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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于静远笔供(1954年11月30日)

添加时间:2018-06-30 18:49:44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十三 于静远笔供(1954年11月30日)

  姓名:于静远。年龄:五十五岁。籍贯:辽宁省辽阳市东二道街。文化程度:留学瑞士国炮兵士官学校。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个人出身:官吏。

  学历:

  一九一O年入辽阳启化学堂小学初等班。

  一九一二年秋入沈阳第六模范小学高等班。

  一九一四年冬入辽阳县立中学插班。

  一九一五年秋入大连公学堂(两星期即退学)。

  一九一五年秋入辽阳文德中学附课。

  一九一六年春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语言科。

  一九一九年冬上海同济大学语言科毕业。

  一九二0年冬自费赴德国留学。

  一九二一年春转赴瑞士国留学。

  一九二一年夏入瑞士国炮兵新兵学校。

  一九二一年冬入瑞士国炮兵下士官学校。

  一九二二年夏入瑞士国炮兵士官学校。

  简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当沈阳东北大学德语讲师。

  一九二四年三月到一九二八年春当哈尔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

  一九二四年夏兼横道河子特警总署长。

  一九二四年秋到一九二八年春兼哈尔滨木石税局副局长。

  一九二五年冬到一九三一年秋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参议。

  一九二六年冬到一九二七年冬兼哈尔滨东北航务局顾问。

  一九二七年夏到一九二九年冬兼东省铁路理事长公署顾问。

  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三一年秋当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当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顾问,十二月兼自治训练所长,兼监察部长。

  一九三二年四月当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兼伪满奉天省公署秘书。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当伪满驻东京公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

  一九三五年兼伪满留日学生会会长,兼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

  一九三六年兼伪满协和会驻东京委员。

  一九三七年四月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

  一九三八年二月当伪满新京特别市长,兼伪满协和会首都本部长,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兼伪满军人后援会副会长。

  一九三九年兼伪满总务厅企划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O年六月当伪满产业部大臣,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O年八月当伪满兴农部大臣,兼伪满协和会员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二年九月当伪满民生部大臣,兼伪满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当伪满经济部大臣,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犯罪事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底,我当哈尔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接到总司令张作相由天津来电,令我赴天津,并未指示为何事情。我想,他是要问九·一八事变后的情形。我于十月三日回到辽阳,向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探询日寇侵略东北的情形。他回答我,他不知道。于是我令人回哈尔滨向参谋长赵金麟报告,我未得到材料,不能赴天津去了。我就在辽阳住下了。这是我怕牺牲,为张作相去卖命不值得,把国家跟张作相分离开了。十一月三日,大汉奸于冲汉忽然赴沈阳,于十一月九日当了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长。即日令人来叫我去沈阳,他令我当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顾问(我猜他与日寇有联络),负伪自治指导部与伪部长间的连络事务及代理伪部长的职务。伪自治指导部顾问日寇关东军司令部附今田新太郎大尉,领我及王子衡、王秉铎、林钧宝(还有二三人记不住了)去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他对我们讲话的内容是,日军仗义出兵把张家政权打倒了,除去虐政,你们要努力把地方自治办好。我曾代理伪部长赴各县参加伪自治执行委员会的成立,如海城、盖平、复县、营口、辽阳、抚顺、安东、铁岭、开原、昌图、梨树、黑山各县。在伪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式典上我曾讲话说:“过去张家政权是暴虐的,现在日本仗义出兵把张家政权打倒了,我们能够自治,是要感谢日本的,请大家把自治的事情办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兼当伪自治指导部自治训练所长。训练所的目的是养成作为自治指导员的人材,好分派各地替日寇统治东北人民。共训练十数名(内有中国人五六人,日寇七八人,朝鲜人一人)。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该训练所归并入伪满大同学院。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兼伪自治指导部监察部长。我曾参加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招待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等的宴会,在沈阳大和旅馆。伪自治指导部解散,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招待伪自治指导部的人员,我作主宾。三宅光治致词说:“诸位为地方自治是有功,很劳苦的,今后尚希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特备粗宴略表慰劳之意,并祝诸位健康。”我答词说:“我们过去承阁下的指导得无大错,何功何劳可言,今蒙盛宴招待,实为感谢,望今后仍赐指导,是为幸甚。”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原是日寇关东军司令部一个办理政治的机构,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日寇把它拿出来,令大汉奸于冲汉当伪部长,以掩盖世界的见闻,好来统治东北。我从这天起甘心作日寇的忠实帮凶,到处宣传日寇的欺骗政策,麻痹人民的抗日的思想,涣散抗日的士气,为日寇成立伪满洲国殖民地政权打下基础,又为日寇造就了统治危害东北人民的人材。这是我投降日寇帮助日寇侵略、统治和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经伪满奉天省公署最高顾问日寇金井章次的介绍,当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兼伪满奉天省公署秘书。一九三二年五月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副处长日寇小泽开策通知我,令我同伪满奉天省公署秘书长兼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组织处长阮振铎及“满洲评论”编辑人日寇小山贞知三人,前往沈阳大和旅馆去见国际联盟调查团,说明伪满协和会的组织情形。三人到了大和旅馆,有位很精通中国话的团员出来接见,向阮振铎和我说:“协和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未等我二人回答,日寇小山贞知当即说:“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成立的。”团员对他一笑说:“我知道了。那么协和会有多少会员呢?”未等我二人开口,日寇小山贞知当即又答:“有会员二十来万人。”团员对他一笑说:“我知道了。”即向阮振铎说:“您是作什么的?”阮答:“我是医生。”接着问我是作什么的?我答:“我是个落伍的军人。”团员说:“啊!您是在家纳福呢。”团员说:“好吧,我一定把今天会见的情形报告给团长李顿卿,你们请回吧。”这是我帮助日寇欺骗国际联盟调查团,是把日寇侵略东北的罪行给掩盖了,是我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伪满协和会令我代表东北青年,拿着伪满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给日寇外务大臣斋藤实的介绍信,赴日本要求日本承认伪满洲国。我到了东京之后,见着日寇外务大臣斋藤实,把信交给他,他即向我说:“日本承认满洲国,只是法律手续上的问题。”我当时向他说:“请阁下决心来决断这件事情。”我曾在东京朝日新闻讲堂讲演,讲演的内容是,感谢日本仗义援助伪满洲国的成立,而伪满成立后治安是安定了,工商业有了发展,产业开发很有希望,在民族协和的情形下是具备了独立国的条件,请赶快承认吧。我在东京还见过日寇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冈田启介、文部大臣鸠山一郎、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我在名古屋市、京都市、大阪市、福冈市作过讲演,内容与在东京讲演的相同。一九三二年七月初旬回到沈阳。这时候祖国一致反对日寇侵略我们东北,而我倒代表东北青年去说日寇来侵略吧,把日寇侵略我们东北事实的真象{相}给掩盖了,这是我叛祖国反人民帮助日寇侵略最大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伪满新京国务院礼堂开伪满协和会的发会式,有伪满执政溥仪、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及伪满各部总长、司长等到场。我当发会式的司仪。当场推举伪满执政溥仪为伪满协和会名誉总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伪满协和会名誉顾问,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伪满协和会会长,伪满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为伪满协和会理事长,伪满外交部总长谢介石为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日寇中野琥逸为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这时伪满协和会的经费全年为三十来万元。办的事情是派人(主要是日寇和会说日语的中国人)跟日寇关东军所到之处作宣抚工作,宣传日寇仗义援助成立伪满洲国,要人民归顺伪满洲国。是我帮助日寇侵略,欺骗东北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二年十月,伪满协和会派我代表伪满协和会赴日本久留米,参加日本九州在乡军人大会,在会上我介绍了伪满的发展及民族协和的情形,和感谢日寇仗义援助伪满的成立。我还说:“欧美人素来瞧不起我们东亚人,现在日满两国应当携手谋东亚的兴起。”我又赴长崎市,在长崎市作了讲演,介绍了伪满的发展和民族协和的情形及感谢日寇对伪满的仗义援助。十月底我回到大连。这是我助长了日寇侵略野心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死亡后,我继承了他出卖祖国权利的中日合办鞍山铁矿振兴采矿无限公司经理,每年鞍山制铁所仍旧给我三万六千元。这是我继续出卖祖国权利的罪行。一九三二年春,我带同于静溶、冈村俊子在沈阳日本总领事馆立案造林公司的合同是这样的:一九二一年,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跟日本人冈村某在本溪县境内祁家堡子、连山关下马塘一带合办造林(冈村某是住在祁家堡子,作买卖窑木营业的)。由冈村某出树栽子和种树的及其他一切费用,有山场的人只出山场,于是共植松树三百数十万棵,我家的山场种有七八万棵。一九二八年冈村某死去,由其妻冈村俊子继续经营,但是没有向政府请求立案。一九三二年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死去,冈村俊子要出卖她的权利,因无人买,没有卖成。这时有山场的人恐怕后来发生纠葛,于是于静溶(我的同祖哥哥)代表有山场的人跟冈村俊子订立正式合同,我也在场参与一切。合同规定将来卖了树木,冈村俊子得十分之五点五,有山场的人得十分之四,余下十分之零点五作为经营的费用。合同订好后,在沈阳日本总领馆立案。这是私自跟外人合办造林,我负有出卖祖国权利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的四弟于静纯赴东京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向日寇在我的父亲于冲汉死后赠与勋一等旭日章道谢。到东京后,日寇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曾招待我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山下奉文及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柴山某都曾招待我们。我曾进日寇宫内向日寇天皇裕仁签名问安。现下我认识到,那是我帮助了日寇的侵略政策,作了它的帮凶,危害了祖国人民,才得到日寇那样的待遇。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伪满外交部派我当伪满驻东京公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一九三四年四月我赴东京到差。一九三四年我承继我的父亲于冲汉得的伪满建国功劳金三十万元。这是日寇拿东北人民的血汗奖励汉奸的钱,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我曾参加日寇天皇裕仁的观樱会。一九三四年秋萨尔瓦多共和国承认伪满洲国,我曾参加伪满驻东京公使丁士源招待萨尔瓦多共和国驻东京总领事的宴会。一九三四年秋,我曾参加日寇秩父宫代理日寇天皇裕仁访问伪满,赴伪满新京之前,在其宫邸招待伪满公使丁士源的宴会。日寇秩父宫由伪满回到东京,日寇天皇裕仁为慰劳他和其随员一行曾开慰劳宴,并招请伪满公使丁士源和我作陪。这是我作了日寇欺骗政策的工具,我负有欺骗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春,伪满与苏联买卖东省铁路的契约成立(这是日寇强夺的),我曾参加苏联驻东京大使馆招待伪满外交部次长日寇大桥忠一、伪满公使丁士源及日寇外务省人员的宴会。一九三五年四月,伪满皇帝溥仪访日,乘日军舰到横滨,我曾代理伪满公使丁士源登舰欢迎。伪满皇帝溥仪乘车到东京站时,日寇天皇裕仁以下都在车站欢迎。我曾参加日寇天皇裕仁招待伪满皇帝溥仪的宴会,日寇总理大臣冈田启介招待伪满皇帝溥仪的宴会,伪满皇帝溥仪招待日寇接伴员的宴会,日寇接伴员招待伪满皇帝随员的宴会。一九三五年五月,伪满皇帝溥仪由神户乘日寇军舰回伪满,我曾代理伪满公使丁士源由东京赴神户奉送。这次伪满皇帝溥仪访日,表面上日寇故意以独立国元首的仪礼接待,实则欺骗世界,而行其侵略掠夺政策。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侵略的罪行。一九三五年夏,伪满公使丁士源被调回伪满,我临时代理伪满公使,我曾赴各国驻东京大、公使馆投名片拜访。一九三五年七月伪满驻东京公使馆改为大使馆,伪满参议府参议谢介石来当伪满驻东京大使,我仍当伪满驻东京大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一九三五年七月,我曾随伪满驻东京大使谢介石向日寇天皇裕仁递伪满国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希特勒德国由伪满购买大豆的协定成立,我曾代理伪满大使谢介石招待希特勒匪帮代表基浦,这是日寇外务省在中间拉拢成立的协定,是日寇掠夺我们东北大豆,去向希特勒德国换取物资,我负有帮助日寇行其掠夺政策,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伪满大使馆学务处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监督、统治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成立伪满留日学生会,我当伪满留日学会会长,日寇陆军少将平田幸雄(日寇陆军省推荐的)当副会长。由日本各大“会社”捐款百余万元修筑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一九三八年落成的),日寇陆军少将平田幸雄当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长,我当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伪满留日学生寄宿在伪满留日学生会馆者被监视,被强制拜“天照大神”小庙。伪满文教部在伪满新京设留日预备学校一所,由该校毕业的学生才能得伪满文教部的许可赴日本留学。伪满大使馆学务处根据伪满文教部的许可及留日学生志愿入的学校为之介绍考入学校,否则学校不予考试或不收。一九三六年伪满文教部施行了“新学制”(所谓实务、实习教育,中等学校设专科)。我在思想上也赞成这种学制,因为看见旧日普通中学毕业的人不能就业,就是没有专长,这样一来,不就可以纠正了旧来的偏差吗!岂知,我的思想犯了很大的错误,哪有侵略者给被侵略者设想的,否则也不成为奴化教育了。所以伪满文教部施行了“新学制”的结果,全伪满国民高等学校十之七八为农科,余为商科、工科。这是日寇奴化东北人民的政策,使东北人民停留在落后的农业水平上,以供其压榨、奴役。一九三六年伪满大使馆学务处因伪满留日学生在私立大学旷课的甚多,于是要求日寇陆军省军务局对伪满留日学生跟日本学生同样也授以“军事训练”,如果伪满留日学生不受“军事训练”,也跟日本学生一样得不到毕业证书。以致伪满留日学生不得不忍受日寇的“军事训练”。这都是我帮助日寇压迫、奴化伪满留日学生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春,我兼当伪满协和会驻东京委员。这时伪满协和会在东京设一事务所,常驻的人是伪满协和会职员日寇五郎丸保,委员是日寇多田骏、浅原某、片仓衷。我曾参加过聚餐会四五次,在席上也没有作过什么决议,只是些杂谈,我没有看出来伪满协和会驻东京事务所有什么活动。一九三六年夏,日寇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满蒙班长少佐片仓衷,找我陪同他在东京会馆去向日寇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等五六人,说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为伪满协和会对伪满政府地位的声明。他告诉我,不用我说一句话,不用带翻译,只在那一坐就行。可是,我在场经三小时,看斋藤隆夫等对片仓衷的质问是很剧烈的。这是我帮助日寇欺骗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我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我到差后即扩充预算为六百万元,实行二位一体制,即伪满省、市、县长兼伪满协和会省、市、县本部长。我继续施行“青年训练”,为养成束缚人民思想和推行伪满政府诸种政策的骨干。一九三七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吉林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和答辩。一九三七年六月,以伪满协和会的名义埋葬张作霖的灵柩,我同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日寇甘粕正彦、关东军司令部附大尉辻政信赴沈阳,把张作霖的灵柩由小东关珠林寺送至小西边门外的沈阳车站,专挂一辆车箱送往高山子。我因有病只送到沈阳车站就回长春了。是日寇甘粕正彦亲身送到高山子坟地埋葬的。这是日寇故意刁买人心,欺骗东北人民,才这样作的。而我执行它的政策,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以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名义曾出过布告,言词荒谬绝伦(内容记不得了),压制了人民的抗日思想。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欺骗政策,危害祖国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七年秋,我曾参加伪满三江省依兰县湖南营日寇开拓团的伪满协和会分会成立。

  一九三八年,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组织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伪满警察和地方行政,如传令、防空、防火、防谍、宣传,推行伪满政府的诸种政策。妇女儿童也要勤劳“奉仕”,参加防空、防火,致人民受了压迫和奴役。一九三八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安东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和答辩。一九三八年夏,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访问意大利、希特勒德国经济使节团的协和礼装。

  一九三九年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伪满警察和地方行政实行粮谷统制及粮谷“出荷”,致人民受了掠夺和迫害。一九三九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会长张景惠招待法西斯意大利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的宴会,我负有参加招待共同侵略我们中国的轴心国法西斯意大利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的罪行。一九四O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北安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和答辩。一九四一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兴安北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发言和答辩。

  一九四一年秋,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推行伪满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致人民的生活受到迫害。一九四二年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推行伪满政府的储蓄政策,致人民受到了严重的压榨。一九四三年秋,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开会时,我曾对代表们作了民族协和的演说,内容是伪满协和会跟伪满政府的关系,各民族应当互相协和,“一德一心”援助“亲邦”之战。我推行了日寇欺骗东北人民,要求东北人民甘受奴役的政策,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奴役政策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粮谷“报恩出荷”政策,是强迫人民以自动的形式出卖粮谷,所以一九四四年度超额强收了粮谷三十万吨为八百五十万吨。食粮不够吃的贫困农民也得按耕种的土地面积负担增加的“报恩出荷”数量,致人民遭到极残酷的掠夺和压榨。我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我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八年之久,参加中央本部委员会二百余次,所决定的事情都是协力推行伪满政府的诸种虐政,致祖国人民受了很厉害的灾难,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侵略、奴役、压榨和掠夺政策极严重的罪行。

  伪满协和会不仅是为伪满政府宣传、欺骗人民,推行伪满政府政策的机构,从伪满协和会的产生是日寇关东军主张成立的来看,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伪满协和会名誉顾问植田谦吉大将的声明,伪满协和会不是伪满政府的对立和从属机关,而是伪满政府的政治母体,是跟伪满政府表里一体的来看;从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是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的“委嘱”来看,都可以看出,伪满协和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假造民意的机构,是日寇关东军一个政治机构,是跟伪满政府并立的。伪满协和会为掌握人民的思想动向,实行了“青年训练”,以束缚、压制人民的思想,强制民意,好来达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请愿“日满合并”,如日韩合并时的朝鲜一进会那样。一方面以受了训练的青年强迫他们作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的骨干,补助伪满警察来迫害人民,如强迫出卖粮谷、严行经济统制、强制“献纳”飞机和铜铁、强制“爱国”储蓄、强制“报恩出荷”。我当了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中央本部长和中央本部委员八年之久,参加作迫害人民的决议,我负有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假造民意政策的极大罪行。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当伪满新京特别市市长兼伪满协和会首都本部长、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伪满军人后援会副会长。一九三八年春我曾赴日本东京参加伪满留日学生会馆落成式。一九三八年夏我曾参加伪满省长会议,在会议上我没有发言,我负有推行伪满政府的诸种政策,致人民被压榨、奴化的罪行。一九三九年春,我曾赴日本东京参加日寇在东京召开的东亚市长会议。参加会议的市长除我以外,有伪满奉天市长郑禹、伪满哈尔滨市副市长日寇大迫幸男、伪南京市长高冠吾、伪上海市长傅小庵、伪济南市长朱某、伪青岛市长赵祺、伪天津市长潘某、伪代理北京市长侯某、伪张家口市长韩某和日寇代理东京市长三边某、横滨市长、名古屋市长、京都市长、大阪市长、神户市长某。在东京市议会开东亚市长会议上我曾致词说:“满洲国新京市的建设是满洲国的财力、中国的人力和日本的技术,除感谢中日两国外,今后还求援助,把新京市建设得更美丽。”在帝国饭店东京市长的招待宴上,我曾代表伪满市长和伪市长等作答词,内容是,伪满新京各市和伪南京各市得到现在的发展,都是日本援助所致,除向日本感谢外,今后还求东京各市不吝援助,以求共同的发展。我曾参加日寇总理大臣平沼骥一郎的招待宴和日寇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的招待宴。在宴会上的答词是由伪市长分担的。由东京到横滨市、名古屋市、京都市、大阪市、神户市参观游览,在神户市解散。这是我帮助日寇宣传它的欺骗政策和掩盖它的侵略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夏意大利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来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访问,我指示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国都建设局副局长日寇武藤某说明市的建设计划。这是我宣传日寇援助伪满国都建设计划的罪行。{中略}

  一九三九年夏我曾参加伪满省长会议,在会上我没有发言,我负有推行粮谷统制和粮谷“出荷”政策,致人民受了掠夺的罪行。一九三九年我被伪满总务厅任为伪满总务厅企划委员会委员,我曾参加过两次会议,我记得,会议的事情是建筑材料的统制。我曾为伪满新京特别市计划建筑新的戏院要求配给材料,后来因为募集股本未成,新的戏院也没有兴建。伪满总务厅企划委员会是日寇掠夺政策推行的机构,我当该委员会的委员,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一九三九年秋,为供给市内病院病人喝的牛奶设立“酪农会社”,在市郊收买了农民的土地一千垧作为牧场,致使人民遭受了失地无家的苦难,可是人民决没有住病院喝牛奶的权利,我为日寇谋了幸福,负有推行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冬,我曾代表伪满军人后援会,赴伪满热河省承德参加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院内“忠灵塔”的落成式典。这个“忠灵塔”是为被击毙的伪满军少将支队长朱家训等建立的,朱家训等是被命于一九三七年支援日寇侵略我们中国的。伪满军人后援会是要伪满军人安心地为日寇作帮凶,如给伪满残废军人找职业和给伪满军人家属找副业。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奴役政策的罪行。一九四O年春,对于伪满国兵法的实施我的认识不够,在我的思想上曾发生过根本的错误。那时我想,东北青年手中有了武器,有了锻练,时机一到,不就是力量吗?因之,在我的思想上是赞成伪满国兵法的。那时我没有认识到,东北青年是被奴役了,是作了殖民地政权镇压人民的工具,也就为傀儡政权和侵略者服务的,跟美帝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是一样的,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所要采取的一种政策,是达成它使殖民地人民去作炮灰的目的。我没有认识到伪满国兵法是奴役、迫害东北青年的,我推行了伪满国兵法(市长是地方征兵官),我负有推行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

  一九四O年六月,我当伪满产业部大臣。一九四O年九月,我当伪满兴农部大臣。“日满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吉本中将,日寇委员是日寇驻伪满大使馆参事官花轮某、日寇关东局总长三浦某、日寇开拓事务局长某,伪满委员是伪满外交部大臣韦焕章、伪满经济部大臣蔡运升、伪满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日满经济委员会”的内容是关于“开拓”和“日满”合办的经济事业。一九四O年秋我曾参加一次会议(是什么议案和议案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这是我帮助日寇掠夺人民的土地,榨取人民的财富的罪行。我继续推行了强夺人民的土地二千六<百>五十万陌的“开拓政策”,致二百万人遭受了失地无家奇重的灾难,其中一百万人被强迫搬家流离失所,余者被强迫给日寇开拓团耕种土地变成佃户,遭受农具和牲畜被掠夺及家畜被杀害的损害,农民悲愤交集,共死亡五万四千人。在伪满国务会议上我提案和在一九四O年度伪满省长会议上说明施政方针,是推行“粮谷管理法”,规定粮谷“出荷”数量为六百三十万吨,每吨一百四十元(市价贵一倍),人民损失八亿八千二百万元,每人每月配给食粮量为十七公斤。指示伪满各省长努力执行规定的计划。在一九四O年度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上,我作了同样的施政方针说明,希望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好达成计划的粮谷“出荷”数量。后来,只实行配给九公斤,都市的人民因食粮不足而饿死的每年有三千人。因实施奖励金制度而农民被迫自杀的、被毒打伤重死亡的、“出荷”完了没有吃粮饿死的每年有二万人。

  一九四O年秋我推行了苞米早期“出荷”案,致苞米的水分太多,卖不上价钱,为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一九四O年秋我曾在伪满国务会议上提案“开拓农场法”、“开拓用地整理法”。一九四O年冬,我曾赴伪满滨江省呼兰县、巴彦县视察督励粮谷“出荷”情形,以致造成了人民的食粮严重地被掠夺。一九四O年我支持了继续执行的日寇为巩固其侵略政策的,为准备进攻苏联的北边镇护案,是一九三九年通过的,是以三亿元的巨款于三年间分配给兴安北省、黑河省、三江省、东安省、牡丹江省、间岛省,作修筑“国境”线上的监视哨及其宿舍、各省境内的“国防”道路、警备道路和电话之用(三江省于三年间分得三千万元)。为了修筑这些工程强征民工和马车,致人民被奴役,人民的财富被掠夺。我负有帮助日寇奴役、掠夺政策的罪行。一九四一年夏,我在伪满省长会议上说明的施政方针是,伪满兴农部计划规定一九四一年度粮谷“出荷”量为六百八十万吨,每吨为一百九十元(市价为二倍),人民损失二十五亿八千四百万元。指示伪满各省长努力执行规定的计划。在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上作了同样的施政方针说明,希望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好达成粮谷“出荷”数量的计划。

  一九四一年,我将鞍山铁矿矿权及大石桥附近的苦土矿矿权卖给“昭和制钢所”,得六十万元,存在“昭和制钢所”,每年取息三万六千元。这是我出卖祖国矿权,致人民财富遭受损失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秋,我支持了经济统制案,是日寇限制和降低人民消费的政策,是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布了一定的价格(低于一般行市的价格),令商店出卖存货,如棉布、棉线等。可是,货物的来源从此断绝,则大部分的商店关闭了。于是乡村的农民买不到棉布和棉线。如果农民因有急需,就不得不冒着“经济犯”的危险用高价去买“私布”,卖一百斤大豆的钱(只有十来元),也买不了二尺布(需十多元)。农民就这样地受了经济上极大的损失,而还穿不上衣服。我负有推行日寇压榨政策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我支持了伪满交通部提出的修筑“哈大”道路案,是日寇准备侵略战争,便利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所要修筑的,由哈尔滨到大连道路延长一千公里,道路宽二十六尺,无偿地强占人民土地四万亩,致人民遭受失地的损害。我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一九四一年秋,将伪满大豆专管公社、谷粉会社、粮谷会社合并为伪满粮谷公社,统一强化了掠夺的机构,致伪满各县使用伪满警察和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的力量,来搜查人民的粮谷。例如伪满龙江省林甸县副县长日寇某,带伪满警察强迫人民“出荷”,到处搜粮,殴打农民,农民们不堪殴打,逃避远处,则他竟将农民们的房子烧毁,致人民受了严重的损害和挨了饥饿。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我被派代表伪满政府赴东京参加“日满华经济恳谈会”,十二月二日到东京,于十二月五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开的“日满华经济恳谈会”上,我致词的内容是,感谢日本援助伪满经济上的成就和发展,今后尚希中日两国的援助,伪满已经准备好二千六百五十万陌“开拓”用地,力求农业增产,好达成伪满担负食粮“基地”的任务。在会上决定了不偏重发展重工业,而须求发展农业和增产;简化通关手续或废除关税,以便物资交流。我回伪满后,实行了这些决定,致日寇每年掠夺了粮谷三百五十万吨。我曾参加日寇陆军、海军、外务、农林大臣的招待宴会,又曾参加日寇东条总理大臣的招待宴会。八日上午我谒见日寇天皇裕仁,退出时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在回伪满途中曾参拜了日寇的伊势神宫,参观了朝鲜汉城,住了两天,日寇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和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曾设宴招待我。十二月中旬我回到伪满新京,曾对伪满兴农部职员讲话,内容是,我在东京时奉读日寇天皇的宣战大诏,痛感伪满担负食粮基地责任重大,希望我们负“兴农”责任的人和国民打成一片,努力完成责任,仰体“帝旨”以援盟邦之战。我负有帮助日寇太平洋侵略战争、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伪满兴农部计划强收粮谷七百三十万吨,每吨价为一百九十元(市价为二倍多),人民损失三十余亿元。一九四二年春,伪满兴农部批准伪满畜产会社在兴安北省强收马匹、牛、羊。马五千匹,每匹价二百元(市价八百元);牛两千头,每头价一百五十元(市价七百元);羊二万五千只,每只价十五元(市价一百元),蒙族人民共损失六百二十二万五千元。伪满兴农部马政局是为掌握马籍,以备日寇关东军征用和强购,表面上借名改良马种,迫使农民以骒马交配,产马驹时则须登记作价,以备作征用和强购时的根据。因之农民都感配马为苦事,二年间共掠夺了三千匹。伪满马政局之下有伪满马事公会,专营赛马赌博勾当,每年收入巨款,一九四二年不下一亿四千万元,以一千四百万元交马政局作为改良马种的经费,因公开赛马赌博贻害人民不浅。

  伪满兴农部林野总局每年直接砍伐及许可砍伐“国有”林的木材共为七百万立方米,制成材料,把珍贵的木头供给日寇关东军用,如落叶松、楸子木、水曲柳等木,余者大部运往日本。可是,民有林是不准随意砍伐的,农民修盖房屋、制造车辆,沿江沿海渔民制造船只,是买不到木料的,困难已极,生活和生产都受到了危害。一九四二年秋,我同伪满柞蚕会社理事长日寇木村某赴海城、岫岩、庄河三县视察柞蚕生产情形。伪满柞蚕会社专为日寇关东军强收柞蚕茧,以供制造日寇军用落下伞及军用服装的絮棉。山岳地区放柞蚕的农民因伪满柞蚕会社强收蚕茧的价格过低,不够生活和生产的费用,异常贫困,遭到压榨。以上都是我当伪满兴农部大臣,负有帮助日寇宣传、掠夺、压榨和侵略祖国,致东北人民挨了饥饿,受了奇重的灾难和不可估计的损害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当伪满民生部大臣。我提案“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根据此法把伪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青年编成“国民勤劳奉公队”,我当伪满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一九四二年征集“国民勤劳奉公队员”二万人,一九四三年征集八万人,一九四四年征集十二万人,预定每年征集二十万人。我前后曾赴安东、营口、锦西、阜新、鞍山、梨树、怀德、沈阳、吉林、双城、桦甸、克山、虎林、大连、本溪等地视察督励“国民勤劳奉公队员”,对他们讲话内容是,对“国家”勤劳奉公是光荣的,要服从队长的指挥,好好地工作,以期早日完成任务,并应注意身体的健康,免得疾病致误工作。一九四四年秋鞍山被炸后,我还去鼓励在“昭和制钢所”工作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员”,对他们说,大家不要怕,日本必胜,大家要安心工作。在安东劳作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员”是挖水沟、造木船、修筑铁路路基。在营口也是造木船,在锦西是修筑铁路路基,在阜新是挖露天煤矿上的土皮和挖露天煤矿,在鞍山是修筑哈大道路和在“昭和制钢所”内作杂工,在沈阳是在制造军用落下伞的某“会社”作工和在“满洲飞行机会社”作工,在吉林是修筑小丰满水电站,在双城、怀德是修筑哈大道路,在桦甸是修筑河坝,在克山是挖河道,在虎林是修筑日寇军用工事,在大连是建造水泥钢骨的轮船,在本溪是挖掘石灰石矿。“队员”住的是蓆棚,下雨就漏,吃的极坏且不够,又无青菜,劳作时间在十五个小时以上,因过劳生病死亡的约为百分之四。伪满国民勤劳奉公局长半田敏治报告我,一九四二年“队员”死亡了八百余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了三千二百余人,一九四四年死亡了四千八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夏二千余人在辽阳市修筑防水工事,三个月间因过劳酷暑生病死亡的有一百七十余人。一九四四年秋鞍山被炸伤亡的有一百二十余人。共九千来的宝贵青年被奴役而死亡了。

  一九四二年我推行“劳务新体制要纲”,是由伪满各县劳务股按村屯摊派“劳工”编成大队,送至矿山、工地劳作,三个月为一期轮换;每年为数一百万人。我听说,因衣、食、住的状况极为恶劣,又加农民不惯于矿山劳作,致被日寇打死的、过劳累死的和冻饿死的不下百分之十。一九四二年冬,伪满劳务司长报告我,西安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六百余人。我曾去西安参加煤矿工人死亡者“慰灵祭”。一九四二年伪满劳务司长报告我,“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了十万人。本溪湖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了一千八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人民的中坚在四年间被奴役和迫害而死亡了四十余万人。伪满劳务兴国会与伪华北劳务协会协定,由伪华北劳务协会用欺骗和强制的方法,计划每年“募集”“劳工”来伪满,为数五十万人,但未达到计划的数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我到大栗子时,我听说有“战俘”二千来人在大栗子铁矿作工。

  一九四二年我支持了赔偿“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利润的案件二三件,每件的数目均为一千万元以上(确实的数目记不得了)。这是为供给日寇侵略的军需物资,如钢、铁、煤、铜、铝、铅等。日寇资本家们投资在东北“开发”重工业,而伪满政府保证赔偿其一定的高额利润。结果,日寇得到了侵略战争必需的廉价的军需物资,日寇垄断资本家们得到了高额利润和日寇总裁、理事长及职员们得到了高额的薪金,而东北人民财富不单宝贵的矿产被掠夺,还负担赔偿高额的利润和每年付出百万的劳动力,其中牺牲的即占百分之十。人的物的损失是极巨大的。我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

  我继续推行“禁烟”政策,实则是借“禁烟”之名,而去剥削种植鸦片的农民和毒害人民的身心,以增加一项巨款的收入。自从伪满成立后,于一九三三年在热河省强制种植鸦片四十万亩,每亩须交出二十两鸦片,共为八百万两,每两只给二元,而出卖的价格为八元,尚加二成料子,共剥削五千七百万元。在强收鸦片过程中,伪满警察对种植鸦片的农民,不论男女用刑毒打,强逼出卖鸦片,农民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一九四一年实行吸鸦片者的再“登录”为数六十万人,外加上不“登录”吸鸦片的人和吸海洛英、打吗啡的人共不下百万人遭到毒害,每年死亡一万九千人。全伪满设“康生院”约百处,强制收容吸鸦片的人和打吗啡的人,为之戒除,戒完之后送至矿山、工地劳作,每年四千人死亡一半约两千人。一九四三年夏我曾视察呼兰县“康生院”和哈尔滨吸鸦片的人戒除后在五常县下修筑水沟。在热河省强收鸦片八百万两,由朝鲜输入四百万两,掺假一半每两卖四十元,共剥削四亿八千万元。一九四四年我提案扩大鸦片种植面积,以贱价在奉天、四平、吉林三省十二县内强收人民土地十五万亩,由伪满禁烟总局管理的“组合”种植,产鸦片二百万两,运往上海换得大量的棉布。东北人民只因误吸鸦片,受了剥削,又遭到有形无形的毒害,最后还被奴役死亡了,足证日寇侵略政策是怎样的恶毒了。

  一九四三年春,我对伪满全体教员广播了伪满建国精神,内容是“培国本于唯神之道”,“振国纲于忠孝之教”,与日寇一其德、一其心。一九四三年我支持了“矫正法”,致每年有三万人被抓去送往矿山、工地劳作,待遇极坏,因过劳、生病、冻饿而死的不下半数,残酷已极。一九四三年我支持了增税和新设税案,增税是烟税、酒税、交通税、游兴税、饮食税、所得税、承继税,新设的税是门户税,为农民加重了负担。这是日寇的压榨政策致东北人民遭受了损害。一九四三年我支持了土地造成案,在梨树县、郭尔罗斯前旗境内强收人民土地三十万垧,造成水田,致人民遭受损失一亿五千万元。一九四三年我与伪满文部大臣卢元善共同提案“学生勤劳奉公法”。一九四三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县境内发生百斯毒,由我令“保健司”派去的“防疫队”,用我同意的烧毁方法烧毁房屋二百余间,烧死患者或疑似患者共七百人。伪满警察和“防疫队”在检查百斯毒过程中有侮辱妇女和杀害牲畜的事件很多,人民遭到极严重的迫害。一九四四年我支持了伪满国务会议决定的粮谷“报恩出荷”案,虽未达成所期的数量——八十万吨,然又多掠夺了三十万吨,一九四四年度粮谷“出荷”量才达到八百五十万吨。一九四四年秋,我曾被邀赴沈阳北文官屯日寇九一八部队,参观其制火药工厂,为的是要我对在工厂工作的劳动群众讲话,以安定劳动群众的心情。我讲话的内容是,大家勿需惊恐,要安心工作,日本操必胜之算。这是我负有为日寇宣传、欺骗劳动群众,要他们效劳于日寇的罪行。以上是我当伪满民生部大臣,负有帮助日寇奴役、掠夺、压榨、欺骗、禁烟政策,致祖国人民遭受极大的迫害和毒害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当伪满经济部大臣,我继续推行了储蓄政策。在东北人民已经不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还计划一九四五年的储蓄额为八十亿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完成了三十亿元。人民卖粮须储蓄,人民卖房产土地须储蓄,人民卖东西须储蓄,人民领“配给”须储蓄,人民遭受极严厉的压榨。在经济统制政策下,手工业者得不到原料和燃料;人民买不到生活资料,如农具、车轮、车套、麻袋等;买不到生产资料,如布疋、棉花、针线、靰鞡、油类和燃料,人民没有穿的、没有烧的挨了冻。可是,东北人民的财富,一九四四年被日寇掠夺了煤、焦炭一千二百万吨,钢、铁百余万吨,其他我不知道数字的矿产如铜、铅、铝、云母、石棉、工业用盐等很多。一九四四年伪满税收为十一亿元。一九四五年伪满经济部专卖总局专卖食盐每百斤为六元,共剥削二千四百万元。伪满中央银行到伪满灭亡时发行纸币一百二十亿元,贻害人民极巨。一九四五年春,我支持了慰问日寇案,这是一九四五年春因日寇遭受空袭缺乏食粮,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带同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满总务厅次长王贤*赴东京慰问,并赠与日寇大米三十万吨,食盐七千担。这些珍贵的大米足够全东北人民吃半个月的,而送与人民的敌人,致人民连粗粮都吃不着,挨了饿。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当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我曾向伪满经济部职员们讲话,内容是,苏联虽于今天早晨向日寇宣战,大家不可惊慌,静候东京的决定再与其周旋。这是我到伪满灭亡的前夜仍执迷不悟,甘作日寇的宣传工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伪满国务院决定一部分移往通化,我被指定随伪满皇帝溥仪赴大栗子。八月十一日晚伪满总务厅给我送来伪满纸币十二万元,作为安家费和旅费。这都是东北人民的膏血,我竟无耻的接受了,致人民又受了损失。{下略}

  119—2—1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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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6-30 18: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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