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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抉择:芷江洽降

添加时间:2018-07-10 11:40:26 来源:悟禅书桌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其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洽降。17日蒋介石又复电冈村宁次,由于玉山机场跑道被雨水损坏,将日军洽降地由江西玉山变更为湖南芷江,芷江洽降于是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么,蒋介石改变洽降地点仅仅是因为玉山机场被雨水损坏吗?抗战期间的芷江具有怎样的条件,为何能被选为洽降地?在芷江进行的抗日最后一战是如何发生的?洽降过程中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最后的抉择:芷江洽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正当重庆方面为赴玉山洽降繁忙之时,一些高层人士对于把洽降地点放在玉山提出了异议,认为把洽降地点放在玉山不利于洽降。因为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如果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洽降,不利于洽降的安全、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日军投降代表造成压力。加上玉山远离后方,通讯、交通十分不便,不便于部队机动。因此国民党高层内部都认为有必要改变洽降地点。

  至于改在什么地方,当时有许多争论,顾祝同、冷欣等建议把洽降地点放在江西上饶。8月17日上午,蒋介石征求高层人士意见,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对改变洽降地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洽降地点不宜放在玉山,并提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洽降。他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第二,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基地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受降部队的机动;第三,1945年在芷江进行了打败日军的“最后一战”,把洽降地点改在这里,可在心理上对日军投降代表产生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抗日最后一战是如何发生的呢?

  1944年初,大批中美空军进驻芷江机场后,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框定了驻芷江空军的作战区域。由于驻芷江中美空军战果辉煌,加上中国及同盟国军队及军事机构陆续迁入,原本不足3万人的芷江县城,骤然增加至10余万人。同时,大量难民相继涌入,鱼龙混杂。因此,芷江空军基地虽然保密工作做得好,但也难免被日军的密探侦察到。

  为了摧毁芷江空军基地,日方在派出特务进行暗中破坏的同时,还多次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在轰炸和暗中破坏均未能奏效以后,为了消除空中隐患,重新夺取制空权,日军制定了“芷江作战”计划,妄图一举摧毁芷江基地,以进一步威胁国民党的陪都重庆。1945年4月上旬,日军坂西一郎率领8万余兵力,从广西和湖南境内分三路进攻湘西,合围芷江。

  1945年4月9日,蒋介石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死守芷江机场。而中国军队要保住芷江机场,就不能让敌人越过雪峰天险。于是,何应钦亲自担任总指挥,指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等参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将廖耀湘新六军从昆明空运至芷江作为总预备队。这样,中方参战部队仅陆军就达到了8个军23个师,加上后勤保障部队,总兵力接近20万人,这次战役也被成为雪峰山战役或湘西会战。

  4月9日战役打响。日军从安化、益阳、宁乡、永丰、邵阳、东安、新宁、武冈等地1300余里的地带上,呈扇面向湘西发起了全面进攻。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中国守军从各个方向奋起反击。

  4月10日起,从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空军战斗机、轰炸机轮番参战,配合地面部队攻击进犯之敌。陆空有力配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在中国地面部队英勇奋战和中美空军的强有力打击下,6月7日,参加“芷江作战”的日军全线溃败。那时谁也料不到,因争夺芷江机场而发生的这次会战,竟然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最后一次恶战。

  这次战役,共歼灭日军28320人,俘虏213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把洽降地点改在这里,可在心理上对日军投降代表产生一定的压力。再加上日本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承认在中国战区的失败,一直宣称“终战”,而不是“投降”,选择一个令日军有压力的地方就更加必要。

  就这样,当17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决定派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于18日乘飞机至杭州再飞玉山时,蒋介石当日下午致电冈村宁次,告知洽降地点由江西玉山改为湖南芷江。

  冈村宁次

  1945年8月20日,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陆续到达芷江。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四架,何应钦、肖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同时赶到。

  20日晚上,何应钦召集到达芷江的军政要员们一起会商,认为日本侵略军投降代表来芷江后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而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有V字表示胜利。

  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是第四方面军与新六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他们已忙碌了三天三夜。洽降会场原为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乃一幢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及休息室,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块空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右边缀以“正义”,两字中间均有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会场前空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挂着四国国旗。

  日本侵略军投降代表所乘飞机未到之前,记者们特驱车到为日方准备的招待所参观。该招待所位于空军总站合作社后面,是灰色平房,食宿房屋各一栋。每间卧室都备有木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都是新的,朴素而整洁。后来,连日方投降代表都觉得中国方面十分宽大优遇。

  参观后,数千人伫立在机场等候日机到来,谁知到了正午12时,还不见踪影。当时,机场广播说:日机已飞越常德,接着又说已过辰溪。但12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日机中途迷失方向,错认洪江作芷江,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据说,当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专机接近常德上空时,突然从云端中飞出六架野马式战斗机,围绕专机转了三圈。经辨认确定为美军飞机前来引航后,今井武夫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呆坐在座位上默然无语。

  受降时日军飞机

  12时11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20分,驶向指定地点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4公尺长的红色布条。

  国民政府陆军总部派出了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与此同时,芷江机场警卫部队派出一个营,并增派宪兵一个连,担任警戒任务。事前,在机场周围用石灰划出警戒圈,圈内布满了岗哨,围观的人群被限制在石灰警戒线以外,防止发生意外。

  25分,日军专机打开舱门,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少将是否可以下机?陈应庄答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少将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检查行李后,12时30分,陈少将引导今井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二辆吉普进城。

  当时,长约两公里的路旁,站满了中美两国的军人和百姓,有的伸出手指作出表示胜利的“V”字状,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武夫面色惨白,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他在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此行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孤寂和不安的心情。

  下午3时20分,陈应庄少将引导今井及其随员进入会场。会场正中央的桌旁坐着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柏等亦都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十人为了更加近距离的照相,都往走廊的方向挤,一直挤到会场外面。

  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受降典礼正式在芷江七里桥开始,萧毅肃主持仪式。会场内木质的大厅长约20米,宽约8米。几张桌子排成弧形,铺着白桌布,有如法庭的审判台。对面有另一张小桌子与四把黑椅是提供给日方投降代表的座位。会场内政要、士兵、中外记者140多人,早已等候在会谈厅的另一端了。

  现场所有人都盯着今井等人脱帽入室,他们获准佩带军刀,但4人走过空位时,均对萧毅肃深深鞠躬,然后肃然默立。萧毅肃示意坐下,验明今井武夫等人的身份后,洽降才算正式开始。

  会谈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5时30分,所有发言均译成中、英、日三国语言,其实,这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实质性的问题,肖毅肃宣布将在今井逗留的三天之内随时解决。

  会议上,肖毅肃以何应钦的名义将一份备忘录交与今井,要今井转致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关于日军投降及中方军事长官受降地点作了详细规定,把受降接收分成十几处,但中间没有一处有共产党军事人员,也没有划给共产党军队一个接收地区,仿佛共产党根本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似的。这种情况,连美国记者也觉得奇怪。

  第一次洽降会谈结束,便举行受降仪式。萧毅肃等人用中日英三国语言高声宣读何应钦交给今井、并转送冈村宁次的“中字第1号备忘录”。备忘录宣读完毕后,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受领证”和毛笔、墨盒,由萧毅肃的翻译送到今井的面前。

  这时,上百双眼睛一齐聚焦在今井的身上,无数中外媒体记者的摄影镜头,也瞄准了这个中心人物。今井急忙在“受领证”上签名,并加盖了一个椭圆形的朱红印章,摄影师快速地拍下了这一镜头。这一镜头,从此也就永久定格并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史册。

  再之后,经过多次洽降会谈,至8月23日,中国谈判代表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的全部备忘录第1至第5号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详细规定了中国受降的事项。

  肖毅肃在递交备忘录时还特别强调,要日军保管各地武器及财产,说不得交与没有接收权限的任何军队及团体,否则惟日军是问。日本译员木村没有将这一段话详细译成日语,中国译员即提出抗议,木村只好重译一次。今井答复:“日军的精锐武器都在满洲;在中国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武器都是陈旧的了!”这是挑拨,但也有几分真实。他接着又说:“中国有很多军队想要接收我们的武器及物资,我们很难对付。”

  肖毅肃说:“那些都是些土匪或地方杂牌部队,一点也不能交给他们;如果他们强行接收,日军可采取适当防卫手段!”又说:“在冈村将军完成投降手续以前,中国方面决定派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冷中将一行计划与贵方代表一同前往。何总司令决定在最短时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和北平去。为此,美国空军地勤部队将首先进驻。希望冈村将军配合我方,作好准备。”今井说:“本文件中显然有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此陈述意见。”肖答:“有困难,留待以后再进行联系。”会谈即告结束。

  23日下午3时左右,洽降会议全部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并告知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为南京。还表示对他们“不辞辛苦远道来芷江,表示慰问”。并说中国决定8月26日至30日空运一部分部队至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然后,今井等日方人员赶赴机场,于下午4时飞往南京。中国陆军总部首先派遣了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桐岗上校及译员一名同行。

  当天晚上,何应钦则在芷江的空军驻地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庆祝“胜利”。除了已经离开芷江赶回自己的司令部部署部队调遣的几位高级将领外,其他人,包括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何应钦捧着酒杯,到处找人交谈,喜笑颜开,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有记者这时候问他:“为什么接收受降的人员中没一个共产党方面的人?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何应钦立即反问:“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记者没有回答,反而再问:“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的政府对共产党如何处置呢?”这次何应钦说:“只要他们不捣乱,服从指挥,政府中可以给他一个位置……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不论国共双方接下来有了怎样的冲突,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这个事件的地位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永久见证和纪念“芷江受降”这件历史大事,1946年2月,芷江“受降纪念坊”建成。这座纪念坊以一个震撼人心的“血”字造型,象征着中国以3500万死难同胞的鲜血,凝成了抗战的惨胜。因此,这座纪念坊又被称为“天下第一滴血”。这是当年华夏大地上唯一一座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又被誉为“中国的凯旋门”,是全球六座凯旋门之一。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缅怀和追思抗战英魂的重要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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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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