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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参观团延安行

添加时间:2018-03-13 15:56:06 来源:论文网,作者: 袁桂莲 王光荣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43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外国驻华记者被中共军队抗日的壮举所吸引,也对长期被封锁的陕甘宁边区充满了好奇,便屡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赴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的要求。

  1944年,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引起盟国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不仅要求国民党将数十万军队从陕甘宁边区布防圈撤出,以增援缅北、滇西及豫湘桂战场,而且提出必须允许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外国记者再次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迫于压力,2月23日,蒋介石接受了外国记者的要求,但却一直拖延到5月,并将外国记者参观团改为中外记者参观团。

  参观团团长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副团长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外国记者主要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塔斯社的普金科等。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张文柏,中央社记者徐兆慵、杨家勇,《扫荡报》采访部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火良,《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还有工作人员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等。该团外方记者6人,中方记者9人,加上领队和工作人员6人,共21人。

  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从重庆出发,开始了经华北到西北的艰难行程。

  参观团行程甫定,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便周密地部署了各方面的接待工作。这次接待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即把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主张及各方面的成就宣传出去,力争澄清那些“边区黑暗”、“共军游而不击”诸多无端的攻击。

  6月1日清晨,参观团一行由山西省吉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固临(即现在延安市临镇)一带。6月3日,参观团全体成员来到延长,参观了延长油矿。随后又翻山越岭,由北向南,行至南泥湾,在此参观游览整整四天。在三五九旅旅部召开的欢迎会上,王震向大家报告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盟军已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中外记者闻讯,无不欢欣鼓舞。当得知如此重大的新闻是来自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时,在一阵惊愕之后,更增添了他们尽快亲眼目睹红色圣地的迫切心情。

  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终于抵达目的地延安。这些人大都是首次来延安,他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喜悦。

  6月12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全体成员都收到了一张由毛泽东发给他们出席招待会的请柬。

  临上车时,《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发现自己光着脚丫穿着一双新买的凉鞋,便坚持要回交际处住地穿一双袜子再走。工作人员看看时间已所剩不多,便劝说道:“这无伤大雅,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多着呢!”

  在中央礼堂后边的客厅内,中外记者巡视着屋内的摆设,简朴而整洁。自认为有失风度的赵超构发现,延安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光着脚,穿着自编的草鞋。他这才消除了刚进门时的不安。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入客厅。他一边同记者们一一握手,一边认真地听取翻译和工作人员报出各位记者的姓名。对第二战场的开辟,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庆祝之意,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一贯政策。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

  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提出的“你是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的问题时,毛泽东响亮地回答道:“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

  此次招待会,非常成功。后来,国统区的一些记者撰文记述了毛泽东的此次谈话,并发表评论说:“假若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作社论,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

  当天夜晚,赵超构在中央礼堂观看延安评剧院演出的《古城会》、《打渔杀家》、《草船借箭》等剧目时,忽然发现毛泽东就坐在他的右侧。这种景象,在他看来简直难以理解。因为在国统区,领导人不坐“包座”而和一般人混在一起看戏,只能是天方夜谭。

  编发新闻稿,中央社记者故意篡改报告内容。座谈会上,“死去”、“逃走”的延安名人活生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新闻界同行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的接待工作。如新华社社长博古、解放日报社总编余光生等。他们不仅时常与中外同行一同展开采访活动,而且还适时解答中外记者的各种提问。新华社译电员浦化人(即王养三)担任翻译组组长,负责签发外国记者采写的新闻稿件。

  但是,国民党的某些新闻记者,总是设法歪曲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生的某些事件。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总是积极出面做解释工作,善意地说明情况,以便达到真实客观报道的目的。

  6月22日,中央社记者徐兆慵听取了叶剑英关于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场的形势报告后,在他采写的新闻电稿中篡改了报告的基本内容。叶剑英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就能将国旗插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的城头。而徐兆慵却偷梁换柱,有意把“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这一重要的前提语删去,变成“在战略反攻时,一旦时机成熟,八路军、新四军可开入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并将“插上国旗”改为“悬挂我们的旗帜”。如果照此宣传出去,显然就会进一步激化国共两党的矛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损害。我新闻检查人员发现后,立即对此进行劝解和驳斥,终于使徐兆慵纠正了电稿谬误,保证了叶剑英报告内容原原本本地宣达。

  6月24日,吴玉章、周扬、丁玲等数十人专门在边区银行大院集结,与中外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

  座谈会上,作家吴伯箫发言道:“今年3月,西安有一批人,根本不认识我,却扮做成我的亲戚朋友,说我死了,为我开起追悼会了。这是一种侮辱。大家看看,我这不是健康地愉快地活着吗?”“我活着,很愉快,很健康,有家庭,有妻子,妻子还是纺纱能手呢!而西安竟追悼起我了。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上海的遭遇》,说的就是世界上竟有这样造谣污蔑的事。现在我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中外记者团的先生们,并且向西安的混蛋们抗议!”

  诗人艾青也站起来,愤愤地讲到:“大后方有一个所谓的《良心话》,实际上讲的全是没良心的话。那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行不得艾青》。说艾青要逃出边区,当走到边区与国统区交界的?县(今富县)时,被边区政府保安处捉回,这真是活见鬼的事。我为什么要逃走?我要逃到哪里去?在今天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更好的地方?”

  毛泽东亲自接见众记者,耐心详尽地答复提问。各国记者写出了《红色中国的挑战》、《我从陕北回来了》等著作

  7月12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毛泽东亲自为他们设宴饯行。但真正返回重庆的只有夏南汉神父及国统区的新闻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外国记者被延安这块磁石深深吸引住了。不仅长时间地滞留于红都延安,而且不畏艰险,深入到中共管辖下的各抗日根据地采访写作,直到10月下旬才相继离开。

  7月14日,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美国著名记者斯坦因,用斯坦因的话描述枣园,就是“农民的老果树园”。他所见到的中共领袖的办公条件比想象的还要艰苦。毛泽东的接待室是一个小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里面有一张办公用的小桌子。斯坦因把笔记本放在小桌子上面速记。

  斯坦因发现,毛泽东是他从未遇见过的最有耐心的采访对象,他给予记者充分的提问和讨论时间。在窑洞里,毛泽东面对着斯坦因,坐在一把旧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讲着那些富有哲理的革命道理。有时,毛泽东站起来在窑洞内踱着步子,偶尔还站在斯坦因面前,眼睛盯着他,“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缓地有条不紊地谈论”。斯坦因尽自己所能,竭力把毛泽东的谈话全部记录在笔记本上。

  傍晚,毛泽东和斯坦因在院外的一棵老果树下共进晚餐。随后,他们又在窑洞内续谈。毛泽东在谈话中发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摇摇晃晃,不太方便,便摸黑到院外捡了一块平整的石块回来,亲自为斯坦因垫平了那条桌腿。

  事后,斯坦因为这次会见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80%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与士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中国革命最初大失败的时候,他一方面反对愿意放下武器的人们,另一方面反对主张在中国主要城市中心进行拼死的暴动。代替这两个办法,他把运动的中心移到了遥远的乡村中。”

  合众社记者福尔曼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他要搞清国民党所宣传的“中共同苏联一个模式”、“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诸多问题是否存在。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不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们更乐意把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看作是为了林肯在你们南北战争中为之奋战的目标:解放奴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几百万处在封建主义桎梏下的奴隶。我们80%是农民,靠一小块土地维生,而这些土地大多数属于无耻的大地主。由于80%的佃农要交出50%到80%的收成来付出地租,这就差不多相当于奴隶制。”接着,他还用在土改中得到土地而释放出高度的抗日政治热情的边区劳动英雄的实例,说明他这一主张的正确。

  接着,福尔曼又毫不客气地质问:“如果你们不实行共产主义,为什么还要自称共产主义者呢?”

  毛泽东回答:“你在这儿目睹了许多,足以证明我的话――我们已不再是苏俄定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那为什么不改变名称呢?为什么不把它改为‘民主主义’、‘新民主’或把它改为除共产主义外的任何名称呢?”

  毛泽东说:“不,我们不能,也决不会改变名称,也不需要这样做。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和实践,不是它的名称!”

  《新民报》的主撰赵超构感叹地说:“毛泽东是一个最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我的想象中,边区一定是共产党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溢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然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衣了。”“毛先生的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还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作出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读史书的成就。”他进一步讲道,如果自己在延安呆上更多的时间,真格会被“赤化”过去,信仰“毛泽东主义”了。

  圆满的参观、诚挚的对话,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延安、在边区甚至在回到各自岗位后,撰写出大量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辉煌业绩的专著和文章。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这本书长达十余万字,为国内外读者所欢迎。《延安一月》在《新民报》重庆、成都两地登载的同时又出了单行本,被一些有识之士誉为与《西行漫记》和《中国的西北角》齐名的作品。斯坦因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武道写了《我从陕北回来了》,爱泼斯坦撰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1944年下半年起,这些著作在欧美等国相继问世,并通过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传回国内。它宣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争取到世界众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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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3 15: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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