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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研究 黄埔军校创办阶段的纪律建设

添加时间:2018-11-21 09:33:30 来源:中山大学历史系 李吉奎 撰稿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式军校,它引进的党代表、政治部等苏军模式的制度,是中国传统军制前所未有的体制。黄埔军校创办以后即重视纪律建设,连西方人士的评论也认为,在纪律与训练方面,它是广东最好的一支军队。也正是如此,它对国民党而言,平定商团,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兴兵北伐、均能起臂指之用。但是由于主持者思想不新不旧,以及险隘的小集团观念,让这所军校先进的军事制度黯然失色,也使这所军校和党军朝私家化道路滑行,国家公器变成了独裁者私人擅权的工具。

  1924年孙中山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颇负盛名。黄埔军校是“以俄为师”办起来的,创办阶段它是一间非正规的军校。从1924年1月开始招生至1926年7月北伐的约两年半时间里,招收了五期学生,第六期开始入校编队。第一、二期学习各约6个月毕业。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度。即使是入伍生,尚未成为军校正式的学生,也须执行一些任务。从1924年7月开始,黄埔军校还开始招收教导团。11月,教导团改称党军,毕业的黄埔学生分发见习,大体上第一期毕业与教导团组建是同步的。其各级干部主要是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

  1925年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决定以教导团第一、二团建成党军第一旅,随后建成第三团。5月平定杨、刘叛乱后,扩编为党军第一师。教导团从成立之日始,实际是战斗部队。党军在行政系统上原来是军校的一部分,但自1924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以后,成为与军校有密切关系(如人员调动)而在行政上又不再属于军校管理的、具有独立指挥系统的军事单位。但该教导旅仍归蒋介石节制调遣,所以事实上蒋仍视军校、党军二者为一体,不分彼此。

  党军在经过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以及第二次东征之后,充分显示出它的战斗力。党军战斗力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以苏俄军队为榜样,开展政治工作,加强纪律建设。党军中的党代表制度体现了它的革命性质,故在黄埔军校与党军中强调的纪律,包括党纪、风纪及军纪三个部分。在这些方面,由不完备向比较完备过渡,形成了一套设施。这套设施,新旧杂陈,中西并用,表现出主持者的思想特色。

  1926年3月1日,根据汪精卫的提议,由陆军军官学校改组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开学,原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除增加军官班外,各种制度大体未变。但经过了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决心进一步将中共党员从军校与党军中逐出,尤其不允许跨党党员担任党代表一职,故军校与党军中的三种纪律问题,党纪方面更加突出了。

  黄埔建军创办以后,学校方面特别是蒋介石本人,一直十分重视纪律问题。在相关的总结、报告及公告中,均称该校该军纪律严明。国民党官修的校史,更对军校及教导团的纪律称赞有加。党军第一次东征攻占淡水后,代帅胡汉民即向在京的孙中山报告,并于2月19日致电蒋介石,称许“教导团纪律之肃,战斗之勇,出人意表,训练未久得此良好成绩,固征吾党主义贯输之力,益显兄等平日训练之功。”1后之论者指陈:“从首次东征,到敉平滇、桂之乱,应付廖案之危急情势,整顿粤军,以迄完成二次东征,底定东江,以黄埔校军为基础而扩编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军纪严明,勇敢善战著称于时,而蒋中正军长之声望亦升至高峰,被认为是中国国民党与革命政府的护卫者。”并引用当时广州《民国日报》评论,说蒋氏系“本党的一个金甲神”,“强悍的敌人赖他剿灭,已堕毁了的军纪赖他整饬。”2人们往往习惯于颂扬胜利者,但刻意颂扬的文字便是谀词,它并不反映实际的状况。

  那么,黄埔军校创建阶段的纪律及纪律建设情况是什么样子呢?作为军校、党军的主持者对纪律的观念,对纪律建设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本文拟以《蒋介石年谱初稿》(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的原稿秘本)为中心,结合其他资料,做一些梳理,以概见当时的实际状况。

  一、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与实施严格纪律是办好黄埔军校的基本要求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随后陆续任命该筹委会委员,指定长洲岛即黄埔为校址,苏俄军事顾问组已到任,以广州南堤二号为会址,开始分部办公,决定有关军校开办事宜。但是,对党事诸多不满的蒋介石,却遣散筹委会,于2月21日留下一封致孙中山的辞去军校筹委会委员长的函件,迳离广州,返回浙江。孙中山不准蒋辞职,随即委任廖仲恺代理筹委会委员长,继续处理相关事务,包括举行下级干部考试。虽经孙中山等人的反复催促,蒋仍不返广州。最后,廖仲恺只得作最后的通知,询蒋“归否,俾得自决!”在这种警告下,蒋才于4月12日回到广州。此前的4月1日,建校筹备工作已经结束。

  1924年5月1日,军校第一期学生350名开始报到(10日军校备取生120名进校,共编为四队,合称第一总队,共计5百余人)。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为中国国民党驻校代表。军校建立汇报制度和卫生检查制度,在5月18日的行政会议上,议决挑选学生中已习军事者充任队长,设立禁闭室;30日的行政会议决议中还规定严禁学生吸烟并制出入证。在29日的集会上,军校发给学生每人步枪1支,是为学校师生正式予以武装的开始。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9月,第二总队(第二期学生)入学。此前,7月29日,蒋介石令陈果夫在上海法租界设机关主持向各处(指定浙属台州、绍兴、处州、金华暨奉化)招募新兵,运送来粤。此外,还在江苏、安徽两省招募。11月20日,军校教导团正式成立,实行“三三制”与党代表制,以何应钦为团长。12月2日,教导第二团成立,王柏龄兼任团长。原教导团改称教导第一团。在军校学生教育、教导团训练进入常态后,纪律建设、政治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

  蒋介石青年时期受过中日军事教育,辛亥革命后十余年间又有军旅实践,1923年秋冬间且曾赴苏俄考察,对苏俄红军有初步的了解。故当他在1924年4月26日莅黄埔军校视事以后,即接连在26、27、28及30日对下级干部训话,强调黄埔军校是党办的学校,培养人才,旨在扩张党势,实行三民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使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民族。”还要使中上级官长与下级官长间消除“上下隔膜、运用不灵”的状况,做到“意见融洽,声应气求”。他要求学生充分认识到“国民党最重要的是纪律,党员要绝对的遵守,绝对的服从。”同时,“本校是由党创办的,党与学校是一体的,毫没有分别的,不过这个学校是军官学校,仍旧要用军纪来治理这个学校,所有本校的官长学生,除严守党律之外,还要严守军纪。”3他还在训话中指出军校学生要彻底明白本人的职务、责任及地位三件事,不要人人痴心妄想做了营长的想做团长,做了团长的又想做旅长,引起全部的上下紊乱不安。在5月2日对卫兵分队训话时,还要卫兵明白“军人的精神”,“要制定卫兵的责任,对内是维持军纪风纪,对外要担任警戒”,学生出入,要交相行礼。

  在5月7日备取生进校后,第一期学生已经到齐。次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说明革命党须明了做人的意义。这是他第一次对全体学生训话,意义十分重大。他讲到当前形势,是“民族衰败,民权剥削,民生凋残,人欲横流,国家飘摇之中”,正是处于“叛逆未灭,国贼未除,戎马倥偬,刁斗相闻”的时候,“本党要办这个学校,亦就是要训练你们,充足实力,挽救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本党办这个学校目的在此,本校同志之责任亦在此。我们是革命党的党员,我们要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的事业,就要先晓得革命的意义,就要先晓得做人的意义。”讲到做革命军人,便不能偷生怕死,蒋介石要学生记住两句话:“现在本校长得了两句人生观的断语,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全体人类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我将来继续的生命。’”他最后告诫全校606名师生,为了办好军校,“我们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校更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要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4在这场训话中,蒋介石将“革命的人生观”与党纪军纪结合起来,作为完成革命事业的保证。

  蒋介石的“革命人生观”是他的得意之笔,是他追随孙中山的体现。他说,“我是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对我讲大学之道,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人生观,乃由此确立,亦可说我的革命人生观,在二十八岁时,就确定了。”5蒋之二十八岁是1915年。这个时间,是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以日本为依托的阶段。根据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日本警视部门对孙中山的记录,这个阶段蒋介石确曾拜访过孙中山6。所以,蒋氏上述说话,应是可信的。孙中山思想中包含有儒学因素,他将自己的主义称之为“革命学”7,他希望蒋氏接受三民主义“革命学”,使之传承下去,将党的军事人才培养责任交给他,蒋氏也就当仁不让了。

  “革命人生观”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比较空泛,除非到了生死关头,一个人的人生观是否属于革命一类,并不容易表现出来;而对一个军人来说,其行为举止更多表现在是否遵守纪律。因此,蒋介石及黄埔军校对于军纪、风纪,是十分注意的,从一开始便注意宣讲和形成制度。但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纪律问题仍未解决,这是无可否认的。

  蒋介石在军校、校军(党军)中发表讲话,大多数场合都会提到纪律问题;当然,他也有专门训诫纪律的时候。例如,1924年6月8日,便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讲明军纪:“纲要:第一,军纪的定义;第二、军纪的要素;第三、军纪的程序;第四、军纪的根源;第五、军纪的效力;第六,整肃军纪的方法。”89月22日,以“本校军纪废弛极矣”,乃下整肃军纪令。军纪不仅是对学生、士兵的,也是对长官的。蒋介石说:“如果我做校长的有违反纪律,背叛主义的时候,至少亦要处死刑,倘若不是这样做,官长的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胡作非为。”9因此,黄埔军校校歌中便有一则:“纪律神圣,重于生命,服从遵守,革命军人本性。”蒋介石还明白地说,军纪,“就是要全校人员严守校规,尽心职务,不犯军纪”;风纪,“就是风化的事情,要严密检查。校内有无男女混杂,鸦片赌博及不端正的事情发生”,以及在外骚扰民间事情。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与校(党)军是以苏俄军校、红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它的军纪建设与党纪建设参考了苏俄建军的经验。6月1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讲明本校教育方法,指出:包括军事训练,“一定要严格,而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两重的训练合在一起,更不能不严格果决了”。严格训练决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训练”,蒋氏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可再询问俄国同志,俄国的军纪与训练是怎样的”。6月12日又表示,“按到教育说,是分德育、智育、体育三种,此外还有美育。德育就是训育,本校的编制,政治部是任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教练部任精神上的训育及体育,教授部就是任军事上的智育及训育。若你们违反了军纪,担任你们训育的官长不警戒你们,那就是官长忘了本分,失了组织的能力,是官长首先破坏了军纪。”为什么要师法俄国革命呢?蒋氏在24日讲话中称,“我们中国革命,完全与俄国革命的事实相反,所以革命的成绩不能与俄国革命相同,他们革命最大的成效,固然是农人、工人能够帮助他们,但他们党员个个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实在是他们革命成功的最大要素。他们的革命,第一注意纪律。第二明白主义。凡是党员,统统能为主义牺牲。第三是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统统能尽忠他自己的职务,完成他自己的责任,所以能练出良好的革命军,完成俄国的革命事业。”反观中国,则情况并不如此,故中国革命至今未能成功,他告诫军校师生:“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倘与我们主义不相符,或是犯了纪律,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应该反对他,攻击他。”10尽管日本和英国的一些评论认为,“军校的生活、作息、操练、纪律,‘为纯然日本军队式之训练’”11,但是,上述蒋介石的言论表明,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指导纪律建设的思想与革命主义结合在一起,是依据苏俄革命经验的一种实践,是中国军事学校前所未有的指导方针,也使得黄埔军校完全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军校。

  孙中山委任蒋介石办黄埔军校,除了对蒋的信任之外,主要是看中蒋氏的中日军校学历与辛亥革命以来的军旅历练,故派他率“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问苏俄,让他实际体察俄国军政状况,办一个新式的军校。从现有记载看,办黄埔军校,孙并未有多少具体指示,而是由蒋氏个人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以蒋氏个人秉性,亦从不允许他人分享其权力。蒋氏从实践中学到了日本和苏俄的一些治军思想,甚至也企图了解拿破仑的战略12,不过,蒋氏思想中最基本的还是中国的军事传统。

  黄埔军校成立后,先后发布了多项军法、校令及校规条例,其中相当部分,是直接有关军纪、风纪的13。颁布这些条令,是明显感到军校、校(党)军的军纪、风纪问题,若不严加整顿,将后果堪虞。例如,1924年9月22日的《整肃本校军纪令》中指出:“近日本校军纪,废弛极矣。”1925年3月7日,第一次东征期间发布《禁止军士扰民令》,内谓“近闻各团队有强买货物,强用废票,扰害农作,擅拔甘蔗、萝卜等事,而以各处勤务兵、落伍病兵,与辎重队夫役,尤为不规无状。”3月13日发布《整理校政训令》称:“卫兵腐败种种情况,不堪入目,败坏风纪,莫此为甚。”4月14日《饬官长除恶习令》:“本校军纪风纪,至近日更形败坏,大有一落千丈之势。闻各连官长,有在外夜宿,恣为嫖赌者;有晏起迟到,不尽职守者;有懈弛操课,不假外出者;有动作差误,不加矫正者。尤其是站队立正时,左顾右盼,嘻笑放荡,毫无姿势。种种恶习,几难枚举。”至吸烟禁令之破坏,官长置若罔闻。5月14日颁布《切实整顿本校近弊令》称:“本校范围日广,人事日繁,而风气亦日变坏。近来发现长官离职,士兵私逃,冒领饷项,侵蚀公帑种种事实,令人发指心痛。”同月22日又发布《整饬校风令》,指出:“本校校风之堕坏,至今已达极点”;“乃自潮梅战后,恶习渐染。凡属革命军队之所不忍为不能为者,而本校之官长学生,竟甘冒不韪而行之。不惟平日师友之情感,澌灭无余,而革命之道德,亦一落千丈。”25日的《重申砭正校风令》训诫:“乃近数月来,校风日颓,军纪日弛,或避劳贪逸,行动浪漫,或预借透支,要求无餍。此风不戢,伊于胡底!”由于东征的取胜导致纪律不良,在行将返回省城镇压杨刘前夕,发布《申明军纪令》,告以“不论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反纪律之罪。”通过上揭各节,可知军校的纪律问题,迄首次东征结束,问题多多。蒋介石本人对此痛心疾首,不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整治,直至成立军法处,于3月29日周恩来正式受任军校军法处长,审讯叛逃,予首犯枪决,以儆效尤。

  5月17日,东征校军官兵均加系颈结红领带。但是,在6月12日镇压滇桂杨、刘军阀后,因部分腐败官兵借以为非作歹,真假难分,为正视听,校军正式颁令取消红领带装束。7月22日,以“近查各队学生,自由出入,至晚不归,官长失于讥察,学生狃于习惯,长此以往,军纪荡然”,蒋介石乃颁布《实行门禁令》。但是,军校的军纪问题仍然严重,7月31日,军校发布《重申纪律令》,指出,“乃东征而后,回师以来,竟因专力前方,一意作战,致后方军纪,日见懈弛,无以继续先烈奋斗之精神,是应重申纪律,各明职守。总使官不恋私,生不越轨。宁绳法以伤情,毋徇情而坏法。如官生之间,非关课程公务,官长不得招致学生于寝食以说私;学生不得迳入官长寝食以坐卧。其余一切行动,均应恪守军纪。倘或阳奉阴违,泄露其职务上之行事,与刺探行政上之意图,一经查觉,定予严惩。”到了这个时候,军校内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纪律问题相对于两党斗争已处于次要的地位。在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发觉军校纪律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便在2月13日发布《重申敬礼令》,内称:“本校军纪风纪,废弛至不可言状,见之辄为心痛。服装不整,仪容颓唐,几不成其为军人。甚至学生对官长,瞠目相视,藐若无人,不复知军中有礼节,有纪律矣。”他认为,“整顿纪律,是上官之责。敬礼事小,而纪律事大。”从而要求各部、处、团、队,切实规定,每日必须演习敬礼三十分钟,并将军人军队、室内室外等之敬礼,详为讲解。

  蒋介石对军校纪律不满,是多方面的。他还多次指斥军校有关部门办事无条理,医院管理状况恶劣,行军队伍散乱,甚至有排长以大粪塞士兵之口,责打士兵,且平素不顾士兵死活,强调军人要有人格。但他的部下却偏偏又有人表现出缺乏人格(或人格精神),使他不得不在宣传革命主义、培养革命的人生观以外,从传统和历史上去寻求治军之法,这就是他辑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原因。

  1924年10月,蒋介石作《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他在该《语录》序中称,原来拟研究太平天国战史,在读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人文集时,为他们的才略见识与志气节操所折服,认为清廷之中兴与太平天国的失败,“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矣”。他拟辑曾胡语录,但发现民国初年蔡锷已经纂辑此书,“顾其间尚有数条为余心之所欲补集者,虽非治兵之语,而治心即为治兵之本,故吾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以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非敢擅改昔贤之遗集,聊以增补格言之不足耳。”他还认为,“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14用曾胡左治兵格言去治军治国,又要去继承太平天国革命之业,“以竟吾党之全功”,将二者混为一谈,有点荒诞。但这就是蒋介石的思想。因为,孙中山自称是太平天国的传人,蒋氏高举孙总理的旗帜,当然作如是说。但他真正赞赏效法的是曾胡左诸人,此诸人的语录,说出了蒋氏所未知未晓或欲说而未能说的话。说到底,当前是用来治校治军,用来作纪律建设,提高校军的战斗力与声誉。

  研究曾国藩的学者指出:“关于加强群众纪律的必要性,曾国藩解释道:‘练勇之举亦非有也,只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湘?—本文引者)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人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为此,他经常进行队前讲话,‘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为取得最佳效果,‘每次与诸弁勇讲话,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曾欲苦口滴杜鹃之血。’‘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5上揭学者的论述还指出,曾国藩等人还创造了一套以礼治军的办法,曾氏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就是“待勇弁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如此,“则知恩矣”。治军必恃一严字,如管教子弟不得骄纵,骄纵必败。礼即“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观瞻,俨然人望而畏之”;“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如此,“则人知威矣”。若能“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便能使勇弁“辨等明威”,养成劲旅。蒋氏编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人手一册,其主旨亦不外“以礼治军”四字,从而构成蒋介石效法曾胡的一个重要方面。16

  蒋介石编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后,1925年元月2日,还“手抄曾文正嘉言录及整理精神教育录”,以作教育材料。9月9日,他对第二期毕业生讲话,告以军人最要紧的是精神,现在你们将要出去救人了,最重要的几种书籍,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本校《日课问答》,《革命军刑事条例》,《新兵精神教育》等书,都时时要看。语录这种东西,大概很有点作用。几十年后,蒋氏的一位高足,也编印了一本语录,挟雷霆万钧之势,风行全国,流播海外,鼓荡数载。是举虽然与本文无涉,但自蔡松坡编曾胡语录而后,蒋氏师徒步武相随,足见蒋氏时时对军校师生训话,极端重视军纪之整肃,实由来有自,未可轻忽。

  讲到蒋介石之重视曾、胡、左诸人之治军强化纪律,不能不提到曾国藩的《爱民歌》。1924年12月14日,蒋介石下令印发军士《爱民歌》(另说,“军校以广东方言编‘爱民歌’,首次印发师生传唱”)。这是一首七言长歌,其中说:“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接首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17歌词开头便说:“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这个“贼匪”、“官兵”,分别指太平军和清军。蒋介石只字未易,照单全收。这种情况表明,蒋氏完全认同了曾国藩在军民关系处理上的主张,将收取民心、建设良好纪律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平情而论,治军者能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要肯定的。当然,蒋氏在取法前人时,确实缺少变通,这长篇歌谣,作为教材尚可以,但未免罗嗦,不易记忆与检查。后来者在实践中重加整理,编成简明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实际是区分“军律”、“风纪”。对此,时贤已详予论述,认为虽与创建军队性质相反,但“其第一条注意项目都是落在门板上;一个叫‘上门板’一个叫‘莫取门板’,若合符节,耐人寻味。”

  编印《爱民歌》、《曾胡治兵语录》可以认为是近代治军者通过政治宣传提高军队素质的举措,它为蒋介石所继承。但蒋介石与前人不同,在黄埔军校与校(党)军中,设置党代表制度与政治部制度,成为黄埔建军初期国民党得以建成新式军校的具体保证。

  二、黄埔军校设置党代表制度,从政治思想方面为纪律建设提供了具体保证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办的军校,带有“党校”性质,明确军人应为主义而战。它是学习苏俄建军的思想与方式建立起来的。建校以后(约在1925年东征时期)拟定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第一条)规定“关于党的指导员,及高级军事机关之训令,相助其实行,辅助该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第二条)“党代表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指导军中各组织,“并指导其所辖各级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三条)“党代表不干涉指挥长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第九条)“党代表之工作,应以党部为中心,指导党部施行一切巩固军队之工作。”(第十五条)。18黄埔军校《服务规则》第二节称:“党代表有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之责。”19第一次东征以后,党代表制度经历了一次实践考验。据载:“黄埔军校自校部以及团、营、连设党代表,其职权为对于军队内行政之检查,党务及政治工作之监视与实施;而于军队主官所发之命令,尤须得其副署。若军队主官有明白表示其反叛意志,或军队发生谋反及掠夺之暴动时,党代表有弹压或逮捕罪犯之特权。当时党代表与主官,因权责之争执,虽往往发生感情上之冲突,然因此牵制激励之故,而收效于战斗者,实非浅鲜。”20上述材料,大体上可说明黄埔军校党代表制度设置后,其职能及实施以后党代表与主官之间出现的问题。

  确切地说,党代表制度是蒋介石引进来的。1923年9月20日,在苏俄访问的蒋介石在致其妻陈洁如函中,专门讲述他了解了许多红军组织的情形,“这种组织的政治方面,由党所派代表掌理。为求得一实务示范,我去考察了党代表在陆军中的工作情形,发现部队长只能掌管军队指挥的事,至于政治及精神训练,以及一般知识讲解等,完全交由党代表主办。军官和党代表的职责权力,都有明白区分。这种制度实行得很好。”21蒋既主持军校筹备工作,孙中山又聘苏俄顾问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更提供了设置党代表的有利条件。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表明孙中山对这一职务的重视。1924年7月,军校成立特别区党部(次年9月改为校特别党部)。11月,周恩来任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实际开展了政治部工作。新成立的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各级党代表由廖仲恺和周恩来遴选教官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在以校军一、二团成立党军第一旅后,1925年4月14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党军党代表。7月8日,党军奉命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但是,8月20日廖党代表被刺;9月14日,由汪精卫接任。19日,周恩来被任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28日,兼任第一师党代表)。10月1日,黄埔东征军誓师,开始第二次东征。

  尽管蒋介石十分重视纪律问题,但军校的纪律仍问题颇多,对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蒋氏极为不满。10月4日,第二次东征出发前夕,蒋氏总结首次东征以来的部队状况,写了《痛揭军官弊端文》,一,指出“种种弊端,人民亦多有不满之处”。(甲)对于夫役之弊端。(1)夫役从甲地挑至乙地后,不放其回家,部分男女老少,竟全数扣押关闭,硬使挑三五日不等,此种行为,“较拉夫有过焉”。(2)短给夫钱,又辱骂告发之人,使夫役怨恨。(3)对老病夫役之不能行走或赶不上大队者,“竟以拳足痛打,惨不忍睹”;“有由梅回师至淡水,雇有女夫伕,约五六百名,挑至铁场围,竟全数关闭,该女伕皆放声痛哭,闻者酸心,草木落泪”,而竟无一人出一言以安慰。“不知负有宣传工作,监督不良行为之责者,自问能无愧否?”(乙)“在宿营地之骚扰”。(1)“每到宿营地,一班士兵多任意拥入民家,烹煮食物,而官长亦有不禁止其士兵,人民颇觉骚扰不堪”。(2)设营人员不问该地是否有庙宇、祠堂及空屋等,多宿人民住家,人民不堪其扰,以致其敢怒而不敢言。二、“本军部队骄堕,已成习惯”;“如不切改,一经查明,定予军法从事”。(甲)属于私人方面者。(1)“习成骄堕,有失军人气概也”,下级军官,每早除值日官敷衍点名外,其余则往往日高三丈,尚不起床。(2)行动乖方,足启士兵疑窦。“驻军繁华靡丽之广州,少年军人血气未定,逸则思淫,每当夕阳西下,联翩外出,深夜不归,或竟连宵外出,连上床铺等于虚设。而此种行动,尤以连长为多,盖连长握有经济之权,而身体亦较自由故也。”(3)“躬犯罪恶,恬为不怪”,对于嫖赌,“近则相习成风,视为故常”。(乙)属于公务方面。(1)“苛待士兵,有违革命宗旨者也”;“不料连上官长,竟有视士兵如牛马,而无故虐待,任意殴打,甚至皮开肉烂,动弹不得。且复下情不能上达,上令不使下知,种种不平之事,足使闻者发指”。(2)“袒护属员,有犯军阀恶习”,“遂以成上下勾结之局,而一切士兵之痛苦,均置之不问”。(3)“浮造报销,侵蚀公款,有伤党员人格”,为了嫖赌等项之需,“甚至冒刻图章,假造发票。而以行军之际,弊窦尤多”,“甚至开除、逃亡、死亡士兵之饷银,干没不缴,而分遣各部队士兵之饷银,托故扣留,为数亦属不赀。”22以上这些情况,是蒋介石不想说又不得不说的话,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党军和军校的存亡绝续,所以要求部属必须痛改。

  实际上,使蒋介石更为忧心的事,在这篇告诫文中并未说出来。这就是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据载,在第一次东征时,闹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林振雄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向李开枪之事,此事在当时掀起了大风潮。在东征前线梅县的一次集会上,又发生了李之龙与贺衷寒大打出手之事,甚至闹到蒋介石那里,造成军校内部的混乱和人心浮动。在1925年2月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为了稳定学生情绪,政治部采取措施,增加政治课程,转移学生注意力,免得他们的思想情感有所激动23。会之间的斗争,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事关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在时机尚未成熟,仍对中共有所借重的时候,蒋介石暂不公开提此事,是有其理由的24。

  根据黄埔军校的规定,政治部的职责“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务使严重的军队纪律在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指导之下,以巩固战斗力之基础,使部队成为严密的组织。”25“军队纪律”是政治部工作的主要内容,蒋介石对政治部的主持者便不能不有所责望。1925年11月1日,东征军在攻下惠州城进至安流之际,蒋介石发布《总指挥条告行军缺点》的通令,有关行军、宿营、作战、驻扎之缺点,纪律诸问题较前并无多大改进。他特别提到“关于政治宣传之缺点:(一)宣传品不充分准备,所有传单、宣言、敬告书、标语、画片、壁报等,逐地减少,最后则除布告外,直无所见。(二)宣传人员不纯粹,有不少宣传人员偷生怕死,身背小囊,追随队伍之后,不能前进宣传。甚至如第三组之苏姓,甫到梅县,即置宣传工作于不顾,而自为寻花问柳之举。(三)宣传队缺乏组织,每队人员并不十分稀少,而不知分组,不能各有专责。每至宿营地,罕见有演讲或散传单者,仅有驻扎较久之大城镇,开军民联欢会26。官长对士兵卫生不注意,士兵手胯生疮者,十有八九,官长听其自然,于行军作战必多不便。“野战病院,腐败不堪,伤兵饮食无时,看护乏人,煎熬痛苦”,蒋视察时“以院长丧尽良心,只图饱私,罔恤生命,大叱辱之。”

  蒋介石面对东征军的种种问题,以责有攸归,在1925年11月21日抵潮安后,致函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责成其整顿各团党部。该函称:“本军各党团部,实在是有名无实,所谓党的活动,实是很少有精神的。近来士兵告发的困难苦痛太多了,而且亲眼看到的亦不少,甚至有排长以粪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骂,而士兵之饥冻不管,更属视为常事。所谓军中卫生经理,绝未讲究。甚至有开除士兵,不减薪饷,为其连长中饱。此等恶弊发现,不一而足,根本上说,还是各团党部活动不力,徒有形式而无一些精神。这因为训练及组织时间太少,作战时间太多,亦难怪其然。然党部之组织,不论战时平时,皆应进行。在此休战期间,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现在士兵“暗无天日”的状况,“各级党代表应负完全之责”。又谓,“务希对以第一师各团连小组多下功夫,并监督其实行,以期将来由第一师推至全师,则党军名实或有相符之一日,而革命始有成功之望。”该函最后表示:“事务太繁,工作虽多,队内党务须特别注意促进,不使顾此失彼,轻本重末耳。希将此函摘要登诸报端,使各官长知党之重要,而不致轻忽小组会议也。”27从这个函件,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党代表制度是重视的,对它的工作却是相当不满。他当然深恶党代表多由跨党的中共成员担任,其中有无包含对这些干部的指责,则无从研判。

  说到黄埔军校中引进党代表制,如前致陈洁如函中所示,蒋介石确曾以为是他的得意之笔。但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开始考虑取消党代表制的问题。由于两会成员斗争日剧,1927年2月1日,他藉口“本校军纪风纪,废弛至不可言状”,“下令诫部属,如有为经许可,秘密加入各项团体者,即以值党营私论,在所必惩。”26日,又夺第二师王懋功师长职,将其扣押,次晚押赴上海,以削汪精卫势力。3月1日,黄埔军校易名,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成立典礼,蒋、汪分别任校长、党代表职务。3月8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式,蒋介石在训话中,告诉听众,“本校第一是注重纪律,大家都要拿铁的纪律来互相监督;第二是无论学生、士兵,都要养成他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要拿三个纪律来严束自己,严束同志,严束上官。他将纪律置于首位。3月17日,对官佐学生讲话,重申“要以纪律规范自己”的问题。3月18日《蒋介石年谱初稿》记称:“共产党作乱。旁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至20日,“昧爽,宣布省城戒严,捕获李之龙及各种党代表多人,并围缴罢工委员会械。”随即研究“制裁”共产党及“修正党代表制”问题。4月3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俄顾问“聚讼党事”。同日,向中央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议案,宣称:“军中党代表制,中正以为革命未成功以前,此制不能取消,惟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且须限入党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方有任党代表之资格,此党代表之资格,应加审慎也。”4月8日,蒋介石对军校官生讲党代表问题,认为军队里设这个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人提倡出来的”,“是效仿苏俄赤军组织的办法”;它的作用,“老实讲就是党派员来监督带兵官的”。但由军校教导团最先开始实行的时候,“并不是用来监督带兵官的,也不是怕他们存什么反对的行动,实实在在是恐怕对于士兵生活不能注意,对于行政、卫生等条件不能周到,所以才派党代表下去,帮助这些工作。”此制实行两年来,发生许多纠纷,引起对党代表的质疑,甚至认为跨党党员做党代表,就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了。蒋氏又称,现在俄国的党代表制已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是否可以废止,这还要研究”。蒋介石借助于党代表制度,依靠加强纪律,通过权谋诡计,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大体上已控制了国民党的兵权,玩汪精卫、胡汉民于股掌之上,置苏俄顾问如无人。不过,北伐尚未开始,党权、政权均在未定之天,党代表制还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在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藉口跨党的党代表不尊重孙中山、不宣传三民主义,发出诋毁军校不革命的言论,他可以讨论其存废,其他部队目前还不是他说了算。所以北伐各军,并未取消中共党员出任党代表。不过,从蒋介石在4月21日晚“宴退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的训话中可以看出,他要“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决心,是早就下了的,因为“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是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伏其他一切的。”28在这种危机意识指导下,第一军不但让已公开的中共成员失去原有职务,把他们组织起来办训练班(约250余人,由周恩来任训练班主任。两、三个月后结束,分配到其他部队工作),党代表与政治部各级主任也清一色换成非中共成员。这样,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中共党员去做,而企求实行“铁的纪律”,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在6月9日发布的《告将士书》中,严申纪律,但第一军进入湖南郴州后,蒋以军纪问题严重,电饬第一军的指挥官“严肃行军纪律”,谴责该军“阅时未久,即已堕落”。“严电三通,申诉其主帅”。他警告说:“倘再不知奋勉,中正惟有执军法以绳其后。其政治工作人员,尤须与劳苦群众谋切实之联络,勿稍有傲慢轻蔑之态度。仰各凛遵勿违。”第一军的纪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8月15日,蒋介石在株洲检阅第一、二师,“痛诫其官长与士兵”,指称“这次第一、二师从广东出发到湖南,一路经过的地方,随便占住民房,无论男女学校,都要强迫人家搬出,让给我们军队住。还有一般反动派,专造本军谣言,说是第一军官兵如何如何,吃鸦片的事,这真是我们第一军无上的耻辱,那吃鸦片烟的,就是我们第一军的蟊贼,谁都可以枪毙他的。还有在路上赌钱的,及买东西不给钱的,以后如果真(再)有,这不是国民革命军了。”在《蒋介石年谱初稿》底本上,蒋氏删去如下一段话:“今天在这里检阅的弟兄官长,大概没有这种坏的习惯了,因为吃鸦片的,赌的、嫖的,品行不好的,已都革退了。不爱人民、虐待士兵的官长,也都开除了。”因为没有记载惩罚的事,估计并未革退或开除什么人,所以他删去了这段废话。训诫中还谈到第一军中吃空额、士兵逃跑的事,“为什么逃跑的越弄越多,不晓得你们对士兵怎么看待,怕是不能当作一个人罢。空闲的时候,就去嫖去赌,对于士兵的生活,卫生,经济,完全不理会,这样精神怎么不散漫,士兵怎么不逃走呢?”此次讲话,蒋氏声情激越,喉为之瘖,可见其对第一军纪律问题不满的程度29。没有中共成员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第一军,出征之初纪律问题的严重已到如此地步,甚至表示再不听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

  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这样的重话。这些资料说明,在学习苏俄建军经验取其皮毛、与苏俄顾问貌合神离且在第一军中首先“分共”的情况下,企图以纯粹国民党干部去担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去从事思想、纪律建设,绝非制胜之道。相反,数年之后汲取蒋介石治军教训,中国工农红军强化党代表(政治委员)制度,改进政治部制度,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编制“三大纪律”、“六项(八项)注意”,将纪律建设与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最终成为克敌制胜、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保证。

  三、建立配套的奖惩制度,是黄埔军校进行纪律建设的重要保证

  信赏必罚,为历来治军取胜的不二法门。要建设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军队,必须要有相当完善的奖惩制度。黄埔军校与校军(党军),大体上也是依据这种思想行事的,所以区别传统治军的办法是,它糅合中外,借鉴古今。这种状况,与军校主持者的军事历练、眼界见识有密切的关系。

  黄埔军校从建校之初起,便相继制定、颁发各种校规条例与军法。其中直接有关奖惩制度的校规条例有,《军官佐任用条例》、《考勤规则》、《考绩条例》、《职员晋薪晋阶条例》、《惩罚条例》、《禁闭室规则》、《风纪卫兵规则》等。有关军法则有,《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及《陆军监狱规则》等。笔者查阅了几种黄埔军校史料,迄未看到有关战场官佐士兵立功晋升的具体办法,或许是从未制定这种具体条例。但是,1925年5月13日,蒋介石曾发布《奖叙令》,内称:“本校自出发东征以来,各部各处各队官兵劳勋卓著者,不乏其人。望各处主任及旅、团、营、连长,各举所知,秉公褒奖,以便择优升进,分别任用也。”此令似系对具体战役而颁,并非常例,其具体施行状况不详。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因实际需要,在1925年3月28日,颁布军校军法处暂行条例七则;次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周恩来为军法处处长,获准,旋就职。在此之前,1925年2月东征军攻打淡水时,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一个人退到龙岗,“这样的行为简直是革命军的败类”,被蒋介石照连坐法定了死罪。当时攻城作战的奋勇队,有赏钱,但得了赏钱就没有大元帅赏的金牌勋章,二者取其一。赏钱为每名三十元,头等者百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这种以命换钱的办法,是旧军队的手段,蒋氏仍然使用,这是沿袭旧章,并无新意,亦非为主义而战之法。

  东征军攻占兴宁梅县后,小驻了一段时间。因军纪问题严重,任命周恩来为军法处长,主要处理了两件大事,其一为处理桂永清私寄包裹案;其二为4月20日颁布处决叛逃令。攻占兴宁后,桂永清擅自没收敌财物,寄归家中,判定死刑。旋由黄埔学生联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念其淡水、棉湖、兴宁战功,从宽处治。1925年4月8日,依中央决议案,免其死罪。至于杲长胜等被处死刑,系因“近在驻军期中,犯法事情层出不穷,不得不依法惩治”。第二团九连班长杲长胜、黄玉琳、马向义,诱骗士兵挟枪潜逃,沿途售卖枪支,昼伏夜行,与匪无别”。驻梅期间,复有第二队八连二排排长郭渠川,乘放哨离城,于深夜率部潜逃,目无军纪,心无党纪。恶风所渐,第三团六连副排长董国柱,于数日后在光天化日击毙排长雷云,率队叛去。追缉之际,更有第二团四连士兵张荣兴,煽惑弟兄,勾结逃走,事属未遂,迹已昭彰。第三团三营士兵黄玉琳,口出叛言,意在挟枪逃走。杲长胜、张荣兴、黄玉琳三名,与前后叛逃事件有关,立即依法枪决,以儆余众,以树党纪军纪。另外,此前的三月中旬河婆之役,第一团连党代表文志文、彭干臣、副连长杜心树等,临阵退却,褫职查办。3月28日,经军法审查委员会查复,“和顺、五华之役,文志文等迭著战功,因退后收容,误为临阵潜逃,拟宽赦其罪,赐予复职”。获准。根据《蒋介石年谱初稿》,还有孙元良犯案“被判死刑”,此事发生在1926年10月1日,攻南昌时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上级命令即擅行退却,被认为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对此,下面还要讲到。

  与实施发奖金相配合,当然是以升官为激励手段了。如1926年1月15日,蒋介石对第三期学生讲“持己正心之要”,这也是讲纪律、讲约束的问题,他说,“第一、二期学生,有已升至团营长、党代表的,亦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做升降的标准”。至于因违纪而被判死刑,起初听起来很严厉,很可怕,若桂永清、孙元良这批黄埔学生,随后却又藉口以往的军功与同学联名请为赦免,最后宣布无罪,终至日后升至上将、中将,此种举措,便不免有市恩收结死党之讥了。

  有关惩罚条例,现在能看到两个文件,即刊于1925年《青年军人》第四期的《革命军惩罚条例》与公布日期不详的《惩罚条例》。前者明指所用范围为“其犯罪不涉刑事范围者”,包括重禁闭、轻禁闭及禁足三种及内涵,但较简略,分五条。后者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与前者相同,但较详细,共分六章(即总则、罚则、罚权、犯刑、惩罚程序及申诉)。其特点是,(一)区分官佐与学生、入伍生、士兵夫两类。官佐及官佐相当之服务员,应受惩罚之款目为停升、重检束、轻检束及申诫。学生、入伍生、士兵夫等应受惩罚之款目为降等、重禁闭、轻禁闭、苦役、禁足及立正。各款目规定具体内容,故具有可操作性。(二)罚权明确,即自校长、党代表、副校长、教育长以下至区队长、中队长、连长执罚权限,有明确规定。(三)对应惩罚之犯行规定其内容,并可按其轻重比拟惩罚。(四)惩罚程序有所规范,并准许受惩罚者申诉。(五)在特殊时期准戴惩罚服务,受罚时期立功者得减罚免罚。30有了具体的惩罚条例,对于军纪风纪的执行,便有依据与遵循,故此举实为黄埔军校纪律建设的一件大事。

  由于蒋介石治军进行纪律建设不但借鉴中外,而且还糅合古今,其所定制度实反映了一种极端的倾向,这就是被蒋氏部下称为“为法之良,无逾于此”31的《连坐法》32。《连坐法》是蒋介石最为重视的一个军法。1924年11月29日,他对第一期学生讲演党与军队之组织及军人之责任时,便讲到,“以前我们中国治军严厉的,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纪律,就是关于逃跑的事。比方现在一个师长在前方打死了,旅长退回来的时候不把师长的尸首拿回来,这个旅长就要枪毙。旅长、团长打死了,也是同样。要这样,大家才不敢轻易退却,大家才能敬重保护上官,与上官同死生。”12月25日,他又对教导团士兵演讲军队重阶级,齐心力,行连坐法,并以岳家军不容易动摇为例加以说明,表示“以后打仗的时候,有了这条连坐法的军法,只要看见团长、营长不走,大家就不敢走,打死就打死”。到1925年1月6日,蒋介石就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2月7日,蒋介石饬东征军各部队出发,晚7时,对学生训话,要旨为严守军纪,服从命令,誓同生死,仍不外执行连坐法之意。2月16日下午,蒋对攻占淡水屯兵城外长山仔的教导第一团官兵,进行训话,告知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一个人逃跑的事,称“我已照连坐法定了孙良的死罪,以后大家要留心,切不可象孙良这样退后就跑。”2月20日,蒋氏宿营于永湖,撰文示将士作战应取态度凡十四条,其中第十二条是:“爱百姓,奉命令,遵守连坐法,尽忠职务,重时间,明生死,殉主义,完成革命最后之责任。”5月19日,蒋介石在梅县东校场对警卫军讲明班师回省原因及应守纪律,谓“今天同各位所讲,最要紧的就是我们革命军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人民,遵守连坐法,宁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取东西吃,宁可自己挑担,不要拉挑夫。”次日,在对第一期学生发毕业证书时发表讲话,重申“这次在省的敌人(按指杨刘滇桂军—引者),虽比东江的敌人还要凶,担我们只要始终抱定主义去做,遵守连坐法,爱护人民,总可以打胜仗的。”如前所述,蒋介石对此次东征返省途中所表现出的纪律问题,是十分恼怒的。第二次东征结束后,情况并没有变化。1926年1月12日晚,蒋氏对第三期学生讲自强之道,便谴责党军中的许多坏现象,“象嫖娼、奢侈、骄矜、贪黩、懒慢,种种的怪现象逐渐出来了。”所以,1月27日在西村对教导第三团讲话时,又讲到纪律和连坐法。1月30日,蒋赴虎门检阅教导第一团,对官兵讲到,“革命军的军法是很严的,就是连坐法。打仗的时候不许后退一步,在营盘里要特别的守规矩,不能犯了一点错误,犯了就非重罚不可。”直至7月9日就北伐告将士书中,仍念念不忘部下要将《连坐法》等朝夕讽诵,勿视为具文。尽管如此,第一军入湘后的纪律问题却十分严重;攻打南昌时又发生第一团团长孙元良竟然擅行率部撤退的事。10月4日蒋氏对第一军第一团将士等训话时说到:“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要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33话虽如此,法是人制订的,总可找到变通的办法,蒋介石是不会轻易处决自己的学生的。知恩图报,如同桂永清一样,孙元良也未被枪毙,1949年败退台澎时,他们都跟着自己的校长去了台湾。

  蒋介石效法岳飞、戚继光用连坐法治军,不是偶然的。有的著作指出,蒋介石的“革命的人生观”最终还是与封建军纪“连坐法”相辅相成的。蒋介石要下属为主义去死,又要将士用“连坐法”去牵制官兵同生同死,要下级服从上级,效忠孙中山,实际也就是效忠他这位孙中山事业的忠实信徒34。蒋介石的“连坐法”是绝对强制的纪律,动辄以“枪毙”相威胁(实际并不轻易处置圈子内的人),这就很难体现接受革命教育,形成“革命的人生观”,去发挥革命自觉性。一支革命军确是需要“三纪”—党纪、军纪、风纪,但严格地说,“连坐法”只能是作战时的军纪之一。过分强调“连坐法”,而不是将政治思想工作与奖惩条例结合宣讲,解决士兵的生活待遇以及处理好军民关系,战斗力既未能始终保持旺盛,纪律问题也一直无法去掉“堕落”两字,上下级关系,可以说是“刻薄寡恩”。以“连坐法”精神建立起来的黄埔系之所以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仅仅维持二十二年即告崩溃,与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建军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四、黄埔军校易名后的纪律问题与蒋介石恢复校名之议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设立了下属机构—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为8名委员之最后一位。第一次东征结束以后,国民党高层开始考虑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同年12月,便决定了改名之事,当时蒋介石正在潮汕,似未与闻其事。1926年1月12日,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改组黄埔军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提案”,决定为统一军官培养,取消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军自办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将之合并于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3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正式成立典礼。

  对于广东地区要办这个军事政治学校,据汪精卫说,是因为“只有一个军官学校便够了,并用不着一军成立一个军官学校;因为各军都是受国民党的指导监督的。如果一军有一个军校,就会有地方主义的色彩了。”至于何以“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合并在黄埔军官学校?这个理由:第一是党立的学校是由这个学校开始,有这个学校,才有其他的学校。第二对于蒋校长的人格和他的努力奋斗的精神,本党同志都是极端敬佩,故以我们蒋校长的人格来改组这个军校。同时并请蒋校长依然担任本校校长。”汪氏还说,“精神上、技术上固然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他要师生记住“虚心受善,实力改过”,但只字未提纪律问题35。从一般道理上说,合并各军校归于黄埔军校,取名、任命校长,均无懈可击。不过,这里边可能还另有隐情,即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失势之后,蒋介石权力飙升,直逼中央。他逐中共党员出军校和第一军,改变党代表、政治部的功能,军事独裁意向日著。在汪蒋权力角逐中,汪有力不从心之势,所以合并军校,冲淡军事色彩,强调政治在军校中的地位,也包含这位党代表要过问、监督主官之意。加上顾问鲍罗廷倾向国民党中央,总军事顾问季山嘉与汪关系也较亲密,所以牵制蒋介石,便不可避免了。

  汪精卫肯定蒋介石的“人格”和努力工作,并未使蒋介石宽心。在他亲订的年谱初稿中,在1月12日和3月1日即决定成立军事政治学校及正式成立军校的各该两日记事中,均一句话带过,未予置评。不言之意,其用心已可洞见:此事是汪的政治举措,并不为蒋所乐见。他随即以扣押亲汪的师长王懋功及发动“三·二○”中山舰事件,以反击汪精卫。到了10月22日,蒋介石更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恢复军校原名。

  早在1926年3月8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式,蒋介石的讲话与上揭3月1日汪精卫精神讲话完全不同,只字未提合并之事,只讲“了解主义,严守纪律”问题,称“本校第一是注重纪律,大家都要拿铁的纪律来互相监督;第二是无论学生、士兵,都要养成他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又强调要遵守党纪、军纪与风纪,做一个好学生、好党员与总理的真正信徒。实际情况是,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已无任何力量可以压倒蒋介石。5月11日,汪精卫被迫离粤赴法。据《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载,“闻展堂昨晨只身赴港,船中适遇精卫。<叹曰:异哉,冤家逢对头也>。(按重点号与<>号为蒋亲笔所加或所删—引者)。汪胡固然有矛盾,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均系蒋介石政敌。廖仲恺既死,胡汪二敌又去,蒋便海阔天空了。15日,提出整理党务案,以打压中共。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下北伐部队动员令。这样,便正式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参加北伐的第一军系统的部队,一支由何应钦统率,由粤东攻闽;一支(包括第一师、第二师)由王俊率领,由粤北入湘。军校学生、包括入伍生,部分留广州,部分参加北伐。6月29日,蒋介石往燕塘点验入伍生,“以其官长能力薄弱,神气颓唐,深致愤慨”。当时的情况具有普遍性。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写道:“‘三·二○’事件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被压缩了,(孙文主义)学会在那里把报刊和杂志这些政治部的机关刊物抓了过来,并企图向政治部本身进攻。”“由于学会的腐化影响,蒋介石军队的道德状况急遽恶化,偷窃、酗酒、嫖赌重又出现了。军队同广东居民的关系发生了麻烦,同农民的关系削弱了。在汕头,潮州地区军队甚至引起了商界的仇恨与讨厌。一些师长强烈要求孙科部长开放赌场,他们想从赌场里美美地赚钱。”“加伦指出,蒋介石意识到了军队里出现的这种状况的危险性,为此他常常向总顾问诉苦抱怨。”36这位苏俄顾问对蒋介石印象不佳,但证诸上述北伐前夕蒋氏对部队有关纪律问题的指责,切列潘诺夫之所记,应大体可信。

  蒋介石在1926年7月9日发布的为北伐告将士书中警告说:“若夫严申军纪,则有革命军特定之《连坐法》与《革命军刑事条例》在,而《新兵精神问答》、《战斗秘诀》、《日课问答》、《革命军口号》诸条项,党军用之而著效者,惟期诸将士朝夕讽诵,勿视为具文。”可以说,蒋氏为了北伐成功,已把丑话说在前头,把一切法宝也亮出来了。可是,事与愿违,第一、二师进入湖南后,其表现不但未给校长增光,甚至连蒋氏本人听到报告后也极为愤怒,连发三个电报去申诫。关于这一点,切列潘诺夫的书中也谈到了:“蒋介石在湖南的主要支柱—第一军的第一和第二师处境不佳。这两个师近三分之一的士兵不是成了病号,就是开了小差。”“蒋昔日的信徒、国民党右派王柏龄来到郴州(湖南省)后,召集了第一师和第二师的军官会议。一个参谋自言不讳地报告了关于各部队中开小差、抢劫、吸鸦片、贿赂等问题。王打断了他的话,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师是黄埔来的,这都是胡说,是共产党的诬蔑。’但是他很快证实了可悲的真相,并报告了蒋介石。”该书还说:“蒋需要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因而他不得已恢复了连队中的党代表职务,为此他向邓演达要人。在来到这两个师的政工人员中间有十二名共产党员。”37由于武昌尚未攻下,攻打南昌的第一师第一团孙元良又违纪撤退,蒋介石深感政治工作亟待加强,故在10月9日电武昌前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批准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若要树立威信,若要在党与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必须立大功,黄埔军校(中央军校)必须正常招生、培训与毕业。但十分不幸的是,黄埔军校内纠纷不断,甚至发生攻击蒋本人之事。11月28日《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近日,公拟训令,其纲要:一、革命之危机;二、黄埔之险象(堕落、散漫、幼稚、纵欲、盲从、交讧、抗命、孤立、自杀);三、环境之恶劣;四、军队之复杂;五、军纪之废弛;六、干部之不足。”这个纲要,是攻下武昌、南昌后拟写的,由此不难看出,直至1926年底,黄埔军校的纪律问题仍然严重,这是令蒋介石十分不满而又毫无解决办法的问题。而这年10月4日,军校举行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合计各科毕业生2247名。蒋介石5日在高安前线,在电勉第四届毕业生毋忘“亲爱精诚”的校训时,感喟“前方同学,均感本校同志阋墙,到处受侮”,要求“本以本校为中心,巩固团体,集中力量,则我能自强,谁敢侮之”?

  黄埔同学如何到处受侮,未见记载。如果第一、二师纪律严明,战功卓著,恐怕是人人敬畏,“谁敢侮之”?但连蒋介石都认为自己的部队军纪废弛,这就难免使人有异样的眼光了。至于作战建功,据切列潘诺夫观察,“蒋在北伐期间没有拿下一个城市。”蒋氏本人在10月21日在奉新对第二师官兵讲话时也说:“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看不出什么效力来”。这些话主要是对攻打南昌战役的阶段性结论,但迄1925年10月,第一、二师作战并无重大建树,这是事实。为了下一步的发展,蒋介石更多考虑“巩固团体”,即以黄埔军校为核心,巩固集团势力以夺取党权、政权和军校的根本问题。

  蒋介石十分清楚,黄埔军校是他起家的本钱。“陆军军官学校”校名是孙中山取的,要高举孙中山旗帜,这个校名是不容更易的。现在,主张易名的汪精卫已远赴法国,各军的随营军校也合并完毕,军校就是军校,用以培养指挥人才;不能羼入政治,徒滋纠纷。为此,10月22日,他电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要求将中央军校仍改名党立陆军军官学校,内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名称,请仍改为党立陆军军官学校,免除前后各期学生派别之分;并在武昌另设分校,原有校内政治科,移设武昌,再加扩充,以便多方造就政治人才也。可否,请核夺示遵。”38从现在能看到的有关资料,笔者尚未查到广州方面对于此项请求的答复,其原因不详,或许在广州的要人们并未予以讨论。自从黄埔军校成立以来,尤其校军成军以后,蒋介石处处强调纪律,处处以总理唯一信徒自居,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手中的权力,因利乘便,击败了几乎军事上、政治上的所有对手:陈炯明,滇桂杨刘,许崇智,胡汉民,汪精卫,也通过“三·二○”与“整理党务案”,严重打击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愈来愈显露出他的军事独裁的倾向。如果通过了军校复名请求,势必进一步助长他的气焰。不过,不论取名取实,蒋介石从1924年开始至1947年交出校长职务为止,他一直是这所军校的校长39。“校长”成为黄埔系成员对蒋氏终生的专称与尊称。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式军校,黄埔校军(党军)是一支新式军队。它引进的党代表、政治部等苏军模式的制度,是中国传统军制前所未有的体制。跨党的中共成员和苏俄顾问在黄埔军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争的事实。连西方人士的评论也认为,在纪律与训练方面,它是广东最好的一支军队。也正是如此,它对国民党而言,平定商团,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兴兵北伐、均能起臂指之用。黄埔军及其后续发展的系统教导师、第一军,当中许多将士在作战中前赴后继,奋勇争先,不少人甚至为国民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黄埔军校创办以后即重视纪律建设。但是由于主持者思想不新不旧,以及险隘的小集团观念,师法封建时代兵家,以一部《连坐法》和一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让这所军校先进的军事制度黯然失色,也使这所军校和党军朝私家化道路滑行。在缺乏权力有效控制的状态下,国家公器变成了独裁者私人擅权的工具。所以,尽管它一直重视纪律问题,但纪律问题一直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纪律问题最终引发全局性的腐败。在名义上统一全国二十二年之后,这支以蒋介石嫡系为主干的几百万兵力的军队,终于在内战中失去了大陆政权,留下历史笑柄:“黄埔精神—不死!”由此看来,研究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纪律建设,无疑是有历史意义的。

  注释:

  1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1994年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第619页。

  2 《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654页。

  3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1992年档案出版社,第178页。

  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81-182页。

  5 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1984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第1283页。

  6 《孙中山全集》第5卷,1985年中华书局,第55页。

  7 据俞辛焞等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1990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书所载,1915年3月7日,10月22日,11月4日、6日、9日、11日(两次)蒋曾访

  问孙中山。谈话内容不详。

  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0页。

  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6页。

  10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5页。

  11 刘妮玲:《在华外人对黄埔建军之认识初探》,刊《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200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39-240页。

  12 蒋氏在1925年11月7日记:“晨,辑拿破仑战略语录”。(《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54页)

  13(一)军法:《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及《陆军监狱规则》。(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目录,第5页,(二)校令军令:《整肃本校军纪令》、《饬守礼节令》、《饬各官长严束所部令》、《禁止军士扰民令》、《查拿强用废票士兵令》、《整理校政训令》、《饬官长除恶习令》、《切实整顿本校禁闭令》、《饬尽职守令》、《恤刑令》、《处决叛逃令》、《整饬校风令》、《重申砭正校风令》、《取缔学生病假令》、《取缔请假办法令》、《戒严时期严禁请假令》、《申明军纪令》、《制止迁调人员擅自离差训令》、《实行门禁令》、《重申纪律令》、《严防采办军用品营私舞弊令》、《重申敬礼令》、《为北伐禁止官长学生事假令》及《饬师生遵守请示报告程序令》等。(三)校规条例:《考勤规则》、《禁闭室规则》、《给假规则》、《风纪卫兵规则》、《会社组织规则》等。《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目录,第1-4页,第7-8页。

  1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56-257页。

  15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2003年华文出版社(北京),第219页。

  16 同上引,第219、220、221页。

  17 《爱民歌》全文如下:“爱民歌(此曾国藩所定也)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田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民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路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要紧话,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走出门来就学坏,总之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总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宁,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见邓文仪:《黄埔训练的特色》,刊黄埔建国文集编纂委员会主编:《黄埔军校六十年简史》,1985年再版,台北实践出版社,第451-452页。)

  18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139-141页。

  19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131页。

  20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392-393页。

  21 石一流:《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陈洁如自传》,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1页。

  2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34-436页。

  23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人民出版社,第209页。

  24 如1925年12月3日,蒋介石率东征军驻潮州,据载,“下午有学生十余人,同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公侠,争来诉状。公侠报告:‘共产势张,四周都非同志。’意在激成本党党员互相仇恨,怂公监视。公以<政治人员带兵官不能干涉,惟云当严办了事>近日非共产与共产之讧,愈演愈烈,公谓此足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党祸急矣,<可奈何!>”(《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65页。按,< >号内文字为蒋删去.)

  25 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军校史料》,第86页。

  2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50-452页。

  27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62-463页。

  2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1页。

  2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44、645、647页。

  30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184-188页。《革命军惩罚条例》见《黄埔军校史料》第174页。

  31 《东征校军的特点》,《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393页。

  32 现在能看到的连坐法有两个文本,一为记在《蒋介石年谱初稿》(1925年1月6日)中的一种,在该法内容前,记是日“制定革命军连坐法”,应是最初文本。同年《青年军人》第四期刊 《革命军连坐法》为另一种文本,由蒋介石、廖仲恺联衔公布。两篇精神一致,文字颇有异同。刘秉粹《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实战记》全文刊录后一种文本,可见后者是正式公布执行的文本。何以公布时弃前者而用后者,原因不明。为做比较,兹将刊于《蒋介石年谱初稿》及刊于《青年军人》之两个文本,分录于下。

  革命军连坐法。条文:第一条,本军以遵循先总理遗嘱、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各官兵应具牺牲精神,与敌交战时,无论如何危险,不得临阵退却。第二条,本连坐法即适用于战时临阵退却之各官兵。第三条,连坐法之规定如左:一、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二、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三、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四、营长同全营退则杀营长;五、团长同全团退则杀团长;六、师长同全师退则杀师长;七、军长亦如之;八、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九、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十、团长不退,而全团官兵皆退,以致团长阵亡,则杀团长所属之营长;十一、营长不退,而全营官兵皆退,以致营长阵亡,则杀营长所属之连长;十二、连长不退,而全连官兵皆退,以致连长阵亡,则杀连长所属之排长;十三、排长不退,而全排皆退,以致排长阵亡,则杀排长所属之班长;十四、班长不退,而全班皆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第四条,各级党代表亦适用本连坐法。第五条,本连坐法自公布日施行。

  革命军连坐法:现在军队,不知节制,所以上下不相连系,以致前进者徒死而无赏,虽欲赏之,无从查考;退后者偷生而无罚,虽欲罚之,亦无从查考。今定有节制矣!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如此看之,所杀不过三五人,似与士兵无涉,还可退走,然你们要仔细思忖此法一行,便是百万士兵,一时进前退后,也都有查考。所杀虽只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听我说这个缘故,比方一团人齐退,必杀团长,团长但见他一团人退时,他决不退。若是他团长一个人不退,必不能够支敌,必要阵亡在前方,我便将他部下三个营长都杀了,来偿你团长之命。营长见团长不退,恐阵亡了团长,就该他自己偿命,便是营长亦不敢退。他的部下连长,见营长不退,恐阵亡了营长,他的连长怕要偿命,就护着营长,亦不敢退。连长不退,若被阵亡,他部下的排长都该杀,排长怕杀,便不敢退。他的部下班长,怕阵亡了排长,必被司令官拿问枪毙,他亦不敢退,就护着排长站住了。班下士兵,恐怕阵亡班长,其全士兵都该枪毙,便都护着班长,站不住退。如此不是所死的,止于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那个还敢轻先退走?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兵法云,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又云“万人一心”“万人齐力”。真是要得这个效果,非实行此连坐法不可!从今以后,革命军即实行此连坐法,仰各将士奉行无违,勿视此为普通具文也。

  校长 蒋中正

  党代表廖仲恺

  3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15页。

  34 庹平:《蒋介石研究—解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2001年,团结出版社,第58、59页。

  35 《黄埔军校史料》,第74-78页。

  36(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96页。

  37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译本),第467页。

  3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53-754页。

  39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另外筹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1月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翌年3月正式成立,抗战期间迁址成都。1946年初再次易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7年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关麟徵升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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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11-21 0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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