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战时中国贵州抗战正文
加载分享按钮...

抗战期间名人眼中的贵阳(上)

添加时间:2017-09-13 15:10:27 来源:贵阳日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抗战时期,西南五省成为大后方,“握五省交通之枢纽”的是贵阳。流寓贵阳以及借道贵阳前往他省的文化人颇多,其中更不乏文化名人。他们在流转迁徙中,仍不忘用手中的笔墨记下、画下自己眼中的贵州贵阳,贵州贵阳也因此首次大规模地进入文化视野。

  外来的客籍文人群,同本土的本籍文人群汇合,为后人了解抗战时期的贵阳留下了宝贵的文墨。其中广为人知的,客籍的文学家有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闻一多、施蛰存、张恨水、熊佛西、端木蕻良,艺术家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厐熏琹、关山月、黄尧、董希文皆是,本籍的有陈恒安、蹇先艾、谢六逸。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

  “战前,绝大多数外省人士都未到过贵州,他们对贵州历来的了解,大抵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俗谚,以及王阳明《瘗旅文》中所写的蛮烟瘴雨。因战争流徙西南后,他们除了知道贵州的贫穷落后,还重新认识了贵州。”文史专家王尧礼先生说。

  古城面貌:新旧共处,五方杂糅

  1942年年初,作家茅盾前往重庆时路过贵阳。在贵阳停留的几天里,他看望了老朋友谢六逸,写下了散文《贵阳巡礼》。

  文章开篇,引用了两封通信,是1939年一位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太太写给她亲戚的。第一封信的大意是说,太太到贵阳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找到菜场,本地人却告知她的住处大门外就是菜场,还领着她指着一些小担贩说这就是。“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太太在信中变本加厉地写道,“贵阳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就没有两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的小。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到了第二封信里,贵阳连唯一一条的街,也因敌机的轰炸而被炸平了。这封信寄于“二四大轰炸”之后。

  三年后茅盾先生到贵阳,说这时的贵阳已和太太信中的贵阳大不一样,“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楼,有着‘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还有大玻璃窗……谁还忍心说贵阳‘土头土脑’?”

  身兼“作家、新闻学家、翻译家”诸多头衔的谢六逸先生,是于1937年底携妻儿辗转回到故乡贵阳的。刚回到家乡时,他眼中的贵阳是一脸暮气的古城:贯城河油绿的死水依然,污秽的垃圾依然;古城垣灰白色的石墙,还没有完全风化。

  短短数年间,此时的贵阳风貌虽然“新”,但也有“旧”,是新旧共处。

  谢先生同时就还说了,贵阳有最陈旧的,也有最崭新的,不知从第几世纪就用起的纸糊“粑粑灯笼”,以及最时髦的赶流行的电灯,都在城里同时出现;尤其是近几年来,任何新鲜的花样也能够搬弄出来。

  他的朋友茅盾注意到,“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验证这一说法的,是1942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中的一段文字,作者陈恒安先生提到了当时贵阳市民的衣着:“街巷所见,穿最流行之新式西装革履者有之,披风旗袍者有之,青蓝短衣裤者,草鞋布鞋者亦有之,形色不一。”

  衣着如此,建筑、店铺也是如此。诗人沙鸥写道,贵阳大街上的房屋,许多是骑楼,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但因防空的缘故,墙壁都刷黑了;贵阳新兴的商店是时代化的,和上海没有两样,本地的商店,还是保守着原样。

  贵阳风貌既有新与旧的鲜明对比,还有五方杂糅。

  茅盾先生就惊异地发现,在贵阳这座西南山城里,有着浓厚的苏浙沪气味。“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不少饭店以‘上海’或‘苏州’标明它的特性……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圆’‘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

  “据有关机关之统计,贵阳小饭馆小食堂之总数,在二三百家以上。至菜肴口味,因五方杂处,各省风味俱备。均可随个人嗜好,择其售味。”陈恒安先生写道。他还特意提及,本地食馆,本无索小费之习,给予多少,“茶房”绝不计较,自京沪饭店增多以后,“小费加一”已成为各饭店之定规。

  文化地标:科、物、书、艺“四大馆”齐聚贵阳

  谢六逸先生在贵阳招待远到来客时,时常去三个地方: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和贵州省立科学馆。按照他的说法,在“科学馆”“物产馆”“图书馆”之间招待客人,可以趁机宣扬贵阳。

  据贵州省档案馆编纂的《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一书中记载,“图书馆”于1937年正式开馆;1941年,“科技馆”成立,进行科学普及教育宣传,陈列并介绍各种标本及模型,举办科学展览会;“物产馆”创建于1941年,用于征集本省物产陈列展览,供社会人士观摩研究,谋其产品之改良发展。

  1942年,谢先生颇为遗憾地说,贵阳尚缺少一座艺术馆。他说:“我主张‘艺术有用’,如其一个地方的艺术空气衰颓不振,势将无法拯救国民道德的沦落。”于是他在贵阳各大报刊撰文倡导新建。次年,贵州省立艺术馆在科学路落成,陈恒安先生任首任馆长。

  至此,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贵州省立科学馆和贵州省立艺术馆,成为当时贵阳的四大文化地标。“老贵阳”彭鸿书先生今年83岁高龄了,他告诉记者,“艺术馆”、“图书馆”“科学馆”三大文化机构,均都位于科学路的一个大院内,也就是当今贵州省文联所在地。

  抗战期间,“文艺馆”承办的“徐悲鸿画展”轰动了筑城,所有收入用于建设图书馆。“文艺馆”馆长陈恒安先生与徐先生交好,陈先生曾送徐先生一块砚台,徐先生作梅花图相赠。其后,关山月、赵少昂、丰子恺、熊佛西、倪贻德等名家在贵阳的画展均在此举行。“文艺馆”还出版过赵元任歌曲集,举办过马思聪独奏音乐会。

  前不久过世的贵阳诗人李麦宁先生,曾著文回忆熊佛西画展的前后。1943年,李先生在桂林结识了著名戏剧家熊佛西,两人于1944年在贵阳再次相遇。“当时熊先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熊先生将身边仅有的钱购来一些笔墨纸张颜料之类,利用贵山图书馆客房的书桌画出不少的山水花鸟画卷,连同身边携带的百来幅成品画举行了个人展览。”李先生提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买画的人不少,熊先生捐助了卖画总收入的一半,作为逃难来筑文化人的救济基金。

  1944年4月13日起,在“文艺馆”展出的“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是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科学路上车水马龙。当时出版的《贵州日报》详细报道了展览日期及参展珍品的要目。展出分两期举行,第一期自4月13日至20日,第二期自21日至29日,展出的书法、名画起晋迄清,粲然大备。

  戴明贤先生新近著文,讲述了此次展出的幕后故事。原来,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珍宝为躲避战火,一路南迁、西迁,其中有八十箱文物于1938年入黔。平日里故宫国宝难得一见,在特殊时期入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陈恒安先生提议做一展出,使得黔人得见,最终有了此项盛举。

  展出前布展,戴先生写到了一处细节:“当时省立艺术馆几乎没有什么展出设施,除大件作品可悬挂墙上,需平式陈列的斗方小件,是向贵阳商家借用玻璃货柜解决。这是陈恒安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至于“图书馆”、“物产馆”,1944年10月,学者庆修先生先后参观这两馆,并写下详细的参观日记。他写道——

  “到贵州省立图书馆。经过阅览室、报章杂志和参考书室,最后到特藏室。这里面四壁悬挂着本省时贤的书画和治印,展览部分分为:一拓本,二舆图,三方志,四善本,五苗夷生活等。其中以苗夷之展览为最富趣味。所谓边胞文物陈列室,内陈列苗夷的语文注音图表,各种衣着、饰物、乐器、用具,除实物外尚有各种模型及照片,使观众对于苗夷的生活状态,可以得到明白的印象。”

  “物产馆平时陈列本省农工矿产品,展示各县市特产。第一、二两室完全是农产品及农场的作业,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贵州烟草公司在贵定和平坝所试种的美国烟叶;此外,各县也有特产的陈列,如石阡的茶叶,三都的青布,都匀的皮纸……”

  都匀的皮纸因徐悲鸿先生的认可而名声大噪。徐先生在造访贵阳的过程中发现了都匀皮纸,认为这种纸材料有韧性,吸墨性能好,最适合于他画马,他曾请托一位姓吕的朋友到都匀纸厂定做画纸,并仿照西方画纸的办法,在纸上制作悲鸿的水印暗记。

  黔地风情:山川、民族、世相,画图难足

  “抗战以前以贵州为题材的绘画,除了统称为‘百苗图’的各种少数民族图说外,我所知道的只有三家,清初黄向坚的《寻亲图册》,清中叶邹一桂的《山水观我》,清末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总共不过三十幅。”文史专家王尧礼说。这一情形在抗战之后大为改观,在他辑录的《抗战贵州图录》一书中,即收录有抗战期间流亡贵州的外省画家的贵州题材画作约三百幅。

  以诗人、学者为世人所知的闻一多先生,实则为黔地留下为数不少的画作。1938年2月19日,西南联大三百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横穿贵州赴昆明。在贵州,闻一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道:“沿途见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花木鸟兽,各式各样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饰的人,真叫我从何说起!”面对贵州这迥异于南北的景致,大诗人也觉言之不足,便图形行之于形。他兴奋地重执荒废了十多年的画笔,画了几十张速写。近年出版的《追寻至美——闻一多的美术》收入三十五张画作,其中三十三张画于贵州。

  闻先生的这批作品中,和贵阳有关的有《贵阳一角》、《黔灵山东峰》、《黔灵山脚》、《甲秀楼》,此四幅速写完成的日期均为4月1日。《清镇东山寺》、《西城桥》则作于4月5日。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西南联大学生杨式德,在当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西城桥说:“西城桥,石建,长七八十米,九孔,东望,只见散布的小山尖。闻一多先生在桥上写生。”

  以牛鼻子漫画享誉国内外的黄尧先生,也为贵阳画像。他在客居贵阳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街头所见作了一百幅漫画,每幅漫画下还题有一句图解诗,完全描绘出贵阳社会的全貌,从贵山、富水一直写到民情风俗时尚,涵盖贵阳的城郭、市井、民族、风俗、土产、古迹、气候。王尧礼先生说,黄尧之前,此前没有人对贵阳作如此全面的描绘。

  这批作品题名为《漫画贵阳》,出版于谢六逸先生主持编撰的贵阳文通数据。随后,这组作品在筑城公开展出,当时的报纸报道是:“许多外省的人们,看了他的漫画觉得意境逼真,惹人好笑;就是道地的贵阳人,对着这‘良工苦心’的作品,也会掩口葫芦了。”

  1942年,叶浅予先生在贵阳及周边县镇的苗区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让他改变了之前探索十年的、让他得享盛誉的漫画创作风格。

  贵阳的民众已见识过叶先生的漫画作品。1942年10月7日在富水路商友俱乐部举办的“叶浅予漫画展”盛况空前。画展期间,叶先生买到一份贵阳出版的《国民画报》,很感兴趣,就前去拜访,结识了画报的主编、青年画家高马得。二人一起去花溪看苗家赶场,画速写。

  “我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叶浅予也不例外,但他立马发现,“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是颠倒美丑?”从那时起,叶先生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

  找来找去,叶先生觉得应该向国画传统中的先辈们学习,其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因为贵州民族风情的美,一代大家的画风由此改变。

  画家华天谷作于1944年的《花溪全景》图,则是抗战期间流亡画家创作的贵州题材作品中尺寸最为巨大的。该图长二丈九尺,宽一尺三寸,描绘了贵阳西南郊花溪赶场天的全景,场面宏大,景物繁复,人物众多。王尧礼先生从此图中看到了碧流青山、曲桥垂柳、红亭绿阁,还有耕田的农民、出操的士兵、学习的师生、赶场的行人,各色人等千姿百态,是抗战时期贵州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

上一篇:贵州抗战时期广播事业探析(下)
下一篇:抗战期间名人眼中的贵阳(下)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3 15:12:47

贵州抗战阅读排行
本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