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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燃烧在徂徕山上

添加时间:2019-04-13 10:21:30 来源:烽火HOME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38年1月1日,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在徂徕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我们这部分同志是参加徂徕山起义的,被编为第四支队的二中队。自此,我们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炮 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一响,徂徕山下的大地马上震动起来了。

  我的家乡封家庄,地处泰安县的边缘,距泰安城近百里。村子西南,出去20里路,就与宁阳、泗水搭界。这里交通闭塞,生活贫困,文化落后。老百姓平日里从不过问国家大事。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老百姓纳上粮,成了甩手自在王。”意思是每年向官府交上钱粮税,就没有老百姓的事了。那时,官府除向农民要粮要税外,确实也不管老百姓的事,因此,人们对官府的事情也从不关心。

  炮声一响,情况大不相同了。村里的人都震惊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闹得人心惶惶。力里村有个大地主,叫张少周,听说日本侵略军快到了,吓得一头栽倒地上,昏厥过去,竟丧了命。还有的富户变卖家产,准备逃难。贫苦的老百姓看到要起战火,祈天告地,怨声载道。也有些知识分子和农民,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耳闻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不甘心当亡国奴,故有自发抗战的要求。我和楼德村的冯平、王理堂、王一民、李镇卿,同村的封虞臣、李子敬,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们当时的职业都是农村小学教员。冯平、王一民、李镇卿在他们本村,封虞臣和李子敬分别在宁阳的东庄和陈村,我在泰安县境南边的一个村庄,叫马到谷堆。几人相隔三四十里地,但经常聚集在一块,说古道今,因为是同行、同乡,还有些亲戚关系,到一块是无所不谈的。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我们对共产党就有所认识。当时冯平在曲阜二师上学,李子敬在济南乡师上学,这两所学校都有党的组织。冯、李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一些党员和进步教员,听到过党的一些主张,如反帝、反封建,打土豪、除恶霸、分田地等等一些简单朴素的道理。经过他俩对我们的宣传,并从报刊上了解到共产党在井冈山闹革命以及长征到了陕北,我们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同时,我们也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便自发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如反帝、反封建、反迷信,打土豪、分田地,实行民主、人人平等,抵制日货,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足等等。我们利用职业上的方便,办起了夜校,向贫苦农民宣传党的主张,唤起农民的觉悟。卢沟桥事变之后,共产党在7月8日发表了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热血都沸腾了。

  学校都停课了。我们几个人都回到自己家中,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战局的发展变化。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都系在我们的心头上。我们想组织抗日武装,保家卫国,但又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搞起来归谁领导。浑身是劲,就是使不出来。都盼望共产党来领导我们干,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只知道柴城有个王传敬在曲阜二师被捕入狱,传说他是共产党员。还有泰安城的夏天庚,山阳村的程照轩,听说也是共产党,但谁也不认识他们。王传敬,我们认识他,但到他家里一打听,得知他已经牺牲在国民党监狱里。大家都苦闷得很。战局变化非常迅速,不到1个月的时间,华北的大城市北平、天津已被日军侵占。国民党在这一带的近百万大军,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8月中旬,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眼看国民党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我们怒火燃胸,下决心自己组织抗日武装。虽然没有人指导,但我们决定摸索着搞。研究怎样动员人力,怎样搜集枪支弹药的问题,并做了具体分工。由我和封虞臣、李子敬负责动员苗庄、王庄、马到谷堆几个庄子;冯平动员楼德、肖岚、柴城几个庄子。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生长起来的人,又都是当地的教员,在群众中颇有些威望,对这一带各阶层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谁家大门朝哪,也摸个八九不离十。我过去在旧军队干过,会摆弄枪,附近几个村庄的财主们都买枪看家,常请我去给他们认货色。他们买了枪又不会使用,更不会拆卸擦拭,还得不时请我去帮忙。因此,谁家有枪,什么枪,我都心中有数。

  我们分头活动,找一些教员、学生,还有曾经下过关东,了解日军的侵略行为,吃过日军苦头的人,以及那些出身贫苦,年纪轻,火气旺的农民。这些人,一经动员,马上表示愿跟我们一起拉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对于有家庭累赘的和不大熟悉的人,我们暂时不去接触。自9月间开始动员组织,登记名单,到10月底已有四五十人了。这些人多数家境贫寒,自己没有武器。有枪的多是地主和富农,而他们又不愿参加我们游击队。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人商量,用对症下药的办法来搞枪。地主当时买枪是为了防土匪,守围子,看家护院。他们是根本不打谱抵抗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对他们说,“鬼子要来了,有枪可是个祸呀!鬼子要是发现你们有枪,会以为是打他们的,准闹得倾家荡产。不如暂且借给我们抗战。”财主们当时也确实相信我们的说法,但又不舍得把枪拿出来,只是口头答应借给我们,就在鬼子到来之前,还得用它看家护院。有些中农阶层的人,听说我们要组织队伍打日军,夜里把枪支弹药统统送到我们家里。但是,他们的枪都是“土压五”,我们最喜欢的还是钢枪。

  12月底,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日军占领了济南,韩复榘的10万大兵不抵抗,像黄河决口似的向南溃逃。我们庄外不管大道小路,都挤满了溃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有的溃兵卖了枪,换上便衣回家了。我们光是眼热,但无钱去买,眼看这些好枪散失了。

  找 党

  虽然动员了几十个人,但是怎样拉起来抗战?吃用的问题怎样解决?队伍归谁领导?一连串的实际问题搅得我们坐立不安。在一次会上,李子敬说:“咱们这些人都是教员,动口动笔还有点办法,若真和鬼子打仗,恐怕还是个难题。我看振武哥在军队里干过,就叫他领导着咱们干吧!”封虞臣说:“这可以,但究竟怎么办,还是个问题。我看咱们一面组织人员,筹备枪支,一面派人去山阳找程照轩。找到共产党,咱们就有法子了。”大家听了一致赞同。就派冯平去山阳,因为冯平在曲阜二师上学时,和程照轩虽不是一个班,但听说过他。

  一天下午,我和李子敬在小学里商讨发展游击队的事情,忽然,封虞臣的儿子喘着粗气跑进来。他伏在我的耳朵上小声说:“我爷(爹)叫我来告诉你们,山阳来人了,要你们快去。”我们一听,精神振奋,准是程照轩来了。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到虞臣家里。走进北屋,看到椅子上坐着两位客人,身穿黑色棉袍,脚穿钩子鞋(也叫铲鞋),头戴黑色毡帽,看衣着打扮,和当地农民没多少差别。这两人身材不算高大,脸膛都是黑黝黝的,眼睛炯炯发光,坚定有神。虞臣马上给我们作了介绍,说来人一位是赵杰同志,一位是侯德才同志。听口音,他们两个都不是本地人,仔细一问,原来是从延安来的。“延安!”多么熟悉的名字呀。在我的心目中,延安跟共产党占有相同的位置。今天,共产党从延安派人来了,我们可有救星了!我们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把组织的人员、枪支情况向他俩作了汇报。

  赵杰和侯德才告诉我们,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把全省划成若干活动区,立即发动游击战争,抵御日本侵略军。并说,省委不少领导同志已经分头到各地发动抗日武装,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泰安住了一段,现已到达山阳……我们一见如故,笑逐颜开,越谈越亲切。在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赵杰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河南人;侯德才是地下工作的老党员,贵州人。我想,他们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保卫民族的利益,长期离乡背井,不怕艰难困苦,出生入死地为人民奋斗,是多么可钦可敬呀!共产党为人民做好事,真是名不虚传。我真庆幸今天亲眼见到了共产党,并且从他们身上受到了启发和鼓舞,抗战信心更足了,对党更加敬仰、更加向往了。

  虞臣早吩咐他的几个儿子忙着准备饭,买了几斤猪头肉,几斤高桩馒头,打了一壶酒。我和李子敬陪着客人边吃边谈。赵杰问到我们几个的家庭情况,还问了楼德冯平、王理堂、王一民、李镇卿等人的情况。赵杰说,他们两人先到了楼德找冯平,因冯平不在家,才又来到封家庄找我们。吃完了饭,天不早了,赵杰、侯德才把我们3人叫到虞臣家北屋后面的一个井沿上。赵杰对我们说:“今天虽然初次见面,但你们3位同志的活动情况党是早已了解的,你们对党已有一些认识,并有抗战的具体行动,因此,我和侯德才同志介绍你们3人入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加入党的组织,成为共产党正式党员。”赵杰代表组织,宣布建立封家庄支部,封虞臣为支部书记,李子敬为组织委员,封振武为宣传委员兼保卫委员。并简单地交代了今后的任务:积极发展党员,继续组织扩大武装,但不要乱拉人,强要枪;要团结争取各阶层人士,一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还嘱咐我们,要马上派人去找冯平等人,将此意见传达给他们,以后一起行动,听候党的指示,准备参加起义。这些,我们都一一铭记在心。

  夜深了,村子非常寂静。我们3人加上虞臣的儿子元笃,恋恋不舍地送他俩过了北桥。他俩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向北走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我们才返回家中。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回忆着今天发生的事。我们好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一只无舵手之船,突然找到了老舵手一样兴奋。过去认为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今天都解决了。尤其使我们高兴的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是喜出望外啊。

  起 义

  我们3人找到冯平,把见到赵杰、侯德才的情况和他们的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听。冯平一面高兴,一面非常惋惜自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我们加入党组织的事还没有对他说呢,要是他知道了,会更懊悔了。冯平告诉我们,他除在楼德组织人员之外,还在柴城、肖岚、甘露滩发动了四五十人,枪也有一二十支了。这样连我们的就有近百人,三四十支枪了。

  12月31日上午,从山阳送来了党的指示,叫我和封虞臣、李子敬把支部工作交代给其他党员(这时我们已发展了10几个党员),继续扩大武装,让我们3人带领着已组织起来的队伍,先到山阳程照轩家中接头,然后上徂徕山。我们连忙分头下通知,要大家马上到本村小学集合,另外派人通知冯平把他那里的人拉到山阳程照轩家。天近晌午的时候,共集合起了30多人,有20支步枪,3支匣枪和1支手枪,没枪的拿着长矛和大刀片。大家在学校的院子里集合后,等待出发。我们3人看到只来了这几十个人,心里很焦急,比原来统计的人数少了一半还多,枪比原计划更少。我们分头去打听原因,有的说:“鬼子还没来到,慌什么!等鬼子来了再上山也不迟。”也有的说:“眼下就要过年,在家里过个团圆年再走吧!”地主的枪更是不愿交出来,都说:“现在不行,还得用它来看家护院。”事到如今,真使人为难。因党组织曾指示我们,不要强拉人,硬要枪。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我们排起队来向山阳出发了。

  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到了山阳程照轩家里。多数人停在大门外休息,接着冯平、李镇卿带了20多人也赶到了。我们几个人走进院内,赵杰见到我们,亲切地打了招呼表示欢迎,接着把黎玉、林浩、洪涛、孙陶林、徐仑等同志一一作了介绍。黎玉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马上叫外边的同志都到院子里,和大家见了面。并叫大家先吃晚饭,我们一看,饭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想得真周到啊。开饭了,有围着小饭桌的,有围着磨盘的,还有站着的,满院是人。黎玉同志给我们盛汤添饭,问长问短,热情招待。我们刚刚离开一个家庭,又走进了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这样温暖,这样亲热。

  晚饭后,我们就到了徂徕山法华寺。到徂徕山比我们早的还有一些人,那就是省委机关的同志和20多个平津流亡学生,另外还有在山下收容的原韩复榘部队的5个散兵。我们队伍里的人,多数没见过大学生,一进大寺,都伸长了脖子,借着火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身着时装的男女学生。这一夜,我们就住在法华寺里。

  第2天,队伍集合起来,大家列队站在院内,虽然穿着颜色不一、长短不齐的便衣,武器也是各式各样——步枪、手枪、红缨枪、大刀、长矛、木棍,但是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大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

  黎玉同志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庄严地宣布:“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正式成立了。并宣布由洪涛、赵杰任支队正、副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林浩分管政治部工作,孙陶林为宣传科长,马馥塘为经理部主任。下设四个中队:一中队由省委机关、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泰安县委一部分和青年学生组成,李怀英为中队长,鲁宝琪为政治指导员;二中队由我们带来的一伙人和程照轩拉起的几十人组成,由我为中队长,程照轩为政治指导员;三中队和四中队的番号,留给莱芜和新泰组织起来的队伍。

  会后,省委机关和第四支队司令部住在礤石峪大庙里。我们二中队住在大寺。由程照轩、封虞臣、李子敬,还有省委派来的党员薛玉和我成立了二中队党支部。程照轩、封虞臣分别任正、副书记,我们几人任委员。并把中队编为三个排,九个班,选出了排长和班长。一排长是李镇卿,二排长陈善,三排长赵桓,薛玉任司务长。

  起义后的第2天,就开始了军事训练。程照轩先教大家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党员学唱《国际歌》,战士学唱抗日歌曲。还请大学生徐仑当文化教员。我和李镇卿干过旧军队,就教大家使用枪支、射击、刺杀等。大家都很服从命令,热情也很高,两三天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技术和知识。

  支队部经常派宣传队到中队来,教大家唱歌,开展文娱活动,演小戏《放下你的鞭子》,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

  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就靠到山下村庄募集来解决,常常填不饱肚子。徂徕山周围土地.瘠薄,又加上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带的农民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因此,募集来的给养,多是些糠煎饼和菜窝窝。战士们只好用盐水来下饭,但无人叫苦。有的同志还风趣地说:“把窝窝头掰碎,卷到煎饼里,真像是单饼卷猪肝,越吃越香啊!”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有的笑得喷出饭来。晚上睡觉,那就更有趣了。我们二中队转眼扩大到100多人了,只有李子敬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被子。大家除了身上穿的衣裳之外,别无他物。夜里,全队人员都挤在大寺的三间正殿里,殿内还有神像供桌,怎么盛得下呢?所以有躺着睡的,有坐着睡的。殿旁有一间小耳屋子,白天干部、司务长、文书在这里办公,晚上一齐睡在这里,10多个人,怎么安排也睡不下。有人想了个好办法,在地上铺些山草,10多个人头朝四壁躺下,腿向正中伸,如车轮形。然后,把一床被子盖在正中间,既舒适又不太挤。睡觉没有被子盖,没有褥子铺怎么办呢?其实也有办法。他们脱下棉裤,将两条腿伸到一个裤筒里,另一个裤筒就成了身下的褥子了,上身盖上棉袄就成了被子,一双鞋和袜子用草一捆,就成了枕头。既有铺的,又有盖的。虽然艰苦,但无人叫苦,情绪都很高涨,练兵、学习都非常积极。因为大家参加队伍是一心为抗日,没有别的要求。要说要求也有,就是都想搞条好枪,打日本侵略军。

  事也真巧,就在大家盼望枪支的时候,留在楼德工作的冯平派人送信来了,信上说搞到了一部分枪,让我们派人去取。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事情是这样的;楼德有个王理堂,是冯平和我们几人的朋友,平素常来往,也算投脾气的人。抗战前他当上了楼德盐警队的大队长。眼下,战火四起,盐警们早已丢下枪支,各自回家了,这样,60多支枪,都存在盐店里。王理堂得知我们人多枪少,便主动与冯平联系,愿意献给抗日队伍。我们把此事报告了支队司令部,经支队同意,我们立即组织了60多个人,由排长李镇卿带领,冒着大雪连夜赶到楼德。从此,我们二中队基本上达到每人1支枪,装备成了一支像样的队伍。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打击侵略者。

  初 战

  在我们起义的那天,日军占领了泰安城,接着又相继占了大汶口、新泰。这时,各种流派各种人也都现了原形,抗战与投降已泾渭分明了。有钱人家有的逃跑了,有的当了汉奸,而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扶老携幼逃到山里来避难;受我党影响较深和一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都陆续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部队住的法华寺,地处徂徕山西端,居高临下,津浦铁路、泰新公路就在眼底。战士们每天站在山坡上看到自己的家乡狼烟四起,被日军烧杀掳掠的悲惨情景,耳闻到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污蔑(说我们是叫花子队,游而不击等),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要求下山要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有的说“给国民党顽固派看看到底谁是真抗日”,有的说“鬼子就是碌碡,我是鸡蛋,碰不过它,也沾他一身黄”。

  话好说,可仗怎么打?谁也心中无底。有些人心中也多少有点胆怯,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抗日就不能胆小怕死,拉队伍就是打鬼子的。”“鬼子有机枪大炮,我们背的也不是旱烟袋。”

  支队领导看到同志们这不断高涨的杀敌情绪,决定率部队下山歼敌。

  部队下山后,驻在东良庄。在东良庄得到情报,说新汶公路上有日军来往。支队领导选准时机,决定派一支精干的武装,在寺岭打伏击战。根据赵杰副司令员的命令,由各中队报名选拔,组成了四五十人的一支队伍。我们二中队挑出20多名战士由我和李镇卿同志带领来到了集合点。人到齐了,战士们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焕发,持枪列队,虽然衣装不齐,枪支不一,可也是威风凛凛,好不气派!赵杰同志站在队前一块大石头上向大家作了简要动员,讲了行军战斗的注意事项,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使行动更加灵活方便,又照顾到后方工作的需要,进一步挑选了队员。被选上的同志都高兴得跳起来,留下的则谁也不愿意。赵杰同志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经他说服,没选上的同志才表示服从命令。有个姓邢的小同志,才十四五岁,个头不高,连枪都背不起,他哭着嚷着非去不可,赵杰同志只好允许,让他当通信员才算完事。

  考虑到二中队的工作,我被赵杰同志指名留下了,嘴上是勉强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总感到脸上无光。看着站在队列中伸着脖子充大人的小邢,自己真又羡慕又憋气,可又不好同他攀比。

  队里还有一个人,年龄与我差不多,30岁上下,个子虽高但很瘦弱,身穿长袍,不言不语地站在赵杰身边,活像一个“老秀才”。他那文绉绉的姿态和手中握的“汉阳造”极不相称,一打听才知道,他是燕遇明同志,是个老地下党员,看这个“文质彬彬的老秀才”的神气,也俨然成了刚从疆场上得胜归来的战士了。

  队伍迅速整编好,1月25日夜,由赵杰同志带领,星夜向伏击地点——小汶河南岸的寺岭庄奔去。

  26日下午,伏击战打响了。这次战斗是旗开得胜,共毙伤日军10余名,击毁敌军车1辆。我们有一位班长杨桂芳同志光荣牺牲了。大家又高兴,又悲痛。

  寺岭战斗规模虽小,但影响很大,它震撼了徂徕山区。我们用枪杆子向敌人宣告:在中国每一块土地上没有他们耀武扬威的地方。同时,我们用鲜血和行动也唤起了民众,振奋了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支持,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污蔑,向各阶层表明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从此我们部队扩大得很快,不久就由4个中队扩展到7个中队。

  日军受到这次打击,方知徂徕山上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意识到这颗钢钉子对他们威胁很大,便很快纠集了500多日军,拖着山炮来徂徕山进行报复。

  为了避敌锋芒,支队决定向沂蒙山转移。

  再 捷

  部队连夜行军,1月30日,来到新泰县烈庄一带。这里南面是沂蒙山,北面是汶新公路。我们二中队就住在公路南侧的王庄。日军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已来到这里,所以,公路上大股、小股、零零散散的日本兵无所顾忌地来往不断。看到这些,我们的眼又热了,手也痒痒起来,三天两头地向支队司令报告,要求派我们中队去打伏击。

  2月17日,赵杰同志来到我们中队,传达司令部的决定:由我们中队到公路上打伏击,要求我们要比上次打得更好,还发给我们两个西瓜大的电发火地雷,并派来赵参谋使用它。四槐树村东边,有一段公路正通过一条小河沟上的石桥,地形两头高,中间凹,很易于隐蔽,又便于出击。我们便选定这里为伏击点。

  次日拂晓前,中队进入了伏击点,排长李镇卿带1个班和赵参谋去埋地雷,他们兵分两组:一组埋雷,一组布线,不大一会儿就埋好了。同志们还巧妙地将埋雷点伪装起来,印上车马轧踩的痕迹,别说是敌人,就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辨认。地雷的发火按钮由赵参谋操纵。一切准备就绪,我命令战士们隐蔽好,等候日军来吃“铁西瓜”。

  天大亮了。太阳越爬越高,还不见日军的影子。战士们从拂晓趴到现在都不免有些急躁,我也渐渐不安起来,心里嘀咕:“可别白跑一趟。”

  正在着急,有人说了声:“汽车!”声音虽小,却像提神丸一样起作用。大家顿时来了精神,几百只眼睛一齐盯住了公路,只见西边远远地飞起一道尘土,几个灰点在阳光下忽明忽暗、时隐时现地向这驰来。

  我一手扶着头上的伪装帽,一手撑地,伸出半截身子,仔细观察着。看准了!公路上奔驰而来的一共七八辆汽车,最后两辆大卡车中间,夹着1辆黑色小汽车,我心中琢磨着:小车坐大官,这回可逮住大家伙了。我按捺住怦怦直跳的心,看了看周围的战士们,一个个都涨红了脸,小声地交谈着,看得出他们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

  汽车越来越近,象发疯似的顺公路飞奔着。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即告诉赵参谋,“炸小汽车。”并又一次提醒战士们不要暴露目标。

  赵参谋蹲在一个小沟里,手里紧握着电钮,目不转睛地看着目标,我在赵参谋身旁,心里比他还紧张,一会儿看看汽车,一会儿看看赵参谋,一会儿看看埋雷点,一会儿看着周围的战士们,生怕这时出了毛病。

  汽车越来越近,1.辆紧接着1辆进入了伏击圈,向埋雷点冲来。

  前几辆车过去了,我的眼急速扫了一下周围,只见赵参谋屏住了呼吸,挺着身子,伸长脖颈,眼珠象冒火一样盯住飞驰的小车轮子,握按钮的手突起青筋。战士们跃跃欲试像拉满弓的箭,马上就要射出去。

  小汽车过来了!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30米、20米、10米,就在车影刚遮住地雷的瞬间,赵参谋双手用劲按下了电钮。“轰隆”一声,一股粗大的烟柱卷着沙土、石块,把小汽车举到空中,又摔到地下,另一辆卡车也被炸得七零八落不能动了。没等我下命令,早已憋不住劲的战士们迅速冲出壕沟,向敌人杀去。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把日军吓懵了,不知东西南北,在烟雾中抱头乱窜,有的日本兵还未清醒过来就被我们战士们的刺刀、手榴弹报销了。

  我们冲到公路上,看到小汽车上的人全炸飞了,另一辆卡车上,日军的尸体也都四分五裂,1只高筒皮靴和1把指挥刀被抛到了离公路百米以外。

  691漏网的日军如同惊弓之鸟,狼狈地逃向新泰城。李镇卿率领突击排冲在最前面,紧追残敌,直赶到新泰城边,方才罢休。

  这次战斗时间不长,但战果不小,炸毁敌军车2辆,消灭日军40多名,内有大佐1名。而我们无一人伤亡,打了个痛快的大胜仗。经过这次战斗,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我军的声望更高了。

  在起义后的1个多月时间,四支队连续取得寺岭伏击战和四槐树伏击战的胜利。为解除国家之灾难,民族之危亡尽了一份力量,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抗日的烽火在绵延起伏的徂徕山上越烧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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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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