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2018-05-28 10:23:09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一八”事变后，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在八个月的牢狱生活中，韬奋等人坚贞不屈，与法官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全国人民坚决斗争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脑癌秘密返沪就医，第二年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

　　邹韬奋逝世后，党中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944年9月28日，党中央给韬奋家属的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1956年上海市政府出资修复邹韬奋的故居，并在隔壁建立了韬奋纪念馆。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人物生平

　　邹韬奋，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

　　民国十年(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民国十一年(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注重联系群众。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久而久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18日，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当年7月14日，邹韬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故于同年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同年(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也是在12月，他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当选为执行委员。一系列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终于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 同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与世长辞，享年48岁。

　　个人成就

　　他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和著名的三联书店，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日刊。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主要著作收入《韬奋文集》。

　　邹韬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期间，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他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还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要求。民国三十年(1941年)皖南事变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病逝后两个月遗愿终于实现。

　　出版、读书界中人说，韬奋一生办刊物、办报纸、办书店，他提倡和身体力行的主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那种报务精神便是韬奋精神。新闻界人士认为，韬奋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就是韬奋精神。政论家认为，韬奋之所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是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他的爱国思想正是韬奋精神。同时，他从事的事业遭受着无数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他的信念，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封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又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全数封国民党迫害而被迫流亡，但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时仍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同样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汲取的韬奋精神。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5-28 10: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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