 1939年1月11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 要求八路军115师、129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建制。 与此同时, 蒋介石还 “下令各战区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部队开往它区, 否则, 即行解散缴械”, 其目的即是 “制止我军进入华中地区, 以及将来插足西北”①。1939年1月21日至30日,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进一步确定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并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这标志着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开始采取严格防范和限制中共及八路军发展的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可能允许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估计, 已不可能实现。同时, 由于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政策, 造成国共两党在华北、陕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增加, 也对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形成牵制。因此中共中央在1939年初暂时放弃了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计划。毛泽东、 王稼祥在1月13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 虽仍然强调八路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但提出: “在目前磨擦很多, 军委会严令禁止, 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 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② 八路军主力不能进入华中, 使得发展华中缺少了重要的骨干力量。

  从华中地区的形势看, 中共中央原来预计武汉失守后, 河南等地成为敌占区, 会给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事实上, 武汉失守前后, 华中地区的确在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内出现过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形势。但这种大好形势转瞬即逝。由于 “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 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 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 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 因此, “他们就大胆、 积极地向敌 后伸展, 恢复他们 在敌后的 统治”③。这样, 华中敌后的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国民党的游击部队, 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纷纷恢复。 据彭雪枫1940年7月所写的 《豫皖苏边工作报告大纲》反映, 当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的时候, 豫东皖北一带国民党的 “行政系统部份恢复, 行政机构逐渐恢复 ( 皖北已大部恢复) ”④。这与抗战初期华北沦陷后大部分地区成为真空地带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 给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了困难。此外, 武汉失守后, 国民党重新调整战区, 任命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国民党在河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同时, 由于抗战初期八路军与卫立煌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八路军为维持这种关系, 反而不便进入河南发展。这样, 中共中央重点发展河南游击战争的设想也失去了现实可能性。

  由于华中的政治军事形势没有朝着中共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再加上从1938年底开始,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情况, 既要对付国民党的武装磨擦, 又要对付日军发动的大规模 “扫荡”作战, 因而进入1939年后不久, 中共中央实际上把发展华中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 而把重点放在巩固华北上面。刘少奇到达竹沟后, 没有停留多久, 即奉中共中央电令回延安开会, 一直到9月中旬才再次前往华中, 其间中原局的工作实际陷于停顿, 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当八路军由于蒋介石的禁令, 以及上述种种原因, 不能按照原来设想进入华中发展的时候, 新四军却得到一个进入华中发展的重要契机。1939年3月29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蒋介石, 以自己将前往江北第4支队巡视、解决该部存在的某些问题为由, 提出建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要求。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防范甚严的蒋介石, 对建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可能导致的后果没有给予充分估计, 很快复电同意。5月5日,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安徽庐江东汤池成立, 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对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建立, 过去的论著注意不够, 很少将其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 这一事件是实现发展华中战略方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 它使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 它使发展华中的主力发生了变化。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建立, 使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得到更大的合法性, 具有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它的名义较大, 对华中的各种民间抗日武装具有较大号召力, 在处理与华中国民党各方势力的关系方面也更具分量。在这一名义下, 新四军可以派遣 “大员”即在能力和声望方面都具有分量的领导人员进入华中, 担负起领导华中发展的责任。而八路军则由于不具备这种名义, 不能派 “大员”进入华中, 否则会给国民党提供攻击中共的口实。基于上述考虑, 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此前以八路军为主力发展华中, 开始转变为以新四军为主力发展华中。

  1939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 发布 《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对发展华中作出新的规划和布置。这封电报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明确提出: “蒋已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 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如何利用这一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 电报提出三点重要建议: ( 1) 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为华中中共武装力量的领导中心。 ( 2) 东南局及新四军抽调 “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开展工作。电报提议调项英或者陈毅到华中主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 3) 中原局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靠近。① 这些建议说明中共中央开始重视新四军在实现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要求以新四军为主力发展华中。

  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 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江南不适宜新四军主力的发展: “在江南则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 致发展迟缓, 在将来发展亦有很多困难。”这是要求新四军改变发展方向, 由向江南发展改变为向江北发展, 向华中发展。中共中央在新四军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在此之后不久, 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8月,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新四军问题时, 提出其发展方针应该是 “向北发展, 向东作战, 巩固现在阵地”②。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提议, 并作出相应决定。

  其次, 它使发展华中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前, 中共中央在华中主要考虑发展以河南为重点的鄂豫皖地区; 在此之后, 中共中央决定依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展华中, 因此发展 华中的方 向开始东 移。1939年4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 《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提出: “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 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要求 “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民成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 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③。显然, 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一任务的提出, 是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获准成立联系在一起的, 是希望借助这一有利条件, 以其为中心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一任务实际上为发展华中提出了新方向。

  应该说,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建立的确为发展华中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共中央在此之后的指导思想的改变以及作出的各种部署, 也都是正确的。但从实际情况看,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建立后, 华中地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的 发展, 在一段时 间里依然 缓慢。1939年12月, 刘少奇率领中原局领导机关到达皖东地区, 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汇合后, 他了解到: “ ( 新四军) 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 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 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④ 显然, 这与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期望相距甚远。

  上述局面的造成, 原因是多方 面的。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华北八路军既要对付日军的 “扫荡”, 又要对付国民党的武装磨擦, 因此中共中央关注的重点放在华北; 刘少奇也有约半年左右的时间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处理华北事务。这多少影响了华中的发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东南局及新四军的领导人在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与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 认为新四军主力应该在江南地区发展, 因此对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的 《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采取了消极态度。例如该指示不同意由张云逸主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建议项英或陈毅到华中主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但这一指示没有得到执行。由于当时刘少奇也不在华中, 项英和陈毅不去华中, 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项英自己所说的 “江北缺乏领导中心, 在政治上把握不住”①。在此情况下, 中共在华中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抗日根据地要想得到迅速发展, 可想而知是比较困难的。

  四、1940年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实现

  抗战爆发后,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发展比较顺利, 但在华中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由于前文已经述及的种种原因,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 在1939年大约一年的时间里, 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迅速有效地贯彻实施, 而是 “整整耽搁了一年的时间”②。华中的局面得以真正打开, 是在刘少奇重返华中之后。

  1939年9月15日, 刘少奇率领徐海东等40多名军政干部离开延安, 于12月初到达皖东定远藕塘地区, 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此后, 发展华中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一阶段, 由于国民党实行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政策, 国共两党的磨擦有增无减, 矛盾不断激化。1939年冬, 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分别在山西、陕甘宁边区、河北等地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这次反共高潮被八路军击退后, 国民党将磨擦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 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 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奉蒋介石之命, 不断挑起事端, 向皖东、苏北等地的新四军发动进攻。 此外, 蒋介石、国民党还企图通过划定防区的办法, 将八路军、新四军调往黄河以北冀、察两省, 以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矛盾, 使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压迫之下能够得到生存与发展, 是这一阶段中共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入1940年后,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 日本为了尽快解决 “中国问题”, 加强了对华北八路军的 “扫荡”作战。这使八路军在华北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对此, 中共中央在1940年6月1日的电报中曾经指出:“确占华北为敌人之已定方针。敌之 ‘扫荡’使我部队困难增加, 扩大不易, 而部队之财政、粮食、 枪枝、弹药等亦日见困难。”③ 在日军的军事压力之下, 如何使八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处于有利地位, 也是中共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这种政治、军事背景下, 中共中央对于发展华中的战略目的有了新考虑,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 江南的发展,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进一步发展华中, 打通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 并将华北、 华中、江南的抗日根据地打成一片。1940年2月1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 《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 提出: “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 ‘扫荡’, 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 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 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 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④ 将华北、华中、江南的抗日根据地打成一片, 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互相支援, 壮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粉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压迫, 坚持华北、华中、江南的抗战,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要实现这个 “打成一片”的任务, 进一步发展华中是关键。如果不能在华中建立大片的巩固的根据地, 不仅不可能实现 “打成一片”的任务, 而且华北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被分割, 将不利于八路军、新四军, 特别是江南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 华中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出路所在。1940年1月底, 毛泽东在给项英、叶挺的电报中, 明确提出新四军的 “主要出路在江北”。3月16日, 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提出: “我军将来出路, 实在中原。”① 这里所说的 “我军”主要是指八路军。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认为华中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出路所在, 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即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 越来越显示出在华北、华中、江南三大区域中, 华北是日军的统治重心所在, 日军志在必得, 而江南是富庶之区,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重要, 是国民党重点经营的地区, 因而只有华中地区存在八路军、新四军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认识与后来实际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相符, 但在当时它使中共中央对华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抗战初期即已具有的把中共抗战重心置于华中的思想, 在这时更加明确了。

  当时中共中央所说 “出路”的涵义, 一是指发展空间, 即相对于华北和江南来说, 华中最具有发展空间。1940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转东南局其他成员, 指出: “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 在华中可以发展。”二是指退路, 即当八路军在华北不能立足, 新四军在江南无法生存时, 都可以向华中转移。三是指在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时, 可以把八路军、新四军移驻华中地区作为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之一。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 中共中央曾设想国共关系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一是国民党发动全国性的反共事变, 与中共全面破裂; 二是国共两党为避免矛盾激化, 通过谈判重新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区域, 形成 “国共划界而治”的局面。如果是第二种发展前景, 中共中央认为 “我们不宜大举向南, 而宜向北, 以求与蒋隔江而治”。② 因此, 中共中央实际上产生过一种将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华中, 通过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争取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的设想。

  第三, 加大在华中的发展力度, 可以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华北转向华中, 减轻八路军在华北的压力。中共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 在华北已经取得优势。1940年3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 指出: “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 “我在山西、在河北、 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 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在此情况下, 中共中央认为, 华北八路军的反磨擦斗争应该告一段落, 求得对内和平, 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为使国共两党在华北的武装磨擦得到缓和, 中共中央希望能够以华中的发展, 把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从华北转移至华中。3月16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提议派遣八路军部分主力部队进入华中发展。 他认为: “这种行动, 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 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 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 华北方能确实巩固。”③

  基于上述考虑, 中共中央对于发展华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果说在此之前, 中共中央将重点放在发展和巩固华北, 那么在这个新的阶段, 则把重点放到发展华中,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解决发展华中的问题。

  第一, 调整了发展华中的方向, 明确了发展华中的目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建立后, 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方向已经东移, 从鄂豫皖地区移到皖东地区。刘少奇重返华中后, 中共中央对于发展华中的方向作了进一步调整, 明确提出向东发展的方向。1939年1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等, 提出: “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 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 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 不到海边, 决不应停止。”①

  在具体目标方面, 1940年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 “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 淮南路以东, 淮河以北, 开封以东, 陇海路以南, 大海以西, 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发展目标, 不仅因为苏北、皖东、淮北等地是敌后日军力量较为空虚的地区, 而且因为它们对于打通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络具有战略意义。 在上述三地中, 中共中央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苏北, 提出 “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的目标和任务。1940年3月29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等人, 提出: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 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 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②

  第二, 调遣八路军主力部队南下, 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 中共中央从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教训, 即 “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 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 才能巩固统一战线, 才能争取时局好转”。 因此, 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 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抗日武装与抗日根据地。 这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冲破国民党的禁令, 调遣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华中。1940年3月16日,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 正式提议调八路军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 “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 并策应胡服, 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 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③ 4月1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 提出一个分三期派遣八路军主力部队4万至5万人进入华中的计划。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和部署, 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344旅、 新2旅及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于1940年4月前后, 分别由晋东南及山东等地南下华中, 与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 先后编成八路军第4纵队、第5纵队。其中, 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在黄克诚率领下东渡运河, 挺进苏北沭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地, 对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 发布 “五四指示”, 敦促江南新四军主力贯彻放手发展的方针。在发展华中的问题上, 中共中央东南局及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与中共中央存在意见分歧。虽然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下半年即已确定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 但项英始终认为新四军主力应坚持在江南地区发展, 对于向北发展的方针不愿积极贯彻执行。而且, 在新四军的发展策略上, 他始终不愿冲破国民党的限制, 放手独立地发展。项英的这种思想和态度, 成为贯彻发展华中方针的一个重要障碍。有鉴于此, 中共中央在1940年5月4日发出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批评项英在新四军发展问题上的错误, 敦促东南局和新四军贯彻中共中央放手发展的方针。该指示措辞之严厉, 态度之坚决, 都是前所未有的。指示强调, 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 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 “虽然各有特殊性, 但均有同一性, 即均有敌人, 均在抗战。因此, 我们均能够发展, 均应该发展。”指示要求东南局和新四军不受国民党的限制, 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 “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 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 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 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④通过这一指示, 中共中央透彻地阐明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和策略, 给新四军的行动指出了明确方向。第二天, 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 进一步明确指出, 新四军第1、2、3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 “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到海边之数十个县, 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 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①。这两项指示特别是 “五四指示”解除了项英的思想武装, 基本扫除了发展华中的思想障碍。不久, 1940年6月,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即率新四军主力部队陆续北渡长江, 并于7月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 统一领导苏北新四军各部, 成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主力。

  由于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 八路军、新四军很快在苏北打开了新局面。经过1940年10月的黄桥决战,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率领所属部队, 打垮了韩德勤部3万余人的进攻, 并歼灭其大部主力。黄桥决战胜利后, 苏北的八路军部队和新四军部队在东台县马驹镇胜利会师, 苏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八路军和新四军也连成一片, 开辟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至此, “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 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②, 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必须具备发展变化的眼光, 结合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考察。 通过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在总的方针不变的前提下, 中共发展华中的具体指导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发展的主力, 初期为八路军, 后来转变为新四军; 发展的方向, 初期为鄂豫皖地区, 后来转向皖东、淮北、苏北地区; 发展的重点, 初期为河南省, 后来转变为苏北地区。不仅如此, 发展华中的战略目的在初期和后期也有不一样的考虑。这种变化, 是中共对于抗战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也是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终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1-01-13 14: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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