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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端林:抗战往事
2020-12-02 11:05:05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当时的叶县并没有沦陷,生活一切如常,家里的条件也说得过去。1939年的一天,我在县城里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事,虽然对军校没有多少了解,但却知道军校毕业的学生是打日本鬼子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想法,对此家人也都很支持,于是前往招生处报了名。

  当时在各地招生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报考,而简单的文化考试,对于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我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最终在叶县一共招收了三、四十人,在负责招生的军官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西安报道。这一路由校方发给食宿费,只是记得每天也就走个几十里的样子,走了挺长时间才到达。

  在西安我们接受了复试,也是国文、数学等等,复试相对严格一些,同来的伙伴就有几人被淘汰了,只能失望地回家去。我通过复试之后不久,大约在1939年10月,就开始了军校入伍生阶段的训练,从那一天起,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回首这一阶段的训练,觉得真是非常苦,说起来一言难尽。比如说伙食,吃的是光绪年间积存下来的米谷,吃起来又苦又辣,那真是“最不合口味”。军校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有些人因此退学了,但我还是适应下来,专心受训。直到1940年1月,我们由入伍生升为军官生之后,待遇才好了一些。

  在军校受训这一年多的经历,并没有太多回忆,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除了每周有一天休息,偶尔可以去西安城里转转,其余时间都是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度过。当时训练是以队(相当于连)为单位,各队住地分散,互无往来,除了一个区队(相当于排)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每天的紧张训练之后,似乎同学之间也没什么过多的交往,天一黑就想睡觉了。至于长官,只是还记得胡宗南、刘宗宽、熊克念、许良玉的名字,这些高级军官只是偶尔来队里巡视训话,了解不多,而对于我的队长陈洪毅,还有点挺深的印象,觉得他很有学问。

  1941年3月,我从军校毕业,不久之后,接受上级分配到第33集团军任职。第33集团军下辖第59军、第77军,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原第29军中扩编出来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当时驻防于湖北省西北部。该集团军的前一任总司令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可惜他在1940年随枣会战中壮烈牺牲了。我们一批军校同学自西安步行到湖北去报到,在集团军总部,受到了总司令冯治安、副总司令李文田的接见。李文田将军由于嗓门大,军中人送绰号“大叫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见过总司令之后,我随即被分配到第77军179师537团担任排长,驻防湖北南漳县附近。179师自抗战以来历经阵仗,富有作战经验,士兵以北方人为多,勇猛善战,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师长何基沣,更是一员虎将,抗日极为坚决,向为日寇所惧。到部队后,很快就与部下打成一片,没过多久,我就参加了平生的第一场战斗,这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有日军两千余人要到附近村庄进行掠夺,为此何基沣下令179师全师出动,埋伏在山沟两侧准备打伏击,每个连每个排都有指定的伏击地点,秩序有条不紊。这次伏击战的地点叫“临沮岗”,相传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就是在此地被吴军擒获的。日军进入伏击圈之后,山沟两侧枪声大作,但由于双方接触面很近,战斗很快演化成了白刃战。179师延续了西北军大刀作战的传统,官兵们刀法纯熟,以大刀对鬼子的刺刀并不落下风,我带着一排战士也冲了下去,当时我身强体壮,灵活敏捷,一把抓住一个鬼子刺向他的枪刺,顺手一刀就把鬼子砍倒在地。一战下来,我们排也杀伤了许多鬼子,由于时间已久远,具体击毙了多少鬼子,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但真打起来的时候,这种紧张情绪很快就抛到脑后,连命都忘了。

  这场伏击战以日军撤退、我军胜利告终,但我军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一仗我军的伤亡人数要比日军多一些,我们排也有战友牺牲了。战后,伤亡的官兵被送往后方的医院,都有妥善的安置。在那次作战之后不久,部队在湖北省西部进行了几次调防,期间也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都没有我第一次参战时那样激烈了。不打仗的时候,部队在驻地的日常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由于当时国军中文盲很多,作为长官的闫端林,平时还会教士兵识字,普及文化知识。在179师时军饷尚能按时发给,但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买几包纸烟,就是仅有的消遣了。

  关于薪饷问题,确实存在很普遍的“吃空额”现象。由于作战损耗和补充不及,从师到排各级单位都有实际人员不足的情况,排长可吃1人的空饷,连长吃3人,这在部队中,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是这样来操作的,无人深究。

  我在179师待了两年时间,因作战立功,逐级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1943年,在当上营长没多久,因当时战事不紧张,我向上级请长假回家探亲得到批准。回到家后,老母亲不愿意让我再走,那时候国军非中央嫡系部队的考绩并不是很严格,他就没有再回去,也就因此脱离179师了。

  回忆179师师长何基沣将军时,他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能打仗。后来才知道其实何基沣早在1939年时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因为支援新四军武器装备被特务告发,曾调往重庆受训审查了一年多,直到我们来报到的不久前,才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后官复原职。后来何基沣升任第77军中将军长,而179师在1945年被裁撤,官兵被编入77军其他部队。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率77军大部在贾汪起义,成为著名起义将领。

  在叶县老家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去找份工作。当时汤恩伯集团重兵镇守河南,人称“中原王”。汤恩伯的总部就驻在叶县,离我家也很近,走几步就到了,我决定去向汤恩伯毛遂自荐。经卫兵通报后,汤恩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询问了履历之后,当场任命他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军训官,并担任第一区队区队长,保留少校待遇。

  鲁苏豫皖边区学院,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大学,成立于1942年,当年10月开学,初名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还有附属的高中部与初中部。学院初设于安徽临泉,后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建成永久性校舍。院长先后为汤恩伯、张清琏。汤恩伯对于文化教育方面非常重视,这所鲁苏豫皖边区学院,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产物。学院成立后,吸引了沦陷区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全院学生一度达到4000余人,名噪一时。学院设军训总队,对学生的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总队下设大队、区队。那段时间,闫端林就在这里负责学生军训工作,生活还算稳定。

  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汤恩伯集团在河南兵败如山倒。5月,日军已逼近叶县,边区学院在仓促间撤离、停办,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夭折了。在这次撤退中,由于组织混乱,前途未卜,我没有跟随学校一起撤离,只得脱下戎装回到家里。也正是因为这次溃败,再加上所部军纪不佳,河南老百姓新账旧账一起算,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王”汤恩伯彻底声名狼藉,成为历史罪人。但在汤恩伯麾下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对于汤恩伯的个人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他没什么官架子,是个好人。

  叶县沦陷之后,当地汉奸横行,我作为前国军军官躲在家里,精神上还是感到有些紧张的。不久之后,一名军校16期同乡郭姓同学找到了我,动员我加入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继续在敌后开展工作。这个别动军是军统控制的武装部队,如今广泛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经过仔细思考,我答应了,加入到军统别动军方舞叶联络站(方舞叶,即河南方城、舞阳、叶县三个县城),站长姓王,我任爆破组组长。因是活动在沦陷区,出于慎重考虑,联络站加上站长也只有5个人,成员都是军校16期的同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破坏其军事设施。由于不负责情报方面工作,我对别动军组织和情报系统的了解并不太多,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参与者。

  当时在叶县,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双方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而日军虽然取得了豫湘桂会战的胜利,但从整个战局上看已是强弩之末,县城虽有驻军维持治安,但也不愿去招惹我们,更没有谍战片中那样特高课抓捕国军特工的惊险场面。在这一年的“特工”生涯中,我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到后来基本都是公开活动了,因为人手太少,没有去执行过具体的破坏行动,只是去县城处决过一个铁杆汉奸乡长,当街将其击毙,日伪军都没敢露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王站长奉命带领我们先行接管叶县驻军的武器装备,并在数日之后,将其移交给刚刚到达的中央军部队。在接下来的全国大裁军中,我成为编余军官,被编入中央训练团某军官总队,不久即离开部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叶县解放之后,我作为前国民党军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幸运的是,在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中,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经历受到牵连,这也许和六年的军旅生涯只有抗日经历,没有打过内战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参加过军统等特务组织的人,是重点镇压对象,王站长就在当时被处决了。躲过了这一劫的我也因此格外谨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少向人说起自己的往事,也没有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各种相关组织,后半生就在家乡务农,低调处世。如今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得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生活。

  (来源:《黄埔》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02 1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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