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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公务员生活条件如何?(1)

添加时间:2017-11-14 14:20:28 来源:南方都市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干旱少雨以及政府措置不当等原因,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生活条件、办公条件日益艰苦。尤其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情况越来越糟。

  因陋就简的办公条件

  在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的科长。据他的《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所载,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副部长董显光“住的是校园内原有的一座六角凉亭,用砖起了墙,就变成他同董夫人的住所了,曾(虚白)处长单身住办公室。这些房屋每次经日机轰炸,不是全毁就是被吹得东歪西倒,好在亦容易修复。因为四川有的是竹子、稻草和泥土,今天炸坏了,明天就可以动工修建”。“回想大家在那一时期,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同进防空洞躲警报。有几次巴中落弹特别多,弄得各家无法举炊,只得由公家煮‘八宝’大锅饭给大家吃。”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努力工作,丝毫没有懈怠,亦没有人抱怨叫苦”,为战时国际宣传竭尽心力。

  国际宣传处招待外籍记者的条件也十分简陋:该处在巴县中学校内“以美金一万的代价,盖了一所招待所。但只能容纳10多位记者,后来虽经扩建,但仍不够用,珍珠港事变后抵达重庆的外籍记者,不论短访或长住,均须另觅住所,一部分不得不寄住在教会宿舍里,一部分的居住问题,直至我政府建造了嘉陵宾馆之后,方才解决。……这所小小的招待所设有厨房、餐厅、浴室、卧房兼办公室等起码的设备,并雇有专人为记者们准备收费低廉的简单西餐,使外籍记者们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当时,“有两位女性,时常在记者招待所出现,”其中一位是“王炳南的德籍‘太太’安娜……安娜则作风大胆,她三十来岁,黄头发,颇为风骚,不论白天晚上一到招待所,就同若干年轻的外国记者们,关起房门‘密谈’,有时候动作太猛烈,声震户外,门窗为之摇动,其他记者们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大家知道安娜又在为单身汉们做她的‘施舍救济’工作了。”于此亦可见招待所房屋建筑材质之不理想。

  沈著中提到的嘉陵宾馆,在当时的重庆,是一个众人瞩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就是在嘉陵宾馆。冯玉祥、翁文灝等人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例如冯玉祥记到嘉陵宾馆看望卫立煌之类。但这一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档次究竟如何,顾维钧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可供参考。1942年10月,他从驻英大使任上回重庆述职,“我在嘉陵宾馆孔祥熙的一套房间里下榻,这个地方还算雅静。我听说这是重庆设备最好的旅馆,必要的卫生设备齐全。但不足之处甚多。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所以,我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荒废中的洋楼与山洞

  可能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确实较差,冯玉祥贵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看到一些人住洋楼,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蒋的亲信,担任过江西省主席、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东北接收主官等要职,战时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赴欧美访问的熊式辉,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庆,发现他的家人、亲友也很不宽裕,住是一大难题:“行装甫卸,纷纷于亲友之往来访问,所见一般衣衫多不齐整,午至山洞与家人团聚,居室服食,甚为简陋,但重见诸儿女甚乐,俱未言苦,城内屋租奇昂、无所居处,晚借空军招待所暂寓。”5月2日,“返山洞家中与儿女团聚,殊为可乐,但一念及法币贬值,物价高涨,战时生活将难维持……与柏筠谈生活维持之道,见每月紧缩亦须三万余元,不胜危惧。商定力图节约,度此难关。”4日,“下午四出看屋,皆因价昂租赁未妥。”8月5日,“总裁来汪山余寓所,廊外晾衣错综,室内儿童嘈杂,甚觉不安,即就客堂窗前坐谈约半小时。”所谈内容为“战事一结束即可能需要举办的工业。”

  1939年3月,浦薛凤至重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之职,“初到时即闻房荒。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以各大学而论,确有一个家庭挤住一间房子者。中央大学之建筑,全属临时性质。一切竹撑泥墙,因陋就简。大抵一家只一间房。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总之,吃饭、会客、睡眠、盥洗均在一间房内,此乃通例。”

  不过,孙科的住房似乎较好,在嘉陵江边盖了一所“圆庐”做公馆,据说是由他的“二夫人”蓝妮出资所建,建成后蓝妮以圆庐主妇的身份陪伴孙科,招待来宾,包括罗隆基、郭沫若等。但住不几年,蓝妮还是嫌轰炸威胁下的重庆生活单调,且时处险境,于1940年重返日伪占领下的大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日伪要人之间,如鱼得水。战后且让孙科出面为她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财产,闹得满城风雨。

  军国要人也嫌米贵

  战时陪都,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易,吃的条件有限,顾维钧提到嘉陵宾馆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会:“在嘉陵宾馆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为国民参政员举办的宴会。我们吃了一顿既经济又富于营养的饭。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

  1939年8月,有人从北碚给冯玉祥买来100个西瓜,“甚为甜美”,冯即派人送白崇禧、李济深各10个,张治中、梁寒操、王昆仑各5个,“以尽点友谊之道。”几天后,他去看望从前线归来的张自忠将军,又送给西瓜20个。

  在陪都,冯玉祥还常常请人吃饭,被请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记中隔数日即有此类记载,但所用食材似较为俭省,因之他曾对苏联大使宴客食物之丰盛称羡不已:晚7点30分,“苏联大使请吃饭,真是烟酒充足,菜又丰富。咱们请他吃饭,也不过是馒头、豆包、稀饭,菜不过几盘。今日看到他的一切这么丰富,我有点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可是他请我是他国家的钱,我请他吃饭是我自己的钱,我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难过,把以前的惭愧的颜色,完全都除去了”。另一次晚7点,“苏联大使请客,差不多都是中苏文化界的人,我同德全及赵望云先生一同去的,客有几十位,孙哲生先生、于右任先生都去了,席间吃的尽是莫斯科的东西,真是丰富,饭后看电影。”

  而他自己及孔祥熙请客就比不上了:某晚7点,“警报解除了,庸之先生请吃饭到行政院,菜也很简便。”另一次“散会后聚餐,每人一碗大锅菜和馒头,别的也没有什么。”

  这期间,冯玉祥时有资助乡间邻里的贫困之人,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但有些开支则能省就省:“报载马相伯先生逝世,本来想发电报吊唁,并安慰其家属,可是没发电报,发了一封快信,因为什么呢?电报每一个字须6元,要是有50个字就得300元,因为我是穷小子,所以没发电报。”到1940年底,他也觉得米价贵了:“米是一天比一天贵起来了,现在已经一元多钱一斤,将来不知会涨到什么价钱,真没办法时,伙食也得改变个方法,因为厨房里没有头绪,太乱,长此以往糜费太大。”

  被物价逼死的公务员

  1942年,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学生“吃饭靠贷金。八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饭是‘八宝饭’:霉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我替刚从沦陷区来的同学写申请贷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没有不批准的。”一些流亡大学生因饥饿难耐,竟沦落至与乞丐无异:“昆明梅校长来渝,曾云联大学生竟有进入酒馆,俟客人散走,即群集取吃剩余菜食者。”

  湖北军政界的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月29日,“李庚生来寓,甫坐下,陈叔澄继至,均言农历年关,百物涨价,公务员及学校教职员,皆有不能生活之虞。此等情形,固早知之,即吾人亦同感受困苦,由于时势造成,任何人无法转移,惟有勉强忍耐,以求侥幸于万一耳!”甚至何成濬本人牙痛已久,也不敢轻易决定去治疗,2月29日,“接邮局送交黄离明自蓉寄来一函,系询问何时到蓉医治牙疾。此行本早在意料中,所以迟迟不决者,一则以拔牙装牙,需时颇久,二则以旅费医费约计非数万元不可,法币之实质,固极低减,余等之薪给,每月不过五千余元,因此再四筹度,未便轻率前去,当即概略函复之。”1945年3月11日,“简若素来寓,……述成都物价之高涨,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员皆有朝不保夕之势,坐片时辞去。近日物价高涨,各地皆然,即重庆一地,政府用全力遏制,竟毫未收效,现在之物价,较去岁年底均增加数倍以上,遏止愈严,高涨愈速,倘无策挽回,前途殊觉危险也。”14日,另一人告何,昆明物价“米每石约一百二十斤需三万四、五千元,猪肉每斤八百余元。”4月16日,有人约何成濬往留德同学会午餐,“西菜每份需千五百元,物价之昂贵,真出人意想之外”。

  何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五女,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

  过去我们熟知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后方恰成鲜明对照。从上述情况看,似也未必尽然,后方“吃紧”的也实在不少,甚至包括许多中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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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14: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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