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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抗战与抗战文化

添加时间:2018-05-03 14:15:30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抗日战争初期,战场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柳州地处西南,属于后方地区;另一方面,柳州交通便利,地处湘桂、湘黔铁路汇合处,航运可直达广州、香港,公路可通桂林、南宁,柳州机场是抗战时期华南最重要的军用机场,从柳州起飞的战机可对台湾、大陆及东南亚日占区进行轰炸,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桂林因为大批文化人云集及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毗邻桂林的柳州与之呼应,又因为是转往大西南昆明、重庆的交通要道,大批文化名人、机关人员、难民途经或滞留柳州,抗战文化也空前繁荣起来。

(一)华南抗战的军事中心

国民政府认识到柳州的重要军事地位,通过修建军用机场、加强城防建设,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柳州等措施,加强柳州军事建设。柳州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1.建设机场,培养空军人才。1929年桂系主政的广西省政府为与广东省合办航空运输,修建了柳州帽合机场,初建时规模很小,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供小型飞机起降。同年3月中旬开始征用柳州市河南帽合标营前一带土地,雇用附近农民修筑帽合机场。4月,帽合机场竣工,并首次降落广东航空处的“中山号”飞机。1932年10月, 广西航空管理处从南宁迁到柳州帽合机场,建筑房屋和机库。1934年4月,成立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帽合机场成为广西空军的主要训练基地。同年11月,帽合机场扩修。1939年冬,帽合机场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使用。1941年3月,国民党第46军第170师第501团进驻柳州帽合机场,担任扩建机场任务,年底扩建完成,成为美国志愿空军陈纳德上校领导的“飞虎队”基地之一。1943年柳州帽合机场进行第三次扩修,机场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为当时广西最大的军民两用机场。柳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美空军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最重要的前沿空军基地之一。

2.进行城防工事建设。今存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遗址、小鹅山防御工事群、金鸡岭碉堡、鸡喇碉堡等遗迹。1933年柳州城厢民团后备队配合桂军第7军24师和军工兵营,大规模筑建城防工事。柳江南岸东南地区,均筑有战车防御壕、散兵壕,壕内有掩体坑道、指挥所及炮台。在柳江南岸东南、正南和西南地域,各筑有混凝土碉堡10余个。柳江北岸筑有混凝土碉堡10余个。张公岭作为桂系第七军驻防柳州军事要地,原柳州城厢民团后备队奉令配合国民党第7军20师工兵于1942年10月在岭上环山修建战壕,有掩体、坑道、指挥所及炮台等,可容纳1000人战斗。1944年7月,为抵御侵华日军,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下令国民党第46军在柳州市郊构筑工事,张公岭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加修加固了一些战壕和碉堡。张公岭有着完整的地下防御工事,特别是掩体坑道有两层,上下成“之”字形设计,错综复杂,环山而建,共有三层防线,一直延伸到旧飞机场。战壕宽3米,深3米,周长2000米,明暗碉堡星罗棋布,有着独特的军事防御功能。这些战壕和碉堡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柳州军事史的重要实物。

(二)军事会战的重要目标

1.桂南会战。1939年11月,日本为了达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发动南宁战役,意欲占领南宁,截断中国自越南河内至南宁的西南国际补给线,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针对日本的企图,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决定集中兵力,重点守备战略要点,以确保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这就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之一的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桂南会战国民党投入兵力30万,其中包括中国当时装备最精良的中央军第5军,而日军兵力总共只有约3万人。中国军队除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全歼日军精锐“钢军”21旅团的胜利外,整体战略失败。日军最后固守南宁外围,在四塘、高峰隘、蒲庙一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实现了既定作战意图,切断了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桂南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这是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于1940年2月21日开始,25日结束,会场设在柳州市羊角山柳州高级工业学校校内。26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宣布:“当前已无反攻南宁的必要。”整个桂南战役到此结束。

2.桂柳会战。桂柳会战亦被称为桂柳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与国民革命军之间的一场主要战役。1944年8月日军攻陷湖南后,即以驻华中的第11军和驻广东的第23军共15万余人,从湖南、广东两方面向广西进攻。日军进攻广西的具体目的,除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进入越南及东南亚各国外,还要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的美国空军基地,防止美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9月间,日军第11军从湖南直扑桂林;第23军沿西江上梧州经桂平进攻柳州。八九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张发奎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三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第四战区将三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11月初,10万日军围攻桂林,桂林守军只有桂系部队的2万余人,但官兵抗战意志坚决,孤军奋战,在优势敌人面前拼死抵抗,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经10天浴血巷战,11月10日桂林陷落。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驻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第3、第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柳州—南宁)公路向西南进攻南宁。日军于11月24日攻陷南宁,11月28日攻陷凭祥,12月2日攻陷龙州。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桂柳会战结束。

(三)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力量汇集的城市

1.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柳援华抗战。苏联政府以对中国抗日战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20日,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苏联组成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1年6月22日,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先后派遣空军志愿队员2000余人来华参战,其中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生命。1938—1941年,苏联志愿航空队进驻柳州。1939年年底,桂南会战爆发,日军对广西的昆仑关发动猛攻,中苏方面投入飞机115架,与敌220架飞机浴血厮杀。在桂南会战中,中苏飞行员出动12批次,投弹28吨,炸毁日机15架。在桂林、柳州等地的18次空战中,击落日机11架。

2.美国 “飞虎队”在柳援华抗战。1942年至1943年7月,“飞虎队”500余人陆续进驻柳州,战机保持在50余架。1945年7月柳州光复,“飞虎队”重返机场,停驻的各种飞机一度达到200多架。P-40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由于当时柳州所处的重要位置,柳州机场成了“飞虎队”在华南的重要基地。“飞虎队”在柳州期间,参与武汉、衡阳、桂林空战,远赴日本本土、台湾对日军目标轰炸,击落了不少日军飞机和炸毁了大量军事目标,“飞虎队”在柳州机场经常保持有几十架飞机参加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

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抗战。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9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因日本迫害,韩国临时政府开始流亡历程,辗转杭州、镇江、嘉兴、南京、长沙、广州,1938年10月,到达柳州。迁移柳州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阁成员有李东宁、李始荣、宋秉祚、赵琬九、车利锡、李青天等,随行的还有临时政府成员的家属,共100多人。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金九在广州沦陷前,前往陪都重庆争取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以没有来到柳州。临时政府在柳州期间主要活动有:颁布《韩国独立宣言20周年纪念宣言》;组建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组织筹款义演慰问军医院内抗战负伤的将士;和柳州群众一起开展全市性的抗日火炬大游行等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间抗战蓬勃发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柳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日益高涨。 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积极地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各中学爱国师生纷纷行动起来,组成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到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茶馆、酒楼,控诉日军的滔天罪行,诉说沦陷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宣传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柳州中学、龙城中学组织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抗日巡回工作团。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向学生推荐进步书刊等,广大青年学生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地下党在文艺界同样十分活跃。1938年11月,柳州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主编出版《救亡周刊》。这一时期,在柳州活动的还有国民政府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中共柳州日报支部、中共抗敌演剧四、五队支部。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队伍。中共四战区特别支部,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在柳期间(1940年从广东迁到柳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国民政府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秘书和军事参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巧妙地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利用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中级将领广泛交往,激发其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中共桂北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柳州日报社警卫队、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挺秀队、镇国政工队在融县一带开展对敌战斗,直至抗战胜利。1944年9月,柳江县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了“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前后同日军作战几十次。抗日自卫队的活动,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

(五)中国农都科研力量空前强大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柳州处在抗日大后方,许多农业专家、学者、教授为避难云集在广西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农业科研力量空前强大。这一时期,广西农事试验场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并相继向各地推广,专家们的优秀论文在全国性报纸杂志上发表,广西农事试验场因此也声名远播。同时,广西农事试验场在大力进行农业科技研究和实践中,也造就了一批高级农业人才,如我国原农业部长何康,农业博士马保之,农业专家孙仲逸、彭绍光等。抗战时期的广西农事试验场,为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六)抗战文化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的柳州抗战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抗日文艺演出和美术歌咏活动、新闻出版以及诗词创作都非常踊跃,抗战文化空前繁荣,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柳州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云集桂林,坚持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抗日文化中心。作为毗邻之地的柳州也与其互相呼应,以文化武器进行宣传抗争,广大文化工作者,用诗歌、喜剧、音乐、绘画以及新闻社论等形式,宣传抗战、进步、团结,烽火中的声音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柳州本地文化人创作了大量抗战作品,如抗战木刻、抗战诗词、抗战话剧等。

这一时期柳州的抗战美术创作空前繁荣,木刻创作和木刻理论研究处于鼎盛时期。20世纪40年代,柳州共举办个人或联合画展24次。其中木刻画专展5次,共展出木刻作品2200余幅。1942年 3月,抗敌演剧第五宣传队举办战地画展,影响很大。抗战时期在柳州任教的版画家陆田不但参与国内许多重要抗战美术活动,还创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木刻作品,成为中国抗战木刻的重要版画家。版画家黄荣灿在《柳州日报》出版“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特刊。

期间,柳州籍画家潘文经在桂林参加抗战美术活动,挥笔作画参加抗日联展义卖。柳州籍画家邓俊群参与创办的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美术活动一个重要阵地。此外,从桂林借道柳州转往大西南昆明、重庆的大批文化人,有的滞留柳州进行文化活动,许多美术界人士来到柳州,他们的木刻、油画、国画、漫画创作活动和画展推动了柳州美术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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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5-03 14: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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