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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儿童教养所轶事

添加时间:2019-08-09 15:03:22 来源:华声论坛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抗战时期为了抢救沦陷区失学儿童,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设立了一些儿童教养所,收容父母在敌占区被残害留下的孤儿和家境贫寒的失学儿童。

  笔者曾是当年被收容的一个贫困失学儿童,在那里接受过教养,读过五年书,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在笔者的记忆中,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曾设有河南济源儿童教养所、洛阳儿童教养所(在白马寺)、山西平陆儿童教养所(在大寨村)、陕西长安儿童教养所(西安南关)、榆林儿童教养所等机构,每所收容儿童500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2月,河南济源县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百姓惨遭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学校停办,儿童失学;有的儿童亲人被杀害,孤苦伶仃,流落街头,非常悲惨。

  日本占领济源县城后,我抗日军民数次夜袭,给鬼子以重大打击,迫使鬼子撤出县城逃窜,外逃百姓纷纷返回残破的家园。秋天,中央赈济委员会派人来济源放赈(救灾),地方一些绅士曾建议用救灾款建立半工半读的难童教养所,收容济源及孟县、温县、沁阳、博爱、武涉等县的难童。我家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无力供我上学,我十岁前不识一字。保长就找到家父说,你孩子多,生活困难,送一个去吧。就这样,我离开爹娘进入了难童教养所。

  教养所,顾名思义,又教又养,按普通小学建制,直属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领导,经费由中央赈济委员会直接拨付,所长由赈济委员会任命。济源儿童教养所初建时,定名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济源灾难教养所,后改名为难童教养所,1941年迁过黄河后改为儿童教养所。

  济源儿童教养所于1938年底筹办,所址选在距县城20公里的太行山腹地张庄,收容难童200余人,其中只有一名女孤儿。难童的年龄大都在十岁上下,最大的十五六岁,除年龄较大的直接参加学缝纫、机织、做鞋、编织草帽和修缮房屋等外,其余按文化水平分设六个年级班,六年级人很少,就并入五年级。教养所设教导处、总务处、生产处,聘请十多位教职员工,一面教书,一面管理照料儿童生活。教养所从建立起就没有固定所址,完全在抗战的烽火中逃亡迁徙。我在教养所读了五年书,迁移过七个地方,从太行山跨过黄河漂泊到陕西秦岭脚下。

  张庄在太行山深山区,面对沁河,四周都是耸入云端的巨石山峰。山坡灌木丛生,山沟涓涓流水,绿草茸茸,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树、核桃树、柿子树。春夏时节绿茵密蔽,是很幽静的读书环境,但交通非常不便,只有一条沿沁河岸盘山绕行的羊肠小道,运输全靠人背、毛驴驮运。教养所借用民房,以班为单位,寝教合一。除冬季和下雨外,大家都在山坡大树下上课。为解决儿童住宿问题,师生齐动手,搬木料、运沙石,新建18间平房。即将完成时,1940年夏,日本侵略者从山西南下,大炮轰击张庄,新建平房全被摧毁,师生仓促逃离出山,迁到王虎村。这个村有一个泰山庙和冯氏祠堂,房屋比较多,寝教仍合一。邻近几个县送来一批难童,加上本县新收容的难童,已达500余人,另外还有200人送到了洛阳教养所。新聘一些教师,增设了医务室,并聘医生和护士。该村有一条小河穿过,河床宽,杨柳、柿子树很多,上课都在河边树荫下,班级间上课彼此都能听得到,虽有流水和其他杂音干扰,但学生都能控制住自己专心听讲。1941年5月,日本侵略者再犯济源,有家的儿童暂时疏散回家,无家的由所长带领,逃亡至南岭五道沟暂避。

  日寇再占济源后,在距王虎村1公里的县政府所在的留养村扎营,天天四处抢掠,祸害百姓。有一天,一鬼子兵来到王虎村,追一妇女做恶,被百姓打死,鬼子就放火烧了王虎寨,将一老人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并将数十名百姓投入水井,然后抛入碾石并投入炸弹。血腥屠杀,惨绝人寰。

  由于日寇长期占领,教养所决定南渡黄河。师生们相互传告,分批南迁。邻近几个县的难童,则无法通知到。黄河渡口都已被鬼子封锁,七八月又逢汛期,黄河水位暴涨,渡河十分危险。因此,家住黄河岸边的老师找了一些适应黄河水性的乡亲水手,推着每次只能坐三四人的小木筏,在夜间借着黄河的咆哮声,冒着生命危险,在狂浪激流中偷渡。幸运的是,经过十多天,师生们都过了黄河,过了一道“鬼门关”。

  别离太行、沁水,险渡黄河恶浪。真正别离了故土,我们真是无家可归了。原有的一点教学设备,以及学生用的马扎、课本等都丢了,真是一贫如洗、流浪逃亡。济源难童教养所更名为儿童教养所,落脚于孟津县狮子院村,大家住了一年窑洞。1942年初夏,儿童们背着行李,夜行数十里,在洛阳乘火车迁到渑池县崇村。这里同狮子院一样,都是背靠黄河南岸的丘陵地带,处于豫西较为贫瘠的地区。可怕的是,河南此时正遭遇大灾荒,兵荒马乱、蝗虫成灾,庄稼颗粒无收。能吃的树叶都已被捋净,树皮也都被剥光,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到处一片悲惨景象。教养所的膳食,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经费不能按时拨付,物价又上涨,经常买不到粮食,几百名儿童总是有上顿没下顿。各班级导师就带儿童到河沟、荒山坡去找野菜或采摘一些树叶掺和在粮食里,有的下河捉青蛙。还有的吃野菜后中毒、患病,有三位老师和部分儿童都因无药可治而丧生于此。

  当时笔者曾几次被派遣进城取邮件,沿途看到一列列火车,载满了逃荒的难民。接待站的难民走了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有一次看见车站旁一小饭馆,吵吵嚷嚷地,围着一些人看,饭馆老板揪着一个留小辫子、穿红色上衣、约十五六岁、哭哭啼啼的女孩,因吃饭无钱,不让她走。有一位男士出于对女孩的怜悯,对老板说,“让她走吧,饭钱我来付”。之后,女孩就拽住男士跪地哭求:“您带我走吧,我给您做小,救我一命吧!”男士无奈地说:“我拉家带口难以养活,你逃命吧。”还有一次,在邮局门口,一小饭馆炉灶正蒸包子,四五个面黄肌瘦、满脸污垢、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孩,待老板掀起锅盖,他们就哄抢了包子,手都烫坏了,老板无奈地说:“饿坏了。”还有一次,在公路旁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破衣裹身的老者,我问他家在哪里,他勉强眨眨眼皮,动了动嘴唇,用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什么。等我从城里回来,他已经死了。1943年夏,我同逃荒难民挤坐在一平板车上,紧挨着我坐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持一木棍,挎着竹篮,带一个约三岁大的男孩逃荒行乞。车到马嵬坡站停留,她含着眼泪给小孩一个木碗,把孩子推到站台,要孩子去讨吃,小孩大哭,回头看看妈妈,不愿离开。这时,车开了,她失声大哭:“有好心的人家把孩子收养了吧!”就这样,她把亲骨肉抛弃了。笔者是含泪写此记忆的。往事不堪回首,又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不久,家父带着我的母亲和小弟逃荒到了洛阳,没办法再带小弟,就把他送到教养所。家父说:“不得了啦,村里人逃光了,有的饿死了。蝗虫太可怕了,一群一群飞起来就像一片黑云,声音像刮风,落地沙沙沙地,满地谷苗眨眼间一扫而光,秋庄稼全完了,没法过了。”家父如何带我母亲逃难,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和弟弟从此与父母断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回到家,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一见我失声痛哭,说:“你还活着?这么多年做梦都想着你们兄弟俩。”

  1943年春,听说日寇要进攻洛阳,全所师生乘火车到了陕州(今三门峡市),背着行李步行数十里到了灵宝。因为潼关黄河北岸有日本炮楼,经常轰炸火车,所以我们只能乘坐铁皮闷罐车厢,黑夜闯关。行驶时不让点灯,不让大声说话,火车也不开灯,开足马力疾驰,最后还是被鬼子炮击和用机枪扫射,幸未伤亡,真是又闯过一个“鬼门关”,终于到达了陕西岐山县高店镇(今五丈原镇)。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位于秦岭北侧的太白山下,北临渭河,土地肥沃,盛产稻谷、棉花、花生。镇里有三个大庙,最大的是道观太白庙,有道人住庙,另有岳王庙和山神庙。河南有些难民也逃来这里,教养所又收容一些难童,教职员工也增到四十多人。

  三座大庙房多,但破烂不堪,师生齐动手打扫灰尘,打土坯、垒墙、搭建“课桌”,砌土炕和泥菩萨共寝。流亡五年来第一次寝教分开,用上了土坯砌的“课桌”。我在所里读了五年书,没有见过教室,更不知道什么是课桌和椅子。难能可贵的是,教养所流亡漂泊很多地方,都是人生地不熟,但师生与当地百姓相处很好,没有发生过一起扰民或偷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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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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