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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公务员生活条件如何?(2)

添加时间:2017-11-14 14:24:06 来源:南方都市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衣无料,公教人员衣衫褴褛

  战时陪都重庆因纺织工业遭到重创,外援通道又极不畅,衣物的获取亦是异常艰难。据浦薛凤回忆,当时公教人员十之八九来自外省,千里万里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起初一二年尚不感觉困难,至三四年后,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捉襟见肘。且亦有因生活困难,早将可售之衣出售,及欲添衣而“一月薪金尚购不到一套旧西装。”帽子也成了奢侈品,“予自己所戴呢帽,即是油腻发光。化成则冬夏光头,笑称时髦。”浦托人从安南代购回薄大衣一件,“幸重庆冬不严寒,尚可勉强支持。皮鞋则因为朝晚步行,特别消耗,所以破旧不堪。”若不幸为空袭所炸,则更是连破旧衣物也无力再添置。“总而言之,战时重庆之一般公教人员,以言衣服,不特极不整齐,亦且近于褴褛。”(《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冯玉祥见其女儿“弗矜穿我的大小袄,有些不雅,想给她买一件黑外套,随便找了一件要800元钱,我们穿不起,还是不买吧。”(《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12月17日)

  上海交大学生潘君拯自上海至重庆八千余里跋涉,一路所见,“沿途很少穿新衣的。布匹极端困难,连阴丹士林都算奢侈品,要课重税。沿途大中城市的纺织厂都叫鬼子占了”。“当时全国有几百万将士在抗日,解决他们的被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行无车,党国要人滑竿代步

  战时重庆的交通,显然也不敷分配。罗家伦身为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赴新疆监察使,没有自己的车,当然也没有配司机。1943年9月他回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出行都是靠蹭车:9月6日,“本偕咏霓同进城,因相左,另乘车行,致未及参加开幕典礼”。9月12日,“上午休会,下午公祭林故主席,我因无车不能往,甚为怅怅!”9月14日,“偕咏霓兄进城,彼赴工矿调整处,我即借其车至中民医院接二宝回”。9月19日,“下午梅荪云来约赴歌乐山中央医院探穆藕初先生病,在邮局前候了一小时许未见车到,”后才知是因故未来。

  一般人的行,则更是麻烦,虽有黄包车,但价钱很贵,山城多上下坡,高低不平,车行速度很慢,晚上车夫休息后,更不易叫上,就只得步行。至于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自都邮街登车到上清寺,开驶只需二十分钟。但有时站立等候(平常每刻钟一辆),连三接四,都已客满,故可等候至二小时之久。特别是重庆多雨满街泥泞,谓非狼狈而何。”

  1942年8月16日,64岁的黄炎培续娶夫人姚维钧,在巴蜀礼堂举行了结婚礼,有张一麐、穆藕初、杜月笙、沈钧儒等130余人参加。次日,黄姚二人由城内往黄桷坪,从清晨出发,下午4点半才到达目的地,路上几经周折:“清晨,偕维钧准备下乡,藕初以汽车由家瑞女士陪同,赴朝天门,家瑞别去。二人带黄昌熙购票坐小汽轮下水,抵寸滩上岸,不意人多拥挤中所带行李较多,未及运完而轮已开,致维钧及一部行李均留船上,余坐江干茶肆读《论衡》,自九时半候至十三时,维钧之轮到唐家沱折回,乃始相聚。……偕维坐滑竿行二十里至黄桷坪,已下午十六时半”。(朝天门至黄桷坪之距离约14公里)

  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注意,不是想象中的一长溜黑色轿车鱼贯驶出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5,第91页)

  1943年8月7日,熊式辉与王世杰等谈公事后回家,“傍晚无车,劳顿不能步行,乘滑竿返汪山,沿途见贫民疾苦及当前轿夫以肩力争生存之惨状,真令人有活地狱之感。”(《海桑集——— 熊式辉回忆录》,第419页)

  蜀道难,出入交通险境频生

  战时进入重庆的交通相当困难,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搭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火车最方便,但筑路费事”;“机车和车辆都是进口的,被敌机炸毁一辆或被日寇抢去一辆就少一辆”。后方筑了不少公路,但路况很差。“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西南公路大部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浆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徒弟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出灰,洗布袋(滤清器),加料,极为繁琐。徒弟辛苦得很。“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而到战争结束时,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只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高层人员去搞票,据唐纵日记:“今天有三位太太找我帮忙买票。现在的交通真困难,如再不能停战,恢复交通,政府将给人民怨死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如沈剑虹的夫人,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1946年内子等候飞机票无望,终于携同长女从重庆改搭木船,经三峡抵达南京转乘火车抵达上海,找到了我的老家”。(《半生忧患——— 沈剑虹回忆录》)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铨叙部政务次长、山东省党部主委的王子壮,与其家人的回家之路更是十分坎坷:战后出川交通“异常困难,长江水雷即不能遽扫,以无工具也,到京者今均以飞机,四时余可达,大批人员则有赖车船,此种工具在久困之余缺乏异常,交通当局日在设法,似纷扰将月,尚无结果”。(《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直到1946年4月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出,职员大部乘飞机,物品则多用木船,“因今年冬春雨水枯竭,江水甚浅,仅有之若干小轮”尚需用来运输军粮。而由于大批人员返京,年前物价还便宜一倍的南京此时却已高过重庆,王子壮一家如回南京安家,整修旧居等至少需款百万,“余何从得此,因与马次长商以能候水涨直接还都为佳,如此可以多运日用物品,免在京多所消耗也。但水涨不知何日”。“人人皆谈回京,而余则有种种困难,京地房子勉强修理可用,但内中家具一无所有,以现时京中物价之昂,非一二百万莫办,余何处筹措。为修房已精疲力竭,只能晚回,候有大船能带些日用物品,赖以节省。……但今年大旱,江水特浅,普通小轮尚须分段,……故惟大轮而能直达者为佳,为天旱所阻,据云最早亦须下月始能达此目的”。

  物价高,官员生活近乎赤贫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 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 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但到抗战中后期,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开始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山米1937、38、3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7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的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物价近日到处猛涨,……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〇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8月9日:“近日物价高涨,……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7日:“物价仍继续高涨。重庆市米价竟于三星期中每市石涨四十元(每市石价达一百二十元)”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 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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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14: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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