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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北京经济史(组图)

添加时间:2019-08-13 15:01:42 来源:新浪网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后,入侵北京,此后8年时间里,日本采取“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彻底打破了北京原有的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转向为战争服务的战时经济体制。日本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军事战争,也是一场经济战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研究金融史的专家指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些经济政策正在改变
 
落后的中国。当时,《废两改元令》、《统税条例》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促进了中国基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正在推行统一的金融和税收政策,利用重工业和资源管理来扩充政府的军事实力。

  1935年,中国经济达到了民国以来的最好水平,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经济将要腾飞的时候。当时北京城农、工、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37年北京人口达到百万,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北方的经济中心。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北京原有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在长达8年的占领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从北京掠夺走了大量能源、矿产、劳动力,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给北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

  战争初期直接疯狂抢掠财富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多种形式,掠夺中国重要的工矿。其中“军管理”是日本在沦陷的中心城市的主要掠夺方式,“只要军部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实行军管理”。在战争初期,日军在武力上占优势,他们对中国企业以野蛮的直接抢夺为主。北京沦陷后,强行霸占了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清河制呢厂等企业。

  1935年11月,中国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国家对白银实行统管,要求各地将白银集中于中央银行。“七七”事变时战事激烈,时任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来不及带走这些白银,由平津的英美银行代为保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京津两市的白银被日军查封,并将白银运至天津日本兵营保存。白银总重量连同包装共约1094吨,约5700万元之巨。这笔巨款被日军鲸吞后,支持了日军在华北的军政开支,增强了伪政权的财力。

  与掠夺物资同时进行的,是对北京劳动力的掠夺。劳动力是战争和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日本在北京经常征用的劳工人数在1万名左右。在北京颐和园东北有直辖于日本1417宪兵司令部的集中营,又称“苏生队”,这里经常关押着9000多名战俘,是日军无偿的劳工基地。另有劳工被运至日本做苦力,客死他乡者难以计数。据被抓劳工王世宗回忆,1944年,大兴、宛平等地被抓到日本的有400多名劳工,活着回来的只有203人。

  对资源进行毁灭性开发

  煤、铁矿石是重工业的基础原料。北京西部所蕴藏的丰富煤矿既是日本进行战争的物质,也是急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日本侵占北京后,以武力占领华北各地的矿山,委托日本公司经营。京郊门头沟、房山等小煤矿由日伪政权合作开发,产量迅速超过战前,销售由日本一手控制,半数以上运往日本及中国东北,北京的电业也由日本侵略者统一控制,兴中公司与日本兴业公司合资,强行收购华资北京电灯公司的石景山、西城根两个发电厂,成立北京电气公司。石景山制铁所由日本公司经营后,设备更新,产量日增,产品供应军需,支持侵略战争。

  日本在门头沟煤矿野蛮开采,根本不顾及矿井的长远发展和工人的生命安全。日本人将矿井大巷保安煤柱采空,甚至井筒四周的保安煤柱也被架空,大大缩短了矿井的寿命,增加了矿井冒顶等灾害的发生。在日军对门头沟煤矿实行军管理的三年多时间,门头沟矿产煤159万吨,价值达1000万元以上,这种开采量即使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罕见的。除此之外,从1938年至1945年间,日本还疯狂开采北京密云的煤炭资源。

  当时日本在中国成立了许多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的开发公司,其中华北开发公司是当时北京地区最大的。它拥有3.5亿日元的资本,专门从事对华北各种资源的掠夺,该公司后来发展成为拥有64个子公司的庞大企业集团。其中最大的华北交通公司控制着华北6000公里以上的全部原有和新建铁路,还控制着1万公里以上的公路及水运交通系统。其他较大的子公司还有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华北电业公司、中华航空公司、中日实业公司、华北房产公司、华北矾土公司等。

  战时的北京经济举步维艰

  日本侵略者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把经济开发计划从属于目前进行战争的目的”。长期研究北京抗日战争史的专家、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这样评价:日本在北京实行的以经济掠夺为主的“以战养战”策略,全部是为其在华侵略战争服务。日本只是依靠政治、经济动员和军事强力,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资金。这种公开直接抢掠、毁灭性开发资源“以战养战”方针,给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留下了累累伤痕。

  日伪在北京发行的联银券和日本日金票表面上维持11的比价。在日伪统治初期,华北物价尚能维持稳定。然而到后来,为满足侵略要求,联银券无限制地发放,造成1943年后华北物价飞涨,到1945年8月时,人们手中的货币无异于一张白纸。1943年1月1日,日伪当局在华北实行粮食配给,没收商民存粮;7月,日本侵略者对北京居民配给“混合面”,百姓吃后腹泻、腹痛,或几天排不出便,苦不堪言。

  日本侵略者将近代殖民开发和封建剥削结合起来,在北京和华北地区开辟了若干农场,进行了战略物资棉花的试验与种植。在运行和管理上,除了军事化之外,依旧维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实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陈静表示,日本入侵后对北京经济的疯狂掠夺,严重破坏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打断了北京的经济发展进程,原有的经济体制和运行秩序中止,北京经济发展趋缓、停滞继而倒退。具体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民族工商业由于外族的侵略,沦于破产;消费市场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化而缩小和削弱;原有的经济产业格局遭到破坏,因战争刺激的行业是片面的、畸形的,难于持久。

  北京,这个对华北和东北都有重大影响力的城市,在失去民族骄傲、政治自主的同时,也失去了它正在形成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在日伪统治北京的8年间,北京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根本破坏,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致生命都难以保障。

  商报记者 赖大臣J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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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大栅栏——战前老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图②③:战前老北京传统的手工业非常繁荣图④: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古董商人图⑤:上世纪30年代,北京前门大街的洋行(照片选自《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作者:德国摄影家赫达·莫里逊(1908-1991))

  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以工商业、文化最为发达,但日本入侵之后,为了战争的需要,积极发展重工业,北京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轨迹被完全改变。

  抗战经济

  重工业——在战火中畸形发展

  对于战争来说,重工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战争前进的车轮。日本占领北京的8年间,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对北京的煤、铁等工业采取“重点开发”的方针,战时北京的重工业呈畸形发展。

  在北京沦陷的8年中,日本投资建设了一些与战争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企业。战前建成的石景山炼铁厂被迫与日本久保田铁厂(今首钢铸造厂的前身)合并为石景山钢铁厂,从1938年到1948年,10年间共生产钢铁28.6万吨,大部分运往日本本土和伪满。1939年,日伪政府在琉璃河建立了北京第一座水泥厂,年产量达3.4万吨。

  上述这些现代工业企业带有官营的色彩,另一部分则属于民营重工业,后者的发展与前者完全不同。《北京通史》第九卷记载:1937年城郊区民营重工业工厂共有140家,总资本额112.6万元,年产值233.6万元,但专家指出,由于当时工厂一般不报实数,估计实际产值和总资本额要比这个高。1942年,日本所做的调查显示,北京的重工业工厂共有200家,资本总额1585万元,年产值1239万元。尽管这些数字可能不十分准确,但可以看出,1937年到1942年民营工厂的数量猛增了60家,平均每年增加12家,资本总额增长了13.1倍,年产值增加了4.3倍。

  战争后期,日本侵略者对钢铁的需求更加紧迫。他们强迫华工超强度作业,在炼铁的各个岗位上,都安插有宪兵、警备队员、工头与监工,夜以继日地强迫工人干活。

  日本当时在北京建立的重工业完全是侵华战争的需要,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基本生活用品却无法得到保障。北京的重工业发展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物质资料,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心脏。

  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修建了一些铁路和公路,进行人员、物资、装备输送,从交通结构上看,只重货运,客运发展缓慢。战时的北京交通设施沦为战争的工具。

  由于商业非战争所必需,所以沦陷8年中北京商业在经济社会的比重江河日下,传统手工艺更处在一种可有可无的境界。

  抗战经济

  手工业、商业——在战争中凋零没落

  “七七”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中国海关,日本商品大量地涌进中国市场,涌进北京,摆满了北京最繁华的大栅栏的各个店铺。除同仁堂等少数店铺外,北京的手工业产品大部分被排挤出去。按规定,北京的商号必须加入日商为首的各同业公会,否则不能营业。北京本地的商业店铺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由于北京是传统的商业中心,虽然经历战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发展,而传统手工业却濒临“灭绝”。

  根据另一份1935年的统计,商业、金融、服务业资本占全资本总额的94.38%,工业只占到了5.62%,到了1944年的时候,重工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资本总额的50%左右。而北京的传统手工艺经过了16年的战乱影响,到解放时支离破碎,1948年北京传统手工艺仅有厂家871个,比1932年减少了1346家,减少了将近2/3。

  当时的商业在逆境中缓慢增长,根据《京师总商会各行商号》宣统年间刊本记载,1909年-1911年全市共有40个行业、4541家商铺。根据《冀察调查统计丛刊》第一卷中记载:1935年,商业行业增加到92个,商铺1.2万家。北京市人民政府1949年统计,全市商业行业共有128个,商铺7万余家。商业从业人员从1925年占全市人口的13.9%发展到了1948年的19.3%,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从商业行业、从业人员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北京城依然是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

  日本在北京建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武力垄断金融,给北京传统金融业带来致命打击。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日本从中国套走了大量外汇和生金银,到了1945年这些纸币变成一堆废纸。

  抗战经济

  金融业——北京传统银号遭受致命打击

  1938年2月11日,日伪建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用隐蔽的方式搜刮北京人民的财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为了日本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其业务是代理国库、发行纸币、买进生金银和外国货币、代收各种票据款项、贴现政府和各项商业各项证券票据、保管金银和贵重物品等。可以看出来联合准备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日伪在华北统治的经济核心机构的建立。

  由于战争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一半用做当地驻军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在武力支持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加紧了在北京的金融垄断步伐,北京的传统金融业遭受严重打击。中国传统银行——银号首当其冲,战前北京共有银号41家,战争期间29家破产;北京的典当业也受到严重打击,由战前的170家锐减到战后不到70家。

  当时伪联银行规定,其发行的联银券“官民交易,一律通用”。在北京沦陷的8年内,伪联银行发行的纸币已达到了1951亿元,相当于1938年发行量的1200倍。滥发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食物、燃料、棉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根据《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当时北京和华北地区流通的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南、中国实业、河北省等23家银行纸币约3.7亿,伪联银行为了确立伪联银券的法币地位,1938年8月8日后,强行将这些货币收回并取缔。通过发行纸币日本从中国套走了大量外汇和生金银,到了1945年这些全变成了一堆废纸。

  日本侵占北京期间,修建了一些铁路和公路,便于人员、物资及装备运输,只重货运,不重客运。战时的北京交通设施沦为战争的工具。

  抗战经济

  交通运输业——沦为战争的工具

  交通运输是战争的生命线,对于军队集结部署兵力、展开作战行动、保障战争需求乃至夺取战争胜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战争的需要,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尤其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组织和利用各种交通运输线路、设施和工具,进行的人员、物资、装备输送。

  日本占领北京后,为了加紧对能源和其他物资的运送,修建了环城铁路的前门到东便门的复线、通县至古北口的铁路,同时成立了中华航空公司。战时的北京车站进出的火车总量直线上升,比战前增长了40%,然而客车车辆一直没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当时的客、货比为1:13.3。运价低廉,大量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及伪满。

  日本在占领北京期间修建了一些铁路和公路,对交通起到了一定改善作用,但是从交通结构上可以看出来,日本只注重货运的发展,发展交通运输业无非是是打通南北的交通动脉。但是作为人民生活需要的客运却发展缓慢,《北京通史》第九卷记载:1935年由政府组建北京公共汽车筹备委员会,注册资金30万元,订购了大客车30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城市公共汽车停运,同年底恢复了运营但是被电车公司给兼并了。1929年的时候北京市已经有出租车200多辆,主要运营城郊游览区。1942年发展到446辆,其中还有日本4家车行有车75辆。但是后来由于战争的扩大,导致汽油供应紧张,到了1949年出租车还剩下了180辆。

原文地址: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02/00082933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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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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