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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第三节(4)

添加时间:2017-11-14 15:19:36 来源:爱书坊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四、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事实,对付调查团,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

  (一)“建国会议”与“建国运动”

  1931年12月11日,日本着槻内阁倒台。12日,政友会头子犬养毅组成新内阁后,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完全支持和赞同的态度。12月29日,前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时任军事参议官)被派到中国东北“视察”,回国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的一些具体办法。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立即催令板垣或石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建立伪“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32~333页。],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

  根据板垣的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如前所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外,还有土肥原、花谷等,讨论了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决定了大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56、351页。]。

  板垣在与汉奸赵欣怕多次密商后,于27日到汤岗子拟制了一个有关伪国的“建设顺序的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67页。]

  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国的方案。由于这时马占山的态度尚未明朗,决定由板垣、张景惠等加紧作诱降马占山的工作。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也派人同马占山、张景惠、熙洽等联系,提出“联省自治”方案。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

  (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

  (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

  (3)18日发表宣言。

  (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

  (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

  (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

  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

  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85页。]

  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欺世盗名的把戏了。

  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

  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1~392页。]

  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5~396页。]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

  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

  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

  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

  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

  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溥仪粉墨登场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

  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

  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便告辞了。

  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

  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

  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傅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

  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

  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

  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傅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仪,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暑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

  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火曜”即星期二。]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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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14 15: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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