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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制造鲁家峪惨案

添加时间:2018-05-22 09:35:52 来源:抗战图书馆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鲁家峪位于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包括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前山屯、鲁家峪大庄6个村和一些分散的住户,号称九沟十八峪,统称鲁家峪。当时的鲁家峪南北长20华里,东西宽18华里。该村群山环抱、岩洞满谷、山上密林覆盖,地面沟壑纵横,有如天然迷宫。

  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38年冀东大暴动,鲁家峪就有130多人参加了暴动队伍。1938年冬,李运昌司令员和包森、焦若愚、吴德、徐志等领导人经常在鲁家峪领导全冀东地区的抗日工作,并在那里建立抗日机关。1940年1月1日,遵化县阁老湾会议上,冀东区党分委正式确定鲁家峪为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部、电台、报社等,鲁家峪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有山洞和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民兵组织的前身)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关注。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对鲁家峪多次进行围剿并制造了多起惨案。

  第一次惨案。1941年2月14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古,纠集驻遵化城、王各庄,驻玉田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围剿鲁家峪,企图摧毁鲁家峪根据地。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刁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有敌情”的信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700多名群众被驱赶到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有没有枪茧或枪伤。人们被迫赤身裸体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冻僵了跌倒在地。

  米古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要群众说出八路和村干部,人们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古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30多人,棒打石头砸,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日军把两个农民打倒在雪地上,穿着大皮鞋的脚踩在他们身上。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米古抽出指挥刀,恶狠狠地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军和村干部,你们的房子统统烧掉。”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思浩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扔进火堆,活活被烧死;李贵祥的老母亲,没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1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时,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9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6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第二次惨案。1941年7月16日,驻遵化王各庄据点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大队长王熙武,率领日伪军150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纵火焚烧,东峪和北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日军把没跑脱的30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而后昏厥过去。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日伪军才撤走。

  时隔3天,驻沙流河的日伪军15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伪军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7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矿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季仲等8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还是没说一句话。后来,日军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他知道那样的洞内无人)。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万盛和李自省、刘景春三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5人枪杀。在这4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1941年2月至7月,日军三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间;18人惨遭杀害。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大庄)划为“无人区”,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第三次惨案。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日军二十七步兵旅团长铃木启久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东峪村东北有一座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1里地段,内有大、小洞7个,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洞里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100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三天,一无所得。就逼迫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从我兵工厂搜刮来的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五天(四月二十日)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洞内30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日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边有个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往洞里蹭。进洞不深,就被我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8人,用人尿浸湿手巾或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7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14名工人和军分区干部7人,钻出洞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5口,刘恩功一家3口,刘树安的妻女3人,都被日军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是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5天,据统计有95人遇难(其中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72人)。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些坚强不屈的死难烈士,当地政府将狐仙洞修复立碑,并改名为“烈士洞”。

  影壁山在鲁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东西两部分,周围的山腰里有无数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战争前期,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报社和电台,大多设在那里。我军政人员有的就住在洞里工作。

  1942年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4月20日,日军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时,杀害了15名群众。接着又将从北峪村东面的单阴背(山名)各山洞搜出的群众70多人,赶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严刑拷问,通过翻译说:“谁是八路、谁是干部?兵工厂在哪儿?说出来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们沉默着,谁也不作声。其实,在被捕人当中,就有李有凡、于品丰、刘恕、刘保和等村干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拉出刘保和问:“你的村干部?”刘保和说:“我是教书的。”翻译转问群众:“他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日军仍不相信,毒打刘保和,最后用刺刀挑死。

  4月21日,龙宝峪村26岁的共产党员李友章被日军抓住,让他带路上山找洞。他领着日军上山转悠,哪儿没有藏人和物资他往哪领。日军气坏了,押回村去毒打,他欺骗日伪军说:“想起来了,我藏着手榴弹呢,给我松松绑,我好去挖。”日军上了圈套,给他松了松拴在胳膊上的绳子,让他带路去挖。当他走到堂屋,见锅台上放着一把宰猪的砍刀,猛地抄起那刀,照着押他的日军砍去。日军一晃动,砍下鬼子半个脸,他撒腿就跑。在门口又砍伤了站岗的日军肩膀,吓得那个日军不敢阻拦,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200米,遇一石坎,没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军开枪打死。

  佐佐木见追问不出八路军下落,部下又被砍伤,气得发疯,他挥起战刀劈死张永林、张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9人。李庆宽的母亲被绑在树上,倒上煤油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4名十二三岁的女孩。于常河和刘庆龙两人的妻子怀孕临产,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出腹中婴儿取乐。刘灿的妻子被日军轮奸后,用刀砍死。人们对日军的兽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同日,日军把从单阴背山抓来的70多名群众押在东厢房里。4月21日晚上,日翻译官对厢房里的人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还有人砍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你们这里不能再住人,让你们到玉田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给钱,谁愿意去快出来!”在日军的诱骗下,王景同、张小四等24人(其中有4个小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军将他们绑押到张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铡刀铡,全都杀害后,将尸体扔进白薯井里。

  4月22日早晨,日军翻译又来到东厢房,对剩下的42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日军将这42人串绑在一起,押着走到鲁家峪大庄刘万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个叫张小二的,将尸体扔在白薯井里。又拉出张俊金,张见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出几步,被日军抓回来,日军将他按在凳子上,蒙上眼睛,张俊金使劲挣扎,也未能逃脱,日军要杀害他,当给他掖衣领时,他一口咬住那个日军的手指。旁边的日军见状,一脚把张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内打了两枪。打中张俊金的背部,他立即昏厥过去。井上日军又一连砍死9人。日军走后,张俊金苏醒过来,被赵林等人救起。日军这次扫荡,鲁家峪村有63人惨遭杀害。

  鲁家峪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馒头山腰也有许多火石洞。日伪军围剿鲁家峪时,馒头山也惨遭血洗。当时,冀东区武装科长王文龙、行署干部王松、丰润县政府干部轩敬宜等十多人以及义王庄、鲁家峪等村的群众200多人,在馒头山大小火石洞隐藏。

  4月24日早晨,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余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小军官踩响了报国队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军上山时,从义王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海,逼着他俩搬开堵在一个洞口的石块,两位老人怒骂日军,宁死不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洞前。日军不敢进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毒气熏得洞里的人们难以忍受。冀东行署秘书长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中弹牺牲。王文龙、王松、轩敬宜、李云等八九名党政干部,见突围没有希望,在洞内饮弹殉国。该日下午,日军见有一部分人从洞里出来,随着人群出来的区队长杨德山,向敌人扔出一支枪假意投降,当敌人正高兴得失去警惕时,他用藏着的撸子打死了一名日军,顺山坡向山下滚去,不幸被酸枣棵子挡住,中弹牺牲。和杨德山一起出洞的义王庄任习仙,任彦博、张树旺等15人,还有鲁家峪村刘振坤和附近村的19人,全被日军押到丘家屯北沟枪杀。坚持到日伪军撤走后才爬出山洞的3人,除屈平经过治疗死里逃生,朱文厚和王兴华的妹妹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鲁家峪先后进行3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共杀害我抗日军民225人(其中有外村避难的34名,军政人员61名),烧毁房屋3900余间,损失物资不计其数。

  956年初,中国特别军事法庭通知鲁家峪惨案幸存者张俊金,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6月10日,他前往沈阳工人俱乐部--审判日本战犯的临时法庭作证,用大量的亲历事实和身上的伤疤,控诉了日军制造鲁家峪惨案的暴行,侵华战犯铃木启久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唐山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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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5-22 10: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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