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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第二节(3)

添加时间:2017-11-14 14:13:29 来源:爱书坊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耀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大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0人。[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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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14 14: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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