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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血沃中华——记东北抗联第六军双枪师长张传福
2018-05-24 09:07:13   来源:张志刚 张德昌 李一菲    点击:

  2004年9月,张徳昌买下了汤原县胜利乡一座破旧的老房子。那房子是他爷爷家,他爷爷叫张传福,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二师师长,已经牺牲近八十年了。张德昌说,我买这座房子,就是怕老房子没了。老房子没了,我爷爷在这世上就没什么印记了,我想留着它,记住我爷爷!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该记住张传福,不仅仅是他的孙子,我们所有的人都该记住他!记住这位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不畏强暴而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记住这位为国捐躯时才三十六岁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二师双枪师长张传福.......

  我们跟随张德昌寻觅爷爷的脚步,带着对张传福将军的深深思念,慢慢拨开历史尘埃,走进那个年代,去看看张传福走过的短斩而英雄人生吧!

  张传福将军画像

  一、乱世烟云

  【题记】为避战乱迁徙下江荒野,艰辛劳作终致丰衣足食。烽火再起,乱世烟云中,初显英雄本色。

  1902年4月,张传福出生在吉林省公主岭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兆丰,母亲徐氏,一共生养他们兄弟姐妹六人,张传福排行老四,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六。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为躲避战乱,张兆丰与哥哥张兆恒带着全家,挑着刚满三周岁的张传福,来到下江的汤原县。

  张传福八岁給一户姓柳的地主放猪,十一二岁开始当半拉子。张家人开荒种地,扛活当劳金,逐渐发展起来。1920年前后,在老掌柜伯父去世以后,21岁的张传福成为张家掌柜。“张传福当掌柜之后,带领全家男女老少开荒地近百垧,盖房十五间,并开设了油坊、磨房、粉房、豆腐坊,车马俱全。从此张家丰衣足食,家业兴旺。1926年秋,张传福与福民屯栾姓女子结婚,婚后生育一男二女。1931年,张家有三十七口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引自《佳木斯革命人物传》)。

  这是很多闯关东人家的共同经历,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积累一份家业,过上了殷实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所有中国农民热切盼望的,他们再别无所求了。正是在这一时刻,在张家和所有关东父老热辣辣地过着富足日子的时候,日本人的铁蹄踏入了东北的土地。辽宁吉林很快就沦陷了,日寇长驱直入,铁蹄又踏上了黑龙江的土地。然而,关东人的血性与剽悍让他们尝到了苦头,江桥战役、哈尔滨保卫战……日寇在血与火的抵抗中,向黑龙江的腹地推进。马占山、李杜、丁超这些东北军旧部,拿起武器,跟他们拼死搏杀、黑龙江没有屈服。

  风靡华夏的民间抗日组织——红枪会。此图为河南西部红枪会留存资料,当年下江红枪会亦应是这样情景

  还没有沦陷的下江,此时再也无法进行安逸的农耕生活了。老百姓揭杆而起,闹起了红枪会黄枪会,一些地主大户纷纷组建大排队,自己养枪,建响窑,养炮手。那个乱七八遭年代的特点,就是五花八门,纷乱无序。张家是太平川有名的大户,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大排和武装,他们想保护好自己来之不易的家业。

  这些民间建立起的红枪会大排队,具有狭隘的封建利已性质,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就没有了坚强的战斗力,趋利附势,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汤原红枪会的典形人物是宋竹梅。宋竹梅是汤原县黑金河金矿经理,他金矿上有一姓蒋采金工人,在山东老家里干过红枪会,宋竹梅便让他操练工人,组织红枪会保护金矿。红枪会闹起来了,宋竹梅当上了头领,以护城为名,攻入汤原县城,自称司令,啸聚千余人,控制了汤原县政权。印制钞票三十万,逼着商民使用,以充军晌。太平川大地主耿子修以匣枪指着宋竹梅,拒绝使用宋竹梅的“废纸”,随后拉起大排队进攻汤原打宋竹梅。张传福和哥哥张合是大排队首领,哥俩率大排队直接攻到汤原东牌楼。张传福給大排队训话:我们进汤原城,打宋竹梅,抓宋竹梅,不许动居民商号一针一线。宋见势不妙,以一玻璃棒子沙金贿赂一团团董曲国禄。曲国禄得了金子,将其掩护放跑。张传福大排队进城,逼着曲交出宋竹梅,曲国禄吓得跑到西北沟躲起来,后又找汤原保和屯会长刘洪飞找耿子修说和,才算了事,张传福的大排队撤回太平川。宋竹霉的钞票成了废纸,汤原城名号兴源茂商号倒闭,老百姓跟着倒霉,因此人们把宋竹霉叫宋倒霉。

  这是日本人侵入前,汤原县发生的一场“三国演义”,它是乱世风云,却说明张传福是率才,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埋下了伏笔。

  二、“汤东事件”始末

  【题记】为保家业出任自卫团长,虎落平阳壮志难酬。一朝觉醒振臂举义,“汤东事件”震动三江省。

  1932年5月,日本人侵占汤原,张传福的大排队等地主武装,悉数被侵略者据为进攻抗日军民的鹰犬。他们跟着打胡子,打抗日队做汉奸,东奔西忙。张传福的大排队又改编为太平川自卫团,他本人因为善打仗被提拔为自卫团长。张传福任自卫团长,整肃军纪,处罚不法之徒,太平川自卫团成为所有地主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他因此也成为了日本人的红人。

  此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在汤原城乡如火如荼。刘铁石、冯治钢先后投入抗日洪流,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这对张传福造成了思想冲击。他参加大排队自卫团,本来只有一个想法,保护自己的家产,保护一方平安。现在自己的家产是保住了,可是天下已经是日本人的了,他的自卫团在跟着日本人的指挥棒转,日本人让你打胡子你打胡子,让你打抗日队你就得打抗日队。张传福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与自责中。

  有一次,在汤原开会,他带的自卫团进城就被缴械,他感到日本人是不信任他们的。有了这些思想变化,在被逼着“打胡子”时,他就留了心眼,对天放空枪,应付一下就回来。

  张传福儿子张永胜回忆:

  “张传福的举动引起了太平川警察暑宋署长怀疑,他暗中向县警察大队报告张传福“通匪”。“1934年10月21日,县警察大队长廉成平途经太平川,责问我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打胡子?为什么连一个人,一支枪,一匹马也没打下来。同时打了我父亲一个嘴巴,并指令他第二天到县警察署去。”

  负责地方工作的抗联老战士寇德林,当时在汤原县姜家屯居住。他在早年接受省党史研究人员采访时有如下记录:

  “张传福是自卫团长,从组织起,打几次仗没打下来。这时廉大队长(即,廉成平,廉秃爪子)就来问他,你怎么一次也没打下来?马没打下来,人也没打下来。就打了张传福一个嘴巴。这时(这以后的意思)张传福就拉出去了……”

  张永胜和寇德林的回忆,都提到了张传福被廉成平责骂打嘴巴的事,说明张传福确实是消极“打胡子”,应付日本人。廉成平责骂并打了张传福嘴巴,表明廉成平已经怀疑张传福,这对张传福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刘忠民摄于1946年。左三刘忠民、妻子赵明英、长子刘志杰。右一警卫员马长海

  刘忠民,我地下党员,汤原县委保卫部部长,化名蔡玉宾。王甲长,太平川一个屯子的甲长,抗日救国会会长。此二人加上日后进入太平川自卫团的秘密救国会员刘广祥,对张传福思想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忠民、王甲长和张传福是磕头弟兄,拜把子的。过去北大荒民风剽悍,流行拜把子结为异姓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刘王张三人既然是拜把子,自然亲密异常,无话不谈。汤原县委书记、游击队队长夏云阶认为张传福有民族正义感,有可能争取其加入抗日阵营,給刘忠民王甲长下达了重要任务:策反张传福哗变起义。

  汤原县委意识到了策反张传福起义的重要性,夏云阶说:张传福的自卫团是最硬棒的,在汤原名声大,他要参加抗日对伪军和地主武装影响也最大,对发动抗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意义重大,比咱们打几次胜仗都重要。在县委的安排下,刘忠民王甲长多次与张传福密谈,刘广祥也同时在自卫团弟兄中开展工作。

  时机成熟后,张传福提出要面见汤原抗日组织总负责人。张传福是个聪明人,他见游击队领导是要求一个承诺,那就是他的自卫团打过游击队,他怕游击队记仇报复他,日后落得个孙玉刚于九江的下场。孙于二人都是游击队收编的山林队首领,因为匪性不改,破坏纪律,先后被游击队处决。

  汤原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认真研究了这件事,在由谁去与张传福谈判上,游击队领导人意见不一,夏云阶和游击队副队长戴鸿宾都争着去。这很有点毛主席当年重庆谈判的意味,大家都知道此次谈判很重要,非去不可。又担心张传福下黑手,设伏逮住谈判的游击队领导人,去向日本主子邀功请赏。最后,戴鸿宾坚持自己去谈判。他说:我虽然没见过张传福,但我在李华堂的旧军队里呆过,对旧军队孰悉一些,我也是游击队的负责人。我一定动员他抗日,坚决完成党的任务。就是不成,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也是值得的,我光杆一个,也没什么牵挂。

  县委做了周密安排,将部队调动至太平川西,距离张传福自卫团几里地的地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戴鸿宾。又安排数人潜入自卫团附近,以防不恻。

  戴鸿宾腰插两支手枪,只身前往太平川谈判时,大家都心情复杂,有的同志甚至泪光盈盈。戴鸿宾自己倒是大义凛然,笑着安慰大家:同志们何必这样呢,我又不是去送死,危险是有点,但成功的希望很大。关公敢一个人钻进东吴的千军万马中,难道共产党员还不能说服张传福吗?同志们不必担心,就等着好消息吧。

  夏云阶依然不放心,一再嘱咐说:万分谨慎小心,看眼色,看表情,随机应变。他张传福若要不仁不义,你就先下手。可见当时汤原县委是做了最坏打算的,如果张传福耍鬼心眼,必血溅庭院,酿成一场惨祸。

  深秋的那一天,在王甲长家的炕头上,张传福与汤原游击队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的谈判。当时,谈判异常顺利,在戴鸿宾讲清形势,晓以利害后,张传福的心中已经扬起抗日的旗帜。他最后谈了自己的顾虑:自己給日本人做过事,能不能落个孙玉刚于九江的下场。他担心游击队日后变卦,报复他。

  戴鸿宾肯定地说,孙玉刚于九江是匪性不改,咎由自取,游击队处决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张传福绝对既往不咎。至此,已经完全没有顾虑了。张传福戴鸿宾掏出手枪拍在桌子上。

  “我张传福如果不抗日到底,保护人民,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甘当军法!”

  “只要你坚决抗日,执行抗日政策,保护人民,共产党绝不亏待你!”

  两个人对枪明了誓,两只大手握在一起,宣布起义。

  王甲长立即通知屯外的游击队,谈判成功,准备接应起义部队。原计划当天晚上起义部队顺势解决掉太平川警察署,再撤出屯子与游击队汇合。不料,自卫团缴械西北岗楼哨兵枪时,行动不利,被迫开枪,枪声引起一阵犬吠,惊动了敌人。敌人已经有了准备,再按原计划解决警察署已经不可能。张传福命令三十名自卫团的人悄悄从后院撤出,他跑到警察署宋署长面前急匆匆地说:不好了,我们自卫团的人被胡子绑走了,你们赶紧帮我把人夺回来。张传福此时还想将警察署的人骗出来解决掉。警察署弄不清情况,不敢冒然出动。张传福只好向其借了一匹马,策马赶上自卫团员,与屯外接应的游击队汇合。

  当天晚上,为了策应张传福起义。夏云阶安排一支游击队,佯攻刘老岗自卫团,引诱佳木斯日伪军出动,使敌人顾东顾不了西。天亮后,途经火烧桥遇佳木斯出动的日伪军三个连的兵力,双方激战一天,最后,得到太平川自卫团起义成功的消息,游击队才撤出战斗。

  张传福举义抗日,震动了整个伪三江省,日寇称这次起义为“汤东事件”。贾有、黄有等大户人家都出枪出粮,投身抗日,汤原县广大区域燃起了全民抗战的熊熊烈火。

  正如汤原县委所预料,张传福在国难当头深明大义,揭竿起义对汤原抗日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张家家大业大,张传福为人正派,有号召力,太平川地区的地主大户都纷纷效仿,支援抗日。一人抗日全家忠烈,张家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张传福起义当天,即有他的四哥张合四大个子、五弟张文东、粉匠刘子良和一些亲友连夜就去找部队了。张传福的二哥张有留家里负责往队伍上送粮、送枪送药,传递情报。

  张传福儿子张永胜有如下回忆:

  “那时我家不仅通过伪三十八团给队里购得一些枪支弹药,还变卖了许多粮食及家产,我母亲还卖掉手镯,凑了一千二百元的现大洋,向一个散伙的山林队“边外”给抗日队购得一挺捷克式的轻机枪和一只匣子枪。这是当时抗日总队唯一的一挺机枪。此外,还通过我二伯父张有,经常把自家的粮食和其它物品大量的送往抗日队。张文东又把家里的马车卖掉,买了65套棉衣,秘密送到游击总队。”

  三、战斗!再战斗!

  【题记】面对凶残的敌人,唯有战斗!再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

  张传福参加抗日后,其部下被编入汤原游击队,他任中队长。1935年底,赵尚志李兆麟率三军部队来到汤原地区,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取消大队建制,改为六个团,夏云阶任军长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戴鸿宾、马德山、陈少斌、张传福、冯治纲分别任一、二、三、四、五团团长。同年11月26日,夏云阶牺牲,戴鸿宾代理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冯治纲任参谋长。取消团建制,改编为四个师,张传福任二师师长,辖十团、十一团、十二团。他哥哥张合任十二团团长。张传福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几次负伤,战功赫赫。

  现记述几次主要战斗:

  张传福儿子张永胜在回忆录中记录:

  “1936年6月4日,我父亲张传福准备把第三团全体指战员带到松花江南岸执行任务,但因东方发白天也大亮,部队渡江目标太大,只好住在三甲的福胜屯尹家大院。中午,突然从汤原方向开来一辆汽车,队伍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从这里的公路和水路条件看,如果战斗打响,对第三团很不利,必须迅速解决战斗,马上转移,否则,敌人的快速部队很快赶到。因此,满车鬼子架着机枪从屯后公路开过去时,我们并没有截击。但是由于格节河涨水,桥梁冲坏,汽车无法过河,就掉转头返回,直奔尹家大院儿。这样,第三团面临的一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了。当鬼子汽车刚开到大院门口时,早在这里准备好的三团机枪便打响了。第一枪就打破汽车的油箱,接连就是一阵猛打,激战仅十分钟左右,鬼子的枪声便停止了。为了迅速清理战场,赶快转移,我父亲张传福首先冲出大院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同时负伤的还有我四伯父张合。这次战斗三十一个鬼子被消灭三十名,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手枪三支,步枪二十九只,烧毁汽车。队伍立即过格节河转移。”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史称尹家大院战斗,也称三甲伏击战。如今,汤原县胜利乡福胜村屯外公路边,竖着一块三甲伏击战战迹地记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斗。尹家大院是一家姓尹的大粮户,南边紧挨着松花江,西边距离汤原县城仅不足十华里,又是平坦的公路,敌人的机动部队转眼就到,难怪张传福起初没想进行这场战斗。战斗猝然发生,皆因格节河张水冲毁的那座桥。敌人的军车通过不了断桥,稀里糊涂奔向了尹家大院,自投罗网,撞到了张传福的枪口上。战斗结束后,即刻清理战场,迅速转移,匆忙中导致张传福被残敌击中负伤。

  伏击日寇的东北抗日联军某部

  王春林,是秘密潜入伪汤原县守卫队内部的我抗联人员,由戴鸿宾直接领导。他在回忆录中祥细记述了曹家屯战斗的情况。

  “193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将过。守卫队院里,响起紧急集合的急促哨音。班长大步跑进炮台里高声道:队长命令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当时我们正在午睡,听到命令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擦擦眼睛,便穿好衣服,皮带一扎,子弹袋儿挎在身上,拎起步枪就向外跑。

  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便都爬上了公安局的两部大汽车。由县城出了东门,直奔曹家屯。前边日本军队的汽车扬起的尘土一溜一溜的,看不清有多少辆。我们的汽车赶到曹家屯前停了下来,先到的日本军队正在向车上抬日本人死尸。没到跟前就闻到了被烧死尸的臭味儿,离远看去,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死尸都赤条条的,白花花的。像是褪完了猪毛的死猪。幸好没有让我们去抬死尸。日本军把小屯子包围起来,搜捕了十几个老人,赶到一个大院里,全部枪杀了。接着又在屯子里放起火来,放完火,几辆汽车满载着日本兵死尸回到县城。

  后来我回到队上,听老队员讲过这次战斗的经过。(略)

  7月中旬的这一天,由东柈场子出来一股日本讨伐队,四部汽车,大约五六十名日本兵,经过曹家屯直奔靠山屯去了。曹家屯离公路二里路,抗联六军张传福率部头天夜里到曹家屯住下来,没有暴露目标。这股日本讨伐队由公路经过,被岗哨看得一清二楚,他没有惊动敌人。公路终点到靠山屯,敌人肯定原路返回,于是戴鸿宾决定打个伏击。他令人把公路横着挖了一道沟,两尺多深,上面用树枝架起来,又铺上一层谷草,谷草上用土埋好。最上面又用干土和马粪伪装好。游击队员(抗日联军)全部埋伏在路两旁青稞地里,专等着对敌人攻击。

  这股日本讨伐队得到靠山屯儿头一天有抗联三军一股部队住进的情报,便在天亮的时候直奔靠山屯儿而来,其实这股部队半夜时已经走了。日本子当然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到,可是他们并不死心,散到各家各户抢掠奸淫,临走时又放火烧掉了几家房子。闹腾完了,便坐上汽车往回返了。

  时近中午,四辆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一刹那间,第一辆汽车咕咚一声前轮掉进沟里,这猛一家伙把车上的日本兵都给弄成了半死。第二部车已冲到前车后面,就在这个时候,两边队伍一起开火,子弹像暴雨一样泼向敌人。在两三分钟内,第一部汽车的敌人因汽车掉进沟里,把人拥成一堆,一颗子弹可能穿上几个,所以车上的日本兵一个也没跳下来,成了一堆死肉。第二部汽车仅有车上活着跳四五个,第三、第四部车上活着跳下来的多一些。可是他们由车上跳下后,一时也找不上能隐蔽的地方,吱吱哇哇乱叫往车底下钻。车底下空间低小,钻进去的一时枪口都伸不出来,干挨打。有的钻不进去就掉头向青稞地里,当时日本兵可能是吓蒙了,也顾不得看前面了,向前猛跑跑到游击队员面前。队员也来不及放枪,就几个起来,把他活活的捉住。也有的幸运地冲进青纱帐,从人缝中逃掉了。不到十分钟时间结束了战斗,立刻打扫战场,首先把敌人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每部汽车上都有成箱弹药。又决定把打死日本兵的衣服全部扒下来,队员们可真不客气,把日本兵扒的一丝不挂,个个像白条猪似的。清理完后,把汽车点上了火,掩埋了三名牺牲的同志。轻重伤员八名,重伤员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小屯儿里,交给地方负责治疗,部队转移进了山里。等消息传到城里,日本大队人马和我们坐汽车去时,只能给这些日本兵收尸了。

  把日本死尸拉回城里第二天的早晨。守卫队派出十名警兵,日本宪兵队来了两部汽车。由我和另一个警兵从大监狱提十名囚犯,押到县公署后院,把几年来存下的劈不开的木头疙瘩装上汽车,拉到县城西南角一块空地。把木头码成两行,每行有六尺宽四尺高,这样运了很多车。下午又由守卫队派了四名警兵,在火葬场四周出岗哨,其中就有我。这时日本的大板汽车来了,每车大约装有七八个用麻绳混得很结实的芦苇席子筒子。每捆上都绑着小木牌儿,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编号儿,整整齐齐地成两大溜排在木材垛上。专门有一部汽车拉来了很多桶汽油,把油浇在木头垛上面,然后点上一把火。我们站岗的立刻跑到上风头,远远地看着,不一会儿烈火腾腾,稍近一点儿就嗅到了那种难闻的臭气。一直烧到第二天的早晨,日本宪兵队来了两部车,车上装的都是一尺见方的小木匣,把烧完的每行骨灰拾起装进小木匣里,然后把小木匣一个个埋在一块儿平地上。那块儿前面都立一个小木牌儿,上面儿写着某某伍长某某曹长的名字。然后在县公署门前小广场搭起一溜席棚,摆上供桌名牌香炉蜡烛等物,又拉来城乡各式高级点心水果,把供桌摆得满满的。另外还有商会和农会出钱雇来的一伙吹鼓手,吹吹打打,办得很热闹。工商会和农会等送来挽联花圈等物。日本军队全副武装集合在广场上,各行头面人物(汉奸)都来哀悼,外面站着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守卫队派出的岗哨形成了一条警戒线。县公署参事官宫地宪一率领默哀之后,另一日本军队长官致悼词。无非是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为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满亲善而殉难是至高无上的光荣等等。人群中有人小声的说,既然那么光荣,应该多死一点。宫地参事官向死者授了勋章,吹鼓手又吹吹打打了一通,宣布散会。参事官对守卫队长说,守卫队士兵都辛苦了,这些供品由守卫队和杨警长装了一小筐之外,我们守卫队警兵每人分一份儿,每个人摊到五个苹果一包点心,美美地吃了一顿。警兵们开玩笑说,这样的高级点心隔三差五地分一次,我们还大大地欢迎呢。”

  王春林间接亲历了曹家屯战斗,他是一位秘密的潜伏者,一位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日后由他亲自送出绝密情报,导演了一场汤原军民夜袭汤原的大戏,震动了伪满州国。当时,他只是伪汤原县守备队的一名小卒,啥差事都得干,还挨过警长的耳光子。对于曹家屯战斗,可以说,他是怀着一种极其喜悦的心情在欣赏。所以,记述非常祥尽,日本兵火化和忌祀的场面更是活灵活现,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这在抗联回忆录中是很难得的。遗憾的是没说明日本兵一共被打死多少,只能根据火化尸体的规模,来自己估算了。看情形,被击毙的日寇少不了。张传福指挥二师一部伏击日寇的这场战斗,无疑打得非常精彩。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

  王钧将军 摄于1955年

  王钧,抗联老战士,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钓,在其回忆录《血荐轩辕》中如下记载:

  “李兆麟走后,二师张传福师长带领我们渡过松花江,到松花江南岸富锦一带活动。那天我们在富锦西边古城住下,日本关东军从佳木斯来的。当我们发现敌人时,张传福师长指示大家:“敌人来了要沉住气,往近来放,当敌人距离我们一百米以内再开枪。”我军有古城土棱子这样好的工事,土棱子外边又是割完草光秃秃的平川,敌人无任何隐蔽物。日本关东军距离我军很远,就放一顿抢,我军根本没理他,日军看我们没有还击,就端着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往前冲来。当日本鬼子来到一百米以内时,张师长一挥手,喊声“打”。我军步枪和机关枪一起向日本鬼子身上射击,一下子打倒一片。日本鬼子又组织一次冲锋,又被我军打下去。这次战斗,把日本鬼子武士道精神打丢了,日本鬼子慌忙弃尸逃窜。我军指战员越出战壕,将日军损失的枪支弹药缴回来,缴获枪支56支,弹药528发,打死日军78名,我军只牺牲一名梁连长。这次取得很大的战斗胜利,之后,我们又返回松花江北岸。”

  日军在佳木斯附近行军

  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4月下旬,一个月前刚刚发生了“三.一五”惨案,日寇调集重兵围剿活动于下江的各支抗联部队,捣毁我密营被服厂,屠杀逮捕我抗联部队指战员和地下组织。形式非常严峻,北满省委紧急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应对残酷的局面,李兆麟刚刚带着警卫员前往通河大青观山里参加省委会议。

  这次是一场提振士气的战斗,抗联战士射出的每一粒子弹,都带着复仇的怒火,一场激烈的战斗,78具敌尸横卧战场,我军仅牺牲一名连长,足见张传福师长指挥果断,部下战斗力强悍。富锦战斗是西征前最成功的一次战斗范例,此后,下江各抗联部队就在李兆麟指挥下收拢集中,筹集给养,分批开始漫漫的西征之路。

  四、血染黑金河

  【题记】漫漫西征路,壮志未筹身先去。将军殒命沙场,血洒黑金河畔。

  西征途中的东北抗联将士们

  西征,是东北抗联史上最惨烈的远征,它是1938年秋冬之季,集结于三江平原狭窄地域的三六九和十一军部队,为冲破敌人重兵围堵而进行的一场悲壮的战略转移。堪称与红军长征相媲美,为世界军事史上之奇迹。人类历史上再没有那个军队,在如此高寒、险恶、缺衣无粮、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环境下,进行过这种空前绝后的军事壮举。

  首批西征部队由六军二师十一团、一师六团,共三百多人组成,都是骑兵。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二师师长张传福负责指挥。其余军政指挥人员有: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二师十一团负责人王钧。首批西征部队出发的时期是1938年7月,出发地点在悟恫河畔的老等山密营,目的地是海伦县八道林子,那里由三军五师张光迪部已经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西征部队的目的,是穿越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冲破日伪对下江地区的重重包围,到达松嫩平原,创建新的根据地。

  西征部队途中在鹤岗、太平川等地多次补充给养。农历七月十五日,到达汤原县北的黑金河沟口。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审的《东北抗日联军-回忆史料》中记载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同志的回忆:

  “8月23日,部队行至汤原县黑金河西沟,在岔口宿营。半夜时,百余名日伪军“讨伐队”偷偷的摸到我宿营地,向我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战斗打得相当激烈,炮声轰鸣,第二师师长张传福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但是他仍忍痛指挥战斗。经过激烈交战,队伍终于冲出了敌围,到达安全地带。我的肩头锁骨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负伤,战士们抬着张师长前进。但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走了不倒三里地张师长就牺牲了。”

  首批西征部队在黑金河沟口遭遇敌人伏击,张永胜回忆录记述,是由于部队在太平川筹集给养时,驮粮食的马匹脱队,自己跑回了家,被太平川警察署发现,报告了汤原县城的日本人,敌人随后尾随而来,打了西征部队的伏击。

  “7月上旬,我父亲张传福向下江人民和家乡亲友告别,按军部命令率领第二师(二师十一团、一师六团)首批远征部队,由绥滨(梧桐河畔老等山密营)启程,进行西征。

  7月27日(农历六月三十日),西征部队途经汤原县太平川耿家围子时,通过群众秘密送出粮食,以济(接济、保障)部队继续西征。不料,因天黑下雨,一匹驮着粮食的马,不慎溜缰(指马脱缰,脱离驮运轾重的队伍),脱离队伍,顺路跑到太平川伪警察署院里,被敌人发现告密。汤原日本守备队调集大批兵力,全力乘汽车随后跟踪追击。到第二天傍晚,队伍行至黑金河小南沟时,准备宿营,突然遭到从北山摸上来的百余日军的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父亲张传福身负重伤,负伤的还有陈雷等十余名同志,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六军参谋长冯治纲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继发西征,留下一部队同志护送我父亲张传福等人转移。但因我父亲张传福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在转移的第二天夜里,即1938年7月29日(农历七月初三)英勇牺牲,终年三十六岁。”

  首批西征的王钧在回忆录《血荐轩辕》中,也对此次战斗有过记述:

  “1938年七月份,李兆麟率领他的小部队又返回黑龙江北老等山,查看首批西征部队思想整顿和物资准备情况。六军参谋长冯治纲提议,把王钧调到第一批西征部队来,他上一年随军长西征过一次,道路熟。李兆麟同意把我调到第一批西征部队上来。冯参谋长把我派到二师十一团任政治部主任兼团长,好在西征部队的前头指引路线。李兆麟对第一批西征部队又进一步进行思想动员和党的组织整编临时党委工作。首批西征部队党委书记由军参谋长冯治纲担任,委员有二师师长张传福,军部副官长杨万山,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等五人,组成西征部队临时党委。由于七月份是伏天,雨多。上一年也是七月份西征的,困难很多,路泥泞,稀泥过膝,马匹累死的很多。我提议,我们坚决完成西征的任务是坚定不移的,为了更好地保存部队的实力,今年西征是否晚走几天,到八月份开始走。道路平松些,好走,走的也快,这个时间部队可充分准备给养。李兆麟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把陈雷派到二师做宣传科长。我们抓紧准备出征的给养和物品,在汤原县城东太平川耿子修家筹集的米。月初,我们按预定的计划出发了,第一天部队走到汤原北山黑金河西沟岔住下。部队刚刚把马背上驮着的米盐放在地上,敌人就从西北山岗梁上开枪,向我们十一团射击,把做饭用的铁盒子打的竟是窟窿。敌人抬高了射线,打到师里去了,把张师长腿打断了,陈雷的脖子负了轻伤。敌人采用的战术是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机关枪和掷弹筒猛烈火力压制我们,在山下用机动部队向我们冲锋,想打的我军什么也带不走。在万分激烈的战斗中张传福师长腿被打断,我立即命令十一团就地卧倒向敌人射击,顶住敌人的进攻,冒着冰雹似的弹雨,和同志们一起用毛毯将张师长和十一团董英华连长等重伤号拖出险地,然后命令十一团撤下来。部队撤到沟里冯参谋长住处,他在此情况下极为果断的处理这一问题。把二师保安连留下,委托温连长负责,把张传福师长和董英华连长放一安全地方养伤,买药,运粮,伤养好,继续西征。”

  跟随张传福留下的部队最后情况如何?

  王钧的记述:“部队撤到沟里冯参谋长住处,把二师保安连留下,委托温连长负责,把张师长和董英华连长放一安全地方养伤,买药,运粮,伤养好,继续西征。”

  民间也还有一种说法,从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只能大概了解,张传福牺牲后,二师保安连温连长带领大家将其埋在了山坡密林中,是用军毯包裹着埋葬的,没有棺材,用刺刀挖开草皮乱石,用石头垒的坟,他的两只匣子枪也同时埋在了坟里......

  张德昌拜谒爷爷张传福烈士牺牲地纪念碑

  张德昌与为爷爷牺牲地立碑的黑金河果树场场长王友林夫妻

  汤原县黑金河果树示范场坐落于城北黑金河沟口处,东面山坡立着一块 石碑,上书一行字:张传福烈士牺牲地。2017年12月7日,张传福孙子张徳昌寻觅到此,拜谒爷爷牺牲地,此前他一直不知道此处有一块标明为爷爷牺牲地的纪念碑。该场场长王友林说,这块碑起初是他们立的,是县里安排的,他们离的近,就让他们场子給立上了,前几年又在原址换了一块大碑,重新修了围栏。其实张传福的牺牲地不在这儿,在场子西面暖泉沟大里头呢。具体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了。

  张传福到底是怎么牺牲的,王钧的回忆录只叙述了战斗进行情况,没有涉及张传福的牺牲。陈雷的回忆说,走了几里地就牺牲了。在本来就混乱的抗联史资料中,关于这一事情的记述很少。随着时间的流逝,知情人一个个谢世离去,这恐怕真会成为一个迷了。

  张传福牺牲是被击中腿部,腿被打折了,因失血过多而死,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抗联战事多险恶,环境艰苦,难于想像,漫漫西征途中,一个伤口,没有了鞋子都可能丧命,更何况是断腿重伤。几乎没有任何医药救治,负了伤,除了靠自己生命的自我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鲜血流尽而死了。

  远处的山影是暖泉沟,或许长眠着张传福烈士

  张传福将军牺牲地纪念碑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0-02 14: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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