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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斗争

添加时间:2017-07-10 09:38:26 来源:房天下博客刘庆礼 作者:刘庆礼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斗争

刘庆礼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石家庄 050031)

  【摘 要】粮食在战争期间决定着战争双方的胜败,因此成为争夺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华北的日寇为实现“以战养战”,疯狂的掠夺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粮食。为了粉碎敌人对粮食的掠夺和破坏,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运用多种方式同敌人展开了粮食战。

  【关键词】华北抗日根据地;粮食斗争;调剂;专卖

  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敌后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包括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等战略区(1941年,冀鲁豫合并到晋冀豫,称晋冀鲁豫),总面积约33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8300余万,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开创、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斗争,其中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尤为尖锐、复杂,而粮食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这条战线斗争的焦点。粮食斗争牵动着全局、影响着全局,决定着与敌斗争的成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曾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2/3。掌握住粮食是抗日根据地重要战略问题之一”。[1]正因为粮食问题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敌人的抢粮和我们的反抢粮斗争,呈现出残酷、持久和反复的特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后盾,运用多种方式,与敌人展开了粮食战,取得了伟大胜利。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敌人就开始了抢粮活动。从1941年起,敌人推行“紧急粮食对策”,更加疯狂地在华北抢劫粮食。这是因为:当时华北敌占区发生了空前“粮荒”,北平、天津“粮食奇缺”,“米像珠子一般稀少”;日本在华北战场40万人以上的给养,自1941年秋季起,即全部取自华北沦陷区;敌人加紧抢粮,“一方面是为解决自身粮食困难,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把粮食统制起来,使群众无法供给抗日军的粮食”。[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长,战争消耗增大,为了在华北建设成所谓的“大东亚兵战基地”,加紧了对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掠夺。敌人为了把粮食抢到手,首先制定了抢粮计划。据缴获的敌伪文件证明:“远在五次治运之前 (指1942年前— 作者注),已拟定在华北抢粮二千万担,作为此次治运中心内容之一”。[3]“敌寇每年不惜花费二三百万元在华北各地建筑大的粮食库数百所,每所的容量象河北邯郸、廊坊、唐山、保定、石门等都在六千到一万二千石不等” [4];敌人每次在大规模的抢粮行动之前都大造“抢粮有理”论。他们动员一切宣传机器和人员,从敌伪报纸、杂志、广播到举行各种会议,从动员伪记者、伪政权人员,到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一齐到农村进行宣传;敌人利用一切伪组织力量推动抢粮。如以政府系统传达政令,分配缴粮任务; 以新民会动员民众保证完成任务;以敌伪军警宪特作后盾,掩蔽、帮助抢粮;此外还派“经济督察专员”、“督促班”、“收买班”等进行督促检查[5];敌人根据各种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抢粮方法。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主要采用灌仓征收购买等办法;在根据地敌人主要采取抢劫的方法,就是公开明火挟社,包围村庄,闯入民户,刨窑挖洞,一劫而空。例如对根据地的边沿区,敌人或者事先规定每50户以上村庄交粮150石到200石,如有不从或数额不足,即遭最残酷的报复;或者强迫敌占区同胞编成“抢粮队”、“镰刀队”、“运输队”等伴随武装保护到那里抢粮。对根据地腹地,敌人往往采用偷袭的办法,如在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经常夜间围村,拂晓抢劫,每次出动胁带众多民夫、车辆等,每到一村,驻扎3天5天,或走而复来,往返数次,轮番清剿。在太行、太岳山区,集中优势兵力,几路围攻,驱赶大批脚夫、毛驴等蝎泽而渔,一切“粮食、鸡鸭、被褥”等物,都在“抢劫之例”。在某些偏僻小庄小沟,或因我军之狙击不能运输时,则将搜得发掘的粮食“悉数焚毁”。

  敌人的抢粮行动,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威胁,正如邓小平所说:“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摧毁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摧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6]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为了打击敌人对粮食的掠夺和破坏,采取各种行动来保卫粮食,同敌人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粮食战。

  (一)人民军队对敌人抢粮进行坚决反击。在1940年保卫麦收中,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温塘、洪子店的战斗进行了将近一星期,“击溃侵犯之敌1500余人,毙敌近500,敌运走尸首35辆汽车”,从而给抢麦之敌以重大打击,保卫了滹沱河两岸的麦收;西线高洪口的战斗,“我军于24日将进犯之敌300余名包围,并分头截击援敌,毙伤敌160余名,使敌不敢向东深入” [7];东线唐县、曲阳一带,我军不但给抢麦敌人以强烈的打击,而且乘敌后方空虚冲进了唐县、曲阳县城。在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等根据地,每当夏收和秋收季节,八路军就动员起来,阻击和消灭抢粮的敌人。在反“扫荡”中,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也互相配合,歼灭敌人,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老百姓坚壁清野和转移粮食,这些活动都大大减少了根据地粮食的损失。

  (二)男女老少齐上阵,快收、快打、快藏。冀中区的赵贵村麦熟以后,敌人要抢麦子,全村老乡着急之余,想出了大拨工的办法。村委会把全村的整半劳力、畜力进行了详细登记,都组织起来,计整劳力107人,50头牲口,分成23组,各组都选出生产能手当组长。在收获中,村生产委员会和变工队对全村麦子亩数、劳力都是统一掌握指挥,谁家先熟,就先给谁家割,哪组先到,就先下手,不浪费一点劳力。割、收、运、打、藏详细分工,儿童也不闲着。游击小组上山警戒,同样记工。由于充分利用了全村的人力畜力,并解决了报酬问题,所以大大加快了收获的速度,“去年一个劳力一天只能割八、九分地,今年一人一天就割1亩7分;往年得半月功夫,今年两天半就完成了。” [8] 1943年秋,敌人扫荡北岳区,发誓要抢阜平沙河滩的稻,当时军民喊着:“抢回沙河稻,饿死老洋鬼”。河岸村村都动员,阜平县委书记和农会主任亲自动手,组织起来分成班、队和大队,选出负责人,规定纪律,连夜出去干活。结果,“9774亩抢回来8245亩,而且收了就打就坚壁,坚壁了又种麦”。 [9]在其他根据地,也采取了类似的形式,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庄稼的收获,降低了被敌人抢夺的程度。

  (三)分散埋藏粮食,阻止敌人掠夺和破坏。日军在“扫荡”中大量焚毁、抢劫根据地粮食。例如1940年对晋察冀根据地的一次“扫荡”中,仅平山一县敌人就烧毁粮食10万石;1942年9月,敌对北岳区的“毁灭扫荡”中,共抢走粮食29万余石。根据地便依靠和发动群众,保护粮食。除了留下一定数量的粮食使用外,不论公私粮食,一经到手,根据地政府便组织群众进行埋藏。经过多次实践,根据地埋藏粮食形成了鲜明特色。首先是分散,如晋冀鲁豫各级政府在埋粮中,要求各村“分组储藏和保管,一个地点空洞不能超过100石,一般应以一二十或三四十石为标准”。其次是保守秘密。藏粮前,各地进行肃奸活动,这样杜绝走漏消息。埋藏时一般在夜间进行,并有民兵在附近站岗放哨,禁绝外人观看。再次是埋藏的地点远离大道,远离村庄, 一般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如沙岭、树丛、墓地和河堤等。最后是埋藏方法比较科学,埋藏深度适宜,防止潮湿腐烂。通过有效藏粮,减少了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减少了粮食损失。

  (四)实行粮食专(公)卖和调剂。 在战争环境中因受战争影响的程度不同及生产上的差异,各地粮食生产量极不一致。且因军队往来不定,对吃粮亦不平均。驻军多的地区粮食消费即多,驻军少的地区消费极少。山东根据地为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实行了粮食审查、划定供给区与消费区、实行粮食公卖等调剂办法。并组织粮商,举办食粮运输供销合作社,由政府在贷款、运输、保护等方面给以种种协助,以调剂有无,平衡供需。太行区则实行粮食专卖,为协调对外出口,使根据地内粮价平稳,不致囤积和走私,在灾区和缺粮地区根据可能掌握的粮食资源,确定调剂的总量,然后按照土地、人口多少、生活困难程度、收成好坏等项内容确定缺粮调剂指标,并按照粮本规定数量购粮。在晋察冀根据地则组织规模较大的运粮活动,将产粮较多的冀中区的粮食运到边区政府和驻扎军队较多的北岳区。“从1940年7月开始,经常是大车数百辆,在八路军和民兵的武装掩护下,往返驰骋于敌人的交通线上。经过4个月的战斗,完成了1100万斤的粮食运输。”“11月以后,敌人挖沟修墙,大车无法通行,边区就组织大量人力背运,6个月内,继续完成800万斤粮食的运输。” [10]

  (五)严禁粮食出口。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开始时,为保证粮食供应和打击敌人掠夺粮食,规定了严禁粮食出口。1937年2月,晋察冀边区发布了《边委会禁粮出境通令》,严厉规定:“倘有奸宄之徒,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有运粮资敌从中渔利情事,除准将粮食全数没收外,并以汉奸论罪!”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委会又发布了《边区为发展禁止粮食资敌规定六项紧急措施》,决定“划定封锁沟内5里至10里为缉私线,缉私线上的粮食只准运入巩固区,不准运出封锁沟”,对于奸商走私粮食,规定“奸商走私粮食出口在2石以上者,处死刑。”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1942年4月也规定:“在边区村庄制定警戒封锁线,凡在此线内往外运输之粮食,一律阻挡扣留;将边区村庄之粮商小贩由区村政权负责登记,并经常注意监督,以防其偷运粮食出境;无政府之登记证及运销证而确系资敌者,应将其粮食全部没收充公。” [11] 冀鲁豫行署,在1942年的通令中规定,“对敌占区人民,来根据地购买粮食,以2市斗为限,查有资敌情事则禁止,超过2市斗以上部分一律没收,对查获没收之粮食除提奖外,其余部分折价充作公粮。” [12]在抗日根据地法规的巨大震慑和人民的积极配合下,粮食外流得到了有效遏制。

  (六)鼓励粮食入口。根据地政府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敌占区粮商把粮食贩运到根据地来,如山东根据地规定:“凡从敌占区运往我根据地内之粮食,抗日民主政府、群众团体及当地驻军应予以通行证,使其畅通无阻;从敌占区运往我根据地内之粮食,不受任何限制,不交关税,政府粮食部门得予以各方面之帮助。如倾销不完时,政府可按市价收买。” [13]其他根据地也给予了类似的优惠。政府的鼓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太行区1942年冬季灾荒严重时,从敌占区吸收了20万石粮食。

  (七)粮食战与货币斗争相结合。太行区根据东西两地粮价不平衡的情况,在西线,使用大量伪币购粮的同时,拿出一部分伪币高价购买根据地本币(冀钞),促使西部伪币粮价上涨,币值下跌,冀钞粮价下降,币值高于东部冀钞。当冀钞币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随即抛出大量冀钞收购粮食,此时,群众愿意以粮食换冀钞,而拒用伪钞,使我方在购粮斗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在东线,抛出大量伪币购买粮食,促使粮价上涨。当粮食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再将由西线购进的粮食运到东线出售,但只要冀钞,拒收伪币,并在保持一定利润的情况下,逐步降低粮食售价,促使伪钞币值下跌,冀钞币值上升。此时,人们为了购买粮食,势必拿出伪币换取冀钞,使我方得以较低的代价吸收大量的外汇(伪币),充分发挥了货币在粮食战中的杠杆作用。在西线能更好地掌握粮食资源,打击敌人掠夺粮食的计划;在东线既获得了利润,又打击了伪币,提高了冀钞的声誉,扩大了它的流通范围。这样,根据地不仅取得了粮食斗争和货币斗争的主动权,而且由于手中有粮,敌占区的商人,甚至日商和敌伪军官为了发财都与我方争做生意,这又为根据地打破敌伪的封锁,换取根据地急需的食盐、棉花、布匹、医药等物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结语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机智灵活的运用多种方式,沉重打击了日寇大规模抢粮的企图,挫败了敌人困死、饿死根据地军民的阴谋,为保障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证明,只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参考文献:

  [1]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240.

  [2]解放日报.1942-2-13.

  [3][4]解放日报.1945-11-18.

  [5]戎伍胜.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和办法.1943-6-1.

  [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7]抗敌报.1940-7-5.

  [8][9]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629,740.

  [10] [12]魏宏运、左志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189,189

  [11] [13]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35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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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10 09: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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