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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洞庭中学的创办经过

添加时间:2019-07-02 14:08:32 来源:刘侃元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洞庭中学是1939年,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和我在武冈创办的。当时第二分校有一千多教职员工,其中 不少人都有子弟需要读书,而武冈原来只有云山中学等几所初级中学。这些学校设备巧陋,师资条件差,第二分校 的子弟多来自通都大邑,武冈的原有中学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邵阳原是府治,学校条件较好,但离武冈二百多里, 前往就学又很不方便,因此李明灏就很想办一所中学。我当时虽名义上是总政治部的设计委员,但没有实际工作, 因与李明灏有一些渊源,住在武冈,他就和我商量这件事。 我说只要财力无问题,其他比较好办。他说财力问题第二 分校可以解决,校舍建筑也不难,立案问题也好办,即使立不了案也不在乎,总之第二分校有钱、有物、有人力, 于是就决定办一所中学,并由我定名为洞庭中学。

  第一届招生是1939年10月,招收了初中两个班,120人,教室暂借李家祠堂,同时在唐富冲许家大屋建校舍。教员的来源:一部分是第二分校政治部调过来的;一部分是由我找来的,因为学校没有钱,这些教员就在第二分校挂衔授职,给予校级军衔,工薪也由第二分校支给。以后每届都招收两个班,春秋都招生。开始只办初中,还是比较简单的。创办初中三年以后,必须招收高中班,就慢慢复杂了:班级多了,规模大了,教员的人数必须增加,特别高中的课程多了,程度高了,师资条件的要求就不同了, 一般都要大学毕业的,这样的教员就比较难找了。当时湖南教育界的情况我不太熟悉,特别对中学教育界的人事不熟悉,所以感到困难。恰在这时,殷德饶先生与李石静先生来了,他们都是醴陵人,都和李明灏熟悉。他们原来在醴陵办湘东师范,后来因日寇进犯,长沙危急,醴陵不安全,加上政治上的原因,他们都想离开醴陵到武冈来。李明灏和我都同意他们来,他们在长沙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熟悉教育界的人士。当时由于长沙的形势吃紧,很多中学教师都想离开长沙,找个安全点的地方避难。由于德铙的率领,很多有能力的教师都来到洞庭中学,这样就解决了增办高中班的师资问题。当然,如果没有第二分校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仍然是难办的。至于招收学生,开始感到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湘西比较闭塞落后,我们一到武冈就看到那种萧条落后的景象,穷乡僻壤,基本上为封建势力控制,没有受多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影响。所以,要在这个地方招收合格的新生,我们是感到忧虑的。当时新宁比武冈的闭塞程度要低点,有一些书香世家,于是我们在新宁也招了一批新生,在城步也招了一些。两三年后,这些学生都进步快、表现好,特别是武冈学生非常可爱:本质好,淳朴极了,勤劳、忠厚、真诚、肯努力、有感情(从开办到学校解体都没有发现特别坏的学生)。当时一切都在草创之中,没有制订特殊的校规、校法和校纪,好的学风、校风是自然形成的。大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刻苦好学, 非常团结,这也证明学生的本质好,未受殖民主义的污染。教师中的风气也好,在政治上没有捣乱的(后来有个别被派进来的国民党党棍例外),这所学校大体上既没有明显的共产党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国民党反动组织的渗入。第二分校的内部应该有军统组织,但在洞庭中学看不到他们的反动活动。洞庭中学的教职员中, 一部分人不问政治,一部分人倾向进步,但没有准确的路线。少数人有政治色彩,比如罗世藩、殷德饶、李石静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退出来了,听说坐过牢,由于过去的历史给他们留下了明显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与国民党反动派靠不拢,但在学校中没有具体的活动。教师一般都尽力于本职工作。

  谈到我个人,我想先谈谈与李明灏的关系。我是1913—1923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时认识他的。我们都是醴陵人,但以前不认识。到日本以后,我在帝国大学,他在士官学校,他爱下围棋,星期天常到我家下棋,他先我回国,回国以后在程潜部下当军官,程潜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军长,李明灏当团长。他大概是1922年回国的,我于1923年回国,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在广州曾经见过他。

  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教课,在黄埔军校兼课。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后,我离开广州到武汉,参 加武汉的政府,国共分裂后我又离开武汉,到上海住了两年。1930年到北京教书,九一八事变后,我极力宣传抗日, 积极参加一二*九北京学生运动,反对伪冀察委员会的成立,不久后就遭到反动派的秘密逮捕,几被处决,后经冯玉祥等营救获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从北京经过武汉,在那里见到过李明灏,那时李明灏在武汉当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的主任,盘桓几日才回到醴陵。随后李因事也回到醴陵,我们见了面,他劝我到武冈去,我们当时对形势的看法很一致,认为武汉既不可守,长沙也必然危在旦夕,只有到武冈才比较安全。因为武冈交通不太方便,相对安全,却又便于联系长沙或南去桂林,西接贵阳、重庆,把第二分校迁往武冈是李明灏的主张。于是1938年,我就迁家到武冈。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迁重庆,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任总政治部副部长,把凡是赞成抗战的知名人士都 网罗为设计委员会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是虚衔,没有实际任务,后来我就是以设计委员的身份闲住武冈并 办洞庭中学的。

  着手办学,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班底,就有困难。况且办地方中学,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就谈不上什么抱负。 尤其头几年我认为办初级中学没有什么想头,只有把高中办起来之后才有一点希望,加以武冈当时落后、闭塞,人 才缺乏,教员也难物色,所以抱应付态度,做天和尚撞天钟。后来办高中了,看到学生可爱,他们前进了,可以读 一点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作为启蒙教育了,我才逐步有了办学兴趣。在这以前,最多只能谈抗日,反蒋谈不得,革 命更谈不得,这是很别扭的,是最不舒服的。因为谈抗日必须谈反蒋,不反蒋就不能抗日,谈反蒋就必须谈马克思 主义,这是一定的道理。我写的“洞庭校歌”把我的这个思想表达了。“校歌”的倾向是明显的,使同学们对抗战有 了一定的认识,他们对“校歌”很有兴趣,印象很深。

  起初谈抗日就是第二分校的反动分子也不能反对,但是到了后来,连抗日也不能谈了。因为我谈了抗日,第二 分校副主任周磐说重庆有命令,撤销了我的设计委员职务,同时要对我进行审查。李明灏也掩护不了,只好要我辞掉校长职务,赶快离开武冈。我于1941年冬辞去校长职务,谢行恕接了我的手。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愿离开武 冈。过了半年之后,我又去洞庭中学教书,不再当校长了。一直到1944年日寇打到武冈,学校解体我才走。我后来虽 不当校长,但对学校很有兴趣,因为我后来教初中三年级和高中,学生年龄大了,懂事了,可以讲一些东西了。

  洞庭中学与当地豪绅的关系是这样的:为协调地方, 由李明灏牵头,成立洞庭中学董事会;李明灏任董事长, 董事有张子祥等人,我也是董事之一。我当校长就是董事 会选举的,对于地方恶势力,有第二分校的牌子,分校有 钱、有人、有枪,压得住。

  如何对付当时的恶势力?第二分校有各种恶势力,李明濒各方应付,地方也荷各种恶势力,国民党、三靑团都想打入学校。六师校长杨某某是cc分子,知道我与国民党反动派不一致,怀疑我是cp,为了试探我,邀我去六师讲演,我明白他居心不良,就只讲抗日,不讲反蒋。他虽然没有抓住我的辫子,但还是大造其谣,说我如何如何,一定要审查我,打倒我。李明灏搞得没有办法,只好要我离开。他们的目的是要打进来,要在学校成立国民党的区分部,我反对,李明灏也同意我的主张。后来学校规模日大, 李明灏也挡不住了,于是第二分校派来了两个党棍,—个叫王经魁,一个叫尹汝山。王经魁来校之后,没有起什么作用,尹汝山很厉害,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左调查,右调查;说是要派这个、派那个到学校来,企图进一步控制洞庭中学,搞得人心惶惶。怎么对付他们?当时非常困难,我与殷德饶商量,只好釆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在我当校长的那段时间内,国民党、三青团始终未在洞庭中学成立和发展组织。
   
              (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武冈黄埔情----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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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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