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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老战士目睹芷江洽降

添加时间:2018-07-10 14:33:3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专使、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图为今井武夫正在阅读投降条款。

  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专使、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图为今井武夫正在阅读投降条款。“那天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当天正在县城采写稿件的昆明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说,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一结束在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便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现年79岁的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里仍难掩兴奋的光芒,“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区台当值时,另一个消息已散播开来―――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

1945年8月21日芷江洽降结束后,中国高级将领与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纳一起交谈(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肃毅、柏德纳)。

  1945年8月21日芷江洽降结束后,中国高级将领与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纳一起交谈(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肃毅、柏德纳)。“日军的葬身之地”迎来百世殊荣

  8月15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接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急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出6项投降原则,催促其赶快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会谈受降事宜,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17日下午5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率同随员3人,准备于18日乘飞机再转去玉山。当晚,蒋介石又匆匆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现年86岁的杜方顺老人系国民党20军134师402团第6连连长,当时正在芷江机场担任汽车团防务。“芷江占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美国人援建的机场,且是新生武力核心之一。”杜方顺分析说,“数百架飞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本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而有所戒备,这也是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的用心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4个月,冈村宁次为争夺该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结果以死伤近两万多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芷江因而被称为“日军的葬身之地”。

受降纪念坊: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

  受降纪念坊: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

  全军事化招待日方人员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并规定了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5人)、飞机的航线、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飞行的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

  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定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其余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

  蒋接到冈村宁茨的复电后,于19日晚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随后,何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4方面军王耀武、新6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与此同时,谈判会场也正抓紧布置。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4方面军与新6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他们已忙碌3天3夜。

  位于芷江七里桥的洽降会场原是一座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4国国旗。

  会场室内东面墙上,印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4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4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日本降使在芷江如过街之鼠

  21日11时15分,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在芷江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降落。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新6军政治部少将陈应庄和陈昭凯立即上前询问。在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从机场前往会场10多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

  芷江七里桥修建“受降纪念坊”

  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及3名随员在陈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四里之外的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几名中美高级军事人员坐在上首一排长桌后,被领进会场的日本谈判者,依次是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中方发言先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日本人的发言先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

  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命令日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开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问他有无其他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

  总参谋长肖毅肃在今井交出中国战区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后,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交今井签署收据。整个谈判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事实上,受降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条款。从21日到23日连续3天,受降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秘密商讨中解决的。当时的商讨很紧张,常常开会到深夜。

  23日下午2时15分,今井武夫在接受各种指令后,离开芷江,飞返南京,筹划冈村宁次签降的准备工作。中美混合大队的三架野马式飞机,护送至常德。

  下午7时,何应钦在会谈大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宴会,邀约了美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及其幕僚、各方面军司令、记者出席了宴会。宴会上,何应钦、柏德诺分别致辞,互贺受降会谈的成功。

  至此,芷江受降圆满结束。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缅怀为抗日英勇献身的先烈,牢记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史实,1946年,在受降地点芷江七里桥修建“受降纪念坊”。

抗战时期的芷江机场。

  抗战时期的芷江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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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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