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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老兵的战争忏悔

添加时间:2018-08-27 09:15:45 来源:中国青年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这是他此生第四次“谢罪之旅”,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4月,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反日游行、中日关系再一次陷入紧张状态后,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说:“为了日中两国年轻一代的友好,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到中国来谢罪。我是当年侵略战争的参与者,我了解历史的真相。”

  这个声称要日夜不停地谢罪的91岁老人,腰间挂着一个人工膀胱,每四个小时就要清理一次。

  他有些秃顶,但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一言不发地走在中间那一段未经过修整、崎岖不平的桥面上。

  他的的脚步停住了。他的膝盖一点点下沉,直直地跪在凸凹不平的卢沟桥上,长时间地、深深地低下了头。

  “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恭喜。”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23岁,是日本朝日新闻报社的一名年轻记者。“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的报纸报导了这一事件。”本多回忆说,“当时的报导说,因为中国军队开了枪,日军为了保护在华日侨的安全,被迫参加了战斗。”

  那时他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战争报道,都是:我们占领了东北、我们占领了南京,云云。“我只是很不理解,既然总是胜利,战争应该结束了吧。”本多回忆说,“不知道为什么,总也结束不了。”

  本多是在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后才应征入伍的。因为近视和扁平足,他被列为后备役。他庆幸,“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战争”。

  来中国谢罪期间,他经常被质问:“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你是否认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

  “是的。”他诚恳地回答。“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参加?”

  这个问题本多不知怎样回答。他谈起了16岁时,读了一本叫《第二贫穷故事》的书,这是日本著名共产党人河上肇撰写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相似,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也在经历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的轮番浸袭。“我们看到自己的国家正经历贫穷。无论怎样努力工作,人们还是吃不饱饭。年轻人都在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完这本书后,本多说自己“赤化”了。在他当时就读的札幌第一高中,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抱着和他一样的梦想:用共产主义来解救自己的国家。但这个思潮在广泛蔓延开前就被军国主义的高压制止了。

  不久,“九?一八”事变,中日耗时15年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1937年2月26日,战争终于侵入了他的生活。那天,本多照常上班。远远地,他就感到气氛异样。走近才看到,在报社大门口架了一挺重机关枪,100多名士兵将报社大楼团团包围起来,大楼外墙上的弹孔像一只只眼睛在盯着他。“我很害怕,不敢进去,也担心我的同事,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或死亡。”

  在那天早晨发生的袭击中,朝日新闻报社印刷厂的排字车间被捣毁。虽然在其他报社的帮助下,《朝日新闻》当天出版了晚报,但对于这起改变日本国家面貌的“少壮派政变”,再没有任何媒体敢于评论和批判,读者们只是被告知: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而越来越多的号召是:战争、参军,为了祖国。

  1939年5月,本多接到了一张粉红色的急电:“征兵令已到,速回家。爸爸。”他愣了一会儿,意识到:战争真正到来了。

  本多剃光了头发,向报社附近一个茶店走去。他要去向一个“必须告别的人”告别。

  推开门,茶店老板的女儿正在擦桌子。她抬头,看到了本多的光头,眼神瞬即黯淡下去。5年来的每天下午,本多都到这里喝茶,和她聊天,他们也曾偷偷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就那样坐在桌子两边,始终沉默。”91岁的本多微闭着眼睛,“最后,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恭喜。”

  每个收到征兵令的日本年轻人都会收获这句话,以示为国参战是光荣的。

  女孩儿说完便站起身,消失了。本多独自一人坐在店里,音乐声突然从一台老式留声机里传出来,是他最喜欢的西班牙舞曲:波利乐。“旋律在茶店小小的空间里一点点膨胀,曲调越来越热烈、高昂,我感到一股热热的东西从我身体里一点点上升,我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音乐停止了。安静了一会儿,音乐再次响起来……“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心里一直在想:这是我最喜欢的女孩儿为我放的音乐……”

  曲子连续播放了五遍。本多站起身来,默默走出了茶店。

  战后,本多听说,这一家人在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中全部丧生。一句“恭喜”成为诀别。

  这便是战争带给一个日本年轻人的最初印象―――与心爱的人分别,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要活着回来,把我的不满说出来。”他完成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然后开赴战场。

  “没有人能够逃避兵役。”本多不知道今天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如果有人拒绝参军,军队会包围他的家,周围的人都不和他们说话,不卖给他们东西,他的家人、亲戚都被孤立起来,被认为是耻辱的人。”

  曾有一位他的学长试图抗拒,在被送到新兵营的路上逃跑了。几天后,人们在河边找到了他和女友的尸体。他们双双自杀了。“除了死,无法逃脱。”

  “他被我杀死了!”

  1939年8月,本多从南京登陆。南京周边地区就是他们驻勤的范围。“有时,晚上我在碉堡里站岗,会听见远处村子里的狗汪汪汪地从东头一直叫到西头,那里或许有军队在活动。夜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极了,开始不顾一切地开枪。

  “队长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但我管不住自己,我太害怕了。但事后更害怕,因为开枪会冒出火苗,暴露我们的位置。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瞄准我。”

  真正到了战场,他们才发现,这里,要么生存,要么死亡。

  “一次行军间休息,我和一个同伴坐着聊天,他突然就倒下了。”本多扳起他的身体,发现他已经死了:一颗子弹从喉咙里射进去,穿透了脖子。本多麻木了。

  “我们每天都在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能回家?”

  一名士兵的宿命,那个被他称为“罪恶”的事件,一年之后到来了―――

  “我们抓到了10名国民党军俘虏,押着他们行军,他们双手被绑在身后,拴成一串。突然,不远处响起枪声。前方可能有军队正在交战。

  “带着俘虏是没办法打仗的,我们以为队长会放掉这些人。没想到,他大声喊道:把他们都处理掉―――杀掉。

  “他挑选了最年轻的士兵来做这件事。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上好了刺刀,站在那个人面前10米左右。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脸是青色的,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的心狂跳着,手一直在颤抖。不敢看他。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队长就站我们身后,不停地催促……”

  “我此前从没有杀过人。从没有面对面地杀过一个人。我宁愿解开他的绳索,两个人公平地决斗一下。”

  讲到这里时,本多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手,始终平放在双腿上,就像一尊雕像。

  顿了半晌,“最后,我咬了咬牙,一闭眼睛,大叫了一声,就冲了过去。我听到他‘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就倒在了水里。他被我杀死了!”

  谈话气氛凝固了。

  “这就是我所犯的罪。”本多终于说话了,“我虽然是被迫的,但我的确杀了人,这是我怎样也谢不完的罪。”

  这是本多战争中杀过的惟一一个人。他看作是一生中始终无法抹去的污点。“如果我不杀他,队长会把我杀掉。”他说。

  “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

  战争有间歇式的平静。占领军与老百姓也有来往。

  1941年初。他驻扎在江苏省金坛县。金坛城边有个小公园,每逢休息日,本多便到公园的小亭子里去看书。一天,几个玩球的小孩儿将球踢到他脚下,本多帮他们捡球。他和一个小男孩儿认识了。

  那一天,他们俩吊着脚坐在城墙上,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开始了交谈。“我同小男孩儿谈论我留在日本的亲属,以及战后我打算过的生活。他好像是初中一年级,说他的愿望就是战后到东京去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就这样,本多渐渐和这个吴姓人家接近起来。吴家偶尔还会请他去家里作客,但小男孩儿的姐姐,只要一看见他,转身便走。

  春天来了,吴家人邀请本多一起去金坛城外的梅林里去赏花。

  吃饭中,吴家父亲让女儿唱一首喜欢的歌,女孩儿始终不肯唱。父亲便一再要求。

  “终于,女孩儿突然站了起来,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大声说:‘我有歌唱给以身殉国的勇士,但没有歌唱给国家的敌人。’说完,她就跑走了。

  “我非常难堪。她的家人也不知该怎么办。我站起来,向他们道歉,作了一番解释,然后就去寻找她。

  “她在梅林深处一棵老树下哭泣,穿着蓝色衣服的瘦小的肩膀抖动着。我走到她面前,低下头,低声说:我期待有一天,你们国家的勇士们能听到你的歌声;那一天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定也是幸福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本多离去。“水一样的悲哀浸透了我的心,我真希望放声大哭一场。我知道了她对我的厌恶,这让我非常非常不安。”

  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就在本多跟随队列走向城门时,那个小男孩儿跑到队列里,塞给他一张字条,说了声“姐姐”,便跑开了。

  他展开字条,上面写了两行字: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你不要死。

  “那一天,我就下定决心,尽管我无法保证自己不死,但我至少可以尽可能地不再杀人。此后,每当射击时,我便会抬高自己的枪口。”

  本多将那一天称为“一个小小士兵的新的出发点”。

  “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1年8月,本多服役期满后,回到了日本。两年后,因兵力紧张,他再次被召集入伍,驻守北千岛(今属俄罗斯),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我们队长从营房里冲出来,大喊着:投降了!投降了!喊着喊着就哭起来。但士兵都很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开始打棒球,锻炼身体,为回家做着准备。”

  他们随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去西伯利亚做了两年苦工,1947年才重新回到故土。

  这时本多已经33岁,不再有梦想。他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但战争始终没有远离过他。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退休10年后,他重新拾起这些记忆。

  从1986年2月起,他自费到各地演讲,向年轻人讲述当年战争的状况,自己的罪恶,“你不要杀我的同胞”,日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无法摆脱的境地,以及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应重演。至今,讲演已进行了千余场,听众多达18万人,听众最少一次,只有一个中学女生。

  1985年,他创办了一份双月刊手抄报,取名《顽皮报》,自编自写,复印后邮寄到全日本各地的250个“订户”手中。在5月1日出版的这期报纸上,他亲自撰写了长篇社论,批判日本主流媒体将4月中国大陆的反日潮流高涨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一手导演。反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一期,还刊登了大阪市一名高一女生的来信:

  “听到你讲的故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战争不管是胜还是败,留下来的只有憎恨和悲哀,不言而喻,那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

  他摩挲着这份五页纸的报纸,说:“这就是一个老人面对着一个他不满的社会,嘟嘟哝哝的自言自语。”

  孙子有一次问他:“明明是你们做的事,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担?”

  本多回答:“加害者很容易忘记过去,而受害者则很难。年轻人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这个事情,努力理解对方的想法。但建立这样一种健康的交流氛围,是爷爷这一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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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8-27 09: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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