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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发表的前前后后

添加时间:2018-09-14 14:52:45 来源:《团结报》2018年5月31日 王今诚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38年5月的某个早晨,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脚的石窑里熬了数个日夜的毛泽东,终于停下了笔,伸伸腰走到门外,凝视着泛起的晨曦。窑内的桌上放着厚厚一沓文稿,散发出浓浓墨香,最上面一页潇洒的题写着四个大字《论持久战》。此时的毛泽东或许还不曾完全预料到,这部著作将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使他“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吴玉章回忆录》)。

  酝酿与构思

  中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该怎么打这场战争才不至于亡国?这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朝野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孙中山、蒋百里、蒋介石、陈诚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都有过相关论述,均认为抗日战争必是一场耗时费力的“持久战”。但这些思考却没有系统地回答好“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和“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决定写一篇系统阐释如何进行持久抗战的理论文章,以消弭各种不切实际的论调,将爱国力量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思路上。为完成这个计划,他一边查阅大量资料,拟定详细写作提纲;一边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广泛吸收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

  大约在1938年初,关于《论持久战》的构思就已基本成型。当年1月某天,毛泽东与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抗战前途问题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时间谈话。在反复驳难的问答式谈话中,毛泽东经过严密论证后很肯定地对梁漱溟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这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使对国民党抗战没有信心的梁漱溟膺服不已,多年后他撰文回忆到,“这篇文章《论持久战》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在充分吸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构思臻于成熟。1938年5月5日晚,毛泽东与首个到访延安的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初次见面。他热情地握着卡尔逊的手说:“欢迎参赞!很抱歉,请你晚上来。因为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接着,毛泽东低声呼唤勤务员端上茶和花生,与卡尔逊在烛光下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彻夜长谈。他们交谈的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卡尔逊对此抗日战略十分感兴趣,请他更加明了的阐释一下。毛泽东点燃烟斗深吸一口,自信地说:“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此番谈话,让毛泽东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不懈地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着和平与公正。是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和基础,以非凡的组织能力,建立了现代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基础。他有卓越的洞察力,使山西、河北的抗战方式,如此有效地抵消了日本的现代化武器的优势”。

  发表与影响

  时值1938年4、5月间,年初开始的徐州会战已接近尾声。台儿庄大捷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逐渐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失陷的沮丧中缓过神来,更有人从日军被迟滞的进攻步伐中似乎看到了胜利在望,提出了“速胜论”的观点。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受此影响,到处发表“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盲目乐观论调。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徐州会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次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在各界人士就“亡国论”与“速胜论”广泛争论之际,毛泽东从5月初开始,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洋洋五万言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此文一出,当即以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前途问题的系统性、预见性思考,有力批驳了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错误思想,明确了持久抗战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到底的意志。

  5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时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5月13日,毛泽东再就《大公报》所谓“准决战”问题,致电在武汉的王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表明其对抗战形势的一贯判断:“《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徐州失陷次日(5月20日),毛泽东即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人,指出:徐州失守后,中共应有的准备及在敌后全面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随后,他在5月24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开学典礼上,再次强调了抗日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观点,并指出:若要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就必须增加抗日力量,比如办学校、办抗大,就是办法之一。但他在这些场合对持久战思想的阐述,还是零散的。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第一次系统、完整的阐述了自己的持久战思想。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

  毛泽东以问题为导向,开宗明义的设问:“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

  根据敌我双方各种因素及其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抗战将经历日寇战略进攻、双方战略相持、中国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他指出,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敌我力量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否变为独立国或沦为殖民地,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在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对持久战争的坚持到底。如此,中国将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雄辩地阐明了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首次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在说明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时,他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演讲结束时,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口吻宣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论持久战》在延安引起了巨大反响,先是以油印本在党内传阅。193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43、44期合刊正式发表煌煌巨著《论持久战》——标题由毛泽东题写,题下附有目录,全文120个自然段,约5万字。该期杂志封面印着毛泽东的点题之笔:“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但王明等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又要求其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然而,真理的感召力是巨大的。《论持久战》还是经东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社、辽东建国书社、《译报》图书部等机构出版为各种单行本,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抗战后期,个别地方甚至还印行了封面题名为“文史通义”的《论持久战》伪装本,出版机构则假托“上海广益书局”。

  毛泽东虽身处延安,但其持久战思想统揽全局,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立场上分析形势、判断前途的。因此《论持久战》一经发表,即在国民党高层引起震动。白崇禧尤其推崇该著作,向蒋介石积极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938年10月底,抗日战争史上战役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结束,日军用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宣告失败,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进入新阶段的事实,印证了毛泽东战略预判的科学性。这时,以陈诚为代表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得不捧起《论持久战》,认真思考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集体智慧的结晶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军事著作。该文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折服了绝大多数研读过它的人,有力推动了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威望的提高。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讲道:“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写道:“《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十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论持久战》所闪现的政治、军事智慧光芒,就是党内先进分子对“持久战”或“长期抗战”反复思考的集大成。在写作《论持久战》之前,无论是党内、党外,均已有关于“持久战”理论构想。

  毛泽东在1935年12月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曾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从1937年开始,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博古等人也开始从不同方面阐述中共的“持久战”主张。这些文章主要刊登在《解放》周刊上,如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第12期)、张闻天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第17期)、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第25期)、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第30期)。另外,周恩来还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群众》周刊第3期),任弼时于1938年2月14日至15日发表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新华日报》)。

  1937年11月14日,战时生活社编行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除由陈诚署名的三篇文章外,还包括郭沫若、张闻天及其他人的作品,并主要围绕《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展开论述。1938年1月28日,救亡出版社出版的《持久抗战与组织民众》一书,除陈诚的《持久战应有的认识》之外,主要收录的还是王明、叶剑英和张云逸等共产党人的作品。3月,抗战知识社出版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书,收录的均是中共领导人的文章。

  正如前文所言,毛泽东在酝酿与构思《论持久战》时,查阅了大量资料并与党内外有识之士反复交换了意见。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在持久战思想已具相当基础的条件下,完成构思和写作的。但最可贵的不是他对已有持久战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而是在于其对政治、军事理论的大胆创新。正是这一点,让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远超同时代人。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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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廖继红
最后更新:2018-09-14 14: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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