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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参加徂徕山起义的经过 文/武中奇

添加时间:2019-04-13 10:33:05 来源:烽火HOME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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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篦子店北庙外

  准备起义

  省委到了徂徕山,第一步住在篦子店。在篦子店开了个会,参加的有十个人:黎玉、洪涛、金明、刘居英、马馥塘、林浩、程照轩、孙陶林和我们兄弟俩。我们给起了个名就叫“十人会”。黎玉同志在会上谈了当前形势,分析了济南究竟还能保持多长时间,日本人什么时候能占据济南等等。同时,他又阐明了中央的“脱下长衫,走向战场”的指示,表明要在徂徕山坚持抗日战争。当时估计,三、五天济南就可能沦陷,国民党在泰安的那些部队撤离泰安为期不远了。

  会上,还决定我们的人分两部分:一部分到新泰,一部分到莱芜。去把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带到徂徕山建立根据地。我记得当时派刘居英去莱芜,刘少傥到新泰。其余的做些徂徕山起义的准备工作。

  会后,韩豁、赵新、唐克、蒋平、傅生、范琳这些女同志做了一面旗子,是红旗,带着五角星、镰刀斧头,中间是我写的“游击”两个大字。番号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另外,我刻了一方长方形的“关防”,是一块小砚台磨平了刻的。开始在那里活动的时候,就用这块“关防”。

  这时,从泰安逐步地就有人到这来了,王继武(王继武现名周明,任重庆市园林管理局顾问)、募集队的常树人等都来了。

  济南失守以后,我们被派到南王、北王去。朱玉干原是泰安县委书记,家在北王。派小朱子到那里负责了解韩复榘队伍南撤的情况,他就住在家里。

  争取五大兵

  那个时候,形势很紧张了,省委就转移大寺。省委领导头一天到了大寺,我们第二天才到。

  和我一起去大寺的有洪涛、范琳、杨纯,我们四个人。去的时候,我推着脚踏车,用被子裹着两支汉阳造步枪,捆在脚踏车上。这两支枪是从赵笃生家里弄来的,都生了锈了,还有九粒生锈的子弹,这也是宝贝。我带着一支匣枪,洪涛带着一支小八撸子,原来是朱玉干家的。

  我们走到离大寺也就是一千米的样子,眼看到大寺了。这时,洪涛突然喊起来:

  “老武,不得了啦!”我一愣,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

  他又说:“不得了啦,你看东南边那个山腰里过来队伍了!”

  我往那一看,不远的那个山腰里果然有五个人,背上都背着枪、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大部队的前哨呢,还是就这几个人?我们带着的两支枪都在被子里卷着,捆在车子上,拿也拿不出来。

  我说:“赶快走!”我们急急忙忙赶到大寺,见了黎玉同志和林浩同志,我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向后山转移,来队伍了!你们都走!都走!”

  大寺有一溜北屋,屋西头有个小门通后山。他们从那里上了后山。洪涛把那支小八撸子塞在西屋秫楷里头,我把两支步枪也塞进去。我对东北流亡学生胡寅说:“你在这里看着,我出去应付应付。”

  我出庙门一看,就是那五个人冲着大寺来了,后头没有队伍。

  我站在庙门口就喊:“你哪部分?”

  对面回答:“我们是二十二师谷良民的队伍。你哪部分?”

  我说:“我是乔立志的队伍,七十四师二百二十二旅四百四十四团第一营。”

  他们站住了。我说:“你们过来一个!”

  他们几个商议了一下,就过来了一个,一个大个子。我把他让进庙里头。庙里有个石头水磨子。

  我说:“你请坐,坐一坐。你贵姓?”

  他说:“姓韩。”“大名?“韩德”。“哪里人啊?”他说:“我是利津。”

  “哦咱是同乡,我也是利津嘛。”他说:“你说话怎么没有利津口音?”

  “哎,虽然说话没有利津口音,我可是利津人。我外祖家在济南,我住在济南。”

  “你是利津县哪条街?”我说我是县门前多少多少号,反正不管哪个县,都有个县门前。

  我说:“我提个人,韩庆润,你认识吗?”

  “庆润?我认识,我们住得很近。”

  “他的儿子韩芝才,我们俩还是同学呢!”这下子就更近乎啦。

  我说:“你们到这儿来,……”

  “我们没办法,一下子跑这儿来啦。”

  我问:“准备怎么办?“我们准备回家。”

  “哎呀,你们回家怎么行?唉,回家不行。咱们都是韩复榘的部队,一块干吧?打鬼子!”谈到这里,他说:“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谈了。”我说:“怎么?”他说:“我得下去。五分钟我要不下去,底下就开枪了。”

  我说:“好,你下去商议商议看怎么办。”我们谈话的时候,胡寅也不大看眼色,老在我们跟前转来转去。他一转,那个老韩就抱起枪,警惕性非常高。

  老韩站起来,出了庙门就下去了。我跟着出去,站在大寺门口,我看见老韩和那几个人嘀咕了一阵,转过身去都要走。我连忙吆呼:“同志们不要走!”我跑了过去,对他们说:“我们都是韩复榘的队伍。今天到这个时候了,四面楚歌,往哪去?回家,这么远。你扛着五支枪,到哪儿都有危险,是不是?我实告诉你,我们是八路军。”我就掏出“护照”来。

  哪儿来的“护照”呢?那是思平从延安回来带来的小护照,毛头纸印的小护照,上面盖着木头印。我给他们看了看,我说:“这是朱总司令的护照,他派我们到山东发动游击战争,打鬼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今天能不干吗?”我又说:“韩德同志,你是利津的,咱是同乡,你今天一走,我们还不放心呢!今天你既然来这儿了,咱们就谈一谈、说一说。

  要走,要回家嘛,就想个安全的办法。大家凑个钱,打发你回家,咱们地方的同志帮帮你。”说着,我从腰里掏出我们女同志做的那面大旗,给他们看了看。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这儿组织起来抗战的。经过谈话,他们说:“好。”我说:“咱们上去谈一谈。”他们五个人就跟着我上去了。胡寅还在庙门口了望。我就喊:“快去叫同志们出来,欢迎五个同志来参加我们的抗日部队!”胡寅到后头一喊,山上的同志都赶来了。

  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了大寺门口。当时搬了一条方凳,林浩同志站在凳子上讲了讲在山东发动地方游击战争,讲了讲抗日战争的道理。大家鼓掌表示欢迎这五个同志。他们叫李怀英、韩德、徐福礼、刘玉、杨忠。接着把他们请到里面去。进去以后,当时就在大寺便门那个地点,组织了一出小独幕剧。参加演出的有孙陶林、赵新、唐克、王冰、蒋平、范琳这几个人。我记得赵新扮演一个老太婆,不知从哪儿搞了双小脚鞋,穿着扭来扭去。那天演的是如何捉鬼子,那五个大兵看了演出,高兴得不得了。

  剧目演完了,准备吃饭。那个时候,吃饭确实困难,咱们人数少,没有后勤单位,象现在似的,没有。就是马馥塘等几个人员到外头募集点粮食,等于是要饭。募集什么呢?就是高梁煎饼。还不是那么整齐的煎饼,弄一堆煎饼疙疸来大家吃吃。有时连这个还吃不到呢!我们把煎饼疙疸端出来,对他们这五个同志说:“同志,你看看,今天同志们来得晚了,来不及准备了,同志们随便吃点。”虽然嘴上说是叫他们“随便吃点”,我们却还挨着饿呢。

  吃了饭,安排他们在西屋里休息,就是我们藏枪的那个地方。说实在的,当时组织上对他们五个人还是不大放心。他们都有武器,我们没有武器;我们这里还有省委的负责同志,如果叫他们搞一下子,那是很危险的。组织上就派我跟我弟弟思平陪着他们睡。我们把豆楷堆摊了摊就在上面睡觉。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村的、那个庄的起义队伍都往这里集中,晚上要站岗,可是我们的武器净是些红樱枪、单刀片、药条。那个药条就是单打一的土枪,插在腰上,当时还觉得耀武扬威得不得了。过去他敢带着这个武器随随便便地到处去吗?我带着那支匣子枪,就觉着不得了。净拿着些红樱枪在那儿站岗不行。我们就对李怀英、韩德说:“今晚上站岗,最好是能弄点子弹。”他们说:“那好,我去站岗。”我说:“唉呀,你累得这个样,你休息,我们去。”“好,好,把枪拿着。”他们把五支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枪,和装满子弹的子弹袋全都递给我们了。我们从秫秸堆里把那两支生锈的老汉阳造也拿出来。那九粒生锈的子弹就不往外拿了,背上他们的枪出去站岗了。他们把枪交出来这一行动,说明这五个同志实心实意地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我们增加了五支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枪,好象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成立四支队

  五大兵参加我们起义队伍的第二天,一早起来,省委召开了一个大会,成立了组织,就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黎玉同志是政委,洪涛同志是司令员,那时叫支队长,林浩同志负责组织。又成立了一个中队,叫一中队,队长是李怀英,一共是六个班。

  我担任班长,我弟弟思平和徐福礼也担任班长,杨忠任我那介班的副班长。那个时候,我们参军的几乎都是党员。刘莱夫、王芳、李伯秋等等还都是战士,刘春是我弟弟那个班的战士。这时候,张一民、单洪挑着药挑子背着药箱子,也从新泰赶来了。

  四支队成立以后,在大寺活动了一个时间,就转移到光华寺。

  那时起义部队管生活的是马馥塘,叫经理部长。省委给了他一点钱,给他几个人,到村里去募集点粮食,给起义的几十个人吃。刚开始,工作很不好做。有一天,我们看见马馥塘在湾边上呜呜地哭,很伤心。我心里很纳闷:经理部长在那里哭什么?受了什么委屈啦?我们急忙过去问他:“你哭什么?”他说:“这怎么办?都没有钱怎么治?拿什么去买东西给同志们吃?”“凑个钱嘛!”那时我身上还有几个钱。“你穷,拿两毛吧。”大家伙凑了钱,马馥塘的困难解决了,他一高兴也不哭了。他拿大家凑的钱,买了一部分烧饼。烧饼买来了,正待要吃,新泰的同志又来了。我们都去欢迎新泰的同志。他们也都没吃饭,我们就让他们吃,说:“你们吃,我们都吃过饭了。”我们这些早来的同志都束束腰带站在那里不吃,让新泰来的同志吃顿饱饭。

  四支队当时也就是几十个人,在光华寺一带活动,后来转移到官庄。官庄有个小围子。我们到的那天,小围子门关得登登紧,就不让进。你再说也不让你进。有的老百姓说:“这是‘挨户子队’,挨户子队呀!他来我们庄就是不能叫他进。进来以后,他们有铁算盘,一算,你家有多少钱都给弄走。”国民党这个宣传也是够厉害的,欺骗了一些老百姓。不让进,怎么办?那时天又下大雨,我们一堆一堆坐在围子门外头淋着雨。徐伦就领我们唱歌。徐伦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外号“徐大嘴子”,嘴巴是大点,个子又高,这个人到哪里,小孩子都围得一圈一圈的。他在前头走,后头总是跟了一群一群的小孩子。他教小孩子唱歌,跟小孩子讲故事,孩子们都欢迎他。他就领着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各种歌都唱给他们听。你不叫进嘛,怎么办?最后,在外面的人喊话,加上当地人的喊话,他们看我们不象是什么“挨户子队”,就给我们开了围子门。不仅开了门,对我们还很热情。

  我们部队不管到哪里,同志们到哪家给哪家打扫地、抬水、掏粪等等,帮着千。所以,群众逐步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这时,我们便在官庄一带活动。

  在官庄住的时候,逮住了一个汉奸,是于村煤窑的。他没了一只手,叫他“没手”。他到这里是来调查八路军活动的,被我们逮住了。逮住以后,判处死刑。当时我当排长带着一个排,排里的同志不服我,说:“你这么一个老实人,就是逮住鬼子叫你杀,你也不敢杀。”那些女同志也都说:“你这个人太慈善啦。”我心里就不服。行刑这一天,我就从老百姓那里借了把大砍刀,生了锈的大砍刀,也去刑场看一看。两个执刑的,一人一把柳叶钢刀,走过去,但是不敢动手。金明跑过来对我说:“二哥,你拿着把刀,你怎么不……”我说:“人家有人了嘛!”他说:“你去干掉他!”我说:“好!”我过去使上最大的力气,一刀就把人砍倒了。可是,头没掉下来,还有一块连着。在场的上千群众都喊:“好!”我就向群众讲了讲话,我说:“同志们,我从来没杀过人,我在家里连鸡也没杀过。今天我来杀人,为什么?这是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国家要灭亡了,这种民族败类留着还得了!所以杀了他!”我回去后,同志们买了香烟,打了桔子酒,表示祝贺。从此,我的信心更足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外面打游击,带着我们这个队伍截击敌人,到了公路上把一、二十里路的电线、电线杆锯他个光光。把电线杆扛回来,把很粗的铜丝电线,一捆一捆地抬着回来。打那开始,我们打游击,以后寺岭战斗等等开始了。

  当时,我们在驻地住房子,很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对老百姓真是一针一线都是爱护的。住房子住在羊栏里,把地打扫打扫,铺上点草,就在上面睡觉。住的屋子那么小,一个班有时住一间屋,住不下就挤一挤,挤成堆。这一个出去站岗,倒出一个空,下岗的那个回来再挤上。我出来的时候,带了好几床被。后来人发展了,就分给他们,一床被子六七个人盖。下那么大的雪,天那么冷,没有一个感觉疲劳,没一个叫苦的。

  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一顶礼帽,还有呢子大衣,以后都剪开给同志们做了背包;我还带了好几双鞋子,有的同志没有鞋子,就给他穿了。我们班里有个同志穿着又厚又大的粗布袜子,非要穿我的皮鞋不行。我说:“哎呀,你这个脚这么大还穿皮鞋?”“什么大呀?什么你的我的,共产党不分你我。”那时候就这样,不分你我,互相支援,从来不在这些事上计较。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分配的事情不管怎么难,党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重,要坚决去完成,生死都置之度外。有一次,我们晚上去破坏敌人的电线,我一下子滑到沟里,胡噜胡噜滚下去,连脸加鼻子摔得这里少一块,那里少一块。爬上来,高高兴兴地还是照样走,连哼也不哼一声,跟铁的一样。这都是党教育出来的精神。

  收编溃军

  有一天晚上,朱玉干跑得满头大汗,来到司令部。朱玉干在北王,省委原来安排他在那里了解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情况,搜集情报。他就和《水浒传》梁山泊的朱贵一样,住在山下专门打探情报,一有什么重要情况,立即上山报信。那晚上,他到司令部来,是向省委报告一件重要的情况。就是北王庄来了一部分队伍,四十多个人。这些人住进庄子以后,朱玉干就想法和他们接近交谈。原来这部分人是被打散的国民党的溃军,他们找不上原来的队伍,盲目地到处流窜,到哪儿去也定不下来。朱玉干了解了这个情况,就热情接待他们,和他们建立感情;同时向他们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徂徕山上有共产党、八路军的起义队伍,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他们在这里组织人民进行抗战。他说他可以给他们联系,让我们接待他们。这样,他一面稳住了那部分溃军,别让他们跑掉;一面连夜赶来司令部汇报,请组织上派人去。

  当时省委研究决定把这部分人收拢下来,不能叫他们跑掉。组织上就让林浩和我去做这个工作,还给了我们二十二块钱使用。

  我们跟着朱玉干回到北王庄他的家里,一面去请那些人,一面让朱玉干的老母亲和他的爱人忙活做莱啊,打酒呀,准备接待。她们婆媳俩忙得不得了。一会,请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一个是连长刘国栋,一个是班长陈世玺,还有一个叫石成玉,是副班长。还有一个姓名忘记了。一共来了四个人。他们来了,我们就热情接待,交谈起来。我们从他们这次被打散谈起,谈到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广大国土,中国人不甘心当亡国奴,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压迫;谈到历史上封建帝王压迫人民,人民都要起义反抗,推翻封建王朝。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中国人民是不能征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不能被割断的。我们谈话中酒菜都摆上来了。我们又喝着酒,谈着心,谈得很入港。我发现那个陈世玺是个非常好的人,又年轻,又爽直,和“五大兵”里面的韩德是一样的人物。但是比韩德细致,还多少有点文化。当着酒酐耳热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今天谈了谈,我们的个性都很相同,这就不外气了。过去都是交朋结友,找几个好朋友。你看,今天我们能到成一块,又都这么投

  机,一见如故,真是有这个缘份。这里我向四位同志提出个问题来,现在我身上带着枪,很不舒服,不大习惯。今天咱们谈了谈,彼此情投意合,我腰里掖着支枪不太对头,我对付谁呀,这是?”我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摆,他们四个人也都跟着从腰里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摆,说:“收起来,收起来!”这样一来,酒桌上的气氛更融洽了,谈起话来更无拘无束。我们谈了古代的许多英雄豪杰,谈了乱世出英雄,谈了在当前国家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抱的态度:一个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第二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责任。我说:“我离家的时候,就跟家里人说,‘当土匪也得打鬼子’。今天共产党领导着我们,没说的,我们弟兄们就得……”这时朱玉干抢着说:“好!我们大哥说得对。”实际上小朱子比我年纪大。“好,我们大哥说得对!我们听大哥的。今天我提个意见,我们不仅共同抗战,我们今天还要结为异姓兄弟。”大伙一起说:“好,就这么着!”这时酒也喝得不少了,天也不早了。一说到这里,大伙说:“摆香案!摆香案!”这一套小朱子比我内行得多,摆了香案。朱玉干说:“得给咱们大哥磕头盟誓,请咱大哥讲讲,今后咱怎么办?听咱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就怎么办。”当时论了大小,我是老大,小朱子老二,刘国栋老三,陈世玺老四,石成玉是老五,那个忘了名字的是老六,林浩是老七。他们都跪下给我磕了头。磕完了头,就请我这个“大哥”说几句。说什么?盟盟誓吧!我说:“誓死抗战到底,若有三心二意,不得好死。”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磕完了头,有人说:“咱得看看老太太。”小朱子就把他妈妈请来。大伙说:“老人家你坐下,坐下。”老太太坐那里,大家都给老太太鞠了躬。老太太高兴得闭不上嘴,说:“哎呀!今天我多高兴!昨天还没有这个想法,今天忽然一下子我有了这么一大群儿子,嗳呀我太高兴了。”那天晚上搞得非常热乎,结拜这一套搞完了,沏上茶喝着,大伙静下心来研究研究怎么办,都表示表示意见。那时陈世玺提出来一块进山,大伙一致同意,一块上山!这些人一共是四十多个,有四十多支步枪,都是七九大盖,子弹很充实;还有两挺机枪,一挺是捷克式,一挺是大沽造;五支匣子,大刀等等都有。

  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这些人和武器到了南王。在南王一个小饭店里,打了点酒,买了煎包子,在那里饱吃一顿。喝完酒,吃饱饭,我们就欢天喜地地带着队伍向山里进发了。

  到了司令部以后,黎玉、洪涛等等领导同志都出来欢迎。我们把那两挺机关枪往那一架,步枪往那一架,同志们都过去这也摸摸,那也瞧瞧,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起义的时候只有一两支匣子枪,现在忽然有了这么多枪,大家都觉着我们有力量了。

  这一部分人当时就编成四支队的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刘国栋,林浩同志担任指导员。我原来是一中队的一排排长,现在也调到四中队当排长。四中队当时只一个排,下设四个班。编进这么些人来,得加强教育,每班调进一个政治战士,一班是燕志倩 (即燕遇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逝世,逝世前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二班是王若杰,三班是李焕,四班是周×。才上来我们集中力量抓思想教育,由林浩同志讲政治课。这部分人里面大多数是河南人,有的人能编快板等等,有些青年非常能干,搞得非常好。教育了一段时间,林浩同志几天不在,我也没在,里头乱了。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一回课,热乎几天,就又变了。怎么回事呢?以后我经常钉在那里。据陈世玺同志汇报,有个姓杨的搞名堂,姓杨的是国民党中统,他在里头掌握了部分人,在里头搞名堂。

  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这个根子要除掉。我说:“我想个办法解决他,把他吓走了就算了。”有一天晚上,我对那个姓杨的说:“走,兄弟,跟着我喝个酒去。”

  “好。”他跟着我去喝酒。

  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今天咱们两个喝喝酒,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我得了个很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在一块待了这么长时间,总是有了感情。我告诉你,你带来的部队里面有几个人要干掉你,送你上西天。”

  “真的?”“哎,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哥怎么办?这个事怎么办?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走了吧。这个事,我们党控制不了。今天这个消息来自那一方面,怕是准确的。”

  张三李四我说出几个名字。指出几个人名以后,他说:“这几个人是对我不好的。”他说不好的,实际是忠于我们的。谈完了以后,我说:“你走吧。”说到这儿,他趴下给我磕了个头。我说:“你走吧!”给了他两块钱,他走掉了。打那,我们又插进一些进步的同志,四中队就逐步地巩固下来了。在当时增加这部分武装,对我们徂徕山起义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赶香堂

  我们在徂徕山呆的时间不长,那时各地方新参军的逐步集中来了,队伍扩大了,那个地方就困难了,我们就转到了新泰。

  新泰有一个比较大的镇叫浏杜。我们到了浏杜以后,朱玉干说这儿有一部分三番子,是青帮,在这里办了个香堂。只要老头子一召集,各处在青帮的都得来赶香堂。小朱子是在过帮的,他说:“咱得赶香堂去。”我说:“咱都不是,怎么办呢?”他说:“你说的班辈大一点。”香堂里头“大”、“通”、“务”、“学”是一辈,“大”字班是廿一,“通”字班是廿二,“务”字班是廿三,“学”字班是廿四。小朱子是廿四,“学”字班的。他说:“你装‘大’字班的不行,因为‘大’字班的很少了。你装个‘通’字班的,够大了。咱们去赶香堂,看他在里头搞啥名堂。”据说有一个国民党教员是cc分子,在里头组织地方武装,他利用道会门的力量把队伍搞起来,今天要集中几百支枪。他要是在新泰把队伍搞起来,对我们不利。经过省委研究决定,先干掉他再说。于是就派我们几个人去,去的人有赵胖子赵笃生、孙大炮孙陶林、我,还有五大兵李怀英、韩德、杨忠、徐复礼、刘玉等全部到了。我们带上短枪就去了。我对小朱子说:“通’字班的咱没干过,不知怎么回事。”他说:“赶香堂的这个师傅叫刘春河,是‘务’字班的,我得称呼他老头子。你到了那里,他得称呼你老头子,他不敢怎么着。你到时候一打躬就行了。有什么事,他都得请示你。”那么去罢,反正我们带着枪,管他怎么着,他还能反了吗?!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朱玉干先到里头找了刘春河,说:“老头子来赶香堂了。”刘春河就把我们接到一个大寺的门口。接的时候,都是行三番子那种礼节,扶一扶领扣,表示尊重。接进去后就开始搞香堂。搞香堂有许许多多规矩,如同老和尚念经一样。搞完这一套,接着就收徒弟。当时我们去的是一部分,别处去的不少。三番子收徒弟有一个规矩:“够不够,三千六。”三千六什么?就是磕三千六百个头。当然磕不够三千六,但是磕的也不少。小朱子对我说:“你是‘通’字班的,你是老大,是老头子,都得尊敬你,你在旁边打打拱就行。”所以磕头的时候,我在旁边只是打打拱,可是跟着去的这些同志可就遭了,左一番磕头,右一番磕头,累得够呛。磕完了头,礼节都搞完了,就请我这个老大给他们指示。在院里大树下摆上方桌,我就站到方桌上,谈了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我谈了以后,第二个就是孙陶林孙大炮,他在那儿放了一炮,孙陶林很会讲话,讲了很多抗日道理。接着,赵笃生同志讲话。赵笃生在山东是很出名的,是育英中学的老教员,长着两撇胡,胖乎乎的,很气派。他讲完话,大家都鼓掌欢迎。

  我们谈完以后,又召集三番子里一部分人谈一谈。这个时候,国民党的cc分子就溜了。我们跟他们谈了谈怎样组织地方武装的问题。我说:“春河,你应该努力嘛,把地方的地老子们组织起来,组织个地方武装。听说你们最近也在搞嘛!我看今天送来了不少枪支,把它搞起来。”刘春河也很高兴。后来,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也参加进去,就把这个队伍成立起来了。这是道会门搞的这么一个部队,这个部队以后在新泰发展起来,还是不错的。这个队伍搞起来以后,就减少了我们新泰地区的许多麻烦。假设这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秦启荣掌握了的话,给我们八路军就会增加不少困难。

  我们在浏杜住了些日子,有一天赶集,我们上集去看看。我在这里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可是集上很多人见了我,实行道会门礼节,把领子一扣,都很尊敬。以后把我们让到茶棚里坐下,进行礼节后,把帽子口往上一翻,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坐坐吧!有什么事情说,没关系,这里都是我们的人。你老人家嘱咐了,我们就办。”我们在浏杜住得还是满好的,借这个机会也做些群众工作,和群众接触比较多j也比较顺利。办些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就照办。

  奇袭何进步

  在浏杜住了很短的时间,到了二月,我们把队伍分了两股:一股由黎玉、赵杰、程照轩带着去费县,我们这一股由林浩、洪涛等同志带着往北转移。往北过了雁门关,到了石棚这个地方,就是新泰、莱芜交界的地方。新泰地下党的同志汇报说,当地有一部分土匪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头头是何进步。什么游击队呀,就是秦启荣搞的一批人,在那里胡作非为。正在过春节的时候,向群众要油呀,要粮呀,要米呀,要面呀,要肉呀,群众非常反感。我们就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这一部分人搞起来不行,计划趁他们还没成熟的时候干掉他。那时程绪润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大概一共几百人的样子,我们晚上进行包围。把我从四中队调出来,给我个任务,叫我带着新泰的三个同志先进去把岗哨给他干掉,捅进去。那时就是我还有一支匣枪,那俩人都是刀子。我们的部队原来计划一部分从北包抄,一部分从南边包抄。中间是我们几个去解决岗哨。命令下了,开始行动,结果走错了,我们两股人都到南边去了,北边闪下了,没形成包围。战斗一打响,敌人发觉北边没有人,拉起一部分

  人就从北边跑了。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岗哨了,我们直插大队部。大队长何进步原是济南齐鲁中学的学生,他父亲跟秦启荣有点什么关系。他的军事知识也很差,这时正在屋里关着门睡觉。我们插进去以后,就抓了一个,叫他领到那里去叫门。我们在外面喊:“何进步你出来!缴枪!已经包围你拉,跑不了啦!你知道我们优待俘虏。”里头拽出来三、四支枪。我们进屋去把何进步搞出来,他睡着觉就把他拉出来了。我们又到处搜了一下,搜到一间屋,里头除了挂的肉,就是酒,就是油,大油缸里一缸一缸的油。“呃,看看梁上有东西吧?”我想,“去摸摸吧。”我爬上油缸,踩着缸沿去摸梁顶上。嘿,一把就摸着一支匣子枪。我一高兴,不留心,唿隆掉油缸里头了,好容易才爬出来。他们这部分人里头有个叫刘尚清的,跟何进步在一块。我们把他搞出来,跟他谈了谈,他表现很好。刘尚清在东北的外号叫“跨海”,就是江龙呀,海龙呀,白龙呀,小白龙呀什么的,都在他的跨下,他能把海跨起来。他原来是东北一个大土匪头子,曾经在东北抗过日,这个人是比较好的,原来也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他那一部分都跑了。走!咱们去赶他们,把他们叫回来。”我们两个夜里就往北山追,月亮地里还有点亮光。刘尚清喊:“老吴,你回来吧!”老吴的名字叫吴岱清,这个人打枪是头等的,在东北外号叫“包打一面”。我们就追,追这个吴岱清。追呀,追呀,我就喊:“岱清,你回来!”我的喊声未落,“啪”一枪打过来,把我的帽子打掉了。我顺手也打了一匣子枪。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把他们都找回来。吴岱清对我说:“你那一枪把我鞋底打了个洞。”

  后来,把这部分人收容下来,成立了第六中队,我担任第六中队队长,刘尚清是副队长,吴岱清也是副队长,李平担任指导员。刘尚清不愿担任副队长,后来担任了警卫班班长。这六中队里面,有三十多人过去在东北,有一个叫高占昭的,外号“老护目”,枪法很好,指哪打哪。这个人是很有名的,我们让他当了一排排长。六中队刚成立的时候,别的中队都讨厌我们,说:“他那里净是土匪。”其实,六中队还是挺好的。

  六中队成立以后,在莱芜一带活动。一到莱芜,到处扩展部队,搞枪支。当时,我们六中队住塔子。这里有莱芜八大景之一——苍龙峡,下到坑里面,水面上照出来象一条黄龙在游动。“苍峡雷鸣”嘛!有一天,我和刘尚清到了那里。我说:“我下去看看,你给我拿着匣子枪。”我下去上来以后,刘尚清说:“队长,你坐下,咱俩谈谈。”我问:“谈什么?”他说:“队长,你太大意了,你把枪交给我这个老土匪,我要是一枪把你打在苍龙峡里头,我一走,你上哪找我?多危险啊!”我说:“我们相处一个多月了,你的为人我很相信,你不会那样做,所以我敢把枪交给你。”他说:“队长,就由于这个,我也得伺候你一辈子,你太相信我了。”从这开始,他就出去扩军,把新泰、莱芜地方的这些情况都介绍给我们,把中队里面过去在东北的那些人的思想状况、枪法如何都介绍给我了。以后,他也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枪所以打得比较准,就是他教给我打枪的姿势,经常不断谈一些他的经验。那时我年轻,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所以到哪里去,一般我都带着他。

  有时我也自己活动。有一次,我换了大褂子,到一家地主家去,他家有五支匣子枪、步枪。我去说服他,对他说了多少好听的话:“大爷,咱今后的抗战,有人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还要出枪。咱们是莱芜的子弟兵,你老人家得帮助帮助啊!你是不是捐点枪支?”他说:“老侄子,别说了,我都给你。你确实念叨得我心软了,都拿去!”一下子给了三支匣子枪、步枪。但也有把枪埋进井筒的,我们也搞出不少。

  整顿队伍素质

  我们六中队到了哪里,就派一些同志回家组织发展人。后来,组织发展了几百人,上级一下子就调走一批,一直到鹿鸣山战斗。

  鹿鸣山战斗前,林浩同志派我去泰安。泰安有个马达是个姑子庵。当时泰安有个独立大队,由于有些人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在当地搞得影响差一点。组织上派我去担任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当时刘尚清跟我去的。

  到了马达,进行了一些工作,了解一些情况,那个影响坏得不可收拾。我非常气愤,把违反纪律的弄来就是四十军棍,打得哇哇直叫。打了以后才进行谈话,加以整顿。我这个做法也不对,还是应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够。部队进行了整顿、改编,沙海秋任副大队长,沙林是指导员。我们从那里把这个部队带回来了。那时,正赶上我们和秦启荣的部队在鹿鸣山作战。

  秦启荣是国民党的磨擦大王,对我们进行挑衅。范明枢老先生和莱芜的宁子斌,还有马馥塘等人到秦启荣那里进行调解谈判。他们到那里一谈判,就被扣起来了。他们把马馥塘逮起来拴在牛槽上,王建青也被扣留了。那时,国民党的县长是谭远村,景大麻子在那里当县保安大队队长,他们不释放我们的干部。最后双方打了一下。在这次战斗中,第六中队打得很好。

  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的部队就从莱芜拉到博山马棚一带。到那里,就非常艰苦了。那时,连一个月每人发三两烟叶抽烟,也发不出来了;有些好喝酒的,就更谈不到了,吃什么也困难。

  当时,我们这个六中队有一批人匪性不改,尤其是对指导员不满意,又赶上情况复杂,情绪很不稳定。这一天,刘尚清、高占昭、吴岱清,还有新泰的好几个战士上了酒店弄酒喝。有人把这情况告诉我,我去找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来这喝酒对嘛?”“队长今天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要回家!不在这里干了!我们受不了,不干了!我们走,也带着你走。”我说:“带我走?干什么?”“开窗子说亮的,我们把你带走。不走,我们就绑起你来带走。你是我们的好队长,我们离不开你。”我说:“干什么去呢?”“当土匪!拉着你当土匪,拉山头,到处跑。”我说:“真吗?”“真的!谁什么,我们就跟他干!”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同志们啊,我没想到我一个穷苦孩子出来革命、打鬼子,遇上这个样的事情。我还打鬼子!我活着我惭愧!跟你们这些同志在成堆,怎么团结不起你们几个同志来,我多惭愧!我不如死了,我还革命?革他娘个蛋!”我掏出匣子枪,一下子就拽出去,拽到门上,随着我一头就往那门上拱。刘尚清过去一把就把我抱住。我说:“算了,算了!你还想带我去当山大王,死了我也不干!我也不活了。”这些人怎么办呢?“唰”地都跪在就地,酒也不喝了,说:“队长,你千万别什么,我们喝醉了。我们说醉话,你千万别着急。”刘尚清说:“我是要跟你一辈子的!哪个同志都不会什么的。”我说:“既然那个样,为什么我革命,你拖着我不革命?我还有什么过头?”他说:“我们改了,我们改了!”我说:“改了好。怎么办?你们喝了这么些酒,上哪儿拿钱去?现在我们一天才二分钱的菜金。今天你喝了这些酒,上哪儿拿钱去?你们说了话算数不算数?有两条路,一个革命,一个不革命,你们都不革命了,我还革什么命?我也算了,中国人也不缺我这个革命的。”“我们错了我们改。”我说:“你们起来,回去。”叫了酒店老板来,问了要多少钱,他说五块钱。我说:“明天我给你拿来。”回去,我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缝在袄里带出来的钱取出,给他们支上酒钱。带这个部队可不是那么简单哪!以后有些同志批评我,说我太软弱。那时不软弱他们就会杀你的。他们都没受多少党的教育,都不是党员嘛!

  不久,三支队廖容标带的一部分人来到马棚会合。这时就在马棚枪毙了四中队闹分裂的坏家伙石成玉。

  会合以后,就到莱芜。那时,费县的一股也来莱芜会合。几支部队会合在一块,就攻打了莱芜城。听我弟弟思平说,打莱芜那天,他、还有几个人先干掉莱芜城的岗。我们进了城,国民党保安队还在下操呢!我们的部队进城一枪没放,就抓了谭远村,逮了景大麻子。以后我们就住在莱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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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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