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无人区”
2019-01-21 09:57:40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前后，由于连年灾荒，瘟疫流行，日伪军烧杀掳掠，国民党军摧残，天灾人祸，使临朐土地荒芜，人口大量丧失。自1940年至1943年前后，全县被杀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典妻卖子 1.4万多人，外出逃荒要饭达16.8万人，县内仅存8万人，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一、“无人区”的惨状

　　田园荒芜。1942年前后，临朐土地大部荒芜，民居墙倒屋塌，街院蒿草丛生，村舍狐狼出没。正如当时流传的：“院里长黄蒿，屋里抱狼羔”，荒凉景象，村村皆然。褚庄村1300亩耕地，全成荒野，许多村庄断了炊烟。

　　百姓吃食无着。百姓没有饭吃，先以野菜、草籽充饥，继以树叶、树皮活命，连树叶树皮也吃光之后，又吃蚕屎、屋烂草，饿极者甚至吃棉絮、啃炕土。1943年春，一逃荒妇女走至玉兔埠村时，因腹中饥饿难耐，寸步难行，将棉袄大襟里的旧棉絮撕出来吃掉，但还是终于饿死。同年春，南店村董氏一家饿死4口之后，其母饿极，啃炕土充饥，最后也饿死于炕前。人们不甘心饿以待毙，外出逃荒要饭者络绎于道上。

　　典妻卖子。百姓为了活命，先是变卖家产，继则典妻卖子。石佛堂村梁福友一家7口人，1942年春卖掉两个侄女后，哥嫂相隔3天先后饿死。为了活命，梁福友将妻子典给平安峪村一家姓王的，换回6公斤玉米，回家走到尹子峪岭上时，被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抢去，4天之后，梁和母亲皆饿死。吕匣村张姓一家6口人，父母、儿子饿死后，携妻女去沂水逃荒，半路上女儿饿死，无奈将妻子典于他乡。

　　死尸无人埋。1942年前后，临朐死人之多，惨不忍睹。大村饿死数百人，小村饿死数十人不等。1942年秋，崔册村高同增的姐、妹来走娘家，与高同增一家5口人于一个月内相继饿死，尸体无人掩埋，蛆虫爬满了院子。褚庄村的庙后，5步远的墙根下，躺着4具饿死的尸体，死去的母亲身旁还有婴儿在“吃奶”。 1943年春，崔册村街道上躺了6具尸体，始终无人掩埋，最后被狼吃掉。宫家庄在日军入侵前，全村75户，337口人，到1943年，饿死41人，逃荒276人，仅剩10户、20人。该村吕同明之妻同其次子、五子饿死在一间屋里，无人掩埋，直至1945年解放后，逃荒在外的长子吕永刚回来后，才将其遗骨埋葬。

　　二、“无人区”的造成

　　日寇入侵，临朐沦陷，日、伪、顽各派势力麇集临朐，烧杀掳掠，横征暴敛，又加连年灾荒，瘟疫流行，终于使临朐成了“无人区”。

　　(一)日伪烧杀掳掠

　　1938年日军入侵临朐后，先后在县城、冶源、南流、瓮石山、大车沟、常庄、大埠山、大关等地设据点，又组织清乡大队 2000余人，将据点增至60处。日军强征民工修岗楼，筑碉堡，挖封锁沟，建封锁墙，残酷“扫荡”，野蛮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仅举数例，以窥其手段之野蛮和残忍。

　　残酷“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枪杀百姓，焚烧房屋，杀伐树木，抢劫粮食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38年1月22日，日军开进胡家庄，村里民众已多数逃走，唯胡继义一家为其母办丧事守灵未逃。日军闯入胡家将胡继义、胡继恩兄弟2人打死，进入厨房又将厨师胡玉祯、胡玉东打死。胡继圣一家3口(妻及儿子)为伯母守灵，也全被打死。胡玉美从家中往外跑，被鬼子用刺刀穿死。日军登上胡家庄村边的粟山后，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逃难的群众，又打死多人。同年3月26日，日军“扫荡”唐立店子村，将财粮抢劫一空，刺死群众12人，烧毁房屋700余间，使500余人无家可归。1940年8月19日，日军“扫荡”梭庄，打死5人，抢走羊400余只，牛35头，驴60头。同年除夕，日军“扫荡”大车沟，强宰和抢去耕牛76头，羊200余只。粮食被抢光，除夕之夜，不少村民无家可归，坐守焦土。

　　奸淫妇女。日军所到之处，肆意奸淫妇女，致使许多良家女子饮恨而死。1939年5月，长命沟村23岁的少妇被日军轮奸致死。1940年除夕，日军进冶源村，该村70岁的老妇张氏，遭日军轮奸致死，其子奋起反抗，被日军枪杀。

　　点天灯。于家沟村一于姓村民被日军抓去，绑在木桩上，泼上汽油，活活烧死，名曰“点天灯”。村民惨叫，日军大笑。

　　打活靶。冶源村一姓刘的农民去王家山拾柴，被日军当活靶打死。一个卖瓦盆的挑着瓦盆赶冶源集，被驻海浮山的日军小队长三户当活靶打死在冶源南门外。驻南流日军小队长福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以活人为靶，打死群众9人。

　　活埋，狗撕。崔册村一于姓男子领着两个孩子去益都逃荒，被抓住，活埋在一个坑内。在临朐城据点里，鬼子把抓来的群众绑在木桩上，让狼狗啃死者就达30多人。

　　役使虐杀。日军拉夫修碉堡、筑岗楼，视中国人如牛马。修筑临朐城东南之弥河桥时，抢去群众门板上万副，箱柜上千个， 200余人因冻饿和遭毒打而死。1939年5月，日军为围困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临朐建立“强化治安高王封锁线”，东起高崖，西至王坟，东西长达90公里。全线筑墙挖壕，建大型据点5处，中小据点53处，欲达到三里一碉，五里一堡。为了挖壕，强迫群众将刚抽穗的小麦割掉，并强令扒民房，拆用砖石、木材、土坯，修碉堡岗楼。不管夏收夏种农事火急，强令百姓老幼出关，昼夜赶修，风雨不停，行动微慢者，轻则曝日、负重罚跪、鞭抽，重则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裸体负重冷冻。饥饿的农民，面色憔悴，无力干活，有数百人被折磨而死。

　　1943年，伪军清乡队驻太平崮，逼迫群众从十几里外的山下往山顶送水。谭马庄一谭姓农民担水至山腰，因饥饿晕倒死去。水没有送到，清乡队下山打骂谭氏家属。大埠山据点日军班长三桥、河内等十分残忍，他们逼迫群众往山顶送水，又怕群众往水里放毒，于是等把水送上山后，强迫担水者从自己担的水桶里舀出一瓢冷水喝下去，严冬腊月，也是如此。许多群众被折磨而死。

　　日寇摧残临朐8年，民众家破人亡者难计其数。

　　(二)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

　　当时临朐境内各派驻军达2万多人。除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等少数军队抗战以外，其他军派，如鲁苏战区第三纵队第七、八、九支队等，对日寇游而不击，对共产党、八路军视为仇敌，对老百姓则是横征暴敛，强取豪夺。

　　抓丁拉夫。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保持地盘，各自扩充军队，天天抓丁拉夫，草菅人命。1942年，新四师将南照村16岁的赵佃光抓去当兵，赵受不了折磨，偷跑回家，又被抓回去活埋了。其父赵光德得知儿子被害，痛不欲生，悬梁自尽。同年秋，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到东文山村抓丁，刘竹亭等青年闻讯逃走，第五十一军未抓到丁，就凶残地将刘竹亭之母和另外5名妇女吊在树上示众。吕匣村冯升吉，于1941年秋被抓了夫，他惦记着快要饿死的妻、子，偷着跑回了家，保长知道后，把他抓到保公所，吊在梁上毒打，直打得昏死过去。放下来用凉水泼醒后，保长又逼他去东峪修碉堡。冯升吉伤痕累累，疼痛难忍，又饿得眼前发黑，只得又偷跑回家，被保长抓去一连打了几个死，抬回家后就饮恨而亡了。

　　催粮逼款。当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救国捐、抗日捐、警备捐、胜利捐、军事附加捐、盐税、酒税、牲畜税、土地房产税等多如牛毛。正如当时群众所说的：“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粮款数目不再按规定交纳，而由各军派随意横征。王瑞村王永胜家一天接到12根捐条，冯兴录家一天被翻8遍。吕匣店子村冯立本接到捐条后，因没有钱粮交纳，被逼得服毒自杀。褚庄村一宋姓农民，因交不上粮款，被国民党第九支队抓去，灌凉水、吊梁头、木棍打，不久即死去。

　　抢收庄稼。国民党军队抢不到粮食，便抢收老百姓的庄稼。 1941年初秋，东文山村梁德昌的一亩谷子刚有黄粒就被国民党新四师抢光，梁氏夫妇同一天饿死。王瑞村两名王姓村民的3.2亩谷子，被国民党第八支队将谷穗全部掐去。

　　威吓劫掠。国民党军队采取拦路搜身、进村劫掠、放枪威吓、驱散群众等手段，劫夺村民财物，包括拌在灰粪里的谷种也不放过。由于第七、八、九支队等轮番抢劫，至1943年2月，寺头、吕匣、箕子山一带20多个村庄的粮食、衣服、棉花等几被抢光。

　　磕耧斗。许多群众播种的种子被从耧斗里磕出来抢走。1941年秋，王瑞村张法文在村南耧麦子，怕被匪徒们发现，将耧斗锤绑上烂棉花，避免锤声传出去，结果还是被国民党第八支队找上，连打带骂，将麦种磕出耧斗抢走了。

　　扫碾台。河庄村苗园田志两口饿得没有办法了，便卖掉仅有的一亩薄地，换了两升豆子，夜间偷着碾压时，被国民党第八支队的兵全部扫去，两位老人活活饿死。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来蹂躏老百姓的种种罪恶，1943年10月7日的《大众日报》曾作了报道：“国民党反动派泰和惨案(即太河惨案——引者)的祸首秦启荣，一贯反共反人民，勾结敌寇，屠杀抗日军民进步人士。他驻防临朐五、八区一带，四年来不仅与敌伪和平共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秦部的副官、给养人员经常驻在各敌伪据点之内，与敌人交换情况，联络感情。因此秦部得以集中力量制造反共反八路与创造‘无人区’的滔天罪行。”

　　(三)连年大旱，瘟疫流行

　　在遭受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摧残的同时，临朐又遇上了天灾和瘟疫。1940—1942年，临朐连年大旱，且年甚一年。1940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无雨，玉米、高梁、谷子等秋作物产量大减。同年秋，旱情持续发展，至翌年夏，几无降水，境内大小河流干涸，土壤板结，裂纹纵横，春播作物无法下种，小麦基本绝产。秋，农作物未熟，突遭霜冻，干枯死亡。境内大多数村庄农作物无收。当地农产称“三年碌碡未翻身”，也就是说，庄稼未收，三年没打场。

　　由于饥饿，多种疫病发生。1941年后，疟疾流行全县。1942年，寺头、石佛、箕子山、白沙、九山、五井、嵩山一带流行黑热病，后蔓延到全县。同时，伤寒、麻疹、天花、霍乱、痢疾、疥疮等疾病也一并流行，许多村庄患病率达100%。是年，邓家圈村染疟疾、伤寒者200多人，占总人口的2/3。吕匣村仅有4人未患病。因饥饿，身体十分瘦弱，又加缺医少药，患病死亡率甚高，东、西文山村因发疟疾死绝的有6户，褚庄病死80余人。 1942年2月，辛寨镇河北村刘兆敬家5口人，先后病死4口，仅剩下12岁的刘兆敬外出逃荒要饭。

　　三、“无人区”的新生

　　1943年，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临朐南部的龙山、九山、米山、峰山各区。1944年4月，第三次讨吴(化文)战役后，嵩山等南部山区解放。1945年春，大关、南流、盘阳、冶源、五井、蒋峪等地相继解放，鲁中行署立即帮助群众治疗疾病，组织生产自救，重新建设家园。

　　1944年，鲁中行署派遣医疗队到临朐，先后在王瑞、界首、黄山、宫家庄、茹家庄、九山等地设医疗点，免费巡回医疗，治愈大批疟疾、黑热病、伤寒、痢疾、麻疹病人，控制了疾病的发展和流行。1945年8月，疟疾又在县内蔓延。最厉害的蒿山区发病率达80%。鲁中行署派卫生科长李龙九带领49名医疗队员赶赴临朐，并先后动员县内119名民间医生帮助治病。为尽快将疟疾扑灭，还在寺头村举办医训班，将来自农村的近百名学员，分三期进行为期20天的培训。结业后，学员立即同医疗队员奔赴全县各地治病救人。1944—1945年，鲁中行署拨来医疗费14万元。此间，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曾专门电告鲁中行署拨款，以救治病灾。1946年8、9月间，本县自制大量亚匹酸丸，配制中药“将军丸”一宗，及时发放各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到1946年底，在嵩山、米山、南流、峰山、纸坊、九山、蒿右7个区治愈2.7万人，仅茹家庄就治愈400多人。至1947年，疟疾基本被扑灭。

　　1943年7月，九山一带解放后，鲁中行署首先安排饥民生活，组织生产自救，从沂水调来救济粮30万公斤，贷款103277元，贷农具8544件，还贷放种子和牲畜。是年9月，县委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游击区也派人参加)，号召各地抓紧恢复生产。 1944年秋，米山、嵩山两区人民在区委的领导下组织伙工组(后改为变工组、互助组)，互相帮助，发展生产。因农具不足，县政府拨出专款用于购买农具。嵩山区派专人去博山等地购锄、镢等小农具3000余件，无偿分给农户。10月，县政府又拨出专款，派人赴老解放区江苏新沂等地买回耕牛40余头、驴10多头，分给各区重灾村户。

　　县、区工作人员及八路军战士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开荒种地，县长高奋连续半个多月光着膀子、赤着脚在王瑞等村帮助农民拉犁开荒。为减轻农民负担，县委组织县、区干部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

　　因连年饥荒，人们身体虚弱，无力耕种。1944年秋，鲁中行署从沂北等地调来代耕队(耕牛600多头、犁耙300多件)，自带口粮，捎着牲畜饲料到嵩山、米山、九山、峰山、嵩右等区帮助秋耕秋种。其中嵩山的耕牛达100多犋。1945年春节后，县委贯彻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春季大生产的指示，召开各区干部会议，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扶犁，武装保卫春耕。这时，鲁中三地委再次组织沂北、沂中的群众带口粮、农具、牲畜来临朐支援春季生产。人民政府为鼓励生产，奖励垦殖，自1943年起，县内三年免征公粮。

　　1945年，据当时农代会统计，发救济粮和优抚粮各0.5万斤，贷粮97468公斤，贷款59.5万元，贷麦种1万公斤。同年，为扶持烈军属春种，贷粮40569.5公斤、豆饼1061片、苇席300领、羊98只、棉种998.5公斤、荞麦种947.5公斤、锄145张，共折款131481元。所贷款物，后来人民政府都作为救济，不再收回。在人民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外出逃荒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乡。到1944年底，米山、九山、嵩山各区在外群众返回70%。到 1949年，全县人口回升到356400人，荒芜土地得到了垦殖。

　　临朐人民为表达获得新生的感激之情，1945年召开的农代大会曾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被日寇吞吃将尽的国土，又大部建立起光明的根据地，已陷入敌手的老百姓，复得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使我们怎样的感激!特别是我们临朐的老百姓，在国民党山东沈鸿烈省政府和他的土顽军队控制临朐的五六年中，将我们全县大部分造成“无人区”，人口存在不过1/3，土地大部长成蒿草，室无人住狼生子，人无粮吃树皮光。残酷生活，不堪回想。幸我们的救星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边，不断打击敌寇和歼灭卖国贼人，将我们九死一生的老百姓又从火坑里救出，几年的“无人区”，又建立起自由民主有饭吃的根据地。现我们大部穷苦老百姓得到翻身，并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农救会。信中还写道：“我们老百姓是不会忘本的，今后我们要下最大决心，努力工作，积极学习和永远跟着您走，并以万分诚意，敬祝您的身体永远健康。”这就是翻身解放后的老百姓的淳朴情感。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21 09: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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