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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忆在山东的一年
2019-06-14 10:15:44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那里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抗战初期,党中央多次派干部去山东,同山东地方党的同志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与创建根据地。我和朱瑞同志是1939年6月从冀南到山东的次年6月、党中央要我赶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便离开了山东.在那里只工作了1年。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统一指挥我党领导的驻鲁各部队,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们能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能不能尽快发展自已、站住脚跟,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一)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成功地运用这个法宝,就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是党和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破裂的痛苦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当时,在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同志当时有个分析,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抗日根据地,也不会有抗日民主政权,更不会有八路军的扩大与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从抗战一开始,就指示我们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首先是限制和反对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白主地位。1938 年底和1939 年春,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迫使日军在占领广州飞武汉之后,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转而加强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进攻与“扫荡”。同时,日军还对蒋介石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并积极拉拢英、美对国民党劝降。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一派已公开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派则消极抗战,积极筹划部署反共蒋介石先后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 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 、《 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全国范围内的反共事件不断发生。

  在山东地区,国民党也调整了部署,组织了苏鲁战区,任命东北军的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随即于部的51 军、57 军约2 万人先后进入山东,抢占了沂山、蒙山、营(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地区。沈鸿烈也由鲁北进人鲁中山区,抢占了沂蒙山区要点东里店、鲁村一带,进一步扩大实力,对我实行政治限制,制造军事磨擦,1939 年二三月间,沈鸿烈提出了几个限制我们发展的条件一是统一划分防线,把我军的防线划在津浦路东侧之滕(县)泅(水)宁(阳)地区;二是叫什么“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统一行动,军不干政”;三是经济粮株统筹统支。于学忠到山东之后,于、沈又同缪微流、牟中琦等人一起,再次策划限制我们的办法,规定我山东纵队在泰安、祖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我鲁南、胶济路以北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区集结。国民党军政部也直接下令调我山东纵队去北宁路作战,限制我向南发展。这些规定与命令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我党领导的军队,限制在一个对我不利的狭小地域里,置于他们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之下,不准我们发展根据地,不准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准我们发展军队,只准他们为所欲为。

  (二)

  坚持独立自主最重要的问题是巩固与扩人根据地,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一是统一战线,一是武装斗争,再就是党的建设。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在进行武装斗争时,要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根据地内有自己的政权,才能可靠。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抗口根据地几乎遍布全国。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同其他各根据地一样,经历了一个建立、巩固与发展完善的过程.从我到山东时的情况看,那时山东还不能算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就鲁南来说还只是一个游击区。主要是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二因为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就都不好解决。没有政权也不好发动群众,你在时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你一走就都散了,象流水一样过去了。当时,在山东除了伪政权之外,还有国民党的政权,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很坏的。他们不给我们粮,也不给我们款,弄得我们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蒋介石不给我们,国民党地方政权也不管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人民自己的抗日政权。党中央曾明确指示我们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有的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人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卜,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第1 纵队,从上到下,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粉碎日军的进攻与“扫荡”。我到山东不久,就带着几个同志到于学忠那里去谈判谈判谈什么?主要是谈政权问题。于学忠劝我们不要搞政权,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抗日非得有政权不行。群众要起来抗日,我们要发动群众,没有政权就没有个依靠。没有政权,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的政权,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薪炯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就这样争论了两个多钟头,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回来照样搞我们的政权.我们建立政权是搞三三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把一些开明士绅都吸收到政权中来。象范明枢等人同我们关系很好,经常往来。

  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特点,我们建立政权的工作,采取了二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迅速建立人民白己的、完全民选的政权.这主要是在鲁西、鲁南和胶东的根据地内。1939 年七八月间.敌人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政权都垮掉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胸、东平、平阴、宁阳、长清、泰安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40 年3 月间,全山东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已有40 多个到年底,建立了90 多个县政府,l 个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山东省参议会,范明枢任议长。我们还成立了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同志任主任委员,实际是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二是在敌占区及敌“巩固区”和中心城市,建立两面政权,以秘密方式进行抗战工作。例如在鲁南、胶东以及胶济铁路沿线上,有一些名为伪政权,实际是我们的人。象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我们过铁路时,他喊‘平安无事哟”,送我们过铁路。我们临走时,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就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三是促使国民党控制的政权实行民主化。当时,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我们要求县、区、乡等各级政权,要能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要发扬民主作风,替人民作些善政,反对高高在上的衙门制度;要接近人民,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廉洁奉公;要公平负担,免除苛捐杂税,建立正确的财经政策。对于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要粮要草、一味欺负老百姓,在敌人来时,不但不领导军民抗战,反而自己先溜掉的专员和县长,我们就发动群众把他赶走,或者通过民主选举把他选掉,选上那些真正替老百姓办事、解决困难的专员、县长、区长。普遍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是巩固根据地和政权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组织和领导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使我们党和军队同群众的联系更密切,威信更高;使国民党顽固派在群众中更孤立,威信扫地。组织与领导各种群众团体,有利于我们发展扩大统一战线,有利于动员各党派、军队、爱国人士支持与参加抗战,使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更加巩固。1939 年六七月间,敌人对鲁南大“扫荡”以前,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把所有的人民抗战组织都解散了,以包而不办的无群众基础的官办“群众团体”代替真正群众自己的组织。然而,这些“群众团体”,经不起敌人的大“扫荡”,形势一严重即销声匿迹,逃得不见踪影这使山东人民认识到,自己不组织起来,是不能生存的。从此以后,人民群众又自己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山东全省宪政促进会、鲁南妇女救国总会等群众团体。同时,各县、区、乡也都有了群众组织,并且武装了起来,经常做动员群众参战、配合部队作战的工作。如山东工人支队,在胶济路上经常破坏铁路,打击敌人。泰山自卫团在马家庙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泰山区人民的组织严密,经常实行戒严,敌探汉奸很难打人那个区域。这些群众组织,对于打击敌人、保卫政权、巩固根据地作出了才及大贡献。

  (三)

  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磨擦,巩固与发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1939 年12 月到1940 年3 月,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国第1 次反共高潮.朱德、彭德怀同志曾以总司令、副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呼吁百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亡国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加紧团结,以利抗日”。

  山东也同其他根据地一样,不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袭击。山东的顽固派中,第一是沈鸿烈,第二就是秦启荣。秦启荣是国民党别动纵队第5 纵队司令,他是以搞磨擦为职业的人毛主席在一次同报社记者谈话时专门提到了他.毛主席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事实正是这样。在山东,从1938 年二三月间,在我第4 支队组织发动的初期,秦启荣就开始和我们磨擦。3 月下旬,沈鸿烈唆使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3000 余人,于博(山)益(都)边之太河镇,伏击我山东纵队第3 支队过路的干部队和两连掩护部队,杀害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播建军等以下40 多人。4 月下旬,又伏击我第4 支队。8 月上旬,秦启荣在莱芜的雪野地方,乘我第4 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机会,指挥顽军向我后方合击,使我军民遭受严重损失。8 月中旬,在淄河流域又发生了围攻我3 、4 支队达1o 余天的严重事件。这些就是当时山东的“太河惨案”、“ 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的磨擦二山东纵队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39 年6 月到12 月,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 多次,杀我军民1350 多名。还扣押我干部战士1000 人。这就是说,山东纵队的战斗力,半年多就叫顽固派给消耗掉了2000 多人,而在这段时间里,山东纵队同日军、伪军作战200 多次,消灭敌伪4500 多人,本身仅伤亡1200 多人.由此可见,顽固派已对我成了严重威胁,不对他们进行反击,我们的根据地就保不住,无法进行抗日战争.

  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始终把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首要位置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团结一切爱国抗日的进步士绅,孤立和打击反共、反八路军的顽固派。首先是区别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和沈鸿烈比较起来,他虽然有时候对我们态度也很强硬。但比沈鸿烈要好一些,同我们的磨擦比较少。原东北军的部队中有我们党的一些干部秘密进行工作。解方(当时叫解沛然)、万毅同志当时就在那里.沈鸿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他在鲁西北阴谋分裂范筑先与我之合作关系;在鲁北企图夺取我冀鲁边中心根据地之乐陵,限制我向鲁北发展;在清河区唆使当地的国民党部队联合向我进攻。在其进人鲁中地区以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限制与消灭人民抗日力量,驱赶我军出山东。此外,他还策动秦启荣等部秘密勾结日军,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因此,沈鸿烈是典型的顽固派,必须予以打击。115师的同志曾经向党中央提出对于、沈采取不同态度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后来,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争取于学忠,孤立与打击沈鸿烈。沈鸿烈是蒋介石在山东的忠实代理人,他一面制造磨擦,一面往蒋介石、何应钦那里告状。今天说我们“不抗日”,明天又说我们“进攻”了他的鲁村。何应钦、白崇禧就在重庆等地发表演讲,说“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云云,真是荒唐可笑。

  其次是把秦启荣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那时,同我们搞磨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久和张里元等人,王洪久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象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久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们不能很好合作,但我们到他的防地里,他也不把你怎么样,你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军,他也让你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至于对付秦启荣,我们大家是比较一致的。有一次,他指挥部队围攻我们,我们反击他,抓了他一些人,缴了他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同我们谈判。当时我们考虑,缴了他几十条枪,对我们帮助不大,他还可能投靠日本人,带着日军和残兵败将来打我们。不如把人放了,把枪还给他,促使他向中立转化,对我们抗日更有利。可是,这个主观愿望没有奏效.他在沈鸿烈的指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我们搞磨擦,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于是,在1939 年8 月下旬,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这次战役,主要是1 、3 、4 支队参加战斗,是张经武和王彬同志在前边指挥的。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我们拿下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全部击溃,其残部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我们缴枪2000 多支.还收编了他一部分部队除了这次反顽战役之外,115巧师和山东纵队的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了反顽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这样一来,我们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们能够更有力地去对付日军的“扫荡”与进攻。

  在这样的形势下,山东的党和军队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配合作战,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我到山东之前,山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黎玉和张经武等同志领导的山东纵队有2 、5 万多人,开辟了沂蒙山区和胶东等地的根据地。罗荣桓和陈光同志率领的l15师一部,创建了泰西根据地,后又进人新(泰)宁(阳)费(县)洒(水)边一带,接着向抱犊固山区发展。还有肖华同志的挺进纵队在冀鲁边一带活动.这些根据地和游击区,是山东人民和党领导的山东境内各部队进行杭日战争的主要依托。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我和朱瑞同志到山东组建了八路军第1 纵队司令部,进一步统一了苏北、山东境内我党领导的军队,继续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与磨擦,争取更多的独立自主权,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

  要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发展与扩大我党领导的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当时的情况是:汪精卫已经投降日本,蒋介石消极抗战,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正在酝酿投降,有的已经率先投敌,顽固派不断桃起磨擦事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如不迅速发展扩大,就不能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就不能从相持阶段进到反攻阶段,就不能打破反共顽固派对我之无理镇压、屠杀与武装进攻,不能顺利地克服投降妥协的危机,根据地也不能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更无保证,抗战胜利将要付之东流。因此,必须抓紧一切时机,迅速扩大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

  那时,虽然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但由于总部对各个时期整军、扩军的正确领导,我军还是不断发展扩大着。这种发展与扩大,是经过艰苦的整训工作实现的。从当时第l 纵队的情况看,115 师是从红军改编过来的,虽然经过战争的消耗,新成份以及新单位的增加,使骨干力量相对减少,但在部队中,老红军的战斗作风、政治工作、行政管理等一套好的传统还保留着。山东纵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从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等地,以山东省委和地方党发动的武装起义的队伍中组建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那么短的时间,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担负起那么繁重的任务,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成绩必须肯定。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几个因素,使它在战斗作风等方面,没能很快达到适应抗战需要的水平党的基层领导一一理党支部的工作很薄弱;政治工作部门组织上还不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军事、政治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都很贫乏,实际工作经验也很少;军事行动不能保证按计划去完成等。这些都是质量上的问题。数量也要发展扩大。

  我们抓部队的发展与扩大,首先是抓质量上的提高。质量提高了,是不发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提高质量主要是抓千部的教育与培养。我们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集训队,在团和支队中办干部轮习11 班,学习政治、学习军事。此外,还送一些干部到抗大山东分校去培养。我们要求团以上干部,在政治方面,学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在军事方面,学习苏联野战条令、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129 师抗战经验等下级干部在政治上学习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在军事上学习步兵战斗条令典范、游击战争,还要了解日军的战术.经过有计划地整顿与训练,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也有所增强。

  在实践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是没有列人计划的整顿与训练。那时,部队不断转移,战斗频繁,是很实际的锻炼部队每打一仗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让指战员明白,胜仗是怎么打的,失利是如何造成的。象孙祖战斗,1 个支队多一点的兵力,打败400 多日伪军的进攻与“扫荡”,毙敌200 多人,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战斗结束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家认为,这次战斗前的侦察与判断敌情,兵力部署与地形的选择,以及战斗打响的时机,都是比较适当的。但由于部队的战斗素质差,使作战计划没有完全实现,没能达到预期的胜利,主要问题是下级指挥员不机动,没有适时的协同动作,通信联络也不好,记号规定不确,错过了三面包围夹击的机会,而在敌人退却时,追击部队又没能适时出动、给了敌人以逃窜的机会。这样的总结,对部队是很实际的教育,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极为有益。其次是数量上的发展要积极完成总部交给的扩军任务,根据需要开辟新的建制,扩充工兵、侦察、通信、骑兵等配属单位;及时补充战斗减员,保持部队满员;普遍建立武装自卫团、游击队,作为正规部队的助手与补充。再就是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兵员的发展与扩大,需要相当的物资装备,战斗的消耗也需要及时补充。可是,当时得不到大后方的任何补充,加之经常处在战斗环境中,克服物资困难是我们最严重的课题。那时无所谓依靠,主要是自力更生,办兵丁厂,修理武器.制造弹药。战士们很懂得节省弹药、爱护武器,打仗时把弹壳都拣回来上交。粮食、布匹主要靠群众支援。染布没有颜料,就用谷草灰染,也有用槐树花染的。颜色不好,但基本上可以做到统一。

  在那段时间里,发展与扩大部队,主要是解决质量、数量和物资三大问题。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 年六七月间是2 . 5 万多人,到1940 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5 . 1 万多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3 . 2 万多人。115 师在1940 年年初是5 、8 万多人,到9 月就发展到7 万多人。军队的发展与扩大,成了保卫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强有力的支柱,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回顾抗战初期山东根据地的斗争,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样一条原则,就没有根据地,就没有政权,就没有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14 1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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