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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2)

添加时间:2017-11-14 09:43:37 来源:腾讯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1940,陪都物价开始暴涨】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但到抗战中后期,民众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籼米1937、1938、1939、1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

  8月9日:“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12月7日:“近因米价猛涨(每一市石涨至一百九十元),公务人员及学校教员大都不能维持生活(因薪俸仍与战前无异)。政府对于渝市实行供给平价米”。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

  【战时公务员生活一再恶化】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在194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罗家湾盗窃甚盛,有一军令兵盗一裤为督察所缉,泣曰,来局工作八年,每月月薪仅十三元,家有老母,病不能医,故出此下策,良非得已,夜乘卫兵监视之疏忽,贻信而遁。书曰,穷困出此下策,无以对国家,自杀以谢老板。闻之不胜凄然。”

  此时,不但是一些职务低的公务员感受到物价的刺激,一些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亦感受到痛苦。唐纵在日记中多次写到生活困难:“戴太太送了几百元来酬劳代他汇的款。这些时,实系太穷了,不然,我哪能受他这些酬劳呢?”“下午晋见委座,问我调统局情形,人员情形。委座注意其内部人事尤其人才,问我何以外间人才不能进去?答两个原因:一对戴怀恐惧;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员均不肯卖气力。委座对职员待遇已允改良。临时,问我的生活情形,我见委座已在开门,外间史迪威参谋长候见,不便多说,答可以。实际上生活很苦,只是不愿开口向委座要钱”。“为何近来大家不安,议论甚多?我以为几个原因:一、因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烦恼之情充溢;二、因风气日坏,贪污日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

  家庭负担较重的王子壮则对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带薪水归,约略计之,本月又不敷甚巨。盖因过阴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须为铎昭两人交学费,约二百元。余八百余元之薪金,如何能济此月之用。”“因物价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涨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余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较少,达九百元,在公务员中亦为收入较高,以人多物贵,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务员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胁也。”。(《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5月6日)

  在国民党高级职员中,王子壮应属老老实实、奉公守法之辈,因之他的生活过得格外辛苦。不仅是唐纵、王子壮感到了生活的重压,即使是丁惟汾、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亦未能幸免:“丁(惟汾)先生生活之简,人所共知,而彼每月家用达一千八百元,以见物价之逐日增涨,有固定之收入者直无以维持生存也。”(《王子壮日记》第7册,1941年8月7日) “上月三十日晤戴先生,余询彼暑期是否去成都,彼对目前生活极为艰难,以为回家,亲友多孤寡,今并此维持彼等之费难以筹得,岂不可叹……院长地位在全国为最高,仅亚于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抗战之结果,真已使人心趋于不安之境矣。”(《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8月6日)由此观之,3年多之后戴季陶的自杀,就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绝望了。

  【“总裁”对真实情况知之甚少?】

  为缓解公教人员的生活压力,国民政府也力图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本星期一国防会决议每公务员补助三十元饭费十元房费,暂时当可作小补,以与飞涨之物价相较,实属望尘莫及也。”(《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11月22日)

  补助费外,还有实物补贴,比如大米、食盐、粮油、糖、布匹之类,“今后物资局将以大批平价物品,通过合作机构,分发于各级公务员,详情正由合作管理局与物资局共同商讨中。目前管理之物资为棉纱、布、煤、纸及其他日用品。公务员领购各项平价物品闻已拟有定项:布匹,男子每年限购二丈四尺,女子限购一丈八尺。煤每人每月拟限购五十斤。油每月限一斤半,盐每月限十一两。据关系方面称:公务员于得平价米后,再得平价日用必需品,可暂得温饱云。”(《公务员福音 可得平价日用品》,《大公报》,1942年2月20日)但物价上涨得太厉害,这些措施终究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势,蒋介石却似乎对真实情况了解不够。1943年5月7日,蒋介石对熊式辉言:“今日军心疲靡为可虑。”熊答曰:“军心、民气、官常三者俱属重要问题。关于军心,经济关系最大,此日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于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蒋则称:“师团长好者,士兵痛苦较少,并非食不能饱。”(《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并未意识到物价上涨的严重程度。“物价高了,委座不知道高到如何程度。听俞侍卫长报告,每月临时费一百五十余万元,委座大怒!叫陈希曾出大骂其不是,并将座椅打翻了,希曾喝了几杯酒,言之流泪!余主张将实情报告,给委座知道实际情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4月28日)

  但在蒋左右的某些人,却甚至以作伪手段避免蒋知道真实情况:“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如物价高涨,彼并不深知,外出购物,左右则先嘱店铺低减物价,此种作伪甚非国家之福,其尤者更利用弱点,以邀总裁之欢心。”(《王子壮日记》第8册,1943年11月12日)故“十二中全会时总裁致词有云‘我相信在坐诸位必无一人感觉生活压迫痛苦。’余闻而讶,以明彼与社会隔离远矣,左右蒙蔽之深也。现在特任官(全国不过数十人)所得每月不足万元,以五百倍物价指数计,万元只等于战前二十元,以此区区如何养生,况有事畜之责者,人口多教育费尤重耶。据余所知除孔宋少数人外莫不感生活困苦,领袖未之知也。”这必然引起其内部不平、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也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这种情形任其发展,势必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因之,何成濬、唐纵、王子壮等在日记中均多次表示这种担忧。如1940年8月14日,唐纵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抗日三年,有钱者未尝减少,且因国难而膨胀其资财。中间层以薪水为生活之士大夫阶级,因物价之上涨而日见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渐左倾,加以我政治之无能,腐化依旧,建树毫无,此在客观环境上,均于共党有利,如再过一年两年,纵敌军不深入夔门,社会亦将有巨大之变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王世杰、熊式辉、唐纵等也时有向蒋介石进言,但由于种种客观的因素及主观的牵绊,情形还是愈来愈糟。

  【保障美军供应成为难于承受之重】

  在战争后期经济陷于极端困境,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提到的原因,就是国统区的美军人数急剧增加,对他们的供应成为十分沉重的负担: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到1945年8月增至60369人。这些军队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曾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

  而中国士兵则根本吃不饱,穿不暖:“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胜震骇。”(《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7日)从宜昌前方回来的张公干对冯玉祥谈“士兵生活太苦,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盐都得不到,菜更不足谈……苦干半年尚得不到一元,加之衣食不丰,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一则下级官没有巨款与之疗治,二则兵乏分文无所购药,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4月24日)

  1941年6月,梅贻琦自重庆乘船去泸州途中,船舱“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亦。”梅等客人在“船上三餐皆为米饭,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但“兵士早九点吃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梅贻琦日记》,1941年6月5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过去读史,以为1940年代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后,只是中共根据地异常艰苦,乃集中精力开展大生产,佐以精兵简政等措施,未尝想到国民党抗日部队亦面临如此空前之困难,而且还没有类似中共的大生产运动;过去常讲美国运输大队长给蒋介石运来枪炮物资,国军是美式装备,耀武扬威,吃的是美国罐头,喝的是美国威士忌,未尝想到美国大兵之来,甚至成为抗战末期压垮国民党的最后的稻草之一。以国民政府军上述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在对日作战及对中共作战中常常处于下风,甚至大批大批转投中共,一教育、一诉苦就可以调转枪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时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决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动军政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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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09: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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