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海外留学生群体的归国潮
2020-11-23 14:38:51 来源：魅力老照片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共赴国难。一时之间，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归国。抗战前夕，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5934人。中日战端一开，留日学生即首途回国，其势如潮似涌，不绝于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回国留日学生近4000人。到1937年10月下旬为止，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归国者亦络绎不绝。由于欧美距祖国遥远，长途跋涉，花钱费时。1937年10月初，留欧学生组成第一批回国参战服务团。抗战前夕，欧美留学生共约4000人，到1938年5月，回国者几乎占了一半。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归国留学生总数约8000人。其规模超过了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历次回国运动，即便在世界留学史上亦属罕见。
在归国留学生中，不仅有许多学业未竟的学生，还有那些已在国外成家立业的老留学生，他们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安逸的生活，回到祖国。此外，一批曾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后也陆续重返家园。如郭沫若、陶行知、王礼锡等。
一般而言，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出国后，在有较高的物质条件或理想的工作环境等吸引下，颇多不愿返国。然而在近代中国，尽管政局混乱，科研条件落后，物质生活艰苦，工作环境不佳，留学生的回国率却相当高。这除了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外，似乎作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解释。而这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产生又与近代中国留学生所处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联。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势，留学生在国外所感受到的国弱民穷的屈辱，外感民族歧视的愤懑，使留学生内负救亡图存的重任，在学习科学知识和汲取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肩负着民族救亡、国家振兴的重责。在近代中国留学生身上，可以看到，振兴中华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与民族救亡的主题同步，甚或前者为后者所湮没。抗战时期留学生纷纷辍学归国就是鲜明的例证。
当然，抗战时期留学生回国高潮的形成，除了共赴国难这一内在原因外，还受到外在诸因素的影响：
第一，留日学生不堪迫害。一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人前往留学的国家，但自19世纪中叶以后，形势逆转，中国国势日衰，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一跃而成富强之国。甲午一战，中国惨败，日本从此幡然改态，由昔日对中国的敬仰心理转为轻蔑和藐视。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自然深有体会：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就曾遭到日籍同学的侮辱和怠慢;郭沫若留日时，曾在一封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近代以来，以留日生活为素材的小说甚多，几乎篇篇充满辛酸愤激之语。但为了寻求复兴国家民族的知识，长期以来，留日学生无不忍辱负重。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留日学生的处境更趋艰难。七七前夕，《申报》报道：“我国留日学生遭受摧残痛苦，时受日当局无故逮捕，横加压迫，致人心遑遑，无心向学”。卢沟桥事变后，事态更趋严重。不仅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检举压迫手段愈用愈激，受政府蒙蔽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留学生也深怀嫉视。留日学生长年的忍辱负重至抗战爆发时已化作满腔怒火喷涌而出，其结果是数千留日学生集体归国。
第二，欧美留学生经济中断。战事发生后，许多留学生的家庭沦陷战区，学费来源断绝。至1938年5月，国外留学生中约有60%以上原藉沦入战区。其时，国民政府虽对一部分留学生发放过救济费，但为数极少，难济于事。据统计，自抗战爆发至1939年1月，经教育部核准发给救济费的留学生，仅267人。这仅占4000欧美留学生的6.6%左右。在此种情形下，一部分欧美留学生踏上了归途。
第三，教育部饬令回国。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方面急待兴革，急需人才。同时为节省战时外汇，国民政府饬令，凡所学科目非军、工、理、医而出国已满三年者，以及出国虽未满三年但成绩不佳者，饬其即行回国。据统计，抗战期间由政府饬令回国的留学生共461人，其中以留欧学生居多。
留学生回国后，大致有两大趋向：少数继续在国内学校就读，多数参加战时服务。前者一般是学历较低的学生，后者多为高学历者，但其中也有按规定应该转入国内学校续读而实际投入了救亡工作的学生。
参加战时服务的留学生，主要从事宣传、教育、研究和技术工作。留日学生以在日较久，熟稔敌情，而且日文均多娴熟，故在抗日宣传上尽其所长。尤其是抗战初期，创办刊物，发表言论，举办各种讲演、讲座等，异常活跃。抗战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研究或介绍日本的著作和小册子不下数百本，其中相当部分为归国留日学生所撰所译。如经济学家吴裴丹留日归国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先后担任《申报周刊》编辑、战地记者。他利用留日时积累的资料，撰写了许多分析日本侵华原因、战略和策略的文章，并著有《日本经济史》和《日本战时全貌》等书，在抗日宣传上颇有贡献。
军、工、理、医等专业的留学生在国难期间尤为各方所急需。他们不仅专业功底深，而且有的早在国外留学时已注意研习与战争相关的学科，如军事工程、战时利器、战时医药卫生和战时燃料等。因此回国后，在科研设备和原料奇缺的情况下，仍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著名光学家龚祖同于1934年公费留德，1936年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在博士论文即将完成尚待答辩之际，抗战爆发，龚毅然回国投入战时的光学事业，为制造前线急需的光学仪器而努力工作。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38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抗战期间，他在昆明光学厂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成为解放后我国光学工业的技术骨干。
回国留学生中以进入教育界者居多。近代中国生产力落后，各种实业不发达，不少留学生回国后，其专长无用武之地，只好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教学。抗战爆发后，回国留学生更集中于教育界，尤其充实了国难期间的高校师资队伍。国难期间，我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在数量上均大为减少，唯独高等教育反较战前有所发展。按理，大学师资力量应受战事影响而削弱，因为战前各大专学校大多集中在平沪等地，抗战突发，交通工具非常缺乏，平沪各地的许多大学教授没有能够逃出去，尤其是年岁较高的教授们。在这种情况下，归国留学生正好弥补空缺，甚至有所壮大。
以西南联大数学系为例。当时该系共有教授12人，其中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有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禄三人。他们归国的时间分别为1937年8月、1938年和1940年。当时，数学系的必修课程和战前清华大学基本相同，而选修课程多由刚刚归国的青年教授担任，这些课程有的属于当时国际数学领域的新课程，有的则是在原有课程中添加了反映40年代国际学术成果的内容，具有比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这些归国留学生在战时生活艰苦和科研条件落后的环境里，继续进行着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如华罗庚在国难年头，先后写出了20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1941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世界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抗战期间归国的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数学家的还有胡世华、柯召、林士谔等多人。
从归国留学生的去向来看，除大部分往大后方外，也有少量转赴延安。抗战初期，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其中就有回国留学生。1939年，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院，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任副院长(后任院长)。陈于1932年留德，1937年回国至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亲自主讲有机化学等课程。延安自然科学院是解放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在该院领导中，除陈康白外，还有教育处长留德博士屈伯川、总务处长留日学生杨作材等人。
到延安的归国留学生中，文化人更多，如作家柯仲平、田间、高长虹、雷加、藏文远，著名版画家刘岘，女剧作家颜一烟，经济学家丁日初等。这批留学生不仅在抗战期间贡献非凡，其影响甚至波及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归国的留学生中，后来卓有成就者不下300人。其中就有如文学家钱钟书、语言学家吕叔湘、美学家蔡仪等。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在于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知识及先进技术。因此，国家对留学生的期待，即是希望他们学成之后报效祖国。然而在忧患绵延的近代中国，留学生们往往难以安然完成学业，虽然读书的终极目标也是报国，但每当民族危难之时，救亡的责任压过了一切。辍学归国，虽然与留学的初衷有违，于留学生自身而言也甚为可惜，但祖国挣扎在内外交加的危难之中，留学生们甘愿放弃自己前途，共赴国难。加之国难期间，急需各种专门人才，留学生回国后，大都展其所长，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忠荩和智慧。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11-23 14: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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