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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归国华侨

添加时间:2017-10-12 11:14:37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林卫国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在中国抗战8年的艰苦历程中,情系中华的海外华侨华人,秉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支持祖国抗战;还有数万热血华侨青年,冲破重重障碍,回国参军参战,其中许多人为国捐躯。1995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侨将军”叶飞应中国侨联之约,曾为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题词:“抗战史迹,灿烂辉煌”。

  山西是中国8年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也活跃着不少归国华侨的身影。他们舍家别业、共赴国难的义举,追求光明、浴血疆场的事迹,永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

  菲律宾归侨白刃――胸怀大志的抗大学子

  白刃,原名王寄生,原籍福建石狮,1918年生,14岁时赴南洋谋生。1935年,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湖北籍教师董冰如(原名董锄平,1922年加入中共,曾参加南昌八一起义)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教育、引导下,白刃成为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国月刊》,曾在该刊发表揭露汪精卫勾结日寇的文章。不久,当他知道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延安时,便产生了投奔延安的强烈愿望,但却苦于缺少回国旅费。1937年初,他的叔父和两位同乡筹建民生公司,准备回国开发海南岛,聘请白刃担任翻译,愿意为他负担回国旅费。白刃欣然应允。3月初,带着董冰如老师写给海南岛专员黄强的介绍信,便离开马尼拉启程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海南岛的开发被迫中断。白刃辗转于南京、上海,深感救国无门,于是回到厦门,就读集美学校初中三年级。他身在学校,内心却仍向往着延安。已经回国参加抗日工作的董冰如老师在通信中也鼓励他到延安去。1937年寒假,他回家乡探亲,耳闻目睹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事实,于是以“王爽”的笔名,写了一篇通讯《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寄给汉口的《全民周刊》,于1938年5月发表。钱东亮大发雷霆,下令严密追查,欲加害文章作者。白刃在福建无法立足,再次出走,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延安。他经汕头、九龙、广州、汉口、西安等地,一路经历了反动派阻挠、日本飞机轰炸以及吃住行方面的艰难困苦,但决心毫不动摇,终于在1938年10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被编入抗大第5大队,担任新兵队的副班长,大队长是何长工,驻扎在西北古城庆阳。不久,包括白刃在内的1000多名学员,奉命向晋东南转移。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专程赶来给大家讲话,宣布成立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校址设在晋东南。学员除了抗大第5大队以外,还有第4大队、陕大、陕北公学和安吴堡青训班的大批学员,共3000余人。

  新的战斗生活开始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同学们唱着雄壮的歌曲踏上新的征程,炽热的革命豪情驱赶走严冬的寒冷。经过2000余里的艰苦行军之后,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抵达屯留县故漳一带,开始了有规律的学习、战斗生活。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一分校第5期成立了特科营,下属化学队、工兵队和机枪队。白刃分配在化学队(共有40多名学员),驻扎在西沟村。课程主要是毒瓦斯的种类、性能、化学成分和防毒知识。当时,日寇丧心病狂地到处施放毒瓦斯,给我方造成很大的威胁,教育抗日军民认识毒气的作用和防护的办法,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时,化学队演出了一个话剧和一个大型活报剧。大型活报剧叫《天堂地狱》,是白刃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原理创作出来的,把美国、苏联和非洲人搬上了舞台。演出后,指导员找白刃谈话,说他马列主义学得不错,对当前政治形势有认识,叫他写入党申请书。不久,这个一直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归侨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军分9路围攻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学校搬到太行山上,白刃被抽到宣传队工作,其文艺特长得以充分施展。他们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活动,写标语、说快板、拉洋片、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利用一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我党主张和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队,粉碎日寇的进攻。

  1939年9月,抗大一分校第5期在太行山上举行了毕业典礼。化学队的学员分配到八路军的3个主力师。白刃被分配到115师,在司令部当参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全国解放以后,白刃没有从事化学研究,而是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员(现为副军级),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出版了《白刃小说集》、《白刃剧作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南洋漂流记》,传记文学《罗荣桓元帅纪事》,诗集《野草集》、《前进的回声》,话剧《兵临城下》(后改编为电影)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成立,白刃以其在侨界和文艺界的崇高威望,被聘为顾问。回国投身抗日战争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仍是白刃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他说:“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新加坡归侨仓夷――血沃黄土的战地记者

  仓夷,原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家境十分贫寒,父母靠喂猪、做米粉、拉车挣钱养家。仓夷从小就很懂事,热爱劳动,孝顺父母,喜欢阅读《中国历代英雄谱》之类的图书,立下“精忠报国”的宏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6岁的仓夷毅然告别父母和女友,回国参加抗日,考入了位于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该校由共产党员杜心源和杜任之分别担任政治处主任和教务处主任,是在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专门从事抗日干部培训的机构,仓夷从“民大”结业以后,先在吕梁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便开始了战地记者的艰苦生活,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救国报》和《晋察冀日报》工作。经过火线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入抗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如《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纪念连》、《反扫荡》、《幸福》、《爆炸英雄李勇》、《我死的明白》、《一个小女工》、《婚礼》、《劳动美化大地》等等。他用自己的笔当武器,无情地揭露日寇的凶残,热忱地歌颂抗日军民的英勇。他撰写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密切配合现实斗争,深受读者欢迎,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

  日本投降后,仓夷投身反内战斗争,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1946年8月上旬,仓夷奉命赴河北采访“安平事件”真相,途经大同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劫持、杀害,年仅24岁。解放后,大同县政府在他罹难的地方,修起了“优秀记者仓夷纪念碑亭”,供后人纪念缅怀。新华出版社将他的部分遗作汇集出版,取名《时代的浪花》,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马来亚归侨廖冰――新闻战线的一员女将

  廖冰,广东大埔人,生于1917年。1930年夏随父亲逃难南洋,1936年秋到马来亚怡保担任小学音乐教师。她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教学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大路歌》等革命歌曲。在《中华晨报》副刊总编辑王炎之先生的介绍下,她参加了当地的进步组织――马来亚文化协会,担任妇女部长。她深入农村兴办夜校,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群众开展反帝斗争。1938年夏,她告别亲人和战友,只身一人回国参加抗日,于7月下旬到达陕北公学分校,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又于1939年5月进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春被分配到延安《新中华报》工作。

  1942年5月,廖冰的丈夫郁文调任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她随丈夫来到山西,在《抗战日报》编辑部工作。临行前,贺龙司令员找她谈话,鼓励她勇敢地到晋西北这样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针对新参加革命的年轻小知识分子有喜欢“比”的弱点,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不要光看到你前面骑马的,还要看到你后面挑担子的。”廖冰一直将贺龙同志这番话铭刻在心中,时刻告诫自己,鞭策自己。晋西北是敌后重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根据地军民一方面要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蚕食;另一方面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问题。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她已经由一个脆弱的“南洋小姐”,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报社工作人员与根据地军民过着一样的艰苦生活。男同志坚守岗位按时出报,用新闻武器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女同志则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学习、照看小孩、就地做群众工作,撑起革命事业的“半边天”。有一个时期,廖冰和另一位同志“变工”,共同担任驻地高家村的支部书记,组织群众做军鞋、送公粮、成立担架队、转移伤病员……任务十分艰巨,但她们完成得很出色。《晋绥日报》还专门作过介绍,给予表扬。

  抗战胜利后,廖冰立即投身解放战争。1948年夏,她和战友奉命赴临汾创办《晋南日报》。1949年夏,廖冰接受新的任务,离开山西奔赴大西北。回忆往事,她深有感触地说:“是党把我从一个有真诚爱国心的华侨女孩子,培养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永远感谢党!”

  新加坡归侨谢宾元――朱德赞扬的优秀军工

  谢宾元,原名谢星,原籍广东三水,1918年出生。因生活所迫,幼年时随母亲赴新加坡谋生。他14岁便进一家机械厂当学徒,由于悟性高、肯吃苦,干了8年,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机工。九一八事变以后,谢宾元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举行的进步活动,1937年初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正式转为马共党员。1939年5月,谢宾元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号召,背着家人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返回祖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离开新加坡前,他委托好友给弟弟捎话:“我救国,你养家。”

  1941年1月,谢宾元带病坚持步行10余天,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从事兵工厂工作。他一到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便亲自到他住的窑洞来看望。总司令关切地问他:一路上好不好走!过敌人封锁线时顺利不顺利!海外华侨对抗日的态度怎么样!……。谢宾元一一作了回答。说到海外华侨的动态,谢宾元说:“大家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我在国外经常看报,还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战况呢!”朱总司令听了连声说:“好!好!好!”最后嘱咐谢宾元要安心休息,养好身体,投入新的战斗。这次士兵与将军的会面交谈虽然只有20多分钟,但谢宾元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报答首长的关怀!

  初到隐蔽在崇山峻岭中的兵工厂,面临十分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谢宾元在吃、住、行各个方面非常不习惯。他一直咬牙坚持,从不叫一声苦,不搞一点特殊。为了对付敌人的频繁“扫荡”,谢宾元和同志们还摸索、掌握了一套神速的机动战术: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把一座千人兵工厂的设备、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来,使进剿的鬼子一次次扑空,失败而归。

  谢宾元所在的梁沟兵工厂,缺乏砂轮机,要修复被磨损的车刀十分麻烦。谢宾元动脑筋,摸索到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再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1944年9月,谢宾元调到垴子沟兵工厂工作。经过20天的奋战,他就研制成功这个工厂的第一门“五○炮”。1945年4月,左权县西安弹药厂由于工具问题,生产的子弹质量过不了关,上级特意调他去领导大家攻关。他一到任,便发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优势,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试验,终于解决了工具问题。接着,他又和同志们一起钻研,最后攻克了子弹质量关。由于几天几夜没休息,劳累过度,他曾经几次昏倒。从此,这个厂开始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子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杀敌。谢宾元因而荣获了“刘伯承工厂运动”一等功。提起南洋华侨谢宾元,大家都树起大拇指说:“好样的!”

  兵工厂的领导对归侨也十分重视和关心。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些白糖,军工部长专门派通讯员步行一天,给谢宾元送来半斤。还有一次,谢宾元“打摆子”(患了疟疾),上级特地给他批了4针奎宁,治好了他的病。这些都让谢宾元倍感温馨和鼓舞。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谢宾元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从海外归来的赤子,把生命中最诚挚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1950年4月,谢宾元奉调到山西筹建太原重型机械厂。从此,他再没有离开三晋大地,一直到离休、去世。生前,在他的政治生涯里,有一件大事使他感到无限欣慰:经过履行一定手续之后,上级党组织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龄从1937年算起。他常说:“自从我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永远跟党走了!”

  印尼归侨李林――威震敌胆的巾帼英雄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这是薄一波同志为纪念归国华侨李林牺牲45周年的题词。

  李林原名李秀若,是福建龙溪人,生于1916年。14岁时,她抱着“学习本事,振兴中华”的愿望,跟随养母从印尼爪哇岛回国,先后在福建集美学校、浙江杭州女中、上海爱国女中就读。1936年春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8月,她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贾唯英告别上海,来到北平;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她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改名“李林”。在北平她就读于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积极投身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随即奔赴华北抗日的中心地带――山西太原。

  李林同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以后,立即进入牺盟会组织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成为抗日战争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批公开武装起来的抗日女战士。在这里,李林有两重身份:公开的身份是牺盟会会员(她一到军政训练班就参加了);秘密的身份是中共军政训练班特别委员会的宣传委员。后来成立了女生连(设在太原国民师范),她又兼任女生连秘密的党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李林强烈要求到前线工作,上级批准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大同牺盟中心区工作。

  李林抵达大同后,奉派担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宣传委员,并担任中共雁北工委宣传委员。她特别重视在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青年学生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散发传单、讲演、文艺演唱等方式方法,大灭敌人威风,大长民众志气,迅速打开抗日救亡局面。

  1937年9月13日,大同陷落。次日,日军又侵占怀仁县城。蒋阎守军闻风溃退,老百姓流离失所,形势十分混乱和严峻。李林撤退到代县阳明堡时,遇到中共山西省委派出的一支队伍――中共晋绥边工委,公开名义叫“牺盟会雁北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梁雷、政治主任赵仲池考虑到雁北前线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决定让她同年老体弱的同志撤回太原工作。李林则坚决要求留在前线,说:“在南洋,我们受尽了海外孤儿的屈辱,渴望祖国强大起来,好作我们华侨的靠山。我早就下定决心: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现在祖国有难,正需要我出力。我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艰难困苦算得了什么!”

  1937年11月,牺盟会雁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平鲁游击队(后改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7支队)成立了,由刘明生任队长,屈健任指导员。接着,偏关游击队(后改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也宣告成立,由1928年入党的河北籍干部王零余任队长,李林任政治主任。这两支抗日武装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苦练杀敌本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1938年5月,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奉命到绥远南部开辟新区。在麦胡图(今属内蒙古凉城县)一带,他们伏击了一支伪军骑兵,夺得50多匹战马和一些武器,用以武装自己。6月,雁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雁北第6支队,原8支队成为它的骑兵营,辖4个连,由王零余担任营长,李林担任教导员。她以极大的毅力带领战士们学会骑马作战。李林率先垂范,专挑烈马驾驭,经过无数次摔打,终于和坐骑配合默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动作,并能双手射击,施展百步穿杨的高超本领。李林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就深入农家,帮助老乡挑水、劈柴、烧火、做饭,与老乡拉家常、谈形势,为群众排忧解难。军民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有老乡领着亲人找到李林,说:“我把人交给你们,带他去打鬼子吧!”

  1939年3月,李林与续范亭参加了“秋林会议”。在会上,她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曾3次当着阎锡山的面慷慨陈词,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深入敌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打击日寇的英勇事迹,揭露旧军政人员与敌伪狼狈为奸、破坏抗日的卑劣行径。“秋林会议”以后,山西局势继续发生逆转。1939年12月,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反共高潮,发动进攻新军的“十二月政变”。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李林率领牺盟晋绥边工作委员会政卫连,配合120师雁北第6支队,奋起自卫,粉碎逆流,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

  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主革命政权,组成新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由续范亭任行署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李林受雁北人民委托出席大会,并被推选为行署委员。在第一次行署委员会议上,贺龙将军接见了李林,亲切询问她的身世和雁北对敌斗争的情况,充分肯定她的勇敢精神和领导才能。贺龙说:“一个女同志,一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归国华侨,能带领骑兵出没长城内外,大战日本鬼子,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值得大家向你学习。”

  1940年2月底,雁北军民又粉碎了日寇的第8次“围剿”,敌后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日寇对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要破坏它。1940年3月14日,日寇在平鲁张崖沟施放毒气,残酷杀害我雁北妇女救国会13名妇女干部和一部分男干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4月25日,日寇又倾巢出动,对我根据地发动了第9次“围剿”。专区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由地委军事部长姜胜任总指挥,决定向120师6支队1营活动的平鲁城下转移,集体突围。并通知驻扎在吴马营的2营,作为第一梯队,由支队长刘华香率领,向平鲁城方向移动。

  4月25日晚上,已有3个月身孕的李林和姜胜指挥着政卫连、警卫排,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和训练班学员,从吴辛寨村开始转移,半夜到达6支队3营驻地平鲁乱道沟,决定由康庄带领3营步兵连加强前锋力量,李林和姜胜率领政卫连、警卫排以及3营的骑兵连作为后卫,将机关干部和训练班学员夹在中间,朝既定方向继续前进。行进到平鲁张小峰山上,2营和3营步兵连先后遭遇敌人,经过激烈战斗,冲了过去。但后续队伍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左冲右突,未能冲出去,只好撤到东平太村暂作休整。天亮以后,各路敌军纷纷向我压来,枪炮声震耳欲聋,形势万分紧急。在这紧要关头,李林一马当先,率领骑兵连向东冲杀,引开敌人兵力;而姜胜指挥部分武装掩护机关人员,相机向西北突围。一时间,东大沟马蹄声激越,冲杀声震天。山头上的敌军指挥官果然上当,以为我军主力向东突围,急忙调集兵力围追,将李林部队团团包围起来。姜胜抓住战机,指挥政卫连、警卫排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和其他人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北方向转移而去。

  李林带领骑兵战士奋力冲杀,付出沉重的代价,冲出敌人的一层又一层包围圈。但此时,发现上当的敌人立即疯狂追击,形成新的包围圈。为了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李林再次做出舍己为人的决定:“分散突围!”她只留下两名战士,向其余战士大声喊道:“你们快朝北山突围,我们3个上东梁掩护你们!”说罢立即向村后的羚羊山猛冲,引开了敌人火力。李林自己则利用地形地貌,不断变换阵地,机智顽强地进行抵抗。一直打到太阳高高升起,敌人才弄清楚:打了半天,对手只不过是一个人!有些鬼子想冲上去活捉她,但上一个,被撂倒一个。李林毙了6个鬼子以后,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她从容地拆卸枪支,把零件抛弃,只留下一支小手枪。看见敌人靠近了,她呼地站起来,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地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喉咙,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当俘虏!

  李林牺牲后,中共中央妇委专门发了唁电,给予崇高的评价:“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自1937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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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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