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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成为抗战时期重要枢纽(上)

添加时间:2017-09-13 14:24:14 来源:贵阳网-贵阳晚报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力量。

  为坚持长期抗战,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城市陆续设立办事机构,一般称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活动等。

  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为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交通站。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以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交通大动脉。同时,贵阳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与总部延安的重要枢纽。

  为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联系我国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的联系,1938年12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决定在贵阳六座碑(今民生路35号)设立八路军交通站。诸多重要战略物资从这里转运至延安,中央领导人家属经这里前往青岩避难……

  A 国内战事吃紧后方建交通站

  民生路35号,藏身贵阳闹市区,是个占地面积不过百平方米的小院,房屋仍保持着以前古朴的木质结构。老贵阳人都已不住这里,留在院内的多是外乡人。

  小院的入口,一块刻着“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的石碑,提醒着往来人群——这里曾是不凡之地。尽管对院子的历史不熟悉,但院内的住户们闲暇时还是喜欢讨论这里的过往。住在院中的张大姐指着一间木门小屋说,“周恩来住过这里。”

  这样的说法,并没得到贵阳市委党史办资深研究员王毅力的认可。他说,抗战期间周恩来没到过贵阳,不过交通站的建立确实与其有关。1938年底,武汉沦陷,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大后方贵阳建立八路军交通站,方便与延安联系。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贵州桐梓人袁超俊率人来到贵阳,在达德小学校长曾俊侯的帮助下建起交通站。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七旬老人的袁超俊用口述、记录员整理的形式,写下了回忆录——《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始末》。袁超俊回忆,交通站最先是建在达德学校操场旁的教室内,后因学校开学,教室无法久用,遂搬至位于六座碑与晋禄寺间(今民生路35号)的进步人士熊逸民家。

  在今天的小院内,还有一口不足成年人两臂长的水井,井内已干涸,长着绿色的青苔。在贵阳研究历史多年的八旬老人周诗若说,这就是当年交通站成员吃水的地方。

  B 越共领导人胡志明 曾在站内借宿

  今年85岁的李伯顺是一名退休老干部,1938年,他的奶奶就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附近卖早餐。“奶奶以前告诉我,她在交通站常见到一个身材瘦削、说着外国话的年轻人进出。”李伯顺说,奶奶向交通站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这名年轻人是越南人,名叫胡光。后来,李奶奶通过报纸上的新闻,才知道胡光就是前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当时的化名。

  《黔人抗战史话》、《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等史料中提到,当时的胡志明化名胡光,常搭乘八路军安排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间,联系越南国内党组织发展事宜。胡光住宿贵阳交通站内,交通站多次协助解决他和其他越南同志的交通费用。袁超俊是站内娱乐活动的核心人物,随便拿来一把钢锯,就能用琴弓拉出《渔光曲》、《黄水谣》伴奏,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

  当时,贵阳交通站成为八路军的大后方,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为避免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转移到贵州,很多伤员、战士家属也都通过贵阳交通站得以转移。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等人,当时就在袁超俊的安排下,在贵阳城郊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

  丁毅当年是贵阳的一名地下党党员,同时也是时任贵州省工委委员李策的妻子。

  据丁毅回忆,当年她在袁超俊的住处见过两位老人,一位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另一位便是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周懋臣很喜欢逗小孩子,徐特立则是一口湖南话,拉着站内工作人员不断说“麻烦你们了”。

  因为交通站经费不多,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菜。丁毅教炊事员买些莲花白泡在米汤里做成酸菜,然后加大蒜和干辣椒来炒,这道菜让徐特立、周懋臣等人胃口大开,纷纷称赞贵州菜好吃。

  C 上百车战略物资 安全运抵延安

  1939年2月,贵阳遭受日寇飞机轰炸,今大十字、中山路一片成为废墟。袁超俊决定在城内寻找安全之地存放物资与汽车,于是找到时任永年药号职员的宋鹤轩先生,在威清门外寻得一栋房屋,将此建成城外接待站。丁毅回忆,当时的威清门接待站什么都没有,她从家里搬来桌、椅、凳子、床板,才为接待站拼凑出家具。

  今年86岁的贵阳市民周新林介绍,他的叔叔当时是有名的木工。几名交通站内成员找到他,希望帮忙扎竹屋。叔叔跟他们来到威清门外,看见放着一大捆粗竹子。叔叔和交通站的成员将竹子劈成两半,相互扣在一起来做房瓦,其余人将竹子绑住撑起做支架。一个多星期后,简易的竹房建成,成为交通站的停车场和修理车间。

  后来,接待站成为共产党转移物质的一处中转休息站。共产党在香港购买的汽油、机油,宋庆龄在国外募捐的物资,海外华侨捐助的车辆……头天晚上到接待站,第二天凌晨就要赶紧离开,转运至重庆、延安等地。

  史料统计,仅在1939年夏季,交通站就先后转运150车的战略物资;当年冬天,又将红十字总会捐送的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安全送往了延安总部。

  D 交通站被查封 周恩来亲自交涉

  1939年底,贵阳的政治氛围逐渐紧张。1940年底,袁超俊将六座碑处租住的房屋退掉,留在站内的只剩10多个成员;1941年初,贵阳数十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捕;1941年1月21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查封……

  丁毅记得,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她在夜里偷偷跑到交通站。站内工作人员让他快走,告诉他以后不能再来,袁超俊已在周恩来安排下离开了贵阳。随后,丁毅逃往重庆。

  今年80岁的张兴民还记得,1941年1月21日,6岁的他,家住小十字附近。他与家人被一阵骚动声惊动。来到门外一看,一群穿着制服的军警将八路军交通站层层包围。几名年轻男女被背着枪的国民党兵从交通站里带上汽车,交通站被贴上了封条。他长大后去查阅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当年所见的那些人是国民党中统黔室行动队、军统黔站等部门的军警特务。

  袁超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包围行动中,国民党逮捕了7名交通站成员,查抄全部枪支弹药及物资。直到当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多番交涉,国民党才将被捕成员全部释放,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就此完成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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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3 1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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