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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1937—1944)(伍)
2015-04-23 09:38:19  来源:潍水闲人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清河区的抗日游击战

  从1939年开始,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阶段的任务是:如何坚持和发展清河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一、全力坚持平原游击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均暂时停止了正面进攻,回师华北,以八路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对抗日根据地的“清剿”和“扫荡”越来越频繁,尤其对平原地区、交通要道动手更早。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也日益严重,不断与共产党、八路军搞摩擦。在山东,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极力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力量。

  这年10月,日伪军集中3000余兵力,配属飞机、大炮、汽车、骑兵,分三路扫荡清河区,一路从辛店、淄河向北;一路从张店向北扫荡桓台大围子里;另一路自周村出发,扫荡长山、邹平、章丘一带。11月8日,日军夜袭邹平城,三支队七团一营仓促应战,突围转移;一连在西河头遭敌伏击,营长槐焕文等数十名指战员壮烈牺牲。11月29日,准备南下鲁中的八支队在长山县蒙家庄与日伪军发生激战,毙伤日伪军数十名,八支队副指挥韩明柱不幸捐躯。

  此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率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及部分武装由鲁西进入鲁北,极力网罗国民党反动势力,阴谋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1月,沈鸿烈趁日军扫荡清河区之机,指示其保安处长王念根率保安十五旅张景月部、十六旅李寰秋部及周胜芳部等共10000之众,以收复临淄城为名,分四路对八路军三支队十团进行围剿,十团在李人凤的领导下在苇子河、刘官庄一线严阵以待,杨国夫率特务团一部进至北高扬准备迎战。国民党顽固派见八路军早有准备,且其内部矛盾重重,未敢轻举妄动,不战而退。

  1939年2月26日,日军扫荡益都杨家营子一带,三支队十团副团长刘斗忱率三营与日军激战竟日,刘斗忱在战斗中牺牲。

  3月,奉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的指示,活动于清河区的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选派82名干部、战士去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受训,由第三营营长吕乙亭担任护送营长,护送受训人员到山东分局驻地。30日,受训人员与护送部队在到达博山太河镇同古村时,突遭国民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的拦截袭击,除58人突出了重围(其中有5名受训人员)外,其余210多名干部、战士全部被俘。顽军于当夜将鲍辉、潘建军、邓甫晨3人秘密杀害。后又枪杀了张林、陈大学、张笑琴、徐效礼等6人。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同时研究分析情况,决定坚决反击顽固派。4月上旬,由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张经武、黎玉、王建安亲自指挥,调集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广大指战员协同作战,向驻扎在太河地区的王尚志部发起进攻,收复太河镇、峨庄等广大地区,救出被囚禁的部分人员,给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以应有的惩罚。8月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再次向王尚志部发起进攻,将王部彻底消灭。

  1939年6月初,根据山东省委关于开辟章丘、齐东地区,沟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的指示精神。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国夫,清河特委书记景晓村等同志率七团、十团、特务团一部和警卫营,进驻邹平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开展工作。六日晨突遭日寇头目松本纠集九户、青城、魏桥等地3000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第三支队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在马耀南、杨国夫同志的指挥下,与敌激战一日,击退日伪军的多次冲击。傍晚,第三支队除留少数部队担任掩护外,主力部队经吴家隐蔽转移到刘家井西南4公里以外的地区。次日又遭从邹平、长山、周村、张店等地调来的日伪军4000人的合围。为保存有生力量,经奋力抗击后,分路突出重围,使日伪消灭清河区八路军的企图未能得逞。此役共歼灭敌人800余人,其中鬼子400多人,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三支队自身伤亡也不少。

  7月22日,第三支队在马耀南和杨国夫的率领下,由邹、长东进,在桓南牛王庄东南大寨村,突遭日伪伏击,马耀南光荣牺牲。

  8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纠集9股土顽势力计4000余人,在淄河流域围攻三支队十团二营和四支队益都独立营,制造了“淄河事件”,杨国夫奉命率三支队胶济路北部队到淄河流域参加反顽斗争。23日,山东纵队一、三、四支队主力在张经武、王建安指挥下,奋起还击,击溃秦启荣部主力,缴枪1000余支。

  在日伪顽夹击之下,八路军清河部队奋起还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自身的损失也不小,部队减员很大。三支队不得不缩编,取消了团的建制。这种情况下,清河特委和第三支队负责人立即在临淄县大夫店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马耀南牺牲后的紧急应对措施。会议认为,多次战斗的失利表明,在紧靠胶济铁路两侧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正面交锋是失策的,应抓紧改变目前的斗争策略。为此,会议要求第三支队迅速返回胶济铁路以北,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当前的青纱帐季节,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9月,第三支队参加了山东纵队在博山池上村组织的第二期整军。期间,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曾到第三支队帮助整训部队,并初步研究了第三支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又与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一起,到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驻地沂水县马牧池村,向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汇报、请示工作。徐向前、朱瑞针对第三支队的不利处境,明确指示:第三支队应撤出胶济铁路以南的小块山区根据地,全力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先在寿光的清水泊地区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小清河以北发展,到黄河入海口两岸的广阔地带去建立后方,逐步扩大游击区,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这一指示,为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确定了正确的方向。10月下旬,王建安再次来到第三支队,首先传达了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关于三支队重大战略转移问题的决议》,并指导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同时宣布了第三支队新的领导班子:杨国夫任司令员,徐斌洲任政治委员。

  1939年9、10月在扩大寿光根据地的过程中,寿光独立团在团长赵寄舟、政委张文韬领导下,以清水泊为依托,到处打击敌伪并配合胶东八路军开辟了潍县四区与昌邑北部地区。经龙池、柳疃等战斗,使潍县四、五区,昌邑三、四区,寿光一、五、六、七、八、九、十区联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并打通了与胶东根据地的统系。

  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命令,1939年11月,第三支队从鲁中山区淄河流域的上庄、池上一带出发,兵分两路,北越胶济铁路,回师清河平原。东路为第三支队司政机关和基干二营,在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徐斌洲、副司令员李人凤的率领下,从张店东侧越过铁路,冲破敌人的堵截,直插清水泊地区。西路由基干一营营长李汝琴、教导员李曼村、副营长韩子衡率领,挺进长山、邹平、高苑、青城地区。另派新编第三大队作为先遣队,先期跨过小清河,到高苑一带活动,为迎接第三支队北渡小清河创造条件。东路部队于11月底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与由景晓村带领的清河地委机关会合。杨国夫向景晓村等传达了徐向前、朱瑞的重要指示,商定了下步的军事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巩固和扩大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不久,地委机关和第三支队继续北上,抵达清水泊地区的郑家埝、牛头镇、央上村一带。

  清水泊,方圆百里,泊内地形复杂,芦苇杂草丛生,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其东南方牛头镇是第八支队起义的地方,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其西北靠近小清河,渡河即可开辟广(饶)北、垦区。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驻进这里后,为进一步动员全体抗日军民,同时也为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在郑家埝召开了“进一步扩大清水泊革命根据地,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万人誓师大会。景晓村、杨国夫等领导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了目前的战斗任务,强调了巩固和发展清水泊根据地的重要性。

  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进驻清水泊地区后,驻守在寿光县的国民党顽固派、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张景月既怕又恨。当时张景月的总兵力有6个团,共7000余人,势力达于寿光、潍县、昌邑、益都、广饶等周边各县。他自恃有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作靠山,以正统自居,不断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施加压力,制造磨擦。经常派出特务队进行袭扰和破坏,企图把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从清水泊地区挤走。他还暗中派人与日军勾结,多次配合日军袭击根据地内的抗日武装和村庄,并在袁家桥建立了一处据点,作为向根据地进攻的桥头堡。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部的肆意侵扰和进攻,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于1939年11月下旬发出东征反顽命令。至1940年春,第三支队先后拔除了张景月部设在朗家营、王高等地的据点,并攻占了张景月的常驻地垒村,迫使张部退守到寿光县南部。八路军收复了清水泊周围的大片地区。

  中共清河地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在清水泊地区站稳脚跟后,随即筹划实施第二步战略目标,向小清河北继续发展。

  二、跨过小清河、建立大后方

  1939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在寿光央上向清河地委传达了山东分局、山纵关于“三支队和清河区要向小清河及黄河以北发展”的指示。并决定由景晓村、杨国夫、徐斌州三人组成清河区军政委员会,由景晓村任书记。

  1940年元旦,在王建安的主持下,清河军政委员会在寿光郑家埝召开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山纵对发展和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巩固河南、向北发展,开辟河北,整理部队、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会议决定,第一步巩固益、寿、临、广和以寿光清水泊为主的抗日根据地,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和黄河之间发展。

  2月下旬,第三支队除基干三营在小清河南巩固清水泊根据地以外,其它主力从牛头镇、央上出发,兵分两路渡过小清河北上。东路由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马千里率特务连、基干二营六连及机关干部进入博兴和广北地区;西路由李曼村、韩子衡带基干一营到高苑大史家一带。部队到达博兴、高苑一带后,即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自卫团、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的组织,很快站稳脚跟,建立了根据地。

  3月3日,日伪军得悉清河区后方司令部及特务连在博兴王文一带时,星夜纠集广饶、博兴、史口等据点的300余日伪军,企图消灭后方司令部。特务连在指导员朱志明和副连长丁连发的指挥下,与敌激战,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迫敌于黄昏时狼狈溃退,后方司令部经二个多月的努力,开辟了以陈户为中心的方圆五十余里的根据地。

  博兴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的恐慌,遂纠集国民党军刘景良、成建基、李青山、周胜芳、杜孝先、薛汝华等4000余兵力,分六路进至王浩、贺家一带,进攻八路军后方司令部特务连和博兴青年中队。企图将此地的八路军消灭或驱走。杨国夫司令员率基干一、三营从高苑来援,在博兴刘官庄一战,歼灭顽军精锐海军陆战队薛汝华部大部,其余各路顽军纷纷溃逃。

  4月5日,杨国夫率基干三营经西燕、桑科追至纪家疃,将从广、寿败退的伪十六旅三团成建基部500余人包围。黄昏时发起总攻击,毙伤敌200余人,国民党广饶县党部书记兼成建基团政训处主任黄寿轩在逃跑时淹死在小清河中。

  此后第三支队又开辟了广饶北部之北隋、牛家庄、史家口以及高苑等大块根据地。

  9月21日,三支队基干一、三营在高苑、魏家堡伏击并全歼日军一部,毙日军30余名,生俘1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门,日式步枪30余支。这是三支队跨过小清河后第一次全歼日军的战斗,大大震撼了敌人。

  接着何思源又纠集刘景良、朱仲山、高竹君、薛汝华等部向坚持在高苑史家一带的三支队基干三营发起攻击。经八天激战,基干三营毙伤顽军500余人,迫顽逃窜。同时蒲台县国民党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率部起义加入八路军。

  11月,何思源和国民党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再次纠集周胜芳、薛汝华、成建基、张景南、高竹君、杜孝先、朱仲山等顽军共达6000余人在高苑、青城、滨县、蒲台边区向八路军三支队进攻。三支队与敌先后进行了王家寨、杜寨等战斗,在杨国夫、徐斌州的指挥下,经史家一战,歼灭了薛汝华二团和一团一部,彻底粉碎了敌之进攻。随后又乘胜将敌保安四团包围在王家庄,歼敌200余,反顽会战胜利。高、青、邹、长、博、蒲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联成了一片。

  为保卫广、博、蒲、高、青根据地,清河区党委、三旅(三支队改变后)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1941年元月,三旅九团二、三营解放了利津东部以八大组(永安镇)为中心的黄河右岸广大地区。他们正准备继续向北发展时,清河区奉命组建清河独立团,东下胶东参加了五个月反投降战役。七八月间重新开辟垦区。

  垦区,从广义上讲,泛指利(津)、广(饶)、沾(化)、无(棣)东部的滨海地区。从狭义上讲,它南起辛镇,北到罗镇,西到双河镇,东邻大海,南北东西纵横均约50公里。

  从此清河区部队的后勤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银行、报社等单位相继在八大组安营扎寨。这里成了清河区八路军的大后方,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很好的支援前线的作用。至此,清河区八路军主力基本上完成了向小清河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进军的任务,西起高、青,东至黄河入海口除有少数敌人据点外,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大大改善了共产党、八路军在清河平原的战略地位。

  三、跨过黄河打通与冀鲁边的联系

  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虽然有所扩大,但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形势仍不许八路军稍有松懈。为了彻底粉碎顽固派的进攻、并使八路军根据地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清河区党委、三旅和清河军区决定,向黄河以北进军,完成打通与冀鲁边联系的任务。

  1941年9月中旬,八路军准备北渡黄河,但其进军计划遭到盘踞在以义和庄为中心的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的极力反对,八路军派三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张辑光为代表,与何思源进行谈判,要求其停止反共,联合抗日,共同建设利津、沾化一带抗日根据地。但何思源拒绝了八路军的要求,并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战,狂叫要“疆场相见”。八路军三旅无奈,遂集结部队,跨过黄河,给予严惩。

  9月21日,杨国夫率三旅主力部队北进,首先占领了黄河南岸左家庄,22日跨过黄河,一鼓作气,解放了义和庄的东大门——罗家镇、宋家庄。28日进抵义和庄东侧的王家集,击溃增援义和庄的水上保安一团,击毙其团长李子文。10月3日凌晨攻克义和庄,何思源率残部仓惶逃跑。郭家局子、套儿河口之国民党守军也闻风而逃,此役共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利津北部,沾化东部的广大地区。10月22日,三旅与冀鲁边教导六旅在老鸹嘴会师。清河与冀鲁边第一次打通陆路联系。

  26日,三旅主力一部攻克沾化富国伪据点。这时垦区扩大到从富国到海滨,从垦利的辛镇到套儿河,包括利(津)、广(饶)、沾(化)、棣(无棣)东北广阔的海滨地区,成为清河区的后方基地。

  垦区的解放与建立,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由于清河区与冀鲁边区打通了联系,对鲁北重镇惠民城及其周围的敌占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第二,由于广、博、蒲、利、沾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使八路军清河部队有了一个广阔的战场。在1942年、1943年粉碎敌人数次万人大扫荡时,起了保证作用。第三,清河区党政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方,使八路军清河部队的机关、后勤能休养生息,支援前线。

  四、艰苦曲折的“反蚕食”斗争

  在中共清河地委(清河区党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领导抗日军民开辟小清河北及黄河两岸抗日根据地之际,日伪对小清河以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蚕食”。1940年11月,日本侵略者开始对清河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五管齐下的所谓“总力战”。在军事上,日伪继续执行“扫荡”、“蚕食”的政策,封锁边沿区交通枢纽,切断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在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推行自首政策,引诱八路军地方武装或地方干部中的不坚定分子叛变投降。1941年2月,八路军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绰号“一眼六”)杀害该营37名共产党员和干部,叛变投敌,被日军编为临淄县保安团。王砚田协同日伪军对根据地连续“扫荡”,使临淄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不久,桓台县公安队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裕良带公安队叛变投敌,带领日伪军疯狂扑杀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敌人还加强内部肃整,破坏共产党在伪军组织内部建立的关系。在边沿区,敌人还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挑拨当地群众与共产党的关系。吸收地主、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充作使用工具,扩大伪组织,对尚未公开投降的国民党保安部队进行迫降或诱降,推动他们积极反共。在经济上,向游击区倾销法币,向抗日根据地投放大量假北海币,盗买根据地物资,扰乱根据地金融,破坏根据地生产;在文化上,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宣扬“中日提携”、“东亚共荣圈”,诬蔑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宣扬封建迷信,麻痹人民的思想;利用会道门组织进行反共活动;利用各种办法向根据地及共产党领导的各种团体打入特务。建立宪兵队,专门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在华主要是华北的殖民统治,使其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加紧了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一方面集中日伪军反复残酷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敌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清乡”、“蚕食”、“扫荡”和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等手段,妄图缩小直至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部分国民党部队在“曲线救国”的密令下陆续投敌,配合日军夹击八路军。

  在敌人穷凶极恶的进攻下,清河区特别是小清河以南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八路军地方武装损失严重。1941年1月5日,日伪军在益都县抗日堡垒东朱鹿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朱鹿惨案,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都)寿(光)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及干部群众20余人惨遭杀害。1月18日拂晓,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将广饶县刘集村包围,制造了更令人发指的刘集惨案。在这次惨案中,牺牲和遭杀害的党政干部、八路军战士及群众共79人,毁坏房屋500余间,损失牲畜80余头。5月中旬,日军指使伪军李青山部窜至广饶县小张村一带,抓人抢劫,掳走青年妇女等近200人,牲畜130余头,并将出面调解的张郭村村长当场杀害,将2名幼童当众摔死。9月,日军纠集千余人,对小清河以南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连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轮番“扫荡”,其中仅几百户的张淡村被全部烧光,残杀无辜群众200余人,抢走牲畜200余头,抢去粮食衣物难以数计,造成了空前浩劫。1942年5月,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在临淄南下庄召开“红五月”宣传大会时,遭到日伪军包围,县委书记丁一民和干部群众30余人惨遭杀害。从1941年到1942年上半年,日军对益寿临广四边县的大小“扫荡”达50余次。日军为了达到全面摧垮四边根据地的目的,残暴地推行“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每“蚕食”一地,立即修筑碉堡、岗楼,大挖封锁沟,建造封锁墙,建立伪政权。四边根据地被压缩在东西、南北不足10公里的小圈子里。

  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采取“分进合击”、“反复拉网”、“梳篦清剿”、“铁壁合围”、“长途奔袭”等手段,对清水泊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大“扫荡”,妄图把这块抗日根据地吃掉。7月1日,日军驻张店第六混成旅团山田部队,纠集惠民、广饶、潍县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清水泊根据地。由于早获情报,清东地委及寿光县委机关和部队在日军进入根据地之前,及时跳出了包围圈。日伪军扑空后,又在7月多次“扫荡”清水泊地区,杀害牛头镇抗日群众,烧毁房屋13323间。1942年,日军加强了这一带的“治安强化运动”,“扫荡”规模不断升级。仅在头10个月,大的“扫荡”就进行了3次。6月9日,日军第六混成旅团纠集青岛、潍县、惠民、益都、广饶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运用“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战术,分5路向清水泊根据地实施“扫荡”。清河军区直属营机炮连、寿光县大队第二中队及寿光县党政机关等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清东地委组织部长兼寿光县委组织部长王博民及杨国夫的警卫员王来西等10人壮烈牺牲,清水泊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10月15日,日军又从青岛、益都、临朐、广饶、潍县、利津等地,纠集了7000余人,在东至侯镇,西至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区,南至寿光城,北至小清河岸的区域内,采取“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的战术,对清水泊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清河军区部队和寿光县地方部队发扬了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英勇战斗,但终因寡众悬殊,损失较大。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在杨庄村的一条胡同里,日军就用刺刀挑死7人。在官庄、营子村,日军兽性大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青年妇女剥光衣服,肆意摧残后,又逐个杀掉。在这次“扫荡”中,八路军有200名战士和伤病员牺牲,400多名农民群众惨遭杀害。清东独立团政委岳拙园、政治处主任王林负重伤,寿(光)、广(饶)二边大队长李光荣、教导员杨荣等英勇牺牲。此次“扫荡”后,日伪沿小清河设立严密封锁线,清东地区被分割封锁,清水泊根据地被“蚕食”。小清河南形势恶化,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除长白山根据地未受明显损失外,清水泊、益寿临广四边、长桓等根据地大部被敌破坏和“蚕食”,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敌人的“蚕食”破坏,给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造成巨大困难,清河区在小清河以南的部分党政机关和部队被迫撤到小清河北根据地。在小清河以北,因为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和不间断的“扫荡”,再加上遭遇严重的旱灾和虫灾,军需民用物资严重匮乏,根据地抗战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对小清河南老区,退出还是坚持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问题。如果退出,不仅小清河南的工作全部损失,而且敌人可以放手向小清河北进攻,小清河北将重蹈小清河南的覆辙。这样将危及整个清河区游击战争的坚持问题。因此,清河区党委与部队领导机关决定,对小清河南要改变活动方式坚持阵地。即:精简地方武装和县区机关,留下必要的精干武装和干部坚持,多余的力量一部分隐蔽到农村群众中去,一部分撤到中心根据地(八大组)保存力量。这个决心下定之后,除原在该区坚持工作的领导骨干外,又增派了一批军事与政治领导骨干,如陈瑛、陈景三派到益、寿、临、广四县边区;张维滋、马涵三派到南邹长地区,马同贵重新回到长桓地区。在这些被蚕食地区,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部队采取精干政策,实行小部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铁杆汉奸”、叛徒、特务,开展政治攻势,支持地方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地方干部采取精干隐蔽政策,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武工队,既能工作又能打仗。农村的基层组织转入秘密活动。能控制的村长,用“两面”的办法对付敌人;为敌控制的村长,做争取工作,促使其变为“两面派”,即一面应付敌人,一面为我们服务。武工队的活动是“昼伏夜出”,利用敌人的“灯下黑”,在有敌人据点村庄建立秘密机关,尽量避免暴露自己的力量,麻痹敌人,等待时机。

  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把积极开展敌伪军的工作放在首位,对伪军、伪组织,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以军事打击,从思想上、组织上瓦解敌人。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战胜利形势和中共、八路军的主张及政策,号召伪军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回头是岸,弃暗投明。实在一时不能脱离敌人者,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助敌作恶,要立功赎罪,给自己留后路。对伪军、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根据他们的罪行程度,态度好坏,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罪行严重的死硬分子,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愿与八路军建立联系的,积极争取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令其提供情报,长期埋伏,这方面清河区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经过几年的努力,有多股较大的伪军起义,如建国军第八团王道和沾化县伪警备队张香山的起义。小股起义好几个县都有发生。

  针对敌人搞自首登记破坏中共组织和抗日团体的行为,则加强党员党性的教育和抗日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发动党员和抗日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反对和抵制敌人的清乡和自首登记,并配合武装斗争打击下乡搞自首登记的敌、伪武装。对以党员身份登记自首的,只要没有破坏行为并主动向党报告的,查明属实,继续作争取团结工作,对消极分子,进行教育,鼓舞斗志。教育不改者,即不追究,也不强迫,组织问题暂不处理,以利于争取多数,稳定内部。

  对叛徒、特务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行严重者,严厉镇压;对罪行不大,尚愿为抗日效力者,给自新之路;对罪行虽重但有特殊立功者,将功赎罪。

  另外,在被蚕食地区加强统战工作,敌人的残酷统治和恐怖政策,不仅镇压不下人民的抗日热情,反而更激起各阶层人民对日寇、汉奸的仇恨,统战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基础。对开明绅士,抗日民主人士,包括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家属,坚持做争取团结工作。通过他们去做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工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和地位,与敌人进行合法斗争,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争取抗日斗争的胜利。

  实践证明,这一整套政策与策略是符合当时对敌斗争实际的。当时清河区不仅对小清河南根据地被蚕食后采用这套办法,继续坚持了斗争,同时对黄河以北沾、利、滨、蒲、青一些老的敌占区,也派武工队去开展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缩小了敌占区。1994年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以后,很快便解放了这些地区,并顺利地建设了新的根据地。

  五、粉碎日寇的大扫荡

  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从1941年开始,日趋紧张,当时常驻日军在2万人以上,伪军与投降派的兵力也达5万以上。敌人对清河抗日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1941年到1943年,一年比一年更加频繁的进行扫荡,实行所谓“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等,把对清河根据地的扫荡规模、组织性、严密性、残酷性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1941年敌人重点蚕食小清河南抗日根据地,到1942年夏,小清河南的根据地只剩下寿光以北的清水泊和邹长南部的长白山根据地。1942年6月,青岛、潍县、张店之敌纠集5000余人,兵分五路远距离奔袭清东根据地,并在清水泊合拢包围圈,时值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及部队主力在此活动,经八路军英勇机智的战斗反击,粉碎了敌人计划。但临近的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根据地被敌全部蚕食,与此同时,清西地区国民党投降派张景南、高松坡、杜辛斋、孙永瓒等部配合日寇对长白山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转入敌后,破袭胶济铁路牵动敌人出山,然后拔除敌人在山区新设的碉堡、据点,重新恢复了清河区这块唯一的山区根据地。

  1942年8月,惠民敌酋高川及伪武定道(惠民)道尹刘景尧,从清河区北部扫荡沾化、利津,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清河军区直属团和地方武装在沾化的徐家坝、利津的罗镇和武庄三战三捷,共毙、伤、俘敌7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

  1942年10月15日,日伪7000余在敌第六混成旅团长幡井指挥下,采取“铁臂合围”的战术,进攻清水泊为中心的清东根据地。清河军区机关和直属团一部在码头村与敌激战后突出重围,清东独立团转战在清水泊东部寇家坞、李家坞一带被敌包围,经一天激战于天黑突围。此次战役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敌首幡井被我击伤。但由于指挥失误,八路军损失较重,清东独立团两个连大部壮烈牺牲,清东军区政委岳拙元负重伤。因此,清东独立团不久即与昌潍独立团合并,仍命名为清东独立团,赵寄舟任团长。十一月驻博兴县城的日伪,袭击王集一带根据地,遭反击损失过半,像这类地方性的反扫荡战斗不计其数。

  敌人对清河区根据地的扫荡,最严重的是1943年,这一年日伪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50余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四次。

  第一次是1943年1月10日,济南、潍县、惠民等地日伪12000余人,配有飞机、骑兵、汽车,分数路扫荡清河抗日根据地。清河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广饶的北隋、牛庄等地及清河后方基地八大组地区均被敌一度攻占。清河区后方及党政机关在军区教导营、特务营等部队的掩护下,顺利突围转移。军区主力部队也相继跳出敌人的合围。日伪对广北和八大组两次合围扑空以后,突然回师直扑清西地区。

  15日,清西部队面对5000余敌的合围,决定分兵突围。军分区司令员许云轩率一部主力冲出重围。军分区参谋长韩子衡率七中队及机关部分干部共百余人,在高苑西部大王家遭敌合围后,与敌展开多次肉搏战,毙伤敌伪200余人。七中队及机关干部除25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韩子衡四处负伤,自尽殉国。

  第二次是,1943年4月22日至26日,日伪军10000余人,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南起小清河,北到黄河,西起广博公路,东到渤海,形成500余里的“铁壁合围”圈,再次对广、博、蒲地区进行合围。清河区军民在鲁中、冀鲁边等军区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参加扫荡的日伪军击退。但在此战斗中清河军区特务营营长申传贤牺牲。

  第三次是1943年5月份,敌人又纠集日伪军12000余人并胁迫民夫4万,带着镰刀,赶着大车,企图掠夺抗日根据地即将成熟的小麦,并安设据点,企图蚕食广、博、蒲根据地,重施蚕食小清河南根据地的故伎。对敌人这次蚕食,清河区八路军给予了有利的反击,四战四捷,将敌击退。这是对保卫广、博、蒲地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

  第四次是11月18日,日寇为应付太平洋战争,妄图在华北消灭我军之后,收缩兵力。因此,在扫荡鲁中时,突然掉头,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伪共26000余人,配以飞机、舰艇对清河垦区发动前所未有的拉网大“扫荡”。清河八路军部队全力以赴,采用“翻边战术”,不断打击敌人,许多同志壮烈牺牲,在内外线配合打击下,日伪军狼狈溃退,历时21天的大“扫荡”结束。

  综合1943年敌人连续四次大扫荡和大蚕食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残酷性特别严重。四次大扫荡,敌人动用兵力都在万人以上,特别是第四次达26000余敌伪并海陆空相配合,这在清河区是空前未有的。时间长,是指从敌人进入根据地开始到被反击,敌人撤出为止的时间长,特别是第三次持续三个月,第四次一个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对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破坏。敌人的手段极其残酷,日寇用“打活靶”(以活人为靶)、“红烧人肉”(把上百人关起来灼死)、“挤豆浆”(刀刺人腹,再踏上脚,血水四溅)、“拖死狗”(把人栓在马尾上拖),以及刀砍、割鼻、挖眼、活剥皮等灭绝人性的手段残酷屠杀根据地军民。一次,根据地部分地方干部和民兵、群众,被敌人赶到海滩上,适值潮水上涨,这些同志被淹死在海中,清河区党委宣传部科长于一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敌人虽然穷凶极恶,但其内部固有矛盾和弱点无法克服。因此,根据地军民利用敌之弱点,采取正确的战术,虽敌强我弱,但能战胜敌人。

  首先由于根据地地域辽阔,敌在扫荡中不管使用多大兵力,当他们深入根据地时,还是兵力不足,使八路军有隙可寻,对敌人的包围采取了“翻边战术”,即利用夜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插入敌后打击敌人。1943年11月,敌虽调集26000余人扫荡清河区中心根据地,第一天合围,敌人只前进不足三十华里,天黑后,八路军除留部分内线继续战斗拖住敌人外,领导机关及主要部队即乘夜间跳出敌人合围圈,使敌人妄图消灭八路军指挥机关及主力部队的计划失败。

  第二,利用敌人的兵力不足,实行内外线配合作战。内线部队化整为零配合地方武装,组成许多游击小组,用地雷战、麻雀战袭扰打击敌人。转至外线的部队及地方武装、民兵则打击敌人守备弱的据点。为了这次大扫荡,许多据点的日伪军倾巢出动,留下的人数很少,清河八路军部队就乘机攻其老巢,如原蒲台县旧镇据点,日伪守备军300多人,去了200多人参加扫荡,八路军派出7名战士,装成老百姓,由“两面”村长领着以送粮为名进了据点,捉住伪军队长,使敌人全部缴械。高苑司家官庄据点原驻敌伪200多人,扫荡开始只留30余人,清河区地方部队配合民兵,乘夜发起进攻,炸药包一响,冲锋号一吹,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敌人便打出白旗投降,这样的战例很多。在这次扫荡中,清东、清西两个军分区仅用七八天时间就攻克了十七处据点,消灭日伪军1000余人。1943年1月的大扫荡也有类似战例。沾化独立营配合垦区独立团,夜袭并攻克新设的韩家庄科据点,毙敌50余人,缴轻机枪9挺,小炮4门,长短枪300余支,生俘敌伪240余名。

  第三,根据不同敌情,使用不同战法,对以日军为主的扫荡战,由于敌强我弱,采取游击战术,避实就虚,攻其不备。面对大股的伪军、投降派部队,则采取正面打击,攻其据点歼其兵力。如五月份敌人12000余人(主要是伪军和投降派部队)胁迫民夫,带着大车,企图掠夺根据地即将成熟的小麦。对此,清河部队则采取正面攻击拔其据点,消灭其兵力,粉碎敌人的蚕食计划。20天内连打四仗,四战四捷。第一仗是广北斜里巴据点,重创和平建国军王道部两个营迫其撤退。第二仗是广、博、蒲三边之三里庄歼灭伪军成建基部。第三仗是攻克北隋、牛庄歼灭伪军李青山部。第四仗攻克博兴投降派部队安设的王文据点,全歼守敌并活捉副团长刘子刚。这四仗以后敌人全线溃退,八路军乘胜追击,平毁了小清河上敌人设置的碉堡封锁线,并一直追至小清河南,收复了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根据地,改善了小清河南八路军的活动环境。这次战役不仅广、博、蒲主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全区配合主战场作战409次,攻克据点139处,毙伤日军113名,生俘日军3名,生俘伪军及投降派部队2140名,缴获马步枪2623支,机枪32挺,大小火炮24门,各种枪弹5万余发,毁汽车5辆,破坏公路550华里。这次战役对保卫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有重大意义,受到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第四,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克敌制胜。这次战役中,利用伪和平建国军王道部与其他军的矛盾,造成有利于清河根据地军民的形势。王道部本是驻在益都、寿光边区一带的一支伪军,番号叫“和平建国军第八团”,他们的后方与军官家属都住在丰城,生活条件较好,日本人令其到小清河北荒碱地区充当炮灰,蚕食垦区根据地,他们怕死,本非所愿。而当八路军打斜里巴王道部驻地时,日军相距数里不做援助,结果两个营遭到重创。这样王道的官兵对日不满,他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便派人出来向八路军要求帮助其回到小清河南原驻地,八路军答应其要求,布置了一场假戏,掩护其回到了小清河南,王道为此对八路军感激不尽,从此与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八路军也派了干部进去做工作。到1944年春天,王道率部起义,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

  第五,做好反扫荡,反蚕食的动员与准备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在部队和干部群众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当扫荡蚕食还未来时,多是麻痹,有侥幸心理,认为敌人不一定来,而当敌来临时,又出现惊慌忙乱的状态,针对这两种思想情况,清河军区在反扫荡、反蚕食前,在部队,干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工作,一是提高警惕,做好准备,搞“空舍清野”,把粮食、棉花都埋藏起来,牲口迁移到接敌区和隐蔽的根据地去,这样可大大避免根据地内的损失。把干部中的老弱病号进行疏散,其余各级干部坚守阵地,领导群众一起反扫荡。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好、准备好弹药、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当敌人来时打游击,掩护群众,保护群众的利益,并随时准备配合主力作战。由于战前准备工作做的较好,使根据地的粮棉等物资、损失大大减少,地方武装民兵组成的游击小组、埋地雷炸汽车,迟滞敌人的前进,有利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正面作战。由于深入的政治动员,人民同仇敌忾坚决同敌人斗争,广九区李家屋子一位李大娘,年已五六十岁,在扫荡中被敌人捉住,逼她说八路军哪里去了,粮食埋在哪里,老大娘坚决不说,敌人对她灌凉水,用火灼,她仍坚不吐口,就这样为部队的活动保了密,使埋在地下的粮食未受损失。在反扫荡结束后开反扫荡祝捷大会时,区党委、军区、行署表扬了这位坚贞不屈、不畏强暴的英雄妇女。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3 09: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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