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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30多所高校西迁重庆 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栋梁

添加时间:2017-11-14 14:32:16 来源:重庆晨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重庆高校内名家会聚: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

  在昏黄的“沙坪学灯”下,走出一大批栋梁之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抗战时,西迁重庆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可以说那是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昨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介绍,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共有30余所高校西迁重庆,占内迁西南高校总数的65%,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数量达38所,居全国之冠。

  烽火连天

  30余所高校踏上西迁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成为了高校内迁的首选目的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有30余所高校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自南京西迁重庆之路,就是当时高校西迁的一个缩影。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给国立中央大学“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

  由于有先期打造的数百只木箱,学校图书仪器的打包没遇到多少问题,但运送到下关码头后,货运船只却成了难题。进退两难之时,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正好要返回四川,卢作孚决定将这一批客运船只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使用。

  然而,在装船时又遇上难题。客轮的舱位太小,航空工程系的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进不去,装载人员急出一头汗。卢作孚很爽气:“舱位可以打通使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西迁路途遥远,又是兵荒马乱之时,农学院牧场里大批良种牲畜该如何处置?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不能迁移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你们。”

  12月初,敌军逼近南京。牧场技师王酋亭对职工们说:“虽然罗校长不责怪我们,但我们能丢下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吗?”在他的组织下,工人们齐心协力,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来船只,将这些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再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水运至重庆。

  沿途交通阻塞,雇不到运输工具时,他们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后,大雪纷飞,人畜都已疲惫不堪,才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学校也及时汇来费用,他们又重新上路。

  1938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沙坪坝。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对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食不果腹

  阻挡不了授业求知

  内迁的学校,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师生常以糙米稀饭果腹,有时只能以野菜、山芋充饥,致使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等百病丛生,死伤者不乏其人。

  在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学者韩子渝编写的《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中,曾对学生艰苦的生活有详细记载:

  “1941年,迁到重庆巴县兴隆场(现为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朝阳大学,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巴县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为校舍,房屋破旧不堪,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听讲。一处靠着戏台的小坝子便是运动场和大会场,师生的伙食每顿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成,被师生戏称为‘八宝饭’,而菜则是清水萝卜、白菜。”

  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也在她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地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虽然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但师生们的授业求知之路并没有被阻挡。复旦老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晚饭后,有的同学向图书馆方向奔跑占好座位。”

  狂轰滥炸

  学子边躲空袭边考试

  除了“八宝饭”、臭虫,更要命的是日机的狂轰滥炸。

  仅1938年至1942年,日机便出动1059架次,对位于沙坪坝的沙磁文化区进行了狂轰滥炸。

  特别是在1940年5月29日,日军集中轰炸了重庆文教机构。向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投弹70余枚;突袭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7名学生死亡,伤数人。

  重庆各所学校被炸的当天,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联合致电美国,揭露日军轰炸中国大学、摧残中国教育文化的暴行,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钢铁、石油等制裁手段。

  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以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等人的名义致电欧美各国文化界,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事后,陈立夫致函于斌等人:“敌人摧毁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区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

  连年飞临重庆上空投下巨量炸弹的日机,并没有能摧毁这座城市的教育事业。当时在重庆高校内的师生,充分利用雾都的特性继续授课求知。

  许多学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时上课,在雾散时跑警报。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若考试期间,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走进考场,学校便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绝境下,西迁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努力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名家齐聚

  点燃一处处知识火种

  抗战时期的重庆名校汇聚,大批从全国各地迁来重庆的文化、教育名家,也获邀走进各大学,为学生们点燃知识的火种。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成立了“读书会”,敦请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讲课。如请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请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等。该校还先后有陈望道、张志让、孙寒冰、陈子展、曹禺、方令儒、童弟周等逾百人任教。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理学院院长是著名数学家何鲁,工学院院长是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冯简)。此外,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等人都曾到该校授课。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则聘请了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此外,周恩来、老舍、梁漱溟等人也都曾到校演讲。

  虽然身处艰苦环境,冒着性命之危,但学生们学习热情不减,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课,往往座无虚席,去迟了只好站在教室后面,甚至在教室外面听课。

  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所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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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14: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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