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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陈国栋:12岁时当上抗日“娃娃兵”

添加时间:2019-08-09 14:32:19 来源:河北新闻网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陈国栋,1927年生,河北徐水人。12岁参军,抗战时期基本从事卫生兵工作。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1941年秋季、1942年春季、1943年秋季,参加反“扫荡”。1977年,陈国栋任安国县人民武装部政委,1982年经北京军区批准离休。

  寄语

  “参军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陈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无法否认,谁也篡改不了历史。

  2015年6月4日,在保定军分区第三干休所内,记者见到了陈国栋老人。老人家88岁高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好,走起路来腿脚麻利,有时还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抗战时期,陈老作为一名卫生兵,在无数次战斗中,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前线战士的生命。

  10岁参加儿童团送鸡毛信

  回忆起自己参加抗战的经历,陈老说,“1937年10月份,先在徐水老家参加了儿童团,当交通员,送信。”

  陈老风趣地说,那会儿,儿童团的孩子们送紧急信件都是“骑着马”去。当然,“这个‘骑着马’不是骑真的马,而是骑着高粱秆或木棍去。”

  “一般的信件,早一天或者晚一天送没有关系。”陈老说,如果在信封的角上有一根鸡毛,就表示信件比较紧急,需要尽快送达。如果信件上有两根鸡毛,接到信后就要立刻送出去,一刻也不能耽误。

  陈老说,当年他所在的徐水县釜山乡白岭村是八路军信件转送地,一般由村公所(相当于现村委会)接到信后出具收条,表示什么时候接到的,再将信件派给儿童团的交通员,送往下一个村庄。

  “出具收条就表示信已经收到了,再向下一站转送,非常严格。”陈老回忆说,信件的下一个接收村一般都是三五里地路程,“小孩儿跑得快,有时候一个人送,有时候两个人送。”

  有一天刚吃完晚饭,村里接到了插有两根鸡毛的信件。“是一个骑着马的人送来的,这是真正的马,可见信件非常紧急。”陈老说,村长接到信件,就指派他和儿童团另外一个小孩儿送信,并交代,“你们俩‘骑马’上易县的刘庄,把信送去。”接到任务,陈国栋和小伙伴“骑着马”出发,很快就将信送到了刘庄。

  陈老回忆说,“刚开始,晚上送信也害怕,(但)送两回就不怕了。”

  12岁参军成了“娃娃兵”

  1939年8月,陈国栋在易县孔山村参军,成为二纵队四旅的一名战士。

  “刚开始,部队嫌我小,不要。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赖着不走。最终,部队留下了我。”陈老还记得在部队里吃的第一顿饭是饸饹,“非常香,在家里可吃不上。”由于陈国栋只有12岁,部队发的衣服非常大,“穿在身上,就是一个大褂子。”

  陈国栋刚开始是一名侦察兵,每天跟着班长出去搞情报,在游击区里侦察是不是有敌人,也常去鬼子的据点附近侦察敌人动向。有时候,他们还要到城里侦察敌情。“大人带着枪不好进城,(敌人)对小孩的警惕性低一些。”陈老回忆说,往往都是他跑到城里侦察,“夏天的时候光着膀子、一身泥巴,敌人就更不注意了。”在城里侦察完,就从另一个城门出来,以免引起敌人注意。

  几个月后,陈国栋还当了一段通信员,后又被部队送去学医。1940年,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下面连队做了卫生员。

  陈老说,“那时候就是学学简单的处理伤口、包扎等,负责战场伤员的急救。”

  卫生兵是没有枪的战士

  做了卫生兵,就要为前线打仗负伤的战士及时处理伤口,一般先简单包扎、保住性命,再转送后方医院。陈老说,当年,他随身携带着一个药包,里面装着碘酒、红汞、纱布、绷带等,“那时候就是这些东西,也没有止疼药、麻药等。”

  陈老回忆说,1942年,部队在满城县一个村子打阻击。战斗从早上5时打到10时多,非常激烈。其间,前线抬下来一个伤员,肠子都露出来了。当年他15岁,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伤,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尽力将伤员肠子塞回肚子里。但他几经尝试,还是不行。“伤员疼得大喊大叫,用皮带抽打我。我也是急得满头大汗。”陈老说,就在那时,村里的一个老大娘端着盆热水,让先给伤员洗洗肠子,用白布裹上,再赶紧送往后方医院。经过处理后,伤员被送到了后方医院,做了手术,化险为夷。等他再遇到那个战士时,战士还特意向他道了歉。“卫生兵学习时,学的内容都比较简单,治不了重伤员。”陈老说,因为是卫生兵,部队没有给配枪,“我们也要跟着部队走,随时上战场,不过,是没有枪的战士。”

  3个人带着14名伤员转移

  1943年秋季,敌人在易县良岗村西北进行“扫荡”。眼看敌人离第一卫生所只有一里多地了,情况十分危急。医院将伤员分配到每一名卫生员,由卫生员负责转移。陈国梁和另外一个轻伤员,还有一个在医院养好伤的班长,带着14名伤员转移。“伤员互相搀扶着转移。”陈老说,所有人都听班长指挥,最终躲到了大山里的一块大石头底下,周围是长得非常高的野草。借着石头野草的掩护,“在这里躲了3天,我负责给伤员采野药,弄吃的和水,照顾他们。”等到敌人走了以后,又转移到别的地方。“都是晚上转移,白天怕暴露。晚上摸黑走,脚下都不能踢响一块石头。”“这是1941年冬季在范村突围时受的伤。”陈老指着后脑勺上的疤痕说,那时候,他跟随部队在徐水一带活动。一天晚上,部队在范村休整,由于特别累,晚饭后就睡了,不料却被敌人包围了。当时,我军一行30多人强行突围。突围中,他被炮弹炸伤了头部,昏迷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我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把他送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才好。

  部队里有“爱民公约”

  陈老回忆说,抗战时期,当地老百姓包括敌占区的老百姓会给我军运送粮食。战士们经常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敌人挖的封锁沟填平,让老百姓送粮马车顺利通过。

  1942年是最困难的时候,雨水少,粮食歉收,没有吃的。陈老回忆说,“战士们吃黑豆,前方战士是每人每天一斤(旧制,当时的一斤是16两),后方人员每天8两。”他属于后方人员,每天8两黑豆,其中2两必须要拿出给驻地老百姓吃。“每天 6两黑豆,要分两顿吃,吃不饱。”

  那时候,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带领部队开荒种粮。但不管再困难,部队里的“爱民公约”都要遵守。战士出村挖野菜,先看要去的地方有没有老百姓。“有老百姓去的地方,战士就不能去。”陈老说,杨树叶子也是粮食,但能吃的树叶不能采,要留给老百姓。挖野菜回来,进村时要看有没有老百姓回来。如果有老百姓没有挖到野菜,要把自己挖来的野菜给老百姓。“要是不这样做,回去就会被关禁闭。”“这就是那时候的军民鱼水情。”陈老说,抗战终于胜利了,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胜利的消息,“真是不容易啊”。“参军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陈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无法否认,谁也篡改不了历史。

原文地址:http://hebei.hebnews.cn/2015-07/23/content_49226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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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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