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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寇对唐山文化的侵略

添加时间:2019-06-12 13:30:26 来源:河北共产党员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33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唐山,成为关内最早的沦陷区之一。日军对中国沦陷区的文化侵略,是与对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同步进行的,唐山沦陷区的文化侵略亦在其中。况且,由于沦陷时间长,所受其侵害程度尤甚。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山已成为冀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在论述当年唐山历史情况时,须从冀东的建制开始。

  一、日军在唐山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

  唐山自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对各级行政权力机关,均派日本人充当顾问统领生杀大权。在唐山和各县城及较大城镇驻守由日军组建的宪兵队和守备队,以镇压对其反抗者及无辜百姓。同时,为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大肆鼓噪华北自治,并首先于1935年底由日军一手操纵在冀东成立了伪政权,使冀东脱离了中国版图。冀东伪政权先后分三个阶段,1935年11月至1938年1月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期,1938年1月至1944年7月为冀东道时期,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为冀东特别行政区时期。

  1、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11月25日,经过密谋策划日军在天津宣布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即1935年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殷汝耕,首府设在通县,辖北京以东22县。伪政权下设秘书、保安、外交三处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其中教育厅厅长武学易。教育厅职掌是:高等教育事项;中等教育事项;初等教育事项;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事项;社会教育事项;教育经费及地方教育款事项;编审读物及选择教材事项;审查教育品及标本仪器事项;关于学术团体事项;关于教育法令事项;其他有关文化及一切教育行政事项。

  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同时,本着“为政务施行上灵活起见”的精神,在唐山设置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办事处”,代理伪政府处理冀东东部11县行政事宜。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8月因“通州事变”迁往唐山,行政长官池宗墨,1938年1月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合流。

  2、冀东道公署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合流后,1938年1月,冀东地区归属伪河北省政府管辖,称冀东道公署,公署机关设在唐山,所辖县的范围及执行的政策,同原防共自治政府一样,是这个伪政权的继续。冀东道公署的行政长官韩则信,称道尹。下设秘书室及警务、财政、教育、建设四科。教育科长翟钟录。下设学务、社教两股,职掌本道教育、文化、体育、宗教、寺庙、名胜古迹等事项。唐山于1938年初建市,又于1940年1月建立市公署,市长于文成。按市公署组织系统,文化教育工作附于社会科,科长马龙章,下设社教股,股长李梦兰,督学吴春林,实施道公署教育科职掌业务。其内容如下:

  学务股职能

  (1)关于师范教育及其行政事项;

  (2)关于中学及地方教育及其行政事项;

  (3)关于职业教育及其行政事项;

  (4)关于小学教育及其行政事项。

  社教股职能

  (1)关于民众教育事项;

  (2)关于农村教育事项;

  (3)关于体育、艺术教育事项;

  (4)关于图书馆事项;

  (5)关于礼俗、宗教、寺庙事项;

  (6)关于保存名胜古迹、古物及其他征集文献事项。

  3、冀东特别行政区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对冀东施行“军政会一元化”的组织结构,伪华北行政委员会(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称)遂决定成立“冀东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姜凤飞,行政区机关设在唐山。下辖唐山市及冀东东部11个县区局。唐山市长徐书强。按《冀东特别区政工、宣传纲要》要求,本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先后在各县处举办了77个政治工作班,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在宣传方面拟定宣传纲要,“即以军事往各县处现地服务,活跃于剿共第一线。

  二、日军筹建新民会组织及其反动宣传活动

  新民会是日本新特务机关于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的反动政治组织,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配合日本军事、政治攻势为宗旨,并以收买汉奸,扩充会员,举办训练班、讲演会等为手段,到沦陷区广大民众中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就新民会的现状与将来,曾对东京日本记者团谈话时说过:“新民会与满洲的协和会不同,具有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华北各地尚有许多由共军及蒋系残党设置的难以发现的据点,破坏我们的工作。日军正在逐一进行讨伐,在讨伐后新民会立即进入,努力做到使该地区不再成为彼等之巢穴。今后的方针是使新民会进一步向共军辖制地区采取攻势,以加强我方地盘。”为此,便在沦陷区设立总会和分会。1938年10月冀东道新民总会成立,总会长由道尹韩则信兼任。各县成立新民会指导部,都由日本顾问“指导”。1938年10月23日,唐山市成立新民会指导部。1940年3月1日依据伪中央总会训令,唐山市及各县均由指导部改称新民总会。唐山市新民总会会长由伪市长于文成兼任。冀东新民会的主要活动,是推行由日本策划,伪政权实施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进行奴化训练,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

  冀东道新民总会成立后,先后召开三届联合协议会议。1938年10月成立时为第一届。第二届于1942年1月2日在唐山举行,出席会议代表24人。这次会议明确了代表使命,印发了《冀东道告新民会员书》。第三届联合协议会于1942年6月29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冀东道总会总务主任张教平做了会务报告,并发出《新民会冀东道第三届联合协议会宣言》。会后,伪冀东道为抑制物价,在冀东城乡实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并于1942年7月3日制定了《新民会对于办理生活必需品配给业务方针》。与此同时,为实施《告新民会员书》和《联合协议宣言》精神,1942年9月9日第二期“青少年女团训练班”开学。11月27日转发了《新民会河北省总会关于学校分团机构编成要领》。1944年底,冀东道改称冀东特别行政区后,又制定了《冀东特别区新民会一九四五年度会务计划》。根据现有历史资料显示,属冀东道辖区的唐山市、乐亭、滦县、遵化等县均有新民会组织情况介绍。尤其对唐山市青年训练所的规定,从训练章程、细目,以及训练所设置暂行规程和训练所实施大纲,完整地体现了成立新民会组织,是以剿共为主的宗旨和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的目的。

  此外,新民会在日军的操纵下,还利用反动道会门进行反共和奴化教育活动。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日军在唐山地区为实施反共和对广大群众进行奴化教育,曾利用一贯道、大佛教、万国道德会、大刀会、龙华会等十余种反动会道门进行活动。这些反动组织以“救世安民”之招牌欺骗群众,行反共之实。

  据历史资料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贯道”从山东济南传入唐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该道点传师罗国华在家中设坛并操纵唐山教务,从此该教获得较快发展。“大佛教”的全称为普济佛教会,1943年改名为弥勒佛教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传入唐山。最高教首为刘国俊、李德恒。该教共分四干,唐山为第四干,干主为王荫堂。干下分保佛、元策、太生3个总盘,设总盘主,盘下6支设领主,每支下分4盘,设盘主。

  一贯道、大佛教是唐山地区两个较大的会道门,许多恶霸地主、汉奸特务、反动官僚均入此道教,被骗群众达数万人。他们除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搜刮民财外,主要是在敌伪政权扶持下进行欺骗宣传。大肆散布荒谬的谣言,蛊惑人心。宣扬什么:“现在白洋佛当道,全世界要混沌七七四十九天,洪水横流,罡风四起,人们死于劫难之中,只有入教者,可以入云城消灾避难。八路军是十八层地狱中的青面獠牙、红发巨齿的恶魔出世。佛经早已注定,金鸡唱酉年(即1945年)归位”。并宣传“谁要入教,日本人来了可以不烧、不杀、不抢,不用跑反”。在行动上,积极从事特务活动,刺探八路军情报,盗窃中共文件,编造虚假敌情,有意制造混乱,用以恐吓群众,扰乱人心。有的甚至准备刀枪搞政治颠覆活动。迁安县六区境内,以大佛教盘主马明、李树为首带领60多名教徒,组织起佛兵队,进住滦县车站,充当滦县宪兵队第二附属队,经常随日伪军下乡讨伐,抓捕抗日军民和地方干部,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抗日民主政府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了斗争,惩处了一些首恶分子,推动了抗日斗争的顺利进行。1950年12月,唐山市人民政府文告宣布:“自布告之日起,所有本市之‘一贯道’、‘大佛教’等反动道会门组织,应即一律解散,严禁任何活动。”按此精神,公安机关通过印发宣传材料,举办训练班,本着“讲明政策,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至1951年,危害社会多年的反动会道门被彻底取缔。

  三、日军对中国学生实施奴化教育及对教育设施的破坏

  唐山自1933年被日军占领后,特别是1935年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类学校中,教育大权都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使教育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1、日伪的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1937年8月,冀东伪政权制定的教育宗旨是:冀东全区的教育,以发扬固有的道德,锻炼键全体格,充实国民生计,促进东亚文化为目的。务其本此目的,以养成、优美之道德,尚武之精神,社会之富庶,自治之进展。实施的方针是:普通教育,应根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古训,陶冶儿童及青年之德性,并培成其生活技能,俾成自主主人,自治治人之模范人民;社会教育,应使人民具备科学常识,了解东西文化,谋家庭经济之改善,自治之资格完备等。同年8月,伪冀东教育厅召开的第二届直辖校长会议上,经全体讨论通过了学校《防共原则案》和《课外读物指导案》两个文件。前者拟定四项原则,即考察言行,勿使有共产学说之倾向;调正思想,勿会荒于闲逸,免于共产党徒以引诱之机会;检查读物,不得涉及共产党之文字;联合学生家属共防共产党之诱惑。后者,规定学生读物须不违背六项内容:不违反道德,不神化迷信,不丧失青年志气,不诲淫诲盗,不得含一切不正当学说,不含有共产党化之色彩。此外,还推行训育方针八条之具体办法,内容包括“提倡旧道德,杜绝容共思想,发扬家族之精神,摒弃功利主义,修养个人品格,厉行节约运动,注重团体生活,加强身体锻炼”。为使“信仰精神实有潜移默化之可能”,“恢复春秋上丁释菜典礼,俾使观听一新,藉以正人心而挽颓俗”。伪政权成立不足两个月便公布祀孔典礼办法,打着“复古”的旗号,实施奴化教育,用以宣扬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磨灭学生和民众的反抗意识,使其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

  2、强行普及日语。自日伪统治唐山后,各类学校便将日语列为必修课,各县均配备日籍教员。据1938年1月调查,冀东学日语的学生人数为2950人,其中唐山现辖区2181人,占总人数的74%。为专门培养师资普及冀东全区小学日语教育,在唐山筹设了冀东日语教员养成所。1937年12月3日,伪政府有文在案,指出“应时势之需要,对于全区各小学生,亦拟加授日语,以谋普及,惟一时欲求此多数员实属匪易”。养成所初期录取学生70名,于1938年1月20日开学。毕业后的学生分别到各县中小学任日语教师。各类学校日语每周授课时间,多则20多小时,少则1、2个小时不等。学校规定,在校老师和学生必须学会唱日本国歌和其他亲日歌曲。据1938年1月日语教育调查(节录唐山现辖区),情况是:

县名校名

教员姓名

籍贯

薪俸

履历

使用书籍

学日语人数

每周授课时间

开始年月

遵化县简易师范

兰溪

河北

16元

五中毕业小学校长

自编讲义

37人

2小时

25年10月

遵化私立汇文中学

李有述

河北

义务职

清华大学卒业

自编讲义

175人

1小时

26年8月

丰润县简易师范

王燮元

冀东

50元

日早稻田大学卒业

初等曰语课本

31人

3小时

25年9月

丰润县立中学

孙伟

冀东

75元

日本帝国

大学修业

百日速成

读本

325人

2小时

25年9月

乐亭简易师范

铃木正嘉

日人

100元

日拓殖大学卒业

自编教材

331人

四校每周55分

26年1月1曰

玉田县简易师范

陶之甄

河北

20元

日本庆应义塾卒业

速成日语读本

34人

2小时

25年10月

迁安县简易师范

小岛铃二

日人

70元

日拓殖大学卒业

 

214人

5小时

24年10月

唐山中学

刘若愚

河北

30元

日弘文学院卒业

日语会话读本

310人

10小时

26年9月

滦县师范学校

三义日出力

」曰人

72元

旅顺二科大学卒业

大众曰语会话

430人

1小时

24年11月

遵化中学

李肇芳

河北

105元

日本明治大学卒业

自编讲义

294人

1小时

25年8月

  编者注:表内“开始年月”系“民国”纪年。

  3、奴化教育与反共宣传。日本侵略者凭借多年的殖民主义经验,深知“欲亡其国,必先亡其魂”的文化侵略和攻民战术,为灌输奴化思想和语言同化,在唐山除各级各类学校将日语列为必修课外,还将经书和修身纳入主要课程。历史、地理等课本肆意歪曲篡改,凡有爱国思想内容的全部删除,加进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思想的内容。乐亭县学校原中国初高小课本中的“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等词语均被删去。《国文》、《历史》、《自然》、《地理》、《尺牍》等学科教材全面修改。竟然将旅顺说成是“日本的天然良港”,并作为词条收入词典里。同时还在唐山地区各级学校停课放映日本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幻灯片,影片中不时出现一个身材高大威武的日本人,又出现一个非常矮小的中国人站在高大的日本人脚下,显得服服帖帖,以此来丑化中国人,美化日本侵略者。

  倡导学生反共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主旨。对在校生一面制定反共的清规戒律,诸如不许谈论抗日内容的事,不许阅读有爱国思想内容的书等;一面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唱“携手共进,共同反共”的歌曲,刷写“义勇奉公,剿清匪共”等标语,接受“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彻底排共,亲日和平”的宣传。派到各级学校的日语教师,多是隐藏在学校的特务,从事暗察其他各科教师和学生的动向。同时,为了防范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日伪政权强迫一大批完小如遵化县的南岗、玉皇庙,丰润县的七树庄等,迁到县城和一些日伪据点里办学,并派遣一些特务到学校任教,以控制学校师生与共产党联系。迁西县南团汀完小和职中日军拟拆除外迁,遭该校师生反对,日军恼羞成怒将两校的校具、窗门、桌椅板凳、玻璃、图书、仪器、锅碗瓢缸全部抢走,拉到敌占区洒河桥据点,建完小一处,致使南团汀周围村庄儿童不能上学。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查封了所有在其控制下的殖民地内英美创办的学校,滦县汇文中学、贵贞女子小学、新光幼儿园都被查封了,并将学校负责人囚禁起来。

  4、对学校设施的破坏和对爱国师生的迫害。1933年5月,日军侵入唐山,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即被汉奸李际春、赵雷部队强占,校园面积共225?75亩,学院被迫南迁上海。全市被强占的中小学也不在少数。据调查,1937年丰润县有各级学校466所,在校儿童29326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时办时停,到1945年半数以上学校停止办学。玉田县1937年全县教育经费152806元,仅两年时间即1939年下降到32761元。据统计,从1933年5月日本占领唐山,到1945年8月日投降12年间,由于日伪侵占,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全市被破坏的各级各类学校2000余所,损失达22764万余元(法币)。

  因学校被毁或被侵占,学生失学现象严重,据滦县、丰润、玉田、遵化、迁安、乐亭6县统计,1936年共有学龄儿童444763人,其中失学儿童314026人,失学率为70.6%。1939年6县有学龄儿童412009人,其中失学儿童265545人,失学率为64.45%。

  至于日军对爱国师生的迫害,更令人切齿。早在大革命时期,唐山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唐山的中共地方组织成立较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发展迅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投入革命洪流中。抗战期间,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有的参加了抗日武装部队,有的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多数则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深深影响着众多的工农青年和学校师生的进步。缘于这种情况,日军对唐山各级学校施以毒辣的严控手段,对爱国师生的残酷迫害自然也就首当其冲了。1938年初寒假期间,滦县简师学生李春和、庞玉宗订了几期《申报》周刊和《大众知识》,被伪邮检发现了,二人均遭日本宪兵队拘捕审讯,后经校长托上层人士疏通才得释放。学校日语教员田原九郎是日本人,经常在上课时检查学生的书桌,有时还到宿舍去搜寻,察看是否有与抗日活动联系的线索。日军“清乡”、“讨伐”,到处抓人现象时有发生。据乐亭县调查,从1941年到1945年日伪从学校抓捕爱国教师34人,被迫害致死10人,伤22人,失踪2人。1942年9月22日夜,时任李家寺小学校长的李印珍被滦县日伪军抓走,受尽折磨后惨遭杀害,日本兵将其首级割下悬挂在滦县城东门外示众。1944年冬,南庄坨学校校长刘世凯,吝家营学校教师程某,因学校未开日语课而遭逮捕,日军将二人扒光衣服,埋在雪堆里进行非人的折磨。诸如此类事件在其他各县市也屡屡发生。

  四、日军对文化设施和文物古迹的破坏

  唐山沦陷后,日军的侵略是全方位的,除政治、经济外,对人们的精神侵害更令人刻骨铭心。为了摧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在各地破坏、掠夺文物、图书,毁灭名胜古迹。日军对唐山地区文化侵略手段之恶劣,是外族入侵者之罪魁。

  1、明目张胆地掠夺文物。一是对藏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的地方先做调查,然后以清乡名义去收缴;二是在“扫荡”中发现有珍藏价值的贵重物品一律抄走。乐亭县邓滩村张绍恒的父亲曾任民国时期的热河省检察院院长,家中贵重物品颇多。1944年3月15日,日军得知后,出动200余骑兵将张家抢劫一空,被抢掠的物品中有一棵玉白菜,高约25cm,叶处直径20cm,用玉质地坚硬无暇,做工细腻,色泽鲜艳,形象逼真,堪称玉制品中罕见的艺术珍品。还有一顶凤冠,为民间稀有物品,价值连城。8月26日,日军又去新开口村刘炳南家,抢走许多文物,其中有直径45cm,厚8cm的银饼一块,《南海菩陀》等山水古画4轴,古瓷胆瓶3对,直瓷帽筒3对,东西洋钟各一座。现有调研资料统计,全市共被日军掠走图书近万册,价值为1937年的法币11559元(下同),文物212件,价值47916元。

  2、炮轰、拆毁名胜古迹。古代,唐山地区佛教盛行,各种庙宇遍及全境,日军占领唐山后,一则占用较大庙宇为据点,修建炮楼、碉堡;另则由于农村群众经常利用庙前庙内场地集会议事,日伪军误认为反日活动而被拆毁。在侵占和破坏中均将铜佛像掠走,泥塑佛像砸毁。1942年秋,日伪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将建筑在遵化县境内华北著名的禅林寺全部烧毁,庙内文物及铜佛像被日军抢劫一空。1945年春,伪满国军铁石部队到滦县榛子镇“清乡”,发现一个山洞藏有许多物品,全部抢走,其中有千余件铜器(大部分是铜佛)。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毁坏大小庙宇295座,掠走铜佛像1194尊,铁铸大钟106口。唐山历史悠久,古迹颇多,但在沦陷期间,由于战乱日军炮火毁坏长城3500多米,将军墓一座,古城一座,楼台四座,损失数额巨大,价值无从察考。

  3、残酷迫害民间艺术和艺人。由于唐山毗邻京津,交通文化发达,民间艺术兴旺,俗有皮影、评剧之乡的称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昌盛,仅唐山市就有书馆80余家,专业和业余评剧、皮影班子遍及城乡。日军侵占唐山后,对民间艺术团体施以严酷的统治,唱堂会,调戏女演员等不良事端经常发生。伪唐山市长于文成在天娥戏院看天津女名角演出,要求其陪夜,遭拒绝,女演员被迫逃离唐山。伪商会会长吴杞芳依仗日军势力指使特务抓走永盛茶园经理,侵占其场所为己有,更名为“影戏院”,安装了一套日产罗拉35毫米座式放映机,放映的多是日本和伪满的影片。1935年左右,唐山文化娱乐界艺人,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由各家业主出面成立了唐山电影、戏曲职业同业公会。然而,大权却被小山镇伪镇长宋百朋所把持。在日本侵占唐山期间,文化娱乐场所经常受到官府、军警宪特、地痞流氓和汉奸的欺凌,他们看戏不给钱,剧场方面还要低三下四笑脸相迎,稍有不顺定会招来拳打脚踢,甚至怒气冲冲地“砸场子”、“砸馆子”、“砸园子”,事后还得请客送礼以表谢罪。此外,伪政府为维护所谓“治安”,在所有名剧场都设置“弹压席”,每场戏都要派武装弹压(有时还有日本宪兵),对那些武装弹压人员宾客招待开销惊人,业主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在这样的环境下,多数演出场所经营惨淡,步履艰难。初步统计,全市200余家剧场戏院、影班和书馆有91家被迫改行或停业,许多艺人流离失所,叫卖街头。在日军严酷统治下,艺人受迫害的现象屡屡发生。皮影界有“净行泰斗”之称的曹辅权,1943年因关内战乱逃往沈阳。沈阳伪警察局长的儿子结婚要他唱堂会,遭他严厉拒绝,被伪警察局驱逐沈阳市。唐山皮影艺人康雅亭主攻小旦唱腔,享誉关内外各地。1944年秋,被日本抓捕去日本做劳工,乘船途中因突发痢疾,被日军疑为传染病扔到海里淹死。

  五、日伪利用舆论工具进行欺骗宣传

  日伪政权为了进行反共宣传和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十分重视利用报刊和广播等宣传工具大造反动舆论。自日本侵占唐山始,由日伪直接操纵的报纸有:《唐山工商日报》、《唐山工人》、《新唐山》、《冀东日报》。非公开发行刊物有:《冀东政府公报》、《冀东纪念专刊》、《冀东自治参议会议案汇编》、《冀东新闻》、《河北省冀东道区政务概览》、《丰润县公署公报》、《唐山市政月报》、《冀东通讯》、《冀东统计概要》、《冀东儿童周刊》、《冀东特别区公报》等。这些报刊杂志,其内容充满侵略口号和反共叫嚣,是日伪政权的御用工具。其中尤以伪《冀东日报》为劣,该报创刊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是以日伪为后台的汉奸报纸。社址在唐山市大学路5号,社长曹见微,1939年曹辞职,由编辑主任张文熙代理。但报社一切经营管理和编审大权均操于日本发行人保坂源一手中。创办时为4开4版,1940年9月1日起扩大为6版。版面扩大后,增加地方新闻和各种专刊栏目。1944年改为8开4版。其刊登的大量“新闻”和文章都是鼓噪反共和奴化宣传。如1940年3月9日第一版刊发一则短评:《为什么要反共?》,3月11日又发一短评:《怎样灭共》,以蛊惑人心。该报也刊登过一些有关唐山风貌的文字,反映当时的商业、厂矿和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掌故等。伪《冀东日报》在冀东所辖各县均设有分社。1941年3月又在伪满洲国的营口、安东(今丹东)、海城、郑家屯、北镇、海伦等地设有分社。1945年日本投降后停刊。在长达8年之久的时间内,该报共发行2428期,是日军在唐山办得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它是地地道道日军侵华的舆论工具。《冀东儿童周刊》创刊于1941年1月,发行对象主要是小学师生,一版刊登反共要闻,八版刊载如何灭共文章,其栏目称“剿共读本”,企图在幼小的中国儿童心灵里扎下反共灭共的根子,其用心何等狠毒。此外,为扩大其宣传,伪政权凭借行政权力,强迫各行各业订阅汉奸报刊杂志,诸如伪政府机关报《冀东日报》,伪满洲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报《大同报》、《满洲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山海关公报》等。这类报纸的内容除由日伪通讯社编造虚假报道外,多是一些“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彻底排共,亲日和平”等一类的鼓噪文章。利用无线电广播是日伪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的又一种形式。1936年秋,唐山市瑞兴祥绸缎庄开办的唐山坚声广播电台是唐山最早的私人开办的广播电台。发射功率50瓦,频率750千赫{呼号XPDT}。每天除转播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外,主要播送文艺节目和商业广告。1936年冬,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进一步扩大“防共自治”宣传,将唐山坚声广播电台由通县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广播电台收编兼并,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广播电台”,进一步壮大了伪政权关于“防共自治”、“亲日联满”的舆论宣传工具。1937年7月,“通州事变”发生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往唐山,将唐山广播电台原称谓,正式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广播电台”,继续实施“亲日联满,反共卖国反人民”的奴化宣传。1938年4月1日,伪政府电台又由侵华日军接管,呼号为唐山广播电台,日人犬饲宪治专程从北京来唐任电台台长。1940年7月划归华北广播协会管辖,改称“华北广播协会唐山广播电台”,此时的唐山广播电台虽隶属于华北伪政权的“专管统制”,但仍处于侵华日军严密控制之下,新任台长笠松文一郎接替了犬饲宪治。为适应日军侵华战争的需要,电台办有两套节目:一套是用日语对日本侨民广播,并转播东京电台节目,发射功率200瓦,频率为1130千赫;一套是华语节目,办有新闻、评论、市政文告以及文娱节目,并转播北平广播电台节目,发射功率50瓦,频率750千赫。唐山广播电台与华北十个沦陷区(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石门、太原、唐山、新乡、徐州、运城)的电台一样,在被日伪侵占的8年时间里,播发的主要内容是依照日本帝国主义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大肆传播“东亚新秩序的观念”,使之进一步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宣扬“大东亚圣战”、“治安强化”、“扫荡清乡”、“三光政策”的反动舆论工具,彻头彻尾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侵华战争服务。

  六、实施“三毒”政策

  日军实施的“三毒”是指鸦片、赌博、娼妓。这种现象,虽说早年间在唐山地区已经存在,但日军占领后,发展迅速,活动猖獗。日鲜浪人秉承其侵略者主子的旨意,大肆利用这些丑恶行为,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服务。

  鸦片。日军在唐山地区不仅发动山地农民种植,而且组织日鲜浪人走私贩运,同时在各繁华城镇开设洋行(烟馆)。据1933年8月11日《益世报》报道日军在唐山侵略行为时说:“……至于日军之商行,皆以贩卖大烟、白面、吗啡为大宗。”到1935年日鲜浪人在唐山开设的以烟馆,白面、吗啡馆为主要营业的洋行已达467家。遍及村镇的烟馆和吗啡馆更是星罗棋布,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破产,有的不得不流离失所,有的则道德沦丧。丰润县杨家营村农民王金成,因抽白面变卖了家产后,没处住,在一个长工屋借宿,犯了白面瘾,把长工的衣服偷去换了白面抽。刘家营一女子抽白面没钱去卖淫。赌博。当年,流行于民间的赌博形式繁多,有牌九、顶牛、掷色子、押宝等,但尤以花会最为盛行。民国初期花会从我国南方传入天津,上世纪30年代由日本、朝鲜浪人传入唐山。由于它以36门为赌注,每门不分钱多钱少,由“跑风”人(多是游手好闲的)代收钱款,按赌主意愿押入某门,只要中彩便可得28倍赌注的赌彩,然后再由“跑风”人直送中彩户。这样赌徒足不出户就可以参加赌博,其形式相当迷惑人。霎时,唐山地区较大集镇纷纷搭台设局,赌局老板多是日鲜浪人。他们不仅借机搜刮钱财,且弄得人们神魂颠倒。据丰润县老人徐珍回忆:“人们为了‘押会’赌运气、赢钱,鬼迷心窍似的到处‘讨红’、‘讨风’。有的三更半夜在坟地里摆上酒菜,叫一人喝醉后胡说,其他人就苦心解疑,这些醉话就成了‘押会’的‘红’。所以,赌风又带来了迷信风。赌赢了欢喜若狂;赌输了倾家荡产。”花会影响了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也削弱了人们抗日救国的意志。

  娼妓,是与鸦片和赌博同时存在的“三毒”之一,凡是洋行便有烟馆、吗啡馆,同时也有娼妓出没,并且在城镇繁华区内,独辟一地为妓院区。有资料记载,上世纪30年代初,唐山裕丰饭店经理白玉亭在小山建成“大世界”,通过伪市长的势力,以整顿为名,把分散在乔屯一带的妓院收拢到小山,从而为妓院提供了发展条件。还有,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统计,唐山妓女竟有1857名”,此时妓院已达370余户,还不算日本人开设的“料理馆”。妓院名称多为“××春”或“××堂”,招引过客,致使众多男人堕为浪子,有的身染重病,乃至家破人亡。

  1937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周刊,登载了时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的文章(署名鹿鸣),题目是:《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这是李运昌同年在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后应约撰写的文章。文章较详细的阐述了日军自1933年占领唐山后,所实施的全面侵略政策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本文仅就“日军对唐山文化侵略”内容作如下节录:

  戊、日本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文化――毒品与酷刑日本帝国主义为麻痹腐蚀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在冀东大大发挥它的“三毒”政策。

  (一)洋行白面馆,吸收了我们的大批金钱,屠杀了无数青年男女,扶持盗贼,制造娼妓,培养汉奸。

  日鲜浪人跑遍了冀东一切穷乡僻壤,开设起洋行白面馆来,大批贩卖毒品。平均每县都有百几十家,只唐山一处就有80家。他们租一处房子,挂出太阳旗子,就可以吸引无数中国男女大吸起白面来。每天一家洋行要5元钱开支。无论任何人,一上瘾,难以逃脱,不到一二年就呜呼哀哉,狗一般的死去。在城镇中,冬天一日夜间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水沟中,他们都是从洋行白面馆抛出来的。“白面鬼”每一个村庄都有数人、十数人或数十人。吸白面打吗啡,这些人都逃不出鬼门关。每年平均死去的数目,统计起来可真骇人。日本帝国主义就用这种方法杀害了我们数万数十万的同胞,真正可怕!现在城市中或农村中,染有嗜好的人逐渐增多,这是冀东人民中一个最大威胁。

  洋行白面馆押小当,不管是从哪里偷来的东西,只要送到洋行里,谁也不能去找,往往瘾君子们把农民的米柴驴牛偷出来换白面,农民无可奈何,助长了偷儿的勇气,大大损害了人民安宁和利益。许多青年妇女一染有嗜好,堕落为娼,白面客的妻女也往往押在洋行里,换白面吸,打吗啡。白面馆不但贩毒,且兼作当铺生意、贩卖人口等。有些地方的洋行,更无法无天,居然出贷枪械,供给土匪行枪,坐分赃品2/10(二八扣)。如唐山就有这样的事。有些无耻的土豪劣绅与洋行白面馆勾结起来形势就更严重了,可以大批的制造汉奸,替日本效力。

  (二)赌局、花会的盛行,也与日本武力侵略同时并进。在各城市、乡村中,设立了无数的俱乐部(赌局)、花会、落子馆,日鲜人当东家,由汉奸流氓跑腿,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集聚着许多人赌博。有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为此而破产堕落下去,因为赌博疲倦时,最易染上吃白面打吗啡的嗜好。

  (三)娼妓也随着日鲜浪人的足迹散布在各地,洋行俱乐部中都有大批妙龄女招待(实际上是变相的娼妓)引诱青年男子沉迷于白面馆俱乐部中,日趋于荒淫堕落的地步。

  洋行(白面馆)、俱乐部(赌局)、花会、娼妓、女招待,是日本帝国主义毁害中国{华}民族最毒辣的方法。4年以来,冀东人民已经受了最大的危害,几乎每个市镇每个村庄都有染上嗜好的人。他们——衣服破烂,面目可憎,形体腐朽的走上灭亡途中的青年男女——是深深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就这样吞灭了我们成千成万的中国儿女。

  ……

  文章以当时的真实情况,无情地揭露了日军对冀东人民的精神摧残。在日后的八年中,随着侵略战争的发展,日军实施的“三毒”政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人在“三毒”的毒害下,迷迷糊糊过着亡国奴生活。抗日民主政府曾采取宣传教育、强化管制等多种办法,挽救了一大批“三毒”受害者。建国后,唐山市人民政府将“三毒”明令取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曾经绝迹。

  纵观日军对唐山的文化侵略,是与对全国沦陷区文化侵略同出一辙。其特点是在实施武力强制的同时,又采取了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伪组织集中开展以“灭共亲日”为内容的思想战,企图从人们的思想上瓦解抗日意志,泯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唐山人民与日军的文化迫害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有效地抵制了日军的文化侵害,鼓舞了国人抗日士气。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是维系民族生命力的抗体,有着坚强的凝聚力,日军所实施的“武力战”、“思想战”,最终不仅没有泯灭中国,反而日本侵略者却被消灭在中国人民联合抗日的汪洋大海之中,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更加坚强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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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12 13: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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