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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诺: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

添加时间:2017-09-06 10:25:24 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微信号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编者按:作者以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为考察对象,利用各种已刊、未刊史料,结合个体记述与群体描摹,对此干部群体在这段时间里的革命履迹、人生沉浮、进退升降做一梳理。本文出自《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6辑,有删节。赵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中共革命堪称壮阔浩荡,投身其间之革命者数量巨大,终产生相当数量的中共干部。对于这些干部的革命履迹、人生沉浮,既往已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著述予以关注。但这些成果,或以简略概述的形式谈及政治运动、重大事件前后的干部升降问题(常以对照表等形式出现),可检视特殊节点或动因对干部政治生涯之影响,却容易忽略更复杂之历史背景;或倾向于对个别人物的革命经历展开传记化阐述,具体、生动而缺乏横向参照。因故,我们至今对中共干部中,哪些人脱颖而出、哪些人四平八稳、哪些人波折沉降、哪些人脱队匿迹,均不甚了了。

  此处,笔者希望以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为考察对象,利用各种已刊、未刊史料,结合个体记述与群体描摹,对此干部群体在这段时间里的进退升降问题做一梳理。诚然,政治生命的因缘际遇常常诡谲多变、捉摸不定,本文立足点尚在史实重建。但前述遭际不同的各型干部群体有何特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有轨辙、通则可循,仍值得追索。
 

  一 形势转变与干部进退一般情形

  自抗战爆发,短短一年多时间,共产党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华北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等稳固根据地,使得中共“成为华北地区最大党,八路军也成为华北最大的军队”。

  开局于敌后乱局中落地生根自然艰难,但仍须承认由于国民党军政力量也溃退南撤、日军主力南进在华北占据个别要冲,此广阔区域虽局势纷乱却大体呈现真空状态,根据地干部在1939年之前并未遭遇严峻考验。岂料,自1939年之后,根据地的形势逐渐发生较大转变。

  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逐步转入相持阶段,日军暂停正面战场大规模攻势作战,国民政府在进行几次惨烈会战后也无力展开反击。而日军渐渐意识到中共力量对占领区域的威胁,对华北中共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形成长期、严酷的压制。同期,华北地区之国共力量在经历“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等事件后隔阂已深。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一度使国共双方在总体上呈现剑拔弩张的对抗态势。统一战线几近全面破裂的大环境自然也会影响到华北地区,太行根据地领导人李雪峰即认为当时已到了“全面内战与全面投降危机的前夜与开端”。尽管最终双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国民党方面还是强化了对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封锁,其情治系统也加强了对根据地党政军机构的侦查与渗透。国共关系的持续冷却无疑给华北根据地的外部环境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这一阶段,华北各根据地面积均大为缩小,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从占据五六十个完整的县份,到1942年中减少到只有7个完整县。同时,长期战乱使得本地农业生产力持续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晋绥根据地经济基础较差,虽非日军进攻重点却“因战争原因,1941年后面几年粮食生产都下坡严重,几乎到难以支撑”。

  在相持期如此内外形势下,华北根据地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困难时期。这种艰难时势给干部进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干部损坏问题。

  据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统计,1940年8月到1941年8月,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后,晋冀豫根据地干部队伍遭遇严重的损坏,其烈度远远高于过去几年。仅地、县、区干部“牺牲”一项,一年时间内共有57个干部牺牲,被捕后亡故者23人,病故者33人。在1940年8月的组织报告中,三项数据加在一起才34人。

  在中共有关干部损坏数字统计中占大部的并非牺牲或病殁,更多所谓“损坏”的干部是那些投敌叛变、动摇逃跑、消沉回家、贪污腐化被开除的干部,这些干部中有部分人后来又归队了,但大部分人还是从此与革命队伍作别。

  抗战相持期里某地区干部损坏严重特别是出现较大范围叛变行为,常会给此区整个干部群体的进退带来严重、持续之影响。地处山东根据地与冀鲁豫、晋冀豫根据地交界地带的冀鲁边地区军政组织几陷垮塌(冀鲁边军区成立时3个军分区6位军政主官两年多有5位牺牲、邢仁甫事件)。

  当然,面对严峻的困难,动摇逃跑、消沉回家的干部自然数量更大。

  形势紧绷、干部损坏对华北根据地干部队伍本已大体成型的总体结构形成了严重冲击。种种情形造成的后果即是在严峻形势的挑战下整个干部队伍却一度有“头重脚轻腹中空”的倾向。干部队伍的调整、补充自然势在必行。

  如此情形似应大量提拔补充干部,但中共中央倡导之“精兵简政”方针对此多少有些影响。在根据地缩小、供给紧张情况下,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自然没错,最初也非专意因应前述干部结构问题,但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仍是其中一项重要考量。晋西北区在精兵简政过程中即压缩了超过半数之脱产工作人员,分局一级机关中有大约超过30%的干部被降职安排,超过15%的干部被下派到地、县机关。这种做法的确有利于“精兵简政”,却也带来干部对个人前途的失意乃至悲观。

  于是,在形势转变后出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干部严重损坏造成基层岗位缺额巨大,给予基层干部更多上升机遇,但精兵简政带来县级以上党政军群机关里机构、编制收缩,又直接或间接抑制了干部走向中层以上领导岗位的上升机会。这与后来整风运动中干部群体内的矛盾产生关联。
 

  二 轻重之间:忠诚度与能力

  对于欲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且组织严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忠诚度必然是干部任用的核心标准。一般来说,叛变、通敌之类的不忠行为,往往会遭遇极为严厉的惩戒和制裁,因为党内干部一旦有此类行为,会给组织带来极大的损失。比如,对一些投敌做汉奸并出卖同志的前中共干部,地方党会把他们放到锄奸目标清单的最前列,常常不惜代价寻机处决。不过,在日常工作中,只要不涉及“叛变”等问题,“忠诚度”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考核的标准,判断一个干部是不是足够忠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是随意性。

  面对这样的实践环节的操作难题,中共有其富有特色的一套办法,即审查干部(简称审干)。华北各根据地孕育期,中共领导层也曾要求做好审干工作。但主要还是频繁鼓励各根据地改变关门主义倾向。在抗战相持阶段内外形势日益趋向严峻之时,中共决意在干部工作上突出忠诚度问题,开展整党审干。

  从1939年后半年到1941年,尽管因战争影响并未形成后来整风运动那样的一致行动,但华北各根据地大多还是先后进行了短促、有力之整党活动(有的根据地称整顿支部),审干则以隐秘方式同期进行。由于此次整党审干采取外宽内严之组织处理方式,而未与群众运动形式相结合,所以较少受研究者关注。

  从审查对象上看,根据地内各级、各机关中的干部统统在内。审查次序主要是自上而下、逐级层层审查,党政军群各系统干部均无例外。审查的标准原则上是丰富全面的,包括阶级出身、个人历史、能力水平、日常表现等诸多方面,但实际操作中则主要指向干部的“政治忠诚”问题。

  因此,审干中首先审的是一批层级较高的老干部。从赖若愚、顾卓新、赵仲池三个人的例子(具体从略)可以看出,忠诚度毫无疑问是审干的核心指向。无论顾、赵二人是否真有变节问题,个人历史不清的疑点本身并非捏造。对党组织而言,敌我斗争气氛渐浓后,在不能弄清全部事实的情况之下,选择宁苛勿纵的政治审查标准,在逻辑上亦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做法往往会产生较多副作用,对干部个人的政治发展和精神状态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受到审干冲击的绝不只是个别高级干部。仅据冀鲁豫根据地在1941年3月不完全统计,已在审干中发现“不合入党手续的156人,失掉关系或脱离过党的18人,参加其他团体(三青、复兴、会门)80人”。对这些干部的处理办法是“缩短党龄18人,警告14人,留党察看115人,停止党籍6人,劝告出党1人,开除39人”。在这些被处理的干部中有县级干部18人,区级49人,村级89人。

  对这些因“忠诚度问题”受到处分或怀疑的干部,另一个重要的安排方式是送党校去学习。

  除停职学习,还有部分干部被动“转岗”。举例来说,部分党务、武装工作干部被调去从事财经工作常常是因为在审干中发现“疑点”,被认为不适合再担任要职,而被调去工商局、企业了。

  当然,深挖忠诚度之类极具主观色彩的问题,自然难免中共屡纠屡犯之偏误。在狠抓不忠干部的审干之大方针下,又与“肃托”“反奸”等其他因素相纠葛,华北根据地不少地方发生了过激事件。“湖西肃托”并非孤立个案。

  “忠诚度问题”不仅仅触发于审干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有一批干部曾经被日伪军捕去或俘虏,尽管部分干部最终牺牲,还是有不少干部后来逃脱或者被释放。具有此类经历的干部与过去那些“出狱干部”一样,会遭遇组织的怀疑和审查。

  在平日里,“忠诚度”还是容易变成“忠厚老实”之类的泛泛说辞,有时甚至蜕化为对领导个人之忠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忠诚度”是个前提,在某种特殊条件或特殊时段里予以检验。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只要不触发重大政治红线,能够实实在在核验干部的标准还是“工作能力”,尤其是在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之后。

  尽管能力的指向并不唯一,但在诸多方面的能力中,各根据地党最看重的是“独立工作”能力。既然能力强者上升,自然会有被认为能力不足的干部遭遇降黜。

  工作能力不仅是经验和智慧的外化,也是体力、热情的体现。有时候,干部本身或许并非能力薄弱,但依然可能因工作成绩不佳或严重失误而被党组织视为能力不足。
 

  三 成分问题的虚与实

  中共一直并未放弃对干部队伍阶级属性的强调。那么,在抗战相持期,干部的成分依然对个人在组织内的进退升降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段、不同范围常常有虚有实。

  在1938年春夏组织大发展热潮前,不少地方党组织在组织发展、干部提拔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一度出现所谓关门主义倾向。但此后在中央及各级领导机构推动下,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大量吸收党员、提拔干部。矫枉过正之形势下,许多地方不再注意成分来历,党员干部的成分自然越发复杂起来。

  在“统战”的背景下,初来乍到的共产党人并没在群众运动中提出多少阶级斗争口号。面对改善民生、合理负担等短期措施或局部之群众运动,地富阶层似乎也尚能勉强接受。但到1939年、1940年之后,政权改造、借粮运动乃及后来的减租减息对根据地的地富阶层已刺激强烈。国共间日益激烈的“摩擦”问题,也让共产党人同与国民党敌后力量存在联系的部分“地富分子”隔阂更深。这样一来,地富出身的干部越来越被党组织视为必须清除的“坏成分”。

  如果说前节叙及的各根据地先后展开的审干主要针对中上层干部,那么整党则围绕着成分问题,对基层区村干部形成不同程度的洗刷。从1940年4月到1940年8月,4个月里晋冀豫根据地减少了1/3党员,清洗数量近万,这显然属于非常规的、迅疾的组织收缩。

  党员人数陡降对地方党的组织实力自然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因村干部原来多为富农、中农出身的党员,在整党后几乎被洗刷大半,大量支部因群龙无首而陷于瘫痪。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党内清洗对基层干部的心理也造成负面影响,即便是贫雇农都一度不愿意出来担任干部。

  初读史料,容易感觉整党对区级干部队伍影响较小,因为在当时形成的各种报告或总结中绝少提到分区级干部的具体整顿情况。但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在论及分委干部现状时提到:“现在分委绝大多数都是在整党工作期间勉强提拔起来的,他们成分与工作积极性都很好的,但是能力却很弱。”如此看来,分级干部群体的构成情况应发生较大变革。

  如对比一下1939年10月和1940年8月晋东、冀西两地区委干部党龄状况,不难发现1940年8月时这两个地区的区级干部恐怕已与1939年10月时的那一群人有较大区别,在未有大面积提拔的情况下,应有相当数量的分委干部在整党中可能遭遇了降级、撤职、洗刷。

  清理“坏成分”的同时,自然也需要提拔一些成分好的干部。在1939年底强调巩固组织到整党审干这一段时间里,结合群众运动,华北各根据地里很多出身好的农民干部获得了抗战以来最佳的上升机遇期。

  不过,1942年之后由于敌情严重、经济困窘,根据地党组织已普遍发现之前提拔的这一批农民干部能力不足以应付紧迫局势,因此在日常基层干部选用过程中又放宽了干部成分的准入门槛,但吸纳规模比抗战初则要小了不少。

  依据笔者对华北5个根据地10个县1939年至1945年区委书记、区长任职变动情况做的粗略统计,可以大致印证这样一个趋势。

  应该说,此一时期,对基层干部的成分问题,中共的政策执行其实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对“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成分”一般是采取阶段性组织洗刷的办法。对于这些成分不好的干部,其主要政治风险还是某个时段集中开展的组织整理活动,一旦能在整党审干中过关,成分问题似乎又会被搁置一段时间。但总的来看,进入抗战相持期后,虚虚实实间仍是以抓实为主要导向,中共对基层干部成分问题的把控还是在波动中趋于紧缩,成分不好的干部的精神负累也趋于增重,与后来的历史轨辙终形成顺接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样成分的干部更容易获得升迁呢?

  在华北根据地开辟阶段,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地人,最早的一批干部多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干部,多是家庭条件较好的知识分子。除此类拓荒型干部,其余上升较快的多是中农出身的但也有一定文化的干部(多具有小学、初中学历),那些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则更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挫折。而中途回家脱离革命者也多是中农、贫农出身的干部。如此看来,工农出身的干部总体上上升空间较小,故他们在基层往往较早遇到瓶颈;但部分工农干部的优秀分子一旦走上一定层次的领导岗位,则可能因出身优势而更容易获得上升机会。

  必须说明的是,在成分问题上的暧昧主要还是针对中层及以上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划成分时引入“知识分子”这个“参数”,成分划分其实成了一个双重标准,知识分子干部似乎与其家庭出身进行了组织层面的切割。在组织工作的实操层面看,中共在这一时期已经在干部鉴定表中开始分列干部的“出身”与“成分”(和苏共不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党组织对某些中高级干部修改、隐瞒成分的问题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根本上讲,在干部问题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虚”,其实是中共与自身干部实况的妥协。

  当然,成分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份属性问题,而与干部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直接的纠葛。因此,中共的这种“虚”仍是有限度的。
 

  余论

  因建立、巩固之具体机缘不同,抗战时华北各根据地的干部来源各有特点,但从人际网络层面仍有可贯通理解之处。如华北地区主要的五块根据地中,除山东根据地外,晋察冀、晋冀豫(后分太行、太岳)、晋绥、冀鲁豫的地方干部群体均主要由原平津、河北地下党干部主导。既往论者常简单强调这些领导人与刘少奇之私人关系,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准确。

  此部分高级干部的最大交集在于他们基本都是1934年后中共在白区力量恢复期里逐步崛起的党内新秀,在前期相对边缘的位置让他们与此前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牵涉较少,身上的历史包袱较轻;而北方地下党的经历也让他们在思想上受苏维埃时期“左”倾思维惯性影响相对较少,这让他们多可以轻装上阵适应革命之新形势,并形成较深之战斗情谊。各根据地领导层也有其他重要领导人,但以上这批平津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仍是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的根本核心,多成为此后20年华北、中南、西南地区诸多省份的主要党政负责人,佼佼者则跻身中央领导之列。而华北根据地高层干部基本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群体组建起来的,形成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人际网络。不得不承认,到抗战相持期,一批与此群体关系较远的老资格的农运、工运领袖,政治地位均有明显沉降,前述这批干部在华北根据地已全面主政,各根据地后起的政治新星基本均是与此有深度关联的人物。当然,对此格局的理解不能过于固化,到一般地委级干部和县级干部层面,特别是广大本地干部群体中,则有更多因素制约他们的政治沉浮。比如,这突出地体现在晋冀豫根据地县级干部的“产地”状况上(具体论述从略)。应该说,“产地”的非均衡分布,其实很大程度上仍是人际网络对干部升降制约作用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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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9-06 10: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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