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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及贡献(上)

添加时间:2017-09-13 11:30:26 来源:红色黔西南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八年抗战中,地处中国内陆西部的贵州,为取得抗日战争全面最后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从贵州军事地理位置、黔籍官兵出黔抗战、贵州输送抗战兵源、贵州发展战时经济、贵州发展交通建设、贵州接纳西迁等方面,对贵州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贡献进行探索,以此缅怀纪念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英雄们!

  一、特殊军事地理位置使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和抗战的大后方

  贵州简称黔或贵,位于中国大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内陆山区省份。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贵州历史悠久,贵州高原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在24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先民们在劳动中创造了贵州的史前文化。公元1413年(明永乐11年),贵州建立行省;1725—1727(清雍正3年—5年)年间,清朝廷拨四川的遵义府、湖广的五开卫和铜鼓卫入贵州,基本形成抗战时贵州的疆域。由于贵州军事地理区位特殊,建省以来,贵州一直是西连云南边疆,北接大西南,南下两广及珠三角、东进两湖及长三角的重要枢纽和要津。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南京、苏杭、武汉等大中城市相继失守,华北、华东、华中等大半个中国沦入日军铁蹄之下。国民政府面对船坚炮利、装备先进的日军,被迫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正面抗战战略,先后放弃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迁都重庆,于是,贵州重要的军事地理地位凸显,成为中国开展长期抗战的大后方和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由于贵州特殊的军事地理区位,对于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贵州是战时的重要交通线。……是重庆联结华南及东南亚的国际交通必经之地。抗战时期,在贵阳交汇的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是连接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动脉,其是否畅通,关系到抗战后方是否稳固。同时,贵州又是抗战后方通往滇缅线、滇越线及中印线的必经之地,关系着许多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通畅与否。……中印公路通车前,滇缅公路遂成为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英美等国的援华物资绝大部分都要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我国出口的农矿产品也要从这条公路运往海外。甚至苏联的援华物资也有的要经过此线转运。……第二,贵州是陪都的南大门。因贵州境内山高谷深,易守难攻,是陪都的天然屏障。……退可守,进可攻,守住贵州,就有了反攻的阵地。抗战期间的实际战况也证明,恰恰是贵州的屏障抵御着敌人,重庆才得以稳固。在1945年春中国正面战场发起反攻时,贵州也确成了反攻重要基地。第三,贵州的经济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在抗战中,贵州既是交通重要运输线,又是重要生产基地,支撑着抗战后方经济,……。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贵州地理屏障的护卫与陪都和大后方的稳固有着重要的关系。”

  二、黔籍将士抗击日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领土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以黔籍官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八年抗战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奏响了一曲曲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团结抗敌、抵御外侮的动人凯歌,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重要的贡献。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在中国八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先后就有以黔籍将士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82师、85师、102师、103师、121师、140师、新编第8师、独立第6旅、新编第28师、预备第2师、贵州补充师等11个陆军建制师浴血征战在正面抗战的各个战场。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最早牺牲在抗日前线的将军是在1932年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的滕久寿将军。据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发行刘晨主编的《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1931—1945)》一书中,列出的第一位牺牲的将领就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滕久寿将军。滕久寿于1929年由第10军(军长王天培)第29师参谋长调任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参谋长,是第10军补充到第19路军的黔军500名官兵之一。1932年1月淞沪会战打响后,吴淞要塞司令临阵辞职,对日军未作任何抵抗。紧要关头,滕久寿将军临危受命,奉命指挥和督战,他身先士卒,登上炮台,率领全体炮兵配合友军奋勇还击,屡次击败日军的凶猛进攻,最后壮烈殉国,年仅33岁。这是黔军对日作战的开始。

  在战略防御阶段,黔籍将士先后参加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迟滞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黔军第85师510团团长刘眉生(遵义人)、第103师613团团长罗熠斌(瓮安人)、102师304团团长陈蕴瑜(平坝人)等及数万将士先后在战略防御阶段血染抗日疆场。

  在战略相持阶段,黔军将士先后参加了8次重大会战,即1939年3至5月的南昌会战,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1943年的鄂西会战、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的四次长沙会战,在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殊死的搏斗,屡立奇功。第102师将士在长沙会战中,守卫新墙河防线,阻击日寇,不畏牺牲,誓与阵地共存亡,多次打退日军,用血肉之躯挡住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为长沙会战围歼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第九战区誉为“新墙河卫士”。

  在战略反攻阶段,黔军将士在滇缅会战和湘西会战中不畏牺牲,勇往直前,功勋卓著。1944年滇南松山战役,在黔军将领何绍周任中国远征军第八军军长的三个师中,就有第82师和第103师是黔籍将士。 松山一役,历时两个月零四天,共消灭日军3600余名,攻克收复松山,第八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近20000余人。“第103师是唯一以全建制投入松山战役的部队,参战官兵为5935人,伤亡3348人,伤亡率为56.4%;其中牺牲1782人,阵亡率为30%。”2当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军亲临松山前线慰问并宣读蒋介石对第八军将士的嘉奖令时,将士们心情沉重,以难堪的沉默接受这次嘉奖。湘西会战是中日最后一次大会战,黔军第121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向武冈急进的第94军第121师,与日军第58旅团两个联队和第34师团217联队展开战斗。12日晨,第121师占领资水各渡口后渡过蓼水河又向日军发起进攻,激战到下午4时,击毙日军500多人。日军第217联队和第58旅团残部在主力突破121师的围击后,向风神岩一带逃窜,结果被尾追随而来的121师与早已堵截在这一带的第5师包围,在中国军队强大的火力下,日军死亡累累,几乎寸步难行。”314日,第121师和第5师向围困的日军发起总攻,双方恶战两天,日军217联队及两个大队被全部歼灭。

  在敌后战场上,许多贵州优秀儿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在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各个敌后战场上,英勇抗敌,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黔省爱国有识之士,在大后方也纷纷行动起来,自发组织青壮年民众,支援前线,上阵杀敌。凤冈县长陈势涛,组织2500多人的“凤冈志愿兵团”,开赴湖南,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黄平120多名苗族青年自愿参军抗日,开赴湖南,参加衡阳保卫战;地处贵州边陲的黎平,侗苗有志青年自发组成600余人侗苗抗日联队,在总指挥杨标的带领下,奔赴广西抗日战场,编入张发奎战区系列。在广西抗日战场上,侗苗抗日联队面对凶恶狡猾、毫无人性、武装到牙齿的日寇,队员们抱定赴死杀敌之决心,同仇敌忾,不畏牺牲,发挥和利用其夜战优势,奋勇杀敌,屡建奇功,令日军心惊胆颤,称其为“鬼兵”、“神兵”4。

  抗战八年,贵州出征将士总人数达6396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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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13 11: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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