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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江淮银行和印钞厂

添加时间:2018-01-12 15:08:29 来源:《铁军·纪实》 ,作者:程瑞荃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分别兼任银行正副行长。

  那年,我17岁。我同麦洁红、钱郡芳、曾华等数十名女同志从抗大五分校调到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进入会计训练班学习。老师讲的是借贷方面的知识,却不知老师说的是何地方言,课听不大懂,还要学习打算盘。我想,不是说打鬼子吗,怎么做起商人来了?

  朱毅部长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亲自来给我们上课。他说,“革命也需要当家理财,学借贷、打算盘,才能记好账算好账。光有革命思想还不行,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算盘,同样是为了打鬼子!财经战线上的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保卫革命财产,就是支援前线,我们同样是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

  此后,我们安下心来学习,老师的方言也逐渐听懂了。训练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江淮银行总行金库任出纳。当时工作驻地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有柜台、栏杆,总行的金库有一台铁制保险柜,财政经济部的金库只是许多的木箱子,即时结算还是用法币。

  1941年4月,江淮银行总行开始营业。我记现金出纳账,每日在窗口。经常开党小组和支部会,空闲时,就看三姐程瑞蒙给我带来的马列主义书籍,还时常到泰山庙听财经专家薛暮桥讲的政治经济学报告。

  8月,日伪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跟着李人俊副部长行军到了苏中区,我和钱君芳暂借给苏中区行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两淮盐务管理局,那里原有大量的留用人员,没有新四军的干部。钱君芳管印鉴,我是会计。去的当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情况紧急,鬼子下乡扫荡了。紧急集合后,我和钱君芳去河边的一小茅草棚中暂时躲避。我们俩钻进了一间空荡的、低矮潮湿、只有一扇窗子、朝河方向开着的窝棚式土屋。我们蜷缩着身体,贴墙各站在窗的一边,各自向两边望去,心想,鬼子上岸怎么办?我们穿的是军装,誓死不当俘虏。想着想着,忽然听到汽艇的马达声,我们屏息观望,想是肯定鬼子来了。果然,汽艇由远而近轰鸣而来。我们攥紧拳头、提心吊胆,清楚地看到船头有五名持枪的日本兵,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稍作环视就缓缓而去。真是好险啊!幸好没有码头,他们没有上岸。等到天大黑了,李人俊副部长赶来通知集合时,我们看到一大队人,他们是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全部留用人员,都背着行李。他们害怕游击生活,准备走。这样,偌大的一个两淮盐务管理局,就由周邨局长、钱君芳和我三人接管了,成立了三人党支部,周是书记,钱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

  业务上,我们依旧沿用过去的税票,盖上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公章、发给税务员。每当税务员来缴款时,都是行色匆忙,经我们清点后,立即签点新的税票给他们。由于税票须是签发时盖章,所以经常是通宵不眠。天亮税务员来领时,也来不及问姓名,就匆匆而去。在我们的税务机关被敌人的“清乡”、“扫荡”摧毁时,他们就分散成几个游击组,与敌人拉锯式地周旋,保护和运送税款高于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税款对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无人动摇革命的意志,从无携款逃跑者。

  征收和保管税款是极其重要和危险的工作,都是由我和钱君芳两人负责,后来又有吴蓉同志。我们把钱放在特制的布背心中。领导怕我们不肯穿,特选了好看的红格子布做背心。它有三排方形的口袋,口袋上有绳子可系,一排八个,放的是法币和金条。规定我们每天穿着贴身睡觉不能脱,以应对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我们是活的金库,行动灵活便于分散,但也沉甸甸的,心情从不放松,觉从不睡死,责任重大啊!行军时,前后都有部队,紧跟在局长后面被人保护;分散时,也离驻地不远,白天不可随意外出,隐蔽行事。等到税款收到一定数量,解缴军部时,才可脱下背心,那时最轻松,像放假似的,可以美美睡上一个好觉。

  为了躲避日伪的扫荡,1942年6月,印钞厂转移到阜宁县羊寨镇以南的洪庙继续生产。李人俊兼任厂长,胡金魁任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由于业务需要,我和钱君芳又被调到印钞厂。不久,由上海陆续运来了印刷机、凹凸版机、油墨和印钞纸、切纸机和烘干机等。还引进了一些印钞技术工人,全厂有300多人。

  紧张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将三台印刷机放在中厅一字排开,中厅的东侧放切纸机,先由切纸机开始进入三道印刷、检票、检号后,印出普通的江淮券。是像印刷报纸一样的平纹,纸张是一般的印钞纸。凹凸版印钞机放在后厅,印钞纸先经过湿处理后,经过凹版,清版、回墨,放纸压印,烘干一次等程序,即成半成品。凹版印刷要求精确度高,所以,厂房明亮。印出的壹元券是特制的印钞纸,纸是淡粉红色,中间有细纹并有防伪标记图案的油条油墨,突出发亮,高质量的江淮券。

  1942年7月,印钞厂全面开工时,陈毅代军长亲临现场视察。陈代军长所到之处,工人们都向首长敬礼致意。全厂上下和陈军长的心都在一个目标上,那就是多印快印!因为华中各地的法币仍然是主要的流通工具,由于交通的阻隔,造成法币(特别是小额面值的法币)很难得到补充,形成根据地市场流通筹码的严重短缺,伪币乘机而入,急需我们的江淮券去抢先占领市场,解决短缺,畅通流速,因而印钞厂就是战场,印刷的速度也就成了“革命的速度”、“战争取得胜利的速度”。

  由于法币的贬值,它企图侵入抗日根据地掠夺物资。江淮银行规定,法币禁止在根据地流通,进入根据地的法币必须按比值换成江淮券,把换来的法币拿到敌占区购买我们所需的物资。因而,我们的江淮券一出,根据地的老百姓无不喜称之为“抗币”。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货币的稳定,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干部和工人深知敌、顽、伪夹击中有如此安定环境来之不易,为了这个目标,都忘我劳动。我们终于赢得了敌后的六个月宝贵的时间(1942年6月—12月),部分完成了小额江淮券(即1角、2角、1元)的印制和发行任务。在这五个多月的时间内,生产了抗币947.55万元,为盐阜和苏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也常常是一个人去阜宁财经处,到骆耕漠那里向唐翠英领取现金,背着一挎包钱回来。记得有一次,去时晴天,回来却遇倾盆大雨,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还要涉水过河,回来时一头撞上李人俊副部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赤着脚,水从身上流到地上,也来不及回话,就抢先把未湿透的放钱的挎包交给出纳钱君芳,总算保住钱物没有“泡汤”。

  1942年底,日伪的清乡扫荡更加残酷,军部号召实行“精兵简政”,所以印钞厂也动员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准备撤出洪庙,转移到海船上去生产。我们加紧把半成品的钞票赶制成成品,困了就睡在钞票上,把机器拆卸包装好运到海边打埋伏。由军部调来的政工干部也随李人俊副部长回新四军军部了。我们印钞厂的队伍虽然比不上正规军,但也精干灵活,大家背着背包,转移行军到苏中东台海边盐垦区,继续生产江淮券。

  1943年1月,我们在总指挥罗湘涛指挥下,与海霸(海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的海上印钞厂在弶港与掘港之间的深海航行,陆地上有敌伪顽的夹击,形势严酷,生活艰难,没有淡水、蔬菜,加上汹涌澎湃,晕船呕吐,没有冬衣冻得发抖。而凹凸版印刷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印刷机只有在潮水退时,由舒琪、陈真在舱中印刷。我们也只有在退潮时,在海滩上捡些海蜃子当菜吃,潮水来了就上船。情况紧急时就得立即开船,与海匪周旋。紧张过后,也有平静的片刻,船飘在海上,我们坐在船帮上,看到海里的鱼,看到圆形透明的活海蜇浮游在海上它的头部在下面,在阳光的照耀下甚是美妙壮观。

  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还是没能适应,因为海匪的猖狂,退潮时也不能下船了,我们只得在海上打游击,每天都要在深海航行。我们随指挥船航行,游击了一段时间,形势稍微好转,我们才得以上岸,先在盐区一带活动,住在烧盐的盐锅旁。有一次,我们在开支部大会,从盐民那里买了鲜黄豆荚,就放在盐锅上蒸,一会儿剥出黄豆吃,那才好吃呢!又嫩,又有一点咸味,真是一顿美餐,使我至今难忘。

  宽阔的盐场,一望无际。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每天靠范仲云外出带回的淡水、粮食、蔬菜度日,虽然生活工作还很艰苦,但是大家在一起过着部队的集体生活,感情上非常温暖和快乐,印刷工作也顺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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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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