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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锡侯及所部在抗战初期遭遇的尴尬 窥视国军指挥系统的紊乱
2018-05-09 09:51:23   来源:作者:李 暾   评论:0 点击:

  说起抗日战争,我们很多朋友最熟悉的莫过于平型关大捷,因为那是我八路军115师在时任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是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抗日战争的首战大捷。也许,有的朋友看过或听说过抗战电影《血战台儿庄》。影片中,那炮火横飞、刀光剑影、杀声冲天、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的景象已深深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可是,作为台儿庄战役中最关键的一战——藤县阻击战,你未必听说过或看到过?又未必知道其中的悲壮与惨烈达到了何种程度?

  自1937年11月9日、12月13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并沦陷后,侵华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企图从平津、华北调集大规模日军南下,一举拿下济南、徐州等战略要地,再配合非法占领上海、南京的日军南北夹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主力军队以实现灭我中国的野心。 那时,由于山东省长韩复榘不满蒋介石在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从山东调走精锐部队而消极抵抗,从而错失良机,轻易丢掉黄河、泰山等天然屏障,使日军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济南、泰安直逼徐州。1938年3月,中国第5战区在司令李宗仁将军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政府军重创日军,取得了抗战以来台儿庄大捷的首场抗战胜利。而台儿庄大捷最为关键的一战——藤县阻击战,为台儿庄战役调兵遣将、集结战略物资赢得了时间、抢占了先机。

  1938年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等数万余人沿津浦铁路南进,由邹县(今邹城)以南的两下店向我驻守滕县(今滕州)的22集团军41军发起猛烈进攻。我第22集团军第41军122师和124师英勇抵抗。从3月1 4日激战至17日。一支七千人的军队,坚守孤城三个昼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直到该军守城的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滕县才告失守。真正实现了王将军“城在人在、城亡我亡”的誓言。

  在滕县阻击战中,中国军队以7000名所谓没人要的、脚穿草鞋、肩扛川造或汉阳造步枪、装备十分落后的川军对抗装备精良、数万之众的日军,不惜以重大牺牲阻止日军南下,从而阻止了日军南侵的脚步,为我军调集兵力和武器弹药固守台儿庄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才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断定,没有22集团军七千官兵们坚持三天三夜的“人在城在、城亡我亡”的滕县阻击战,中国主力军队就不可能抢占先机,在日军到来之前先期抵达台儿庄挖战壕、筑工事,以充分的准备迎歼来犯之敌;没有22集团军七千官兵们在滕县坚持三天三夜的顽强抵抗,就没有台儿庄大捷。

  22集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他的首领是谁?在八年抗战中,他还经历过那些战争?请朋友们听我一一道来。

  一、邓锡侯生平简介

  通过重庆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由邓锡侯、孙震所属旧部41军、45军和47军整合为中国陆军第22集团军。邓锡侯任总司令,孙震任副总司令。讲到这里,朋友们一定会问,邓锡侯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营山人。

  1889年,邓锡侯出生于营山县回龙乡一贫苦农民家庭,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幸得舅母文氏照顾和抚养。少年时,曾就读于乡村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因而深得塾师李铁樵的赞赏。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内忧外患日深,民台倒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十分活跃,地处川北偏僻之乡的营山县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懂事的邓锡侯常与友人议及国家民族之大事,曾叹息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与挚友相约,忍痛割爱离开养育自己的舅母和故乡,到省会成都寻求出路。

  经友人引荐,1906年他进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习。1912年8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深造,后肄业离校,到川军刘存厚部下任副官,此后,历任护国军营长,川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1936年2月,国民政府授衔陆军中将。1937年3月,加陆军上将衔;6月任第四军团军团长,后升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9月,率部出川抗日,自此,他与他率领的22集团军踏上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

  二、壮士出川

  说到壮士,朋友们一定会想到雄赳赳、气昂昂、虎臂熊腰、昂首挺胸、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可是,我这里的壮士有点儿让大家失望甚至是寒酸。为什么这样说呢?

  1 失望的寒兵、饥兵

  在重庆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上,邓锡侯原本是参与弹劾四川王、大军阀刘湘的,但整军会议从1937年7月6日起刚开两天,7月8日上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川康整军会议主持人何应钦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范绍增就首先发言,当众表示愿意裁减自己的军队。他这一表态立刻引起了会场一片哗然。与会者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人人心知肚明,“范绍增是故意在引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正当刘湘派与倒刘派摩拳擦掌、会场顿时杀机四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正要爆炸时,忽然,会场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报告声,一位重庆行营的机要副官笔挺地站立于会议室门口。他的到来,一下子就把会议的紧张气氛转变为另一个更加紧张的气氛。是什么原因能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呢?那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芦沟桥事变——日军向我守城驻军发起猛烈进攻。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居然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日军士兵在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今北京,下同)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挑衅行为,中国守军当即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立刻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果断予以还击。我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战从此拉开序幕。听到这个消息,参加整军会议的各军将领们当即义愤填膺,纷纷请求率兵出川抗日。

  通过重庆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所有川军各部经裁减整顿后归中央统一指挥,邓锡侯、孙震所部整编为中国陆军第22集团军,邓锡侯任总司令,孙震任副总司令。

  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积极影响下,邓锡侯将军深明大义,顾全国家抗日大局,一再主动请缨,率兵出川抗日。

  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上,邓锡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 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是荣归家乡,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将军的一番激情壮浯,使在场的将士热血沸腾、斗志亢奋。欢送大会之后,邓又召集第四十五军驻成都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讲话。他说:“一二五师(师长为陈书农)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保家卫国,出川抗战。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他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那字句铿锵的回答声真是震天地撼鬼神。

  1937年9月初,他指挥所属第二十二集团军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出发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过电报向官兵们承诺:第22集团军到达西安后全军统一换发装备。有的部队信以为真,干脆把还打得出子弹的的枪支留下,把一些不能用的破玩意儿带上,准备用来换一支好枪。当时,四川的9月正是夏末秋初,士兵都穿着单衣短裤,且每人仅两套。每人一床二尺宽的草席,二斤重的棉被,一顶斗笠,一副绑腿,两双草鞋,外加一副背夹,先把上述东西叠整齐后再用竹背夹夹上再背在背上。手上的步枪多是川造,少数是汉阳造,一人几十发子弹,一个干粮袋和一双碗筷,这便是一个士兵的全套装备。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能徒步行军。沿途,他们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欢送,父老乡亲叮嘱他们杀敌立功,使全体官兵们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他们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自翻过秦岭后,气温显著变凉,夜晚气温直达零度。官兵们被冻的瑟瑟发抖。军委会的承诺尚未履行时,这时又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晋北忻口战况甚急,22集团军已抵西安的先头部队应不待全军集结和换发装备,立即向山西开拔,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

  作为统帅全军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许诺还没有兑现,使数万官兵衣食不饱、挨冻受饿,怨言连天,又来个军委会主席不按规则出牌、不通过集团军司令邓锡侯逐级下令而随意跨级下令,又还随意改变整个部队的隶属关系,此种作法乃统兵作战之大忌。如此跨级指挥,如此随意改变部队的隶属关系,如此突然改变作战区域,岂不乱套?岂不是自乱阵脚?并且,这样几万人的部队,以前所作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将作废。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就是要敌人猜不透看不清他的老谋深算,这也许是常人不可理喻的出奇制胜的蒋氏妙招吧!

  邓锡侯和孙震听到此消息时,心里感到发怵。在地面已经结冰的情况下,他所属部队的官兵没有起码的武器装备不说,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还穿着单衣短裤和草鞋,个个都快要冻僵了,粮食供给也存在严重问题,便立刻赶往西安找军委会住西安行营亲自找蒋顶文主任如实反映情况,可蒋顶文根本没有商量余地。邓又匆匆赶赴太原向二战区司令阎锡山陈述实情并请求解决武器装备和衣食问题。阎锡山却表示,愿赠送22集团军20挺晋造轻机枪,算是尽了最大努力,同时也彻底封了抱有解决22集团军10万余人武器和后勤装备希望的邓锡侯的嘴。

  当22集团军的头头们还在西安向蒋顶文要枪要炮要军粮时,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第364旅已经过了黄河。他们在师长王铭章的指挥下挥动着拳头高喊:“授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等口号。上冲的热血使他们忘记了饥饿与寒冷。他们就像打成捆塞进被火车头拖着的闷罐车或无篷的货车厢内。通过两三天的行进,这些士兵都被冻得浑身僵直,车门一开,就像一捆捆干柴倒在站台上。他们相互你拉我扯蹦蹦跳跳好一阵后才缓过气来。他们在太原东郊几个村子里宿营待命。当122师的后续部队还未到达,师长王铭章也还在途,旅长王志远却接到二战区副司令黄绍竑发来的越级命令。122师364旅立即乘车东行开赴阳泉待命……同时,黄绍竑派作战参谋拿着他的手令在太原南几十公里的榆次等候22集团军的后续部。凡到达榆次车站的部队不论多少一律拦下转向正太铁路东进娘子关。此时,忻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也在向阎锡山要这支部队去增援,黄绍宏却先下手为强拦住了。事实上,此时娘子关前线已经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这支在大雪粉飞的寒冬季节仍然穿着单衣短裤和草鞋的的寒兵、饥兵,便成了上峰争来要去的卒子。

  2. 败阵娘子关

  当时的山西,正进行着一场关系华北局势的中日大会战。日军在七月底占领平津之后,在增兵上海的同时,也不断地从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八月底,日军已向华北集结了八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为了便于统一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撤消了华北驻屯军的编制,成立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下辖第一军和第二军,外加第五师团以及一些直属旅团和航空兵。日本关东军一部在攻占内蒙古集宁后从北向太原进攻;第五师团从河北怀来攻打要隘平型关,会同关东军进攻太原;第一军和第二军沿保定、石家庄向西攻占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然后与北路日军形成钳型攻势夹击太原。日军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占领了山西,整个华北便唾手可得。

  在全国抗战的棋盘上,山西和察哈尔两省属于第二战区,由阎锡山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阎锡山又命黄绍竑任娘子关前线总指挥。由于守卫娘子关的两支部队互不联系,互不了解战况,并缺乏战略纵深,战争一开始便告危急。幸好孙连仲的一个旅在下盘石车站候车。黄绍竑遂命该旅长侯镜如代兵阻止日军攻势,侯立即率部与日军一阵激战,伤亡虽然惨重,但总算把敌人暂时顶住了。

  22集团军原本主动请缨抗日,现在却落得这般境地。此时,邓部武器装备仍然十分简劣,每个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和两颗手榴弹,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当时已是寒风凛冽,每个士兵仍然仅有粗布单衣两套。将士们全凭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拼死搏斗。因伤亡惨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拟向太原靠拢。

  3. 患难见真情

  11月6日,邓锡侯率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胶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曾与朱德多次会晤,并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也经常为邓部演出精彩节目。朱德老家在仪陇县。邓锡侯老家在营山县。两县相邻。两家相距就那么20多公里。两人第一次相见,倍感亲切,说起话来乡音、方言完全相同。当他们谈到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川西北时,正是邓锡侯所部镇守川西北要塞。讲到这里,两人不约而同地说:“朝天放抢,应付中央。”接着便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第22集团军刚到山西省,没有作战地图,邓正在焦虑时,周恩来亲自带来了在平型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邓锡侯激动地说“患难见真情。”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邓锡侯及所部的抗日爱国热情,增强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与合作。

  但是,22集团军在山西洪洞县的整训没有得到阎锡山的认可,反而成了他打败仗后诿过和推卸责任的对象。

  4. 从没人要到落花有主

  娘子关失守后,太原相継失守,日军用机动性强的快速部队向溃军左冲右击,22集团军还立足未稳便被冲散,只好随大军狼狈后撤。沿途遇有晋军军械库或弹药库,便破门而入各自补给,再加兵败之际,士兵强买强卖再所难免。此事传到阎锡山耳里,阎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遂电请国军统帅部将22集团军调往其他战区。国军统帅部接此难题,遂在每日汇报中报请蒋总裁定夺。蒋委员长闻报后十分生气地说:“二战区不要,把他们调到一战区去,问程长官要不要?”

  军事委员会打电话到郑州向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传达了蒋委员长的命令,程潜不加思索一口拒绝。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林蔚将此情况如实报告委员长,并请示咋办。当时,蒋委员长正因南京初失心绪不好,听后勃然大怒道:“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吧!”白崇喜一旁听了,便劝解说:“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

  白崇喜说罢从武汉打电话到徐州向李宗仁讲明情况后,问李宗仁要不要22集团军。那时,正是韩复榘不战而退,李无援兵可调用之机,便一口答应并求尽快调去。白崇喜说:“他们的战斗力可能要差一点哈。”

  李宗仁说:“总比稻草人好些吧!”

  于是,这支没人要的近10万余人的大军终于落花有主了。

  三、滕县阻击战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3月17日,是我22集团军(第四十一军122师)在八年抗战中气壮山河、悲壮惨烈的滕县阻击战的最后一日。敌我双方在激战三个昼夜后,双方都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

  日本侵略军自1937年12月12日侵占南京之后,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南北兵力互相配合,并期望占领陇海铁路东段,配合沿江之敌包围武汉,因此攻击重点指向战略要地徐州。1938年2月初,津浦铁路南段之敌突破淮河;北段之敌由于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退,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抢占了大半个山东,占领济南、 泰安、兖州、邹县、济宁、青岛、蒙城等地,直逼滕县、临沂。滕县、临沂是徐州的两个北大门,尤其是滕县,南距徐州一百多公里,扼守津沪铁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更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点。进犯滕县的日军是 矶谷廉介的 第十师团第33旅团(旅团长 濑谷启),下属两个联队,福荣真平大佐的63联队绕道城南沙河一带负责堵击增援部队 [1] ,赤柴八重藏大佐的第10步兵联队的部队(日军一个标准的联队有3000人,加上配属部队最多4000人,及第2大队,第2和第11中队,相当于1个半步兵大队)负责攻城。

  我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坐镇徐州指挥。为粉碎敌军的阴谋,急调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驰赴滕县,阻击南下的日军。因此,守卫滕县的我军是四川的部队,总司令初为邓锡侯,不久邓被调任四川省省长遂改为孙震,下辖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后为 陈鼎勋)。川军是乙种军的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没有设特种兵,主要武器是四川造的七九步枪、大刀、手榴弹和为数很少的土造轻重机枪、迫击炮,装备陈旧。又因川军来滕县之前在晋东战场上同日军作战四十余天,损失惨重,伤亡过半,到滕县防守时全军团实际上只有八个团,总兵力不过两万人。川军司令部设在临城(今薛城),以第四十五军为一线部队,军部驻滕县,界河一线为前沿阵地;第四十一军为二线部队。

  外围激战

  在第一阶段中,我第四十五军以滕县为据点,在界河东西的香城、九山、王福庄、金山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日军进犯,并于1月中旬、下旬主动出击,冒雪夜袭击两下店的日军,杀伤了部分日军。同时派小部队到兖州、邹县、曲阜之间开展游击战争,在小雪村、凫村成功地袭击了日军,击毙日军翻译官中岛荣吉以下的官兵40余人,缴获了武器弹药、军用地图、文件、作战资料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滕县人民大力支持我军作战,除为军队烧茶送水、筹备粮草、腾房让屋、引路导向、刺探敌情、协助站岗放哨外,还帮助修战壕、挖掩体,组织义勇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等,出现了军民联合抗日的动人情景。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师长王士俊曾下令部队,劝阻人民,不要馈赠。然而各村送礼物的人,仍然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据一月底统计,送到师部的猪百多头,粉条千多斤,大白菜一万多斤。不管部队收与不收,送到就走……城镇商店,一致商量,旧历年关为优待川军,一律不提高物价……川军出川时正值秋季,多穿短裤、草鞋,后因战事频繁未及更换,来到鲁南已是冰天雪地的时候,还有人穿草鞋,父老兄弟看见,心中不忍,又纷纷送军衣和棉衣,川军将士倍受感动鼓舞。”滕县人民的抗日爱国拥军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与斗志。

  3月9日,日军发起总攻,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多次组织冲锋,均被我军打退。1938年3月10日,我军孙震总司令调整部署,加强守备,将二线部队一二二师师部及其三六四旅旅部调进滕县城,并命一二二师王铭章师长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1938年3月12日拂晓,日军以主力攻我香城,激战3小时后我军被迫转移到普阳山防御。日军随后进攻,都被我军击退。不多时,日军改变战术,以一部分兵力佯攻,其主力向我右后方迂回,向滕县方向前进。没过多久,我军同普阳山的电话线被敌切断,联络中止。日军到龙山脚下,击溃我军的预备队,我守军向滕县撤退。与此同时,界河一线的左翼石墙、深井等阵地,也受到从济宁来的日军攻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军放弃石墙,集中兵力防守深井;普阳山的守军转移黄山据守,并派三七二旅七四三团驰援深井。

  坚守内城

  1938年3月16日晨8点,日军第10联队的第1大队已抵达城下。遥望滕县县城高耸,城内有纳粹旗帜飘扬,估计是德国教堂所在。滕县规模宏大,城墙高10米,厚5米,外壕深5米,宽12米,北面最完备,东面次之,南面虽然比较薄弱,但后来日军从这进攻时,却是川军的防御重点。城东北角约150米有一高30米的喇嘛塔,从此处瞭望,腾县内外情况一览无余,对炮兵观察十分有利。

  上午10点,日军野炮第一大队(欠一个中队)抵达,随即和驻北平南苑机场的日本陆军飞行队联合轰炸滕县城,经两个小时轰炸,城内外共落炮弹三千多发。11时15分,日炮突然向东关寨墙的东南角猛轰,不一会炸开一二米宽的缺口。接着,日军又用数十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缺口,掩护步兵冲击。我军守兵伏伺塌口两侧,严阵以待,当五、六十名日兵冲到塌口时,我军第三七一团一连集中六、七十人,每人握四、五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敌群,日军生逃者不满10人。日军不甘心失败,又连续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我守军打退。下午2时许,日军第3大队赶到藤县,从南门进攻,也没如愿,丢下了百余名尸体,我军伤亡也很大。张宣武团长不断派部队增援,后来激烈时连王铭章师长的特务连也调到东关参战。下午5时许,敌炮与敌机同时轰炸东关正面阵地,步兵改用一次三个排,每排相距百余米,向我阵地冲击。我军英勇顽强,接连打退第一、二两个排的进攻,日军第三排又冲上来,于是展开肉搏,双方伤亡惨重,最后仍有40多名日兵突入关内。此时夜幕已下,日军未再派兵,我军又以一连的兵力围攻日军,终于全歼这股日兵,东关阵地失而复得。晚上8时许战斗停止,只有日军的照明弹不时划破夜空,照得城内外如同白昼。

  界河一线的我军第四十一军的将士,经过多天的战斗,伤亡过半,加之滕县的交通、通讯中断,指挥发生混乱。因此,到1938年3月16日中午我守军分别向临城撤退,防守深井、池头集的部队撤至大坞,撤退途中还遭到日军第10联队第3大队的截杀。

  城在人在

  经过一天的激战,到晚9时许王铭章师长决心放弃滕县外城阵地,把第四十一军所属部队全部调进城内,集中兵力防守。命令在大坞、洪町、高庙和北沙河的官兵火速回城。午夜前后,各部队先后来到县城。王铭章师长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防城,口头奖慰张宣武团长、严诩营长作战英勇、指挥有方。并命令全军深沟高垒,多挖防空洞,绑捆云梯,准备登城迎击。全体官兵遵令执行,一直忙到天亮。与此同时,日军也调兵遣将,日本第10联队一直希望不破坏内城的情况下占领滕县,但由于川军的抵抗意外的顽强,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特别是城内还有外国人的建筑,联队有些投鼠忌器。而川军的核心阵地就设在外国教堂内,最后联队长下定决心,由他承担因为战斗引起的国际纠纷。并计划了第二天的炮击计划。敌我双方准备就绪,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1938年3月17日早晨6点,日军以五、六十门大炮、二十余架飞机轰炸,城内外除北关因属美国教堂外,一时硝烟弥漫,墙倒屋塌,街上都被倒塌的建筑物堆成一个个小山丘,原来的石板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焦土。两小时后,日军开始进攻东关,十余辆坦克从东寨墙的塌口冲过,后边紧跟着一排排的日兵。我守军虽英勇阻击,用集束手榴弹击毁两辆坦克,终因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守军死伤殆尽而又无法补充,被日军冲上城角。我守城部队先扔手榴弹,后举起大刀,跃入敌群猛砍,将爬上城墙的日兵全部消灭,我军一个连仅存14人,以血和生命为代价夺回了阵地。

  下午2时,日军以12门重型榴弹炮猛轰南城墙,二、三十架敌机狂炸南关守军。南关守军被迫转移到西关外火车站附近。南城墙被敌重炮轰开一个缺口,五、六百日兵在十余辆坦克的掩护下猛扑南城。我军第一二四师三七零旅旅长吕康、副旅长汪朝廉亲临城墙指挥,均受重伤,守兵死伤殆尽。下午3时半,日军占领了南城墙。不久,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东关,我守备东关的第一二四师七四零团团长王麟伤重致死。

  当日军冲进东关时,122师王铭章师长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作战。这时,冲上南城墙上的日兵又向西城门楼逼近。经过激烈的血战,到下午5时许西城门楼落入敌手。日兵占领西城门楼后,即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扫射。王师长及其随行无处躲避敌军射来的密集子弹或炮弹,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继续指挥守城。他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向西城门猛扑,却被日军的机枪全部打倒。此时,王师长身边无兵可派,不得已从西北角缒城直奔火车站。王师长一行刚到西关电灯厂附近,不幸被西城门楼上的日兵发现,一阵密集的扫射,王铭章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墉、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随从十余人,同时为国捐躯。

  战略评价

  1938年4月21日,李宗仁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说:“该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日半以上,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使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又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为褒扬王铭章将军,国民政府明令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日军第10联队的战报说:该敌曾在山西遭到我军(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兵员减少甚大,现多数为青年兵,四川军因其独特的忍耐性和绝对的服从观点,抵抗颇为顽强,然其行动较为消极,很少进行逆袭,唯有死守阵地。敌极力避免我优势炮火的损害,往往以近距离顽强的手榴弹寻求决战,并依托村落的围墙及城墙尽力死守,竭尽所能妨碍我军前进。

  日军《第10步兵联队滕县附近战斗详报》记录死伤失踪人数为148人(战死16 ,战伤129 生死不明3)。认为的经营教训有4个,一个是联队避实击虚攻击县城时,川军立即放弃了城北的数道防御阵地,直接据城死守,致使日军不能迅速取胜。2是16日日军第1大队进攻东城墙时,川军占据城门外的稠密房屋进行抵抗,使得日军接近内城非常困难,接近东门时又发现外壕状况相当恶劣,日军没有料到,没有突击桥,这样很晚才突入内城。3是17日第3大队在炮兵支援顺利突入南门,但遭到川军侧射火力和大量手榴弹的压制,日军没有进行压制,却拘泥于原定计划,连续发动正面突击,出现接连死伤,士气遭受挫折。4是应该首先打掉指挥中枢,王铭章战死后,守军迅速瓦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川军的奋斗。

  百度网:滕县保卫战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一次以少战多、以弱战强的正规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最惨烈最悲壮的战役,是我国军队和滕县各界人民用血肉之躯谱写的一首最响亮的英雄赞歌。此役一出,全国振奋,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不再,各界跃跃欲试,决心抗日,影响所及,贯穿于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

  滕县保卫战共打三天,守城部队自王铭章以下3000官兵全部殉难。城内300多名重伤员得知消息后,宁死不落敌手,或与敌肉搏致死,或互以手榴弹自炸,全部壮烈牺牲。值得一提的是,“滕县保卫战”无一俘虏。当时整个战场尸横遍野,滕县城硝烟蔽空,一片焦土。据中方估计此役日军死伤2000余人。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要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滕县战斗,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陈离师长负伤。但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位。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夫、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 1938年1月14日,邓部川军初到鲁南前线,就在两下店夜袭敌营成功,毙伤日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个,缴获枪械一批,首战告捷,军威大振。鲁南群众特作七律一首以颂赞邓部将士: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们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历史评价

  从邓锡侯及所部抗战初期遭遇的尴尬到滕县保卫战取得的悲壮胜利(有效阻延了日军南下的脚步,为我军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了时间,抢占了取胜的先机。)可以看出,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初期,国军指挥系统内部相当的紊乱,而这种紊乱给抗战前线将士们的生命造成了不应该发生或可以避免的巨大牺牲,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广大川军将士高昂而又浓厚的爱国热情和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勇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中华儿女世世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

  李 暾(又名李継学,抗战历史文化独立研究者、南充市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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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7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5-09 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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