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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英烈张元豹:在东南亚牺牲的反法西斯斗士

添加时间:2018-02-09 15:39:15 来源:精英家教网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张元豹,1916年冬出生在福建省仙游县城东镇土寨村。出生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歌声,而是寒冷、饥饿和父母亲无奈的叹息声。富人家添丁欢欢喜喜,大摆宴席;穷人家生子欢乐之中却带着忧愁。为了维持生计,父亲起早摸黑租种地主的土地,母亲克勤克俭哺育幼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提时期的张元豹非常体谅父母的苦衷,自觉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张元豹非常羡慕那些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但他深知自己的家境,不敢向父母提出上学要求。后来在亲人的资助下,张元豹才实现了上学的愿望。

  1923年,张元豹在家乡的小学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未念完小学,便提前进入仙游公立中学就读。在学校里他朴实寡言,不苟言谈,但与同学的关系却十分融洽,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豹”。有一次劳动课,老师不在场,一些同学趁机偷闲嬉闹,而张元豹却不声不响,挥舞铁锄,动作利落,半个小时就将凹凸不平的操场修平了一大片,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张元豹从小就善恶分明,且极有主见。他在上中学时,学校紧靠西门兜城墙,城墙外就是西门兜刑场。每当西门兜刑场行刑时,许多同学就好奇地爬上城墙观看行刑,而张元豹却平静地对同学们说:“被枪决的都是农民,有什么好看的!?”当时,学校隔壁是仙游较著名的王元龙占相馆,同学们有空时就去旁听和观看占相,还把占相术渲染得奥妙神奇。而张元豹却说:“我不相信,哪能一相定终生,一占知休咎呢?”

  初中毕业后,张元豹进入仙游县中附设的高师班读书,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只能且耕且读,每天早晨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回家后,都得去帮助父亲耕作,年长日久,从无间辍。1930年高师毕业后,到革命气氛浓厚的仙游坝下小学任教。他很快参加了革命互济会,并积极参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农运工作。1932年,张元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调到中共莆属(闽中)特委机关工作,当时特委正在组建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便安排张元豹在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工作。1934年3月,中共莆属(闽中)特委又委任张元豹为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除了负责莆、仙两县团的工作外,还兼任农运工作。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国民党宪兵破获,市委书记陈之枢等人相继被捕叛变。由于莆属特委隶属福州中心市委,所以,福州中心市委的暴露,立即波及莆田、仙游两县中共地方组织。叛徒马上率宪兵从福州赶到莆田、仙游,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莆仙两县的党团组织在短时间内均遭严重摧残。张元豹因事前不知消息,结果在莆田郊区廷寿村被捕。在宪兵押送张元豹回莆田城里的途中,他趁群众围观之机,迅速撞倒宪兵后逃入人群。宪兵见状立即鸣枪示警并奋力追赶,一时秩序大乱,人马混杂,加上宪兵系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而张元豹轻车熟路,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并连夜逃回仙游。由于仙游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张元豹通过亲友的帮助,秘密离开仙游前往厦门,又从厦门辗转到新加坡,最后漂泊到马来亚霹雳州把巴埠的华侨小学任教。

  作为共产党员的张元豹,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时刻注意闽中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仍然不懈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在1935年到1936年间,张元豹经常撰写进步文章,投稿《中华晨报》副刊,因而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并同马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中华晨报》的主编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革命工作。同时,张元豹还同从闽中逃往马来亚的其他中共党员取得联系,同他们一道撰写时论和具有革命内容的文艺作品,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时报》等报上刊登进步文章,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

  1937年上半年,中共闽中特委遭破坏,闽中特委的主要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元豹获知消息后非常震惊,一方面撰写文章,指责国民党福建当局大敌当前、同室操戈,做了亲者痛、仇者乐的蠢事;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在马的共产党员和同乡会,积极捐款,进行营救。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作为炎黄子孙的海外侨胞也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张元豹辞掉小学教师职务,开始他的职业革命生涯。自1937年下半年起,他天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为祖国抗战奔走在霹雳的各埠之间,居无定所,食无定时,饥一顿饱一顿,当时马共党供给他每月8元叻币的生活费。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影响他从事革命的热情。后来,张元豹应邀兼任《星州时报》驻霹雳州的特约记者,每月增加了二十几元的稿费收入,生活才有了基本保证。而当时由于工作实在繁忙,连写稿的时间也挤不出来,生活难以为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元豹才接受马共中央付给的每月十几元的生活补助费。

  1938年秋,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马共中央决定在霹雳州召开抗援代表大会。作为霹雳州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人的张元豹任务更加繁重,从会议经费、人员组织、会议地点、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一系列工作都进行妥善安排,以确保代表大会万无一失。由于张元豹的出色工作,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受到马共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张元豹也因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而被补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从此,张元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按马共中央的分工,负责马来亚的文化界救亡工作,并兼任新加坡的工人运动。

  1940年6月,张元豹根据马共中央指示,着手筹备马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于是,他借用了中岭鲁新住宅区的宿舍作为马共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址,结果因偶然事件,被英国警探侦悉、围捕。由于当地居民的极力掩护,张元豹方才脱险。1941年,张元豹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患了肺病,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也没有将病情向组织上汇报。后来因身体明显消瘦,并在同志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元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肺有点小毛病,没大事”,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战火烧遍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同年底,日军加紧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入侵,新、马面临沦陷的境地,整个新加坡的局势不断恶化。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驱逐入侵之敌,马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到马来亚内地,组建武装,抗击日军。本来张元豹积极要求到内地去搞武装斗争,但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决定让他留在新加坡工作,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四处捕杀前马共党员,并株连全家老少。作为马共中央委员的张元豹处境更加困难,他预感到自己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便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交待自己的爱人做了最坏的安排。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张元豹的身份已暴露,但因未接到马共中央的指示,又不便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结果,一天,当张元豹正在新加坡世界书局看书时,一群军警突然而至,将他逮捕。

  张元豹被捕之后,被关进新加坡四排大监狱。入狱后遭受日军的严刑拷打,但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当时,由于监狱的环境恶劣,张元豹肺病复发,又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加上战乱期间,新加坡闹粮荒。张元豹他们几乎难以吃到大米饭,只能以香蕉皮充饥,不良的营养,加速病情的恶化。在严刑、重病和饥饿的三重煎熬下,张元豹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念念不忘革命工作,通过同情革命的华人狱卒,寄信通知未被捕的党员,要求他们注意隐蔽,并提高警惕,铲锄叛徒,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下半年张元豹在狱中病逝,被埋在四排坡后面的万人穴上。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新加坡也于1945年秋光复。为了探明张元豹的下落,其大妹及同乡四处奔波寻找,但均无结果。

  1947年老画家、同乡张霞和原闽中地下党工作者张兆汉先后造访新加坡,寻找张元豹。终于在新加坡马共中央办事处了解到张元豹的一些情况,证实“黄石(张元豹)同志,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号伯羔,福建人,一九四二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坚贞不屈,病逝狱中。”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张元豹的革命功绩,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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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2-09 15: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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