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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的白衣摇篮——对新四军军医处第二期卫训班的点滴回忆

添加时间:2018-01-12 15:12:54 来源:《铁军·纪实》,作者:吴友廉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38年10月,吴友廉参加新四军,在军卫生部军医处举办的第二期卫训班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她回忆了在卫训班的点点滴滴。结业后,吴友廉被分配到军部医院当化验员,正式成为新四军早期的一名白衣战士。

  1939年1月底至8月,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东边约四五里路的大路北面,有一处约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叫“田禾里”。在这里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刻苦学习救护卫生知识,准备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新四军军医处主办的第二期卫生训练班。

  这期卫训班有40多人,分5个班,第五班是女生班,我是班长。开学时10人,不久只留5人,即:姜明、王铮、金鼎、何柔和我。男生有4个班,我尚记得名字的有:陈海峰、朱潮、翟盛、李磊、沙序凯、何秋澄、陈本固、李德、张鑫原、蒋品珍、章逸、孙学、江守默、汤禧承、周森林、浦金泉、顾纪书、葛志刚、李桐铭、董学金、金松林等,共26名同志。他们大多数来自大城市敌占区,少数来自安徽省各县。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观念,不愿当亡国奴,是抱着强烈的抗日救亡志愿来参加抗战最坚决的新四军的。他们的年龄在20岁左右,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十六七岁,多数是初中生,还有部分是小学生,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学习态度很好,刻苦认真、积极努力、团结互助。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先到新四军教导队受了大约半年的军政训练,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基础,政治素质较好。

  卫训班的机构很小,工作人员很少。教务主任叫杨光,学生的学习、生活由她一把抓。杨主任是湖南人,身材魁梧,工作认真负责,作风大胆泼辣,对人严肃热情,学生既尊敬她又有点怕她。另有一个政治指导员负责管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名叫吕锡元。他平易近人,很能团结人。还有一个管理排长,负责卫训班的伙食供给。学生队长由学员李桐铭担任。学生中党员不多,建立了党支部,支书由指导员兼任,支委有翟盛、姜明和我。当时党组织党员不公开,男同学中党员少,女生中党员多,势必要女生做男生的工作。支部研究决定第一批发展的几个党员都是男生,分工后要我去找一个男生谈话。我感到很为难,被指导员批评后,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做。

  卫训班的教员都是卫生处和军医院的大夫、护士兼任的。教员有崔义田院长、宫乃泉主任、章央芬大夫、吴之理大夫、李振湘大夫、郑素文护士长、陈凤琴护士等,他们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卫训班的课程有内科学、外科学、生理解剖学、护病学、药物学等。教材都是教师自编的讲义,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我们边做边学,学得挺感兴趣。

  此外,卫训班还有个俱乐部,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军人俱乐部在指导员的直接指导下,由学生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下设学习、宣传、墙报、歌舞、体育、民运等项目,搞得很活跃。

  卫训班遵循了“抗大”和教导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校风,生活是半军事化的。大家每天很早起床,集合、跑步、收操、唱歌、洗脸、吃饭、上课,和在教导队时的生活差不多。学习除上课外,晚上要做作业。好在大多数学生是教导队训练过的,都能适应。那时经常开晚会,活跃部队生活,有时是军民联欢,有时是和军医处、军医院联欢。节目都是自编自演。我记得一次与军医院的同志开联欢会时,我和一个同志表演卖梨膏糖,一句“李大夫(李振湘)吃了我的梨膏糖呀,开起刀来蛮灵光呀!”逗得全场大笑,我们演得也很高兴。

  在卫训班,有两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一是见项副军长;二是“七一”轰炸。

  开学不久,一天上午,杨光主任叫我跟她出去。只见她急匆匆地说:“去见项副军长,他叫你们女生都回教导队八队去,说卫训班不要女生。你代表女生去讲讲你们的思想和要求。”我带着又惊又忧的心情跟着杨主任上了路。

  田禾里到罗里村(军部所在地)约四五里路。我们步行到达后,在一间老式小楼上见到了严肃而慈祥的项副军长。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让勤务员拿来两杯白开水。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里陈设很简朴:一张木板床、一张大方桌、几个板凳。项副军长的和蔼态度使我的紧张心理放松了一些。我们向项副军长敬了一个军礼,杨主任先向他汇报了卫训班开学以来的情况,接着说到女生。她说,虽然女生不适合去前方,但是后方医院也需要人,希望女生留下来。然后,她指着我说:“吴友廉是女生班长,让她汇报女生思想吧。”我接着说:“报告首长,我们10个女生都是八队来的,是由领导号召、自愿报名后组织批准的。我们都立志做一名白衣战士,救死扶伤。我们不怕苦、不怕死,坚决抗战到底!现在认真学习,毕业后服从分配,请求首长批准我们继续学下去。” 项副军长有点为难了:不同意吧,是不听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意见;同意吧,要收回成命。他思考了一下说:“这样吧,五个年龄小点的回去,五个大点的留下。”杨主任说:“我们执行首长的指示,回去做好工作。”我们即站起向项副军长敬礼、退出。

  通过这件事,我对项副军长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一个基层干部可以带一个战士直接跑到军首长宿舍,只有革命部队才有这样的事。项副军长讲民主,体恤下情,使问题能得到合理妥善解决。这次见面使我终身难忘。

  1939年7月1日上午,为准备晚上的军民联欢会,我和另一位女战士在卫训班门口河边洗桃子,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声音越来越大,我们抬头一看,飞机已到头顶。只见飞机一个俯冲,接着是轰轰一阵炸弹声和嗒嗒嗒机枪扫射声。我们蹲在一棵树下,目睹着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

  几次轮番轰炸、扫射,主要目标是云岭军部所在地和中村教导总队驻地。我们南堡村军医处军医院、田禾里村卫训班目标小,没有遭到轰炸。敌机一走,我们立即参加卫训班组织的抢救队去云岭、中村抢救伤员。我在军医院门诊部照顾收容送来的伤员,给他们包扎、止血、输血,将重伤员送开刀房清创或截肢。有的重伤员送来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停止呼吸、心跳,心痛万分。这更增加了我们对日军的仇恨。

  这时,我亲见了到皖南军部采访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也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后来,她向国际上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轰炸皖南后方军民的滔天罪行。她指出日军的对华侵略是非正义的,中国抗战是正义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坚持抗战到底,胜利必属中国。

  1939年8月,我们课程已学完,少数同学去了前方部队,多数同学到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去实习,一个月后全部分配,绝大多数到了前方部队。我被留在后方医院化验室工作。

  为期半年的第二期卫训班是男女生在一起学习,虽然大家都是青年人,但没有人谈恋爱。当时有个规定:要符合“二五八团”条件才允许谈恋爱,即25岁,8年革命经历,团级干部。很明显,卫训班的同学都不够条件。但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同学思想很单纯,大家以抗日打鬼子为目的,没有人考虑个人问题。通过半年的专心学习,大家不仅提高了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也有很大提高。不少同志在卫训班入了党,立下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决心。卫训班不仅培养了一批医务卫生骨干,也培养出一支坚持革命到底的政治队伍。在以后艰苦、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在枪林弹雨的斗争中,卫训班的同学成为革命的白衣战士,没有一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他们救死扶伤,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工作的锻炼,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成了医务战线上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就是我们二期卫训班的成绩,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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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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